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连环画收藏漫谈及赏评汇编（刷新版）

大山田心

董存瑞（1929 — 1948）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儿童团长，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1948年5月，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他所在的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但突然遭到敌人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的火力封锁，部队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连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部队攻击受阻的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敌人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1948年6月8日，上级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并命名生前所在班为董存瑞班。1950年9月，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除了被追认的董存瑞，竟还有四位官兵出席大会，获得“全国战斗英雄”称号。1954年，在董存瑞牺牲6年之后，原中央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把根据董存瑞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剧本交给了刚刚拍摄完《智取华山》的电影导演郭维。这位而立之年的导演在董存瑞的故事里，发现了典型人物、个体英雄的创作空间，通过对董存瑞烈士进行细致的调查与走访，并结合自己的从军经历与见闻，经过创作与拍摄，一个真实的、摆脱公式化束缚的、有缺点、更有成长过程的人物形象领异标新的树立在银幕上。影片中，不管是董存瑞的喜怒哀乐，还是他的壮烈呼喊英勇牺牲，都让观众深深受到感染和动容。电影《董存瑞》是一部根据战斗英雄董存瑞的事迹创作的人物传记片。该片真实、细腻地展示了董存瑞由一个普通农村少年成长为不朽革命战士的过程，突出表现了董存瑞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风貌和执着、机警、顽强的个性特色。影片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大胆描写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以及人物精神世界中的追求、苦恼、激动和喜悦，展现其思想的升华和性格的完成。影片还突破了以往只在对敌斗争中描写人物的单一形式，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在性格和内心的撞击与冲突中揭示心灵，抒发感情，完成性格的塑造。该片丰富了革命战争影片的表现手段，为银幕贡献了一个鲜活的英雄形象，也为人们提供了塑造人物形象的新鲜经验，堪称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划阶段的代表作。其所在部队在董存瑞精神的感召激发下，涌现出一大批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这些英雄聚集在董存瑞精神的光环下，一并发出耀眼的光芒。董存瑞部队的领导人说，我们部队诞生于1937年抗日烽火中，孕育出了董存瑞，涌现出了董存瑞式的全国战斗英雄郅顺义、杨世南、范来保、郭俊卿等。多年来，这些英雄焕发出的精神一起汇入到军魂血脉，既是我们的财富，更给了我们莫大的责任，我们部队一定会把基因传承好，把灵魂铸造好，让董存瑞精神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该片1956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

大山田心

在前面贴出电影连环画资料中，由于是以出版社为主位，部分同一出版社根据同一影片在不同时间出版本，我都只选择一版一印贴出，其余的就遗漏了。比如《李双双》就有四个版本，而我只是贴出了其中的一个。从现在开始，以后贴书当尽量全部贴出，不留遗憾。前面遗漏了的版本，已经全部补充完毕，请欣赏。

