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和思索——纪念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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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与“文革”相似的，是中世纪神学对神明的“誓死捍卫”，恰恰是建立在它把一切异端都视为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的恶魔这原始的宗教观念基础之上的。把异族、异神视为死仇，这是原始文化狭隘性的特有产物，它与巫术时代的神鬼观念相结合，使得一切异神、异端都被视为随时随地祸乱天下、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这种原始观念为后人所承袭，例如英国学者罗素说：“在基督教欧洲，……那些异教神早已被认为就是基督教魔鬼学中的恶魔”；“圣·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这些恶魔引起的’……要知道在神甫们的著作中，‘恶魔’就是指异教神。”与西方中世纪的情况相类似，在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也长期流行将异教、异端视为魔鬼，以及必须用最残酷的方法将其剿灭的观念。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教徒都淫邪无比、行如狗彘，所以当其阴谋败露后对他们义正辞严的神圣判决就只能是：

废其居，火其书，方足以灭其迹；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尽其辜！

可见，在这种自古以来的信仰体系之中，所有异端既然必定是邪恶万端的牛鬼蛇神——于是，对他们的一切惨无人道的“横扫”、“砸烂”、“抄家”、“火烧”等等，就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功德无量的圣业。

二、原始野蛮性在“文革”中重新爆发的化动因和社会条件上一节说明了野蛮性和残酷性在原始文化和中世纪文化中的种种文化功能，由此可以知道，野蛮残酷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何以须臾不可或缺、甚至成为无上美德的原因。很显然，这种文化机理原本仅仅是与原始文化的特殊性质和特殊需要相契合，而不可能为后来一切比较文明的社会形态所接受。但是由于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所以也就出现了在原始社会以后很久，仍然不时有由原始信仰的蛮性遗留引发的暴行。例如近年卢旺达内战中血腥的部族仇杀、美国“人民圣殿教”教徒的集体自杀等等。然而，尽管现代世界还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类悲剧事件，但是却有足够的力量遏制它们的流行，因此像“文革”那样充满了“蛮性遗留”而又能够在现代的整整十年间统治了近十亿人民的庞大“运动”，它的顺利生成和席卷天下就更显得似乎不可思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向原始野蛮状态的“返祖”狂潮呢？

我们说，这种笼盖整个社会的原始野蛮性的再现，需要以基本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全面“返祖”为前提，大致说来，这些必然的社会原因和深刻的心理条件主要包括：

第一，与原始文化极为相似，整个社会完全沦入“牛鬼蛇神”千重万袭的包围、压迫之下，在这种万分可怕的世界之中，人们只有用尽一切最野蛮残酷的手段，才能抗御牛鬼蛇神的威胁而获得生存的希望。

早在1959年，毛泽东在自己的《读报诗》中就无比明确地宣称中国大地充斥着无数牛鬼蛇神：“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而在“文革”中，当这一基本判断被膨胀为全社会至高无上的准则（即与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和吞噬一切的警号时，整个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也就充满了对这种虚幻威胁的极度恐惧，人们如同在原始时代和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样，极尽想象地描述牛鬼蛇神的“丑恶嘴脸”、“蛇蝎心肠”，赋予他们最狡诈、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性，用他们得逞之后“千百万人头落地”这最恐怖血腥的图画日夜不停地恐吓自己和周围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巨大的“魔场”之中，亿万人唯一的希望当然就只能是凭借与牛鬼蛇神的血腥搏斗而为自己拼得生存的空间，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就是“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而这种逻辑就与中外各种上古创世神话中“杀魔创世”、“杀魔救世”的基本模式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在“文革”中，这种残酷野蛮的杀伐成了最光荣、最神圣的行为，例如北京红卫兵创作的《红卫兵组歌》开宗明义对之的歌颂：

朗诵：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冲天霹雳泣鬼神，杀出英雄红卫兵。……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主席亲手授战旗，小将高唱《东方红》。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嘿！！

而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杀向帝修反”、“杀上大批判的战场”等成为亿万人生活之基本内容的时候，极度疯狂的野蛮和残酷性对整个社会的笼盖也就是必然的。

八部天龙

freedom 发表于 2013年9月22日 11:34
文革中人性的扭曲和残酷行为超出人类素质最低标准

核心提示：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 ...

