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连环画收藏漫谈及赏评汇编（刷新版）

大山田心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文革后期，一艘由重庆开往武汉的江轮上，几个各怀心事的人共处一室：以莫须有罪名被关押了六年的诗人秋石由专案人员刘文英、李彦秘密押送，前途凶多吉少；老大娘的独生子在武斗中丧生，她登船是为凭吊儿子亡灵；农村姑娘杏花被迫“卖身还债”，眼泪汪汪想着心上人。此外，还有一个小女孩趁人不备偷偷溜上了船。。。1980年摄制的电影《巴山夜雨》，围绕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诗人秋石被押解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以秋石为主线，以其它人物的遭遇辅之，交错穿播，似散漫而又紧扣在揭示人物性格美的构思重点上。在很短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反映了“文革”中人民的遭遇和与 "四人帮" 所作的斗争。影片将这一非常时期发生的各种情况浓缩在几个人物身上，描绘出普通百姓之间互相关心、帮助的真挚情感，表现出他们的理想信念。用八个人物的遭遇展现了“文革”时期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并通过诗人对生活的希望表现出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还通过放囚这件事情展示了人类的善良本性，把人物的精神世界刻画得真切感人。可以说，本片是一部剧情矛盾冲突强烈、人物刻画细腻、情节有着逆转的电影。片中插曲《但愿人生常聚少离分》非常好听，配合着剧中人的舞蹈，可以用一个成语“诗情画意”来描述，有一种非常浪漫的意境。影片明显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与不满，当然也有那么一点黑色幽默。比如，唱戏老人竟然问负责人，革委会 会不会被夺权？女解差也是讽刺的对象，这个女人喜欢随随便便给人扣帽子，民警早就预料到她会给自己扣上思旧派的帽子。影片表现出来煽情的父女相认、母亲祭奠儿子、跳江自杀等故事情节，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现实作品。该片演员只有张瑜特别出彩，从飞扬跋扈、咄咄逼人的状态转变到对诗人的同情、关心，每一次的情绪转换都非常到位。其他演员表现则不温不火中规中矩。扮演小姑娘的茅为蕙现已成为著名钢琴家，她6岁时吹蒲公英的可爱模样至今还留在不少观众的脑海里，那首歌谣更是成为经典："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欢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里飘散。" 这部影片描写了“文革”中人民同 "四人帮" 进行斗争的一个 "点"，它具体、集中、细致、逼真地浓缩了一个巨大社会在那个非常时期中的真实情况，力求广泛和全面联系整个社会的生活面；它清晰地描绘出普通人民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质朴和真诚，刻画出他们得以生存和斗争的信念与理想。正是这种蕴藏在人民心底的美德和力量，使该片具有了清新的诗意。它 "以独特的创作构思和抒情诗般的艺术风格，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人物群像，表现了我国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美好的心灵"。影片把人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思考，从而使这些具有当代特点和素质的人物，在思想性格的形成和表现上，同时具有某种民族历史传统的继承性。影片多方面的吸收和事例古典诗词、水墨绘画和散文、戏剧等方面的技巧和手法，着力于诗情与哲理交融的美学效果，善于用简练的笔触勾勒生动的形象，使之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电影《巴山夜雨》获得1981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最佳音乐五项大奖。1980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优秀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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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影片《苗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本想成为一名运动员的韩苗苗被街道办事处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报到之时，校长让她先到三（2）班听课。苗苗忽然发现孩子们并没有象她想象中的那样听话，调皮起来的时候甚至会让老师跳脚。讲台上的主课老师被气走了，苗苗怯生生地从教室后面走上讲台，做起了自我介绍。当她拉开讲台抽屉取板擦时，突然一只小花猫从里边窜了出来。苗苗和孩子们都很吃惊，课堂秩序更乱了。她极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耐心地对孩子们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 "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苗苗的言传身教，使三（2）班的班风有了很大转变，就连几个最顽皮的孩子也有进步。可是，许培培的父母却硬是把孩子往后拉，给苗苗的工作带来困难。培培的爸爸代儿子写作文，被苗苗看出来了，培培的妈妈吵闹着为儿子的假作文争分；苗苗指出这不是爱孩子，而是害孩子，希望再也不要这样做。还有，军区司令员的孙子包瑞的政治优越感很强，又不好好学习，苗苗想找包司令员反映情况，不料被秘书顶了回去。这时，不安心教育工作的方玉被调到话剧团当演员，行前来看苗苗，动员她也离开学校，不必再受这份 "窝囊气"。苗苗毕竟还是个童心未泯的 "小老师"，对培培妈妈和包司令员秘书的指责、冷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她哥哥和方玉的拖后腿，使她产生了请求调动工作的念头。但三（2）班的同学们，包括许培培、朱力福和包瑞，都真诚地挽留她，她从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身上，获得了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力量。