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严重缺陷：服务专制主义 没发展出科学

周罁

本文选自《书屋》2013年第二期，作者李工，原题：《周易》研究的三大盲区

方兴未艾的传统文化热中，各种“国学”讲座竞相出现，且从神圣的大学殿堂走向了世俗的民间社会，一些学者以“国学大师” 的身份，纷纷亮相名目繁多的各种讲座。其中的《周易》讲座最受人们青睐。笔者近年来在省内外听过二十余场《周易》讲座，目睹了“听者云集，座无虚席”的盛况。

讲座的题目都是十分吸引人的：《〈周易〉与市场预测》，《〈周易〉与人生命运》，《〈周易〉与科学发展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文化的根元》，《科学思想的活水源头》等等。这些讲座看上去声名显赫各有特点，实际上听听，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前人的说法，除了叙述中夹杂一些现代用语外，并无任何新意，更谈不上什么学术创见。为了“古为今用”，讲演人大都竭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将远古先人的占卜之术，穿凿附会成了市场经济社会里的“预测科学”。在对《周易》的推崇备至中，讲演人说得神乎其神，很能唬住听众，也很让人怀疑。这些说法，为了耸人听闻，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曾因远离常识的立场吃尽了苦头。于是觉得，《周易》讲座中那些无视常识的说法，一旦谬种流传，贻害无穷。所以，很有必要把一些被讲座忽视了的常识列举出来，以说明这些讲座言过其实。构成中国历史的这些常识，无法佐证《周易》里有那么多深奥的哲学内涵和丰富的科学意义。

换言之，中国几千年的史实告诉我们，被称为“中国文化根元”的《周易》，没有在哲学上和科学上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多少积极的影响，没有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发挥过推动作用，甚至没有为中国人的生存提供有实践意义的指导。希望本文列举的这些“常识”，能在时下光怪陆离的《周易》讲座中以正视听，恢复《周易》不过是古人占卜用书的本来面目。

不动如山

周罁

1.目前社会上风行的《周易》讲座，都认为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是中国文化的根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思想”，“是一座蕴含了无穷智慧的哲学宝库”，“是六经之首，领中国文化三千年的风骚”。《周易》在讲座中成了包罗万象的“哲学大全”了。

然而众所周知，逻辑学是哲学的第一要义——恰恰这个哲学最重要的方面，在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竟告阙如，不管是居庙堂之上的儒家，还是遍及学界的墨、法、道、释，都没有发展出逻辑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严重的缺陷之一。也就是说，作为“中国文化根元”的《周易》，虽经历代硕学大儒的精心研究，可谓皓首穷经，却始终无人从中探究出逻辑学。《周易》缺了逻辑学，便没有了完整的哲学意义，谈什么“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哲学宝库”呢？许多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

逻辑学最讲究概念清晰，只有清晰的概念，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这个道理，连今日的初中生都懂得。然而读《周易》可以看到，不少概念模糊不清，虽包罗万象却大而无当。这些概念由于不着边际，无法运用到实处。在实际问题面前，这些概念显得诡秘难测、莫衷一是，呈现出“怎么说都有理”的所谓辩证特性。其实，《周易》就是在“怎么说都有理”中成了玄而又玄的“天人之学”，从中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然而历史已经证实，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有在“天人分离”后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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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哥白尼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在于：这场革命终于使人类发现，天上人间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天人合一”是古人在未开化时期的一厢情愿——天真地将浩渺宇宙与苦难人间统一在他们创造的“大法则”中，实际结果是对人类思想的作茧自缚：既不能认识自然规律，更难以看清人间社会。宇宙有着与人类无关的运行秩序，自然界有着与人类社会不同的、且可以逐步认识的规律。这场革命使人类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启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上帝不再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具体事物。由哥白尼革命解放了思想的科学家们，从此以后无所顾忌地探讨自然界的规律，他们在探讨中不断地发明新的定律。这些定律在实践中转化成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唯其生产力变革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十七世纪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终于使人类的生产力进入了经久不息的发展中。

于是看来，“中国文化之源”流淌出的“天人合一”，不过是远离科学的先人，痴迷在概念模糊不清的《周易》中的“风马牛相及”罢了，是一种愚昧与落后的思想表现。用几个再简单不过的符号与数字，企图囊括上天与人间的所有现象，凭空地归纳出“同一规律”，先验地创造出“大法则”，这样的异想天开出现在民智未开的远古时期情有可原，今日的《周易》讲座把这种“异想天开”说成博大精深的“哲学大全”，是愚昧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科学的全部发展史证实，专业化、具体化、细微化，才是科学深入发展的唯一出路，哥白尼以降数百年来的人类科学，正是在这条分工精细的道路上实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讲座试图从《周易》里找出 “同一规律”、“大法则”概括宇宙人间规律的说法，除了在自欺欺人的空谈中误尽听众外，没有任何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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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里的那些看上去系“无穷恒变”的说法，既不能解决真问题，也无法发现真理，成了中国哲学中不能求真得道的空谈。正是在《周易》的误导下，养成了中国人凡事不着边际、不着肯綮、脱离实际的空谈陋习。先秦诸子百家，个个都是高谈阔论的高手，留下了一些与数学无涉、与科学无缘、与精神诉求（信仰）无关的唯“礼”是举的道德说教。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说法比比皆是，绝大部分概念都模糊不清、难辨其义。这既是《周易》的误导，更是空谈的需要——还有比讲着一些“怎么说都有理”的大话更有诡辩力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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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下的《周易》讲座，讲着这样大同小异的话：“《周易》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周易》是人类的科学宝鉴”，“《周易》是科学思想的活水源头”， “《周易》囊括了从人到社会，到自然界，到宇宙的全部变化法则”。不仅大小讲座普遍认为《周易》是一部科学著作，目前书市上琳琅满目的现代版《周易》，诠释者也都一致推崇周易的科学价值。像“《周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大原理”，《周易》“是知变、应变、适变的大法则”；“宇宙间的地球，太阳，月亮，星星，随时都在转动”，这个运动的法则就是《周易》概括的“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正像数学一样，以公式的形式，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归纳和抽象，而又翻转过来还原为客观事物”。可以看出，在时下讲座和易学书籍中，《周易》竟成了科学的百科全书了。