真是个白痴，现在什么没有？割小孩 双眼的，把小孩摔死的，肢解煮 少女的，奸淫幼女的，做好事被杀的，被饿死的，烧公交车的，拆迁至人死的，吃得是地沟油皮革胶囊，以及至癌食品，  小小书支书贪污受贿2多亿，小学生上个学十多万，买套房子上百万，这些你咋个不说，你眼瞎啦。

cnshchl

八部天龙 发表于 2013年9月22日 12:08
真是个白痴，现在什么没有？割小孩 双眼的，把小孩摔死的，肢解煮 少女的，奸淫幼女的，做好事被杀的，被 ...

你所指的坏人坏事哪朝哪代都有，但有本质区别。
一个是坏人在干坏事时可以光明正大的，认为自己是在做天大的好事，还唯恐旁人不知而到处宣传，而有些围观者也认为他们是做“好事”。
一个是坏人在干坏事时也知道这是坏事，只能偷偷摸摸不敢张扬。

开始先骂人白痴，最后骂人眼瞎，有必要吗？

江渚渔樵

人民领袖永远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一小撮见不得阳光的可怜虫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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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指出：原始先民把无数严酷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人格化为无比凶残狠毒的牛鬼蛇神，并且认为只有用同等野蛮、甚至更为残酷的手段才能抗御他们的侵害。而原始文化的这一准则同样成了“文革”时人们的基本思维逻辑，所以人们极尽想象地将一切最恶毒卑劣的禀赋扣在“牛鬼蛇神”头上，并以此为前提而激发自己去搜觅和发明出无数残酷野蛮的手段、以置牛鬼蛇神于死地。例如红卫兵、造反派用各种残酷的“黑巫术”（人类学将各种降灾巫术称“黑巫术”，比如马道婆用戕害纸偶的办法杀人，又比如红卫兵在人的姓名上打×、“剔鬼头”、向“黑帮”头上倒粪水等等）以摧残和折磨“牛鬼蛇神”，再如红卫兵战歌中发誓要对刘少奇抽筋剥皮、揪下脑袋当球踢；以及火烧、油炸、炮打、砸烂、横扫等等无数野蛮诅咒和施暴的铺天盖地。在“文革”中，“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残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竭力激发人们对牛鬼蛇神刻骨仇恨的口号成了最流行的行为准则，不仅一切暴行都在“对牛鬼蛇神实行专政”的旗号下变得神圣无比，而且人们更绞尽脑汁想象着牛鬼蛇神和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想象着这些恶魔倾覆天

地的滔天大罪。于是，对他们捕风捉影地罗织罪名、挖地三尺地审查围剿、“无限上纲”、株连九族等等最疯狂、最怪诞的野蛮行为，也就都成亿万人生存所必需，因为只有这样，整个世界才能从“妖雾又重来”的无比可怕威胁中得到拯救，这就象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强调“异端分子可以不予宽容”时陈述的神圣理由一样：

他们罪孽昭彰，因此不但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而且还应该处以死刑，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圣杰罗姆（译注：中世纪教会四大学者之一）说，并且我们也读到：“腐肉必须割掉，染了疫病的羊子必须扔出羊栏；免得整个牲畜棚全波及到，亚里厄斯（译注：宣传上帝不可知和基督为人的学说，被目为异端）不过是亚历山大城的星星之火，但由于没有立即把它扑灭，一场大火使整个世界遭到浩劫。”只有最残酷地剿灭牛鬼蛇神，整个世界才能免于“浩劫”，同样神圣而残酷的逻辑亦成了“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例如林彪所说：