家长会上，家长们都表达了对苗苗老师的谢意，包司令员也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还庄重地向苗苗行了一个军礼。苗苗从老将军和家长们的亲切实可行话语中感到温暖与不安，她深情地说："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随着影片移动的的镜头，我们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 夏日透明的蓝天、知了的叫声、街道上树比人多、长着两条长辫子的公共汽车；简陋却亲切的校舍、熟悉的上课铃声、墙上的学习园地、“比比谁的五角星多”、家长会；抱着作业本拿着教鞭走进教室的老师、上课起立齐声喊老师好、双手抱臂端正地坐在课桌前听课、课上争着举手回答老师问题、下课抢乒乓球台、跳皮筋、跳长绳、扔沙包。。。软塑料吸铁石开关的单层文具盒已经算是奢侈品，能够在同学面前炫耀好一阵、帆布书包并不象现在孩子的精品包那么时尚与亮丽，16开的课本、作业本上，用稚嫩却端正的字迹认真的记笔记，写作业；泡泡袖的粉色连衣裙、拉链在领后的手织线衣、的确良的花衬衫、晃在脑后的马尾辫、飘在胸前引以为傲的红领巾 —— 太多太多的细节，在脑海中划下痕迹。对比之下的感觉，那时的学生更象学生，那时的老师也更象老师。他们是最纯真，最美好，最具有可塑性的人。我们的小学老师在每一个孩子人生的最初阶段，给他们引导，给他们关怀，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成为和老师一样乐观、丰富和充满友爱心灵的人。等到若干年以后，就象片中那个老校长，拿出一本毕业纪念册，当年的那些小孩子，早已长大成人，并不一定要成名成家，但看着他们都努力的工作着，在自己的位置上体现着自己的价值，这才是为人师表者最大的成功与成就感。
这部影片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心灵纯洁的教师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教师的烦闷和欢乐，辛酸和甘苦，反映出教师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善良和地位。它没有给苗苗以很高的起点，而是写出了她纯洁心灵的发展过程，表现了成长中的曲折，以及教育事业真正吸引人的魅力所在。影片围绕青年老师苗苗工作中的种种故事，探讨了少儿教育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影片表现手段朴实、清新，成功塑造了苗苗这一心灵纯洁的教师的形象。片中苗苗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影片从她的发展成长入手，既反映可教师的甘苦辛酸，也表现出教育事业的吸引力，和教师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影片对于儿童个性心理的把握也十分到位，非常自然地表现出他们的纯真、可爱。

该片荣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1981年获第二届印度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儿童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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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电影工作者象突然除去了桎栲的人，想要飞跑，却忘记了如何迈步。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很多被“三突出”创作原则禁锢多年的电影编导们在重新获得创作自由的时候，却无法一下子抛开“三突出”习惯。电影观众对国产影片普遍表现出来的“假、大、空”倾向感到强烈的不满，对背离生活真实面目的胡编乱造深感厌恶。他们期待着中国的电影导演把目光从“高、大、全”的所谓“英雄”们身上转移到普通的老百姓身上来；让电影的笔触更加犀利些，从对昔日文革伤痕的揭示转移到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们最关切的焦点问题上来。正是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的呼声在八十年代初期激起了中国电影追求“真实性”的热潮。《邻居》的导演便是中国电影“纪实性”大竞赛的急先锋，而《邻居》这部影片亦被人们看作是中国电影这一“纪实浪潮”的代表作之一。影片的主题围绕房子问题展开，一个筒子楼里的几户人家，渴望拥有一个公共厨房，但眼见着领导搞特殊化、滥用职权，导致了人们质问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领导服务”。其实人民和领导本来就不应该对立，只是个别同志因沟通不畅和官僚主义作风使得人民怨声载道。好在筒子楼里的退休干部刘书记，为了群众的利益着想，一再让出自己的福利分房给大家做公共厨房，还为争取社会公平、不顾病体四处奔走。尽管影片的后半部分俨然是歌颂人民公仆的主旋律，但整体来看它牵涉到了80年代最普遍的民生问题，揭示了很多客观存在的不正之风，比如照顾关系户、以权谋私、打击报复、逢迎拍马等，因此影片揭示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度得到发挥。

这部影片值得赞赏的地方也许还不是纪实手法，而是编导者们敢于直面现实生活矛盾的胆识。当我们从新回顾这部影片的时候，它的表现手法已经在不少方面显露出幼稚，但剧作所选择的题材和主题所揭示出的内涵，却越发显示出影片作者的远见卓识。在影片中，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从表面上展示中国普通百姓居住条件的窘迫状态，而是将电影的手术刀更深地切入住房问题的内部，让我们通过分房这一活动看到中国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影片以坦白的襟怀向人们警示，文革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如果我们不对党风党纪保持高度的警惕，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没有畅通无阻的下情上达通道，我们改革之路还会面临新的危险。这部影片的特点之一是在所有的人物性格的塑造上，编导者都努力去写出性格的不同侧面来。例如：袁亦方虽然是个反面人物，但他却出言坦率，表里如一；明大夫表面气质冷峻，处世超然，但她内心却充满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善良和热情；冯卫东牢骚满腹，却是非分明。