大山田心

1948年，政局动荡，昆仑公司的片场里，凑齐两桌游戏的人。一桌打麻将，吆五喝六，声音响亮而刻意。另一桌打桥牌，倒安静许多，仔细听几位谈话，竟不是算牌，而是在商讨一出剧本的情节修改。这类片场聚众玩牌的场景，便是《乌鸦与麻雀》工作状态的一种了。《乌鸦与麻雀》的拍摄初衷，是昆仑公司陈白尘、郑君里、赵丹等人聊天，他们深感社会局面的困顿，预见形势将有大变化，于是决心记录这番“末日景象”，并拍摄影人对新世界的新希望。于是，几人又拉了几位编剧，彻夜长谈，讨论出剧本概貌，定名《乌鸦与麻雀》。乌鸦便是腐败官僚、恶势力，麻雀是一众小市民，不起眼，不团结，只有面对最深的苦难，才懂得只有凝聚起来，才能赶走占巢的乌鸦。此前，陈白尘曾写过另一个剧本《天官赐福》，也是讽刺国民党官员的统治。剧本送去审查，电检机构明令禁止影片拍摄。为了避免再次被禁，他们为《乌鸦与麻雀》准备了两份剧本，一份删掉敏感的场景与对话送审；而我们如今有幸看到的成片剧本，当年是常常要被藏在摄影棚顶的吊灯台上，或顶棚的稻草堆里的。而编剧执笔陈白尘更是不能出现在片场，因他早上了国民党黑名单。尽管藏着掖着，然而到了1949年4月，还是被当局“警备司令部”要求停拍。罪名自然老一套：“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国民政府的“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与司法部门“特刑庭”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胶片去审查。摄制组只得想出最没办法的办法：对外宣布关门倒闭，实际继续拍摄。于是他们时常在临街的摄影棚里装作打牌，并故作打牌的声音传到街道上，防止特务突袭 —— 这等于在冒生命危险成就一份理想了。好在很快进入新社会，影片当年顺利完成。时光流转，1956年新中国文化部决定给建国以来的电影评奖。《乌鸦与麻雀》得二等奖，周总理得知这结果，颇不满意：“这些人冒生命危险拍摄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这话传到毛主席那儿，他也同意周总理意见，觉得该给这部影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改评，终得一等奖。
《乌鸦与麻雀》是昆仑电影公司在1949年4月拍摄的一部电影，郑君里担任导演、陈白尘执笔。赵丹、孙道临、李天济、黄宗英和上官云珠等众多明星演出。作为一部展现国民党溃退前上海最后的生活题材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成功的。《乌鸦与麻雀》可以算是四五十年代上海片转型时期的精品，伴随着政局的动荡，战局的不确定，上海影人对自己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选择。留下来的，自然大多是左派，这些影人的电影虽然主旋律色彩浓郁，但是考虑到大环境，其委婉和艺术手法蕴含其中，所以说，该时期的精品往往会因为时代和政治色彩所遗漏。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其艺术成就并不逊色于《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对阶级的刻画入木三分，乌鸦与麻雀虽然都不是富贵鸟，却也是有大有小，分出了层级，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乌鸦还是要欺凌麻雀的，影片将侯军长和住户们分成了两个阶级，通过楼梯的经典运用，刻画了这种阶级中权力的作用，而住户们又分成三个层面，共党亲属、知识分子、小商人，准确的角色定位和演员入木三分的刻画，使得一个微小空间下的世界一下子饱满了起来。虽然《乌鸦与麻雀》通常被称为左翼电影，但实际上，其大部分拍摄是在1949年9月拍摄的，此时共产党已经执政，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部新中国电影。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电影才会走出左翼电影的各种隐喻、比喻手法，而将矛头直指国民政府，在台词和人物表现等方面都非常直接。在最后一幕侯长官和房客们争锋相对的面对面冲突中表现得一览无余。场景中侯长官的愤怒表情以一种口歪眼斜的状态来表示，而房客就算之前再唯唯诺诺也表现出一种类似民族觉醒的神态，通过口号和咒骂来与权贵对抗。这种表现手法在日后的抗战以及解放电影中时常被使用，而这部影片可能正是一个开端。在电影刚刚诞生的那么几十年里，电影修辞手法的使用是相当明显但又卓有成效的，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点在《乌鸦与麻雀》中就可以显见。与那些年的电影作品相比较，这部电影非常政治化，这不仅仅表现在故事的发展脉络和背景，更在于小小的细节和剧情架构上。在剧本中影片的人物分配相当有想法和远见，包括小市民摊贩、清高的教师、唯唯诺诺的孔老二以及官僚长官，这些人物各个性格分明，概括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阶层，同时又与以后共产党政治运动的各种定性不谋而合，令人非常惊叹陈白尘等人的智慧，只可惜，这些影人和这部影片自己也逃不过政治运动。片中的一些小场景也是非常耐人寻味，比如说赵丹扮演的肖老板，在做发财梦时所坐椅子倒塌的梦想破灭隐喻非常讽刺又令人寻味，极其有趣；影片结尾处的门上对联“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也相当点题，可谓设置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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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田心