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不经过这样的大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了抗御如此可怕的威胁，一切暴行和虐杀就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任何宽容和理性的法律则是对罪恶的纵容，这就象中世纪“神圣法庭”的无限淫威一样：

宗教裁判所……不受民政机关管辖，并享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权力，即作出不容申诉的判决和把反对他们的人送进火堆。……仁慈的上帝对这些人下了判决，想把他们投入油锅，要他们永远沉在油锅深处，以自己的残状和号叫，来娱乐上帝。

宽容是一种有罪的、与僧侣意愿相反的思想方式。热心不够的基督徒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方式。

由上面的这些神圣审判还可以知道：任何对神明和圣物禁忌性可能的触犯都是一切异端罪中最严重的一种，因此都必须受到极刑的惩罚，例如人们对这些触犯的声讨和诅咒：

彭（真）、刘（仁）反革命政变集团，一贯顽固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猖狂地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肃清旧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流毒，斩断他们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已经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擂起战鼓，吹响冲锋号，向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向彭、刘反革命政变集团发起新的总攻击！……绞死彭真！枪毙刘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比如江青的切齿诅咒：“刘少奇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第二，从古代的民族、宗教、政治仇杀到“文革”，其社会环境完全为凶残暴戾所笼盖无余，从而形成了巨大而疯狂的“魔场”。在这个“魔场”中，人们所禀赋的一切善良因素都因受到环境因素的最强抑制而急剧萎缩，相反，野蛮的“集体无意识”因素则因为受到“魔场”的狂热召唤和剧烈共振而猛烈膨胀和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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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费尔巴哈对人性的描述：“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理性和文明的社会所要实现的，是以其富于人性的外在环境抑制和涤除每个成员禀赋中的兽性；而野蛮和非理性社会所从事、甚至所热衷的，则是完全相反：它强迫人们埋葬自己心灵中善良的人性，同时从中竭力发掘出原始的兽性，并把它们弘扬开来、汇集到全社会的野蛮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们在疯狂的环境诱导和压迫下把自己变成魔鬼，其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后仍然经常梦见自己又变成了魔鬼；萧乾先生所说在“反右”运动中，善良的人也学会了“张牙舞爪”；杨绛女士所记社会科学院家属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对“牛鬼蛇神”们施虐的“极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红卫兵叙述他在四川“大串连”时的经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样挨饿受冻，而是我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着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着双眼、五花大绑的走资派的耳朵里。鞭炮响了，走资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乱叫。我曾责问这位女红卫兵，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点，她说，这是我们的敌人，这样做是轻的。

一位“文革”经历者回忆：

群众运动中一些兽性的毁灭狂，很令人震惊。例如，平常学生跟老师是很好的，为什么突然去打老师；为什么十几岁的小女孩拿双枪，不胆怯。我认识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男学生，原来品性很纯，他在文革中杀死过七个人，还津津乐道的向旁人讲述他的杀人业绩。很残酷，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个时候我觉得恐怖，我不敢回学校，只有整天躺在床上想：这些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业绩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心的困扰无法摆脱，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仍然不能明白。

这类例子说明罪恶的社会氛围对人类善良天性的可怕戕害和铲除。而“文革”时的这种戕害之所以比一切古代史实更加令人发指，就是因为“文革”是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实现这种戕害的“大普及”，所以它也就比古往今来任何个人的残忍心理变态更具罪恶而巨大的魔力。

“文革”时随处都可以看到，“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处处都有”的疯狂社会环境如何对无数人们相互仇恨心理和相互虐杀行为给予的最大限度激发：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干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写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动）标（语）！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

“文革”中一切具体的暴行，其残酷性最终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这统治着全社会的疯狂信仰及其所产生的无比强大、无处不在的环境压力，其残酷性才是无限的；它恶性膨胀的结果，才是能够吞噬一切人类之爱的最野蛮、最凶残的“魔场”，才是无边无际的罪恶之海。