喜队长是影片中最有戏的，也是观众最喜欢的人物形象，他不仅仅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具有正义感，有时也会耍上点儿小聪明，干上点儿送送人情，拉拉关系的事情；就连省委书记也是这样，他虽然不失为一个好干部的基调，在关键的时候能坚持党的正确原则，但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依然会有偏听偏信和无可奈何的时候；应该说，在所有人物中，塑造得最有声色的便是刘力行。如果按照过去的说法，他应该是正面干部形象的代表，他为官清正，两袖清风；他与群众同甘共苦、休戚相关；他严以律己、刚正不阿，但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就是个概念化的人物，缺少可信性了。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必然具有的性格消极面，退出主流生活的他多少有点失落感，对于被冷落也会有一些牢骚。虽然他面对歪风邪气也有内心的愤怒，但却压抑着自己，表现出不在其位不某其政的消极态度。正是这样的性格因素，使得这个人物的情感更能为观众所接受和把握，也使他在影片的最后不顾病体为民奔波的行为更加感人肺腑。尽管《邻居》在当时的影片中“真实度”堪称最高，但在今天看来毕竟还是求真路上的第一步。在我国，电影剧本构思常常先建立在作者找到一个焦点问题之后，再围绕着这个焦点展开两种立场的争斗或冲突，而主要人物常常就是两种不同立场的代表。在此之后才会为戏的热闹和情节的复杂化添加一些次要人物，例如从中捣乱的小人、男女情爱或儿女情长之类来。《邻居》的构思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模式，“分房问题”是构思的起点，而“先考虑群众还是先考虑干部”则是围绕分房问题的两种冲突的立场，刘力行和袁亦方便分别是这两种立场的化身。《邻居》剧本的创作由于未能充分摆脱模式化的构思方式，显然也影响了这个剧本的艺术性。在这部影片中，虽然煽情过火的毛病得到了很好的改变，但情节的安排却仍然留有巧合的痕迹。影片的对话总体上是自然的、有个性色彩的，但如果细细究来，也依然时时会有些话语暴露出作者的意图来。例如：小星星问：“刘爷爷，你不是要搬家了吗？” 刘力行一怔。 小星星：“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吗？ ”刘力行不知道如何回答。 小星星：“你一个人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害怕吗？”刘力行眼眶里闪着泪花。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是想借小孩子之口给刘力行来上一点心灵触动。但由于不符合孩子真实的性格和身份，就暴露出了作者生硬的创作意图，而让刘在此刻“眼眶里闪着泪光”则更加显得做作了。当然，这部影片在今天看来尽管还存在这么多的幼稚之笔和不足之处，但这都影响不了它在中国新时期电影中的特殊地位，正是从这部影片发端，中国电影人同虚假开战，这才有了后来更精彩的纪实性作品。在任何时候，对生活和艺术的真诚都是值得尊重的！

该片获得1982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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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文学剧本由我国业余围棋手李洪舟、葛康同合写而成。电影艺术家赵丹和北影厂厂长江洋看后很受感动，于是在1979年下半年先后把这个剧本推荐给日本同行，赵丹还表示要亲自担任这部片子的中国男主角况易山。1980年6月，日方派人来华商谈合拍事宜，不料赵丹患病住院。日方担任此片的导演是曾导演过《生死恋》的中村登，1980年刚要投入实际工作，也发现患了癌症。两人分别于80、81年先后去世。而日方原制片人金原文雄，也因患喉癌，于1981年10月住院开刀。接二连三出现的意外事故，使得这件事情一度停顿下来。然而，这部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漫长岁月为时代背景，通过中日两国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剧本，始终激励着中日两国电影工作者的心。经过中日双方共同努力，“棋局”终于继续进行下去。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日本东光德间株式会社决定共同投资联合摄制，并于1982年1月14日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长滨海岸正式投入拍摄。本该赵丹饰演的况易山改由孙道临饰演，日方导演改由曾任《人证》、《追捕》导演的佐藤纯弥担任。为了纪念中日恢复邦交十周年，本片于1982年9、10月间在中日两国分别上映。这部影片以主人公的坎坷经历和人物命运为贯串线，把叙事和抒情较好地结合起来。影片对深埋在中日两国人民心底的赤诚情谊和要求世代友好下去的真挚愿望，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强加于中日两国人民头上的战爭灾难，和它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精神重负、心灵创伤，都有很好的表现。剧本不求情节的惊险和花哨，只是怀着深沉的感情，把历史上逝去的那一幕真实地展现出来。让人在追怀往昔岁月的同时，从中看出历史趋势和人心所向，放眼未来，用实际行动去谱写中日友好新的篇章。
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中日复交以后两国共同编剧、共同导演、联合演出、联合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它以围棋在不同时代不同双边关系下发挥的作用来折射人物的命运。讲述了况易山和松波这两位中日围棋名宿在日本侵华战争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30年间，从因围棋而相识，因战争而遭遇家破人亡甚至成为敌人，以及到最后消除误会再续棋缘的曲折经历，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和痛苦。同时，这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影片歌颂了中日人民的友谊和中国人民不断奋斗的精神。该片云集了当时中日两国众多的知名演员，除了孙道临和三国连太郎外，还有黄宗英、沈丹萍、松坂庆子、三田佳子、大泷秀治、乙羽信子、绀野美沙子、沈冠初等。影片以错综曲折的矛盾冲突生动的反映了况易山和松波麟作两个家庭的命运，力求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再现当年的时代气氛和典型环境。并在艺术上追求深沉、畅达，形成了和谐、流畅的艺术整体，制作精良、立意深远，引人深思。中日两国的著名演员孙道临和三国连太郎在片中均有出色表演，支撑起整部作品的艺术构架。

