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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你的宝贝】 父亲的遗物 女儿的思念 小灯
我的父亲吴荻舟是福建龙岩人,生于1907年,1992年去世。 1991年10月9日,父亲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嘱咐哥哥把信给我和妹妹看。在信中,他提醒我们:“一个人一定要做点于国家、民族、世界人类有益的事。如果只想到自己如何过的舒服,不想到别人,不想到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前途,那还是像世界最有钱的人,养好了,享尽了,像一个最可怜的穷叫花子一样死去,烂掉!当然,我们做了事,也烂掉!可不同,至少我们死前回想起来,总是在新旧世界转化这个伟大的、从个人‘幸福’,转化众人(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伟大的事业中,做了一点事,吃了苦、冒过险而平静地死去。哪怕这事业要一百年、几百年才能完成!” 我觉得,这段话浓缩概括了父亲参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辈子的心路历程,他是求仁得仁,没有辜负时代。看了我在连趣网连载的纪实文学『芦荡小舟的故事』,朋友们也会同感。
我手上父亲最早期的一张照片
父亲在家乡福建龙岩上高中的时候,正值北伐时期,他积极投入集会宣传,编写油印小报,为北伐结束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统一中国的目的心驰神往;在上海半工半读上大学的时候,他写过小说在《拓荒者》(蒋光慈主编)、《新地》(鲁迅主编)月刊上发表,反映他目睹的劳苦大众贫困生活,并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并于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在一次参加筹备劳动节集会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他被囚在国民党的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近8年,期间自学数门外语以及大量阅读,一些大学老师也被关在同一监狱。1937年(30岁)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提前获释后,在上海做过校对「胡适文存」的工作,为一套抗日宣传丛书撰文,写过抗日的电影文学剧本。后来参与组建「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捐出稿费作为活动经费,率团赴江、浙、皖宣传抗日。 这张照片就是1938年在安徽舒城照的,背后写着“寄给母亲”,但我估计没有寄出,否则不会传到我手里。想到这里挺心酸,父亲离家后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在舒城,父亲认识了我的母亲张佩华,他们离开舒城到了武汉,父亲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委任(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带领一支文化宣传队伍(抗宣一队、后改名为演剧七队)跋涉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宣传、鼓动和慰劳主战场抗战军民,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父母在长沙岳麓山的合影
1938年,父母新婚后立即投入抗日,抗宣一队到了长沙,赶上历史上著名的长沙大火,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大火的善后工作。父亲回顾说:“周恩来发现我们由于痛恨蒋介石火烧长沙,写标语、出墙报不愿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毛泽东提出的口号)。他严肃耐心地说:拥护是有前提的。‘抗战到底’便是前提。蒋介石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国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还讲抗战,又枪毙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拨款救济灾民……对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嘛。经过周恩来的教导,大家才深刻理解这条标语的用意。” 1945年父母在周恩来指示下撤退到香港,并辗转东南亚,以海外华人为对象,做反内战、建立新中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后来又回到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香港发生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如策动云南起义、龙云回归;香港招商局起义、护产;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两航)起义、护产;护送海外爱国人士回国等,他都起了重要作用。
父亲在香港招商局起义当天码头附近的照片
之后父亲作为中共在香港负责人之一,作为香港『文汇报』社长,领导统筹统一战线和交通、新闻、文化界的建设。在直接与香港市民息息相关的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中,负责后勤协调保障,努力为落实北京「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针建立组织基础和舆论阵地。1962年他被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
父亲的录音带
在这两盘录音带里,父亲回顾了他在香港工作的情形。他说他做《文汇报》社长期间,正是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报道“亩产放卫星”,《文汇报》也用过新华社的通稿,但是父亲有机会去广州郊区参观“卫星田”,他亲手去翻弄白薯藤,发现是把几亩地的白薯堆在一起造假,决定『文汇报』不再做此类失实报道。 这种录音带还是微型录音机用的,两年前发现旧的录音机坏了,我非常紧张,怕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后来我终于在网上找到一部二手微型录音机,还请人把录音带做成电子档,CD,三重保险收藏。
1950年代父亲在香港
1959年一次整风的两本记录
父亲的四清日记和速写
1964-65年父亲去江苏句容参加四清工作,他用几个笔记本记录了农村情况、四清情况,还画了多幅速写。他笔下的村庄恬静朴素,寥寥几笔,反映出他对生活和对劳动人民的温情。當一些人唯恐查不出壞分子、交不了差,擴大打擊面的時候,他幫助已經被打成壞分子的農民查清事實翻案,自己落得“右傾”,受到批判。他把自己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放在一边,谨慎把握,没有在四清中打击干部群众,实实在在为当地农村做好事,比如改造水利工程等。
父亲记录香港问题的笔记
干校日记
1967年(60岁)父亲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与“极左”意见不一,被停职,后来更戴上“叛徒”、“特务”、“国民党反动别动队”、“假党员”和“走资派”五顶帽子,开始长达13年的政治审查。1969年(62岁)下放宁夏平罗国务院系统干校。这是他写的干校日记,有1430页。我看到在繁重的劳动之外,他还要接受批判,专案组多次要他认罪,签名结案,但是他认为他们做的审查结论不符合事实,拒绝签名,审查一拖再拖,最后宣布他没有任何问题。 1978年“平反”后,父亲调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参与戏剧界拨乱反正,为创刊『中国戏剧年鉴』,他不仅指导年鉴体例的设计思路,联系专家学者,甚至亲自联系广告,为年鉴能够长期出版建立经济基础;1988年确认他1930年入党的事实;1992年7月26日病故,享年85岁。
父亲在七十年代
父亲在1980年代
父母曾经重走许多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最后一次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老同事合影,许多人已经作古
母亲在卧床不起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几次说:“爸爸来接我了”,他们相濡以沫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他们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晒宝,道不尽怀念他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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