1949年8月29日，解放军四野第48军144师奉命围歼位于江西省宁都城西北五公里处，盘踞在山峰陡峭道路崎岖易守难攻的翠微峰上，以原国民党豫章山绥靖区司令黄镇中为首的土匪。经过历时25天的激烈战斗，我军拿下翠微峰，黄镇中被迫率领残部投降，这次战斗共计歼匪1960余人，消灭了赣西南地区最大的匪帮。被华中军区誉为我军剿匪战斗中攻坚战的范例。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这一战例拍摄成电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反映我军剿匪作战的影片。 在当时颇为集中涌现的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影片中，《翠岗红旗》别具一格。它的主人公不是像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向五儿这么一个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保持气节的红军家属，所着力表现的也不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血肉拼杀，而是刻画了向五儿在逆境中坚定等待毫无音讯的丈夫、将幼儿抚养为革命后代的生活侧面。这正是该片的成功与独到之处。这在当时此类题材影片极易失之表面与概念的状态下殊显难得。影片上映不久，虽曾一度受到好评，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观看影片后触景生情，失声痛哭；不过，也招致颇为尖锐的批评，主要批评意见认为影片在红军北上后，没有表现出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过多展示了敌人的残暴，没有写出“老苏区的人民的斗争”，没有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和红军家属的支持，尤其是诘难主人公向五儿缺乏“典型性”，是个“等待（胜利）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富有斗争性格的英雄”。这些并不恰当的教条式的评论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之后，引起周恩来的注意，他专门指出：《翠岗红旗》这部影片使人很受感动，有的地方催人泪下。向五儿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依然坚强不屈，等待红军归来，这怎么不是英雄形象呢？他还对该片主演于蓝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很称赞，并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苏区人民。”这一讲话传出后，引起热烈反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就该片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邵荃麟、周立波、艾芜、王朝闻、钟惦棐、陈荒煤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并发言，对影片作出公允评价，指出描写党的领导应看作品中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说每一部作品都要求有党的领导人物出现；典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向五儿在敌人残暴的压迫下始终没有低头，一直盼望着红军回来，不是消极等待胜利，是为革命做了工作的，可以成为老区人民的典型。1951年，我国代表团携这部影片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在竞选放映的时候，这部故事片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认为它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么内容丰富、格调高尚的影片很受大家喜爱，口碑甚好。为此，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这么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可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细述这部影片不配获得大奖殊荣的理由。各国评委对此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慨叹不可理喻：因为每个国家代表都在想方设法、据理力争地要让自己的影片获奖，不承想天下居然有像中国电影代表团如此的谦虚！当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后，他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周恩来平静地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周恩来还客观冷静地分析说这部电影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翠岗红旗》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该片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

大山田心

闻名于世的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历史产物，是国民党第三战区1941年1月初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同年3月在江西上饶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对外名称“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由第三战区情报室专员、军统特务张超负责。第三战区特务团调遣一个加强排担任看守，监狱门外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日夜站岗。 羁押了在皖南事变中下山谈判被扣押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弹尽粮绝、因病因伤而被俘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以及三战区特务机关在东南各省搜捕来的共产党员、抗日爱国进步人士，共760多人。集中营当局对他们进行了政治思想的欺骗、惨无人道的刑罚、物质利益的引诱、腥风血雨的杀戮。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纪律，自觉地联系，及时组建了狱中秘密党支部，领导革命志士们展开了形式多样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挫败了他们妄图从政治上、精神上瓦解抗日革命队伍的阴谋。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两次越狱暴动，英勇悲壮、可歌可泣，显示了革命志士为捍卫真理，坚定信念、顽强不屈、英勇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力量，为中国革命建树了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
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5月25日下午，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秘密党组织的暴动委员会，发现当天部分看守卫兵外出，当机立断，举行暴动。他们夺取了卫兵的武器后，呼喊着冲出囚室，砸开平时封死的西侧门，除两位同志负伤被敌杀害外，24位同志冲出了虎口。第二次发生在20天后，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浙江金华，攻陷衢州，逼近上饶，三战区长官部一片慌乱，匆忙向闽北奔逃，并决定东南分团也一同向闽北迁移。1942年6月17日下午，上饶集中营在向闽北转移途中到达崇安县（今武夷山市）赤石镇崇溪河渡河时，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利用敌宪兵班木船未靠岸，且黄昏天色已暗，地形丘陵起伏，林木葱郁，果断发起暴动，向武夷山区突围。近100名同志，除11人牺牲和部分失散外，大多突出重围，陆续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参加了游击队，投入了新的战斗。前后两次暴动，时隔不过20余日，均取得了胜利，这在国民党的集中营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充分说明了只有与反动派作坚决斗争，才能有生存和取得胜利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在集中营牺牲的近200名革命先烈，宣传革命志士的伟大精神。党和人民政府于1955年在茅家岭建立革命烈士陵园，修建了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亭等建筑物。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上饶集中营监狱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相继由南京军区、江西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朱德等为陵园题了词。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拍摄的影片《上饶集中营》描写了在内战时期，我新四军被俘官兵和爱国人士，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上饶集中营，他们为中国的自由和光明坚持正义，宁死不屈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搏斗的故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和最令人惨痛的时刻。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将士六、七百人被俘，加上东南各省被捕的爱国人士二、三百人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上饶集中营，遭受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特务们用诱骗、酷刑等手段，强迫他们悔过自首，均未能得逞。被俘的新四军女战士施珍被轮奸致残，但她始终未向反动派低头。小学教员苏琳最初经受不住精神上的折磨，在施珍的帮助和鼓舞下，她坚强地站了起来，特务们为了恐吓她，把她带去陪审，苏琳宁死不屈，最终随同施珍跳进潭水。 特务们为了分化瓦解革命者，伪造了一份新四军组织部长赵宏的自首宣言，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骗，但赵宏依然毫不动摇。对党中心耿耿，使敌人的阴谋最终破产。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进击金华，衢州时，国民党特务裹挟被俘人员南撤，行至赤石，被俘人员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和策划下，暴动成功，最终逃出了敌的魔爪，更坚定走上了中国革命之路。展现了共产党人与爱国志士的信仰与信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证。传奇纪实，戏剧性强，生动逼真，引人入胜。其间曾遭国军士兵轮奸致残的17岁新四军女战士和同龄小学女教师的死难尤其令人痛心疾首。略感不足的是抗暴表现不足、政治表白偏多。