与文明和理性社会对人们之间友爱、理解等善意情感的培育和弘扬正好相反，蛮性社会所从事和热衷的，是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仇恨。而当这种环境强大到抑制一切的时候，人们本性中对快感的追求就只能以“迫害狂”这种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能在残暴和施虐中得到快乐，这本是野蛮时代的文化现象，例如上一节所举原始人对于异族“愈杀得多愈高兴，杀了一个便会剥一个头皮，鸣一回得意”，这后来也成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惩罚异端时的心态，例如启蒙主义者所描述的：

慈悲的上帝……判处大多数人永远受罚，以警戒他们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犯规行为。上帝以其不可思议的仁慈强使这些行为继续到永远，以便有永远焚烧犯罪者的欢乐。……有些人甚至认为，上帝本来是不会注定任何人到地狱受苦的，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妻子（指教会，按《圣经》：上帝与教会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译者）开心。

类似的从野蛮和施虐中得到快乐在“文革”中亦多至无数，例如红卫兵在“抄家”、“破四旧”、“揪斗”、打砸抢时的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再如在四川成都市的武斗中，一派工人抓住了另一派工人之后，“用各种刑法折磨他们，有‘喷泉’（打破头颅，血喷涌而出），还有‘风景画’（用刀乱割受害者的脸）。”又如北京某中学一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更普遍的例子比如在数不胜数的“大批判”中，人们总是把“砸烂”、“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等等一切极端残暴的语言倾泻在受害者头上，并由此而使自己得到胜利者的满足，以致于“大批判”竞成了许多人乐此不疲的职业。这类施虐快感的产生仍然源于与原始文化和中世纪宗教文化相似的原因，仅以“大批判”中的笔名和各红卫兵组织名称这“文革”中极普通的现象为例，这些名称不仅常常最强烈地宣泄出对牛鬼蛇神的仇恨，而且也使施虐者由此而体会到自己的神圣、强大和异端者的极端卑弱无助，从而获得最大的光荣和施虐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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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上述两项原因作用下，“文革”对其所信仰神明的“无限崇拜”、“誓死捍卫”同历史上以捍卫本族神明为目的的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相类似，有效地复活了人类在原始时代对异族和异神的野蛮仇杀。原始时代人们以异族和异神为魔鬼、为死仇，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种敌视和仇杀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一种曾经具有根本意义的信仰之上，所以其仇恨程度也就是最为深刻的，而这种仇恨的爆发形式也是最为野蛮残酷的。又因为这种仇恨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最深远、最神圣的原因，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后，它也仍然以极崇高的面目而唤起人们的宗教狂热，并导致几千年中始终不断的种族仇杀和宗教仇杀。例如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要通过神圣的宗教仪式以使其每一部落成员“不忘血泪仇”（“文革”中亦极其频繁地举行忆苦会、批判会等神圣仪式以实现类似的目的）：

（宗教仪式中，巫师）必须背诵创世纪，讲述与外氏族的战争，每次战争死多少人，应该履行血族复仇的义务，……凉山彝族在打冤家（王毅注：当地把部落之间的血腥仇杀称为“打冤家”）前夕，必须请巫师讲家支历史，讲与敌对家支的仇恨，巫师边说边泣，……听者也随声哭泣，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尤其与“文革”相似的是，由于原始崇拜（以及后世许多继承了其精神传统的宗教文化）的极端狭隘性，所以这种野蛮的仇杀不仅流行于异神、异族之间，而且同样流行于同族同教的不同分支之间。西方的例子比如启蒙主义者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描述：

宽容是一种有罪的、与僧侣意愿相反的思维方式。……各教派永远和到处都是相互仇恨、迫害和残杀；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情况将继续到世界末日，如果教会存在到那时的话。

我们说，“仇恨、迫害和残杀”之所以是那时整个社会的“死结”，乃是因为它们是原始文化和中世纪宗教文化极端狭隘性之必然的、永远源源不断的产物。类似的冤仇日积、永无宁日在中国的例子，比如旧时长期在彝族中流行的诅咒巫术（当地称为“撮日”），使同族之间的相互仇恨和恐惧等等阴暗心理不断蔓延和膨胀：