该片于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特别奖，加拿大第七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日本国文部省优秀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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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双百方针，鼓励文艺繁荣发展。这年8月，作家老舍完成了一部配合第一届人大和宪法通过，歌颂人民普选的作品《一家代表》，故事从 "戊戌变法" 开始，一直写到解放后的普选，其中第一幕的场景，就是清末民初的一家大茶馆。老舍将这部作品与北京人艺的曹禺、焦菊隐、夏淳等艺术家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幕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后几幕则较弱，建议以第一幕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1957年7月，《茶馆》发表于《收获》杂志上。1958年5月，老舍在《剧本》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说明了《茶馆》是怎么写的："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50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同年，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话剧《茶馆》诞生，由焦菊隐、夏淳导演，首演就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82年，谢添把这部话剧搬上了银幕，将原本3个多小时的时长压缩为两个小时，内容更加精炼，同时在演员的表演方式上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并请来首演的原班阵容：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人出演，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茶馆》描写了中国历史上几个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从戊戌变法直到民国，历时近半个世纪。而贯穿在其中一个茶馆的兴衰变化和不同的喝茶的人的生活遭遇，森罗万象，极显人生百态，人世间的无常。影射了种种社会现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特点。《茶馆》是历史的，文字的，但不是思想的。它的怀古深度甚至比不上杜甫随便一首咏古怀今的史诗，但在茶馆里，生命是鲜活的，历史是鲜活的，那里面永远有着生命不能承受的轻或重。《茶馆》不是伟大的，而是震撼的，针对我们这个文化的心灵深处。虽然是北方语言文化的北京，但历史的感染力度会让不同的人们相聚，心灵也会交融。《茶馆》的文化就是它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从结构上，它属于纵线时间轴上的横向比对，以相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所处的境遇差异，来达到讽刺和批判目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从左右逢源到走投无路，秦二爷和常四爷从意气风发到风烛残年，唐铁嘴从落魄到发家，无不跟当时的政治风向有极大关系。也是那些混乱的年代，才让刘麻子拐卖人口、庞太监要娶媳妇这种事得以发生，而刘麻子和唐铁嘴的后代竟也继续从事不法营生，一代一代在沉沦。剧情的最后，王利发的茶馆被人霸占了。这时，常四爷、秦仲义相继来到茶馆，找阔别多年的老掌柜谈心。他们互诉着自己不幸，含着眼泪为自己撒起了纸钱，先为自己 “送了终”。“我爱咱们的国，可谁爱我呢？” 这句话直透人心，阵阵的酸楚感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炎黄子孙的优良传统，而这句，却不知穿透了多少人的心，感受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想要纯粹地爱国有多么的艰难。人走茶凉，随着王利发的背影，茶馆里的灯光渐渐暗下去了，而大街上的阳光却渐渐明亮起来。无论这期间到底苦了多少人，无论在这荒乱的年代，生命是多么的潦草，一个旧的时代终究是要过去的，一个崭新的时代也终究是要来临。

影片中 "北京人艺" 灿烂群星的表演十分出色：王利发（于是之饰）、常四爷（郑榕饰）、秦二爷（蓝天野饰）、松二爷（黄宗洛饰）和两代刘麻子（英若诚饰）等扮演者在表演上支付的心血没有白费。人们通过他们刻画、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氛，特有的风习以及角色灵魂深处的颤音。尤其是 "精明，有些自私，心眼不坏" 的王利发掌柜，经过于是之的再现，其性格、气质、语言习惯，使人拍案叫绝。他那生动、精确、真实可信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角色，挖掘了作家留在纸后的潜台词，使其韵味无穷，耐人咀嚼。北京人艺的《茶馆》，是艺术民族化的典范，影片的创作者力求在忠实原剧作风格、包容舞台演出精华的基础上，调动电影手段来创造银幕形象，使电影化的各种处理同作者风格、舞台艺术精华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它精于 “浓缩”，将话剧中的颗颗珍珠连接起来，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它打破舞台框框，立体化地表现生活；它强调银幕形象在舞台形象的基础上，更加生活化；它在运用镜头、组织画面、音响处理上，也下了很大功夫。