该片获得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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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江水流长，海南一派好风光。我国最南端有一个海岛，是一个“四时常花，长夏无冬”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到处长满了椰子树、棕榈树、槟榔树、橡胶树。一年四季绿草如茵，百花怒放。岛上除了盛产鱼、盐、米粮外，还有橡胶、椰子、槟榔、蔗糖和麻。在海岛上的崇山峻岭里，蕴藏着无限丰富的矿产：铁、铜、锡、金、银、水晶等等。因此，我国人民都将海南称为“宝岛”，把台湾和海南岛看成是祖国的一双美丽的眼睛。海南岛上的各族人民几千年来披荆斩棘开辟了这块土地，使它成为祖国的一个美丽富饶的乐园。可是，近百年来，他们却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重重的剥削和奴役，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海南岛的人民是英勇不屈的，他们反抗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1925年，岛上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他们斗争的目标就更加明确了，力量也更加强大了。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向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候，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武装部队，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在1927年 — 1950年的漫长岁月里，尽管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隔绝了海南岛和大陆的联系，用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来对付他们，但他们仍然是毫不动摇的坚持斗争，父死子继，兄死弟承，他们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里培养出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最后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海南岛，取得最后的胜利。电影《南岛风云》就是海南人民在长达25年的革命斗争中的一段插曲，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南人民优秀的品质和他们在极端残酷的艰苦日子里怎样生活和斗争的。1954年，一部在海南拍摄的中国第一批抗战题材的影片，经一批人士的努力成为轰动一时的佳作。该片故事取材于当年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崖总队（琼崖纵队前身）第三支队后方医院看护长邓莲花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海南岛的历史风貌和海南军民坚忍不拔的革命信念与热诚。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白沉在一次闲谈时，剧作者李英敏讲述了当年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个游击队医务所因环境艰苦，所长和医生携款潜逃，只剩一名女护士在看护一批伤病员。在没一分钱、一点药品的情况下，这位普通的海南妇女十分镇静，一面安慰伤病员，一面到处去为战士们弄粮食，自己动手采草药，为伤病员们烧饭、洗衣、看护，甚至喂饭、喂药，终于把伤员们医好，使他们重新归队。白沉以导演的特有敏感，觉得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故事，可以成为一部电影的很好内核，当即让李英敏抓住女护士怎样带领伤病员突破敌人的包围、搜索，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归队这条线，写出一个电影剧本提纲来。几天后，李英敏拿出一个题名叫《归队》的故事梗概，仅有1500多字。然而不到几天，中央电影局就下达了批示，责成编剧、导演到海南岛深入生活。白沉立即来到海南岛，前后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文学剧本，片名仍叫《归队》。直到影片正式送审，才根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提议更名为《南岛风云》。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当时，海南岛沦陷在日军铁蹄下，中国共产党在当地领导人民武装部队，与日寇展开了反“扫荡”的斗争。抗日人民武装部队大队转移作战，出发前，交给看护长符若华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她负责隐蔽18名伤员在山上养伤，司务长和受伤的指导员韩承光负责协助，一起等大队伍胜利归来。在敌人的围困下，他们缺粮少药，处境十分艰难。司务长下山弄粮食和草药时，不幸被敌人发现，英勇牺牲。伤员林东受不了艰苦的环境，经不住考验而叛变投敌。指导员韩承光伤势日趋严重，因得不到好的医治也不幸牺牲。符若华没有动摇和退却，她把伤员们组织起来，设法处死了叛徒，抓住了日军的密探，摸清了敌人的底细。随后她又亲自下山进村，与老乡们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搞到了粮食和草药，与伤员们一起坚持到大部队胜利返回。《南岛风云》之所能在当时颇为密集涌现的战争题材影片中脱颖而出，受到观众与行家的一致称赞，很大程度取决于电影成功塑造了主人公符若华这个从普通妇女成长为坚强游击战士的崭新形象。符若华的扮演者上官云珠为拍摄影片时能更深入地体验生活，掌握人物个性，专程拜访邓莲花并一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克服本人与角色的较大距离，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逻辑，从而使符若华这一形象生发出动人的艺术光彩，为影片生色不少。

该片1956年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