作为“黑巫术”的“撮日”……有很大的迷信力量，一般人相信他会给对方带来灾难，甚至死亡。如果对方进行反咒，也会解除，甚至使咒人者自食其果。所以咒人者虽可以因之解恨，也会怕对方反咒而不安。由于“撮日”是公开的，积冤之家往往立即报复，如此又迫使咒人者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此一咒一反，若无中人调解，就会连绵不止，不论何方一旦发生不幸之事，就认为是对方诅咒所致，甚至扩大怀疑面，涉及他人家。本无对立面的人家遇有不幸之事，也往往认为有人咒他。这样连锁反应，会使整个地区一时都陷入巫术恐怖之中。

可见，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人类之间的相互仇恨永远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抑制。

这类由于信仰的原始狭隘性而导致不可抑制的同族兄弟相阋以及全社会间的敌视和恐怖，其在“文革”时重演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疯狂席卷全国的“派仗”和“武斗”。“文革”时派仗和武斗的蔓延当然有许多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是如果从宗教文化的层面来看，则显然与全社会信仰心理的极端狭隘性、以及由“无限崇拜”、“誓死捍卫”导致的对异端的极度仇恨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宗教的狂热必然导致部族、教派之间的誓不两立和血腥仇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这一通则的原因也就在于：在原始文化中，信仰的极端狭隘性与人类的相互敌视是一对根本的“伴生基因”，因此人们在继承“无限崇拜”的宗教狂热的同时，也就只能无可选择地将这种伴生基因原封不动地一并继承下来。所以原始时代部族战争、血亲复仇的遗毒在后世的“打冤家”、宗教战争、宗教恐怖主义等等从古到今的中外历史中不断延续。在对我们民族文化影响更为巨大的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民间宗教史上，这类例子同样不胜枚举，例如东晋“五斗米教”领袖孙恩造反时“宣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北魏时的刘灵助以道教方术为号召而率幽、瀛、

沧、冀数州民众造反，“从之者夜悉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后来典型的例子，比如明清时代白莲教一直是被朝廷视为邪恶异端并遭其残酷镇压、极力丑化的民间秘密教派，但是白莲教内部亦同样相互分裂、彼此敌视：“苏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后（王）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又如白莲教的分支之一“罗教”在被正统佛教视为异端和“邪教”的同时，反而又将自己从中发源的白莲教视为死敌：“你行白莲是邪宗，万剐凌迟不称心！”——总之，在蒙昧主义和暴民专政的环境中，一切可能的异己者都必然要受到灭绝性屠杀（“诸村共屠之”）、“万剐凌迟”等等最残酷的惩罚。也正是因为这种逻辑的一脉相承，所以直到下距“文革”仅6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民间宗教中的这种党同伐异和教派分支之间的刻骨仇恨，依然按照上述自古以来的规律而又一次强烈爆发出来。

发源于原始文化的极端狭隘性和无比强烈的党同伐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异端的极尽残暴，既然始终是上古以来一切宗教迷狂的基本属性，那么，当“无限崇拜”等等狂潮在“文革”中再度席卷天下的时候，尤其当它是与“群众运动”的空前普及和空前狂热一同膨胀时，群众组织之间的尖锐对立和血腥仇杀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由于两者内在规律的相通，所以“文革”的武斗和派仗等等血腥仇杀在许多基本的特质上，都几乎完全是历史的重演。例如：这种相互敌视和仇杀的盲目性、幼稚性和狂热性，参加者的崇高感、牺牲欲和嗜血欲，笼罩整个社会的迫害狂，以及它不可遏制的疯狂性（不论“文革”的领导者怎样善意而焦灼地反复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也正因为这种相互敌视和仇杀具有如此久远和空前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它也才完全有能力让残酷和野蛮的毒质统治了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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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摇

毛主席人民永远还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