该片获1983年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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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中国电影创作的干旱期，儿童电影也不例外，除了《闪闪的红星》，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儿童市场的作品问世。进入上世纪80年代，儿童电影逐步复苏，虽然没能完全褪去固有的概念与教条，也算大步拓开局面。那段时间有两件事情值得铭记，一个是1981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另一个就是1984年儿童电影拥有了自己的奖项 ——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童牛奖。1982年上映的《泉水叮咚》，便是当时儿童电影中的一个代表。获金鸡奖特别奖的《泉水叮咚》虽然没有后来的《小刺猬奏鸣曲》、《霹雳贝贝》那么神奇有趣，却展现出那个时期儿童的日常生活，从侧面描写了双职工家庭子女入托难的社会话题，除了小童星方超的加入，还为日后培养出一位大明星陆毅。《泉水叮咚》的编剧吴建新当时是文化局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写出有关走私题材的剧本交给上影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题材不大好碰就没有通过。正好这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是上海复旦大学几位教授夫人退休后自发地办起家庭幼儿园，解决一部分教工的后顾之忧，这在当时也是个社会问题。吴建新反应灵敏马上就写，于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拍过的关于新时期家庭幼儿园题材的剧本很快就出世了。上影厂看到后立即决定投产，名字定为《泉水叮咚》。这种感情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描写大人对于孩子的爱，同时也写了孩子们对于陶奶奶如泉水一样清澈的爱，非常单纯。影片围绕对陶奶奶美好心灵的展示与歌颂，表现出少年儿童纯洁多彩的内心世界，使整部作品犹如一部美好的心灵交响诗，既有尽心于教育事业的陶奶奶高尚品德这一主旋律，又有孩子们的美妙心灵，作为音响穿插其中。影片情节单纯，故事生动，准确、真实的表现了儿童性格、心理特点，非常符合儿童欣赏心理的需要。
剧情简介：退休的陶奶奶原是一位幼儿园教师。她和在音乐学院学习的侄女雪莉刚搬进新村不久，就接到教育局邀请她去海滨疗养的通知。雪莉非常高兴，打算跟姑妈去海滨谱写自己的毕业作品，于是她再三鼓励一直想见到大海的姑妈早日去海滨。 新村刚刚建成，托儿所还没有办起来，这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困难：拆迁户大刘家孩子无人照顾，只得把孩子锁在家里；老侯家是双职工，独生子小侯游荡在外，时常闯祸；沈工程师对父母不在身边、娇生惯养的小孙女束手无策。 邻居们的这些困难，深深地触动了对孩子有特殊感情的陶奶奶，她决定放弃海滨疗养，腾出家里一些地方，办一所义务幼儿园，主动承担起教育幼儿的重任。对此，雪莉因自己的打算落空，竭力反对。 不久，幼儿园连续发生几起事故：小侯在墙上乱画，使家长们产生误会；大刘的儿子冰冰不小心跌伤手臂；小侯和小胖打翻墨水瓶，弄脏了雪莉借来的资料和苦心构思的作品，致使雪莉负气离家。陶奶奶在亲人离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来到年年接送孩子们的地方，回首住事，感慨万千。 大刘的女儿喜燕怀念去世的母亲，性格孤僻，被人称为“木头”。在陶奶奶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育下，喜燕与继母消除了隔阂，又恢复了活泼伶俐的天性。陶奶奶病倒了，孩子们怀着敬仰的心情来看望她。他们问长问短，有的给捶背，有的倒茶水，还有的装孙悟空、猪八戒逗老人高兴。 雪莉也在里委主任的劝导下，回到了姑妈身边。当她看到有这么多孩子在关心老人，深为孩子们的赤子童心所感动，同时也很内疚。这时，她认识到幼教工作的意义和姑妈美好的心灵。雪莉从中萌发了创作灵感：生活中的姑妈，仿佛一般明亮、透彻的清泉，一滴一滴地汇集江河，流入大海。。。她终于写出了毕业作品《泉水叮咚》，献给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该片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儿童故事片奖。1983年印度第3届国际新青年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象奖。1983年意大利第13届季佛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1983年葡萄牙第12届菲格腊 ·达 · 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1984年葡萄牙第5届托马尔青少年国际电影节评委“小演员表演奖”。1985年伊朗第15届国际教育电影节教育类长片比赛铜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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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初期，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 湘江防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北上湘西的前进路上，敌人早已重兵以待，红军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从湖南通道到黔北黎平，在与“左”倾领导者一路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占了上风，他那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通道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建议红军改道去贵州的主张；黎平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放弃与湘西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猴场会议，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赢得了实际的指挥权，肩负起了挽救长征和中国革命 命运的历史重任。翻腾咆哮的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由于流经贵州、四川的红壤地带，使河水染成赤色，故称赤水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采纳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甩掉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一渡赤水的序幕是土城攻坚战，目的是为北渡赤水扫除障碍。