然而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严酷无情的，它丝毫不能说明被称为“中国文化根元”、“群经之首”的《周易》涵有那么多的科学意义与价值。以《周易》为源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发展出科学。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已经被冯友兰、任鸿隽、竺可桢为代表的学者和科学家们讨论过，并在中国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中国古代无科学！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个正确的结论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远远超过西方。”这样的论断，在中国知识界、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大地上却有着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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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约瑟的“优胜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未得到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许多学者从其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发现，李约瑟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他把中国历史上发达的技艺，笼统地谓之曰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灿烂辉煌，显然是概念不清。其侧重技艺轻视理论的思想倾向，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宋代的沈括虽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但沈括的主要贡献在技艺方面，其著述并未抽象出完整的科学思想理论。

中国人虽然在发明科学定律上无甚贡献，却在琢磨技艺的能力方面举世闻名。早在古代就创造出让西方人叹为观止的绝活，制造出让西方人赞叹不已的工艺精品，这都是实用主义文化的功效。然而实用主义文化正是科学的“大敌”。凡科学都是形而上、非实用的，科学只有转化成技术才能表现出物化的价值。科学家都是在源于兴趣、使命感、信仰中坐得住冷板凳，锲而不舍地从事科学研究。《周易》不仅在古代发展出了实用主义的中国文化，就是在今天，也为许多相士、占卜师、风水先生、“易学大师”带来不菲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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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科学？——这是提出“优胜说”的李约瑟生前没有找到完整答案的问题，世称“李约瑟难题”。这个“难题”难在那个其实并不存在的“优胜说”上，难在讨论一件未曾发生的事，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当我们把近（现）代科学放到西方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观看时，这个“难题”便被映照得明朗起来——沿着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提供的“为什么近（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这一思路深究下去，便会从陈教授的大著《继承与叛逆》中看到，近（现）代科学走过的是一条唯西方文化才能铺就的道路，其中的数学传承则是这条道路唯一重要的生命线。凡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科学定律是通过数学计算推导出来的，这些定律又都可以用数学的方式予以表达。所以，十九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高斯总结道：“数学是科学的皇后。”诚然，这里所说的用数学计算推导定律，绝非中国的《九章算术》所能胜任。而没有完整的几何内容、没有变数的微积分的《九章算术》却代表了中国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数学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中国有史以来未曾出现过可以用来计算推导科学定律的数学，没有科学的“皇后”，哪来的科学——在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根本问题面前，还争论什么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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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今人皆知，摆脱农业文明的贫穷与落后，唯一的出路是发展工商业。历史上的中国人为什么不发展工商业呢？此事说来话长，简要如下：

源于《周易》、并由孔、孟两人完善起来的儒家文化，在中国曾居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地位，儒家向来轻商、抑商、恶商，视商业为社会贱业，视商人为伦理末流： “天、地、君、亲、师、士、农、商。”孔圣人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被尊为全社会人员为人处世、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商人都是“喻于利” 的，也必须“喻于利”，否则就不称为商人了。历代帝王无不以“农为邦（国）本”迎合圣人的教诲，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民间从事工商业活动。也就是说，被神化了的圣人看不到，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的政治家、思想家也看不到，只有发展工商业，才是解决这个人多地少国家落后与贫穷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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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事工商业需要资产，在中国历代王朝社会里，民间资产极为匮乏，像土地、矿产、森林、盐业、冶炼等都属“国有”。严格说产权意义上的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就从未有过，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在一个民间不拥有资产的社会里，私人发展工商业是不可能的。就像有人所说的，“离开了产权 ‘个体’所有，商品经济的脉搏怎么能跳动起来呢？”在强大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儒家文化的相辅相成中，中国的工商业被窒息了两千多年，致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长期挣扎在农业文明中的生死线上。农业文明是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儒家文化又为专制统治下的农业文明“保驾护航”，从而创造了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暗夜”，即讲座所谓的“悠久”——这一切都与“中国文化根元”《周易》直接相关。中国“悠久”最严重的缺陷是《周易》流淌出的传统文化，除了发挥为农业文明服务、为专制主义统治服务的功能外，并没有发展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