１月28日，中央红军经娄山关、桐梓，在通往赤水必经之地的土城青杠坡，与川军拦截部队展开激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对方熟悉地形，又有牢固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在此情况下，红军总部召开政治局和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鉴于红军进占赤水受阻，使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现，打掉尾追的敌军的战斗亦未能成功，毛泽东及军委果断地决定：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从土城西渡赤水，进入川南。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推进。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黔北的赤水河再到川西的大渡河，他选择了一条与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72年前，石达开所率数万精兵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72年后的同一个季节，红军在被动中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当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已进入川、黔、滇三省边境活动的消息时，再次调来重兵，下达了在川、滇、黔三省结合包围红军的计划，声称围歼红军“在此一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２月9日在扎西附近的大河滩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军的作战路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现在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该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于是，中央红军作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重要决策。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四川古蔺县二郎滩、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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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红军袭占桐梓，并对红花园和娄山关之敌发起攻击。2月25日下午，红３军团经过激战攻下了娄山关的制高点 —— 点金山，并于28日重新占领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为此毛泽东作《忆秦娥 · 娄山关》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遵义大捷虽然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从整个战局看，红军仍未从根本上打破敌人的“围剿”。从当时的形势及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来看，要摆脱敌人的围攻，解除中央红军及党中央的困境，只有假道云南，巧妙渡过金沙江，才能甩掉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把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滇军主力调出滇、黔边境，这是关键所在。于是，中央红军于3月17日由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西渡赤水河，并向西北古蔺、叙永方向出击，摆出要大举北渡长江的姿态。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后，立即派人侦察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情况，同时做好四渡赤水的准备工作。鉴于调动敌军的目的已基本实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随即命令中央红军于3月21日夜至22日晨，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指遵义方向和乌江北岸。为了迷惑敌人，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28日，毛泽东及军委决定留下9军团在乌江北岸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掩护主力红军的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9军团的行动，造成了蒋介石的再一次判断失误，认为中央红军“又向东岸回窜，其必以为遵义空虚，仍来袭占遵义城”，于是又急忙部署防守遵义。正当敌人忙于调兵防守遵义之时，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把大部分敌军甩掉在川南和黔北。这样，红军就开拓出了西进云南、由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入川的前景。毛泽东指挥红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摆出一副大部红军要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红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城下。这时，正在贵阳“督剿”的蒋介石为了保自身安全，只得急电调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部来贵阳“保驾”。从而也就不得不为红军敞开了云南的大门。当蒋介石指挥军队纷纷赶往黔东，特别是滇军按照毛泽东所设下的意图被调动远离滇黔边境，云南一时空虚之际，红军迅速分两路进入云南，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并直逼昆明，吓得云南军阀龙云胆战心惊慌忙将各地民团集中于昆明守城。谁料红军只是对昆明虚晃一枪，迫使蒋介石急忙从金沙江畔撤出三个团“保卫”昆明，一下使金沙江成了几乎无人防守的地带。红军则乘金沙江两岸敌人兵力空虚之际，掉头西北，顺利渡过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渡口时，已经是红军全部过江一个星期后，敌人只好望江兴叹。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云南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已完全跳出了蒋介石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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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是在极其艰难曲折的情况下进行的。从兵力上看，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蒋介石全歼红军于湘江的企图落空后又在赤水流域布下40万重兵。从装备上看，红军自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以来一直打的是消耗战，不仅没有取得大的胜仗、缺乏弹药补给，而且元气大伤。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习惯了过去那种阵地战的打法，对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理解。重重困难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上演了我军军史上的精彩一幕：一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却回师黔北；二渡赤水，利用敌人判断红军北渡长江的错觉挥师向东，取桐梓，夺娄山关，破遵义城；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待蒋介石向川南调集重兵之时，红军已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趁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之际，红军又入云南，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不仅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也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第四次渡赤水使蒋介石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也使红军重掌久违了的战场主动权。如果把第四次渡赤水与前三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前三次红军的作战方式虽然比李德的模式大有改进，但还是以攻坚战为主，都是先定下具体目标，然后进行攻坚战以实现目标，而且均伤亡重大。众所周知，红军必须打运动战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红军在长征中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削弱，因此如何挽救和保存这些宝贵的部队就成为了毛泽东那时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从第四次渡赤水起，中央红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折，先是声西击东佯攻遵义，再是虚北实南突破乌江，然后声东击西兵临贵阳，接着又调虎离山威逼昆明，最后来个虚南实北巧渡金沙江。完全抛弃了以往先设定目标，然后再不得不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发动攻坚战的那套模式，而是随机应变避实就虚，变化多端神出鬼没，驰骋纵横生龙活虎，高瞻远瞩气势磅礴，真正实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一切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为目的运动战，又重现了中央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时的风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风格和精髓。因此应该说，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杰作和“得意之笔”，也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御兵之道。
影片《四渡赤水》，以红军四渡赤水的史实为创作基点，成功塑造军事统帅毛泽东的动人形象，并真实地再现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历史过程。影片在史实的基础上表现人物特征，同时用恢弘的战争场面烘托出人物的特点，并利用起伏跌宕的剧情丰富和突出了人物个性特征，使一个可亲可敬、兼具雄才大略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主席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全景式地将这一段革命历史传奇搬上了银幕。特别是饰演毛泽东的演员古月因该片而一举成名。同时饰演周恩来的苏林、饰演朱德的刘怀正、饰演蒋介石的赵恒多、饰演刘伯承的傅学诚等人，也都更加为大众所熟知。从此，特型演员形成了一个集团，为日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发扬光大而奠定了基础。通过这部影片讲述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传奇历程，我们就能知道“四渡赤水”亦是大势所趋的必然之举，真正值得歌颂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统帅和将领紧密互动，实事求是地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部署，勇于进取，全军上下同甘苦共患难，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绝地求生的英雄壮举。“四渡赤水”，注定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不朽篇章。

该片1984年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