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幕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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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再响《东方红》
作者：刘　澍  来源：大众电影 2005-2期  

　　“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就一定要搞好!”
　　
　　1964年10月16日晚，陪同毛泽东接见《东方红》全体创作人员之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中南海西花厅，就将《东方红》拍成电影一事，正式同与会者畅谈。此前，在10月2日《东方红》首演的当晚，周恩来就曾经同相关的一些主创人员，谈到过采纳国际友人和其它人士的建议，将大歌舞拍摄成电影的事情。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语气恳切地说：“这部影片拍摄成功，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虽然电影拍摄是以舞台上的《东方红》为基础，定位于舞台艺术片，但电影艺术毕竟有着与舞台艺术截然不同的自身规律。电影要还原于舞台，也要延伸和扩大于舞台，除了导演、表演、场景、音乐、对白、声音等不同，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由舞台艺术到电影艺术，又是一次艺术再创作的艰难过程。会上，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也为了电影拍摄工作的需要，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补了文化部电影局的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3个电影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拍电影的组织领导机构以八一厂为主，无论从哪个单位抽的人，都归八一厂领导。为了加强电影的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电影导演团。周恩来对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周扬、林默涵、刘白羽说：“你们三个同志一定要有一个人坚持参加到底。”
　　组织领导问题解决以后，周恩来仍然强调，要进一步向参加这一工作的所有人员宣传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让大家充分了解将舞台艺术搬上银幕的重要性。为此，周恩来多次召集演出人员进行学习和座谈。10月23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所有演出人员和中央、地方、部队文艺团体等单位共7000人参加的演职人员扩大会议，专门作了有关中共党史和国际形势的报告，着重强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并要求大家武装思想，密切洞察世界风云的变幻，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搏。
　　1964年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上旬，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和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利用这次机会，把电影界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特别邀请彭真、周扬、江青等人，与《东方红》电影导演团的成员一起，紧紧围绕着电影的拍摄展开了探讨。就在这个会上，两种思想的对立初见端倪。周恩来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要下功夫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且要拍好的良好愿望。但是，江青却对此极力反对，她借口谈论艺术，指责该剧主题不明确，艺术表现平平，其中牵扯的历史问题不少，以“非常担忧”之名，发泄不满和抵触情绪，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周恩来力排江青的阻挠，坚定地表示：“《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召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开会，进一步研究拍摄电影的中心议题。他的讲话一针见血：“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的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在总的原则问题上，周恩来着重强调以上两点，既是未来影片的基调，也是为了不让江青抓住把柄。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走群众路线”。
　　
　　对于江青不断的非难，周恩来逆风行船，镇定指挥，坚持一定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再三表示：“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就一定要搞好。”另一方而，在指导《东方红》创作时也非常谨慎，如在表现1927年周恩来等人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场景处理上，编创人员再一次提出，这是人民军队的初创历史，一定要加重情节和镜头渲染，周恩来仍是坚决不同意，其中的重重顾虑和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
　　
　　电影《东方红》没有演职员表
　　
　　拍摄电影《东方红》，毛泽东主席有过明确指示：“电影《东方红》的拍摄先拍第一集，内容到新中国为止；表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节目可编成第二部，在国庆二十周年上映。”因此，《东方红》的拍摄，对1964年的舞台演出版本进行了必要的删减。把舞台剧原有的8场，只选取了序幕“东方红”和前6场的“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而后两场的“祖国在前进”和“世界在前进”，则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没有收入到电影画面中去。
　　从1965年3月起，《东方红》开始拍摄前的修改、讨论、分镜头、定稿、审查、试拍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深知周恩来对于《东方红》所浇灌的心血，不约而同地想到影片一定要请周总理题写片名，留存纪念。当时，周恩来正在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4月4日晚，他从缅甸首都仰光飞回云南昆明，次日一大早，周恩来就看了请他题字的专题报告，欣然挥毫书写了“精益求精，后来居上”八个大字；至于题写片名，他积极建议以毛主席别具一格的书法字体，经过巧妙组合而成，更有时代意义。
　　5月23日晚，周恩来与康生、罗瑞卿、周扬、赵辛初、陈亚丁等人，在八一厂审看了两场试拍的样片，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强调影片的拍摄方针仍以舞台表演为主，充分利用舞台演出的成功，拍成舞台样式的纪录片。当然，在拍摄镜头调度等摄影技术问题上，也要充分突出电影故事片的画面，使银幕画面多角度、多方位地处处有一种动感，但一定不要离开突出舞台，因为《东方红》的来源就是舞台，并且在舞台的有限空间中，创造出了超越时空的非凡成功。至于彩色胶片问题，请外贸部协助到英国伦敦去购买质量最好的“伊斯曼”。两天后，周恩来又审看了部分样片，为了突出集体创作和自觉抵制“名利思想”，参加电影拍摄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不留演职员表。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拍摄工作在随后的6到9月开始加快速度，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摄制组分成三个摄影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摄影棚、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和北京体育学院大田径馆三地来往奔波，穿插交替，紧张拍摄。为了把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摄制组专门在北京组织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上万人的观众群，观看全剧演出。所以，便有了影片开头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向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观看演出的序幕部分。在拍摄演出过程时，大部分画面采用多机位拍摄，而舞台上的许多集体亮相和群众演员的造型，则采用舞台全景和台下观众相互融合在一个画面的广角镜头，以显示出舞台演出的盛大规模，同时，也是把周恩来所反复强调的“不要离开舞台”的指示，很好地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从而使整部电影画面流动，情景交融，而不是机械式地一个机位固定拍摄。所以，拍摄完成的舞台艺术纪录片，既丝毫没有脱离舞台，又大胆创新，把舞台演出和艺术纪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今后同类样式的电影拍摄，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9月18日，《东方红》全部关机，顺利完成了宽、窄两种银幕的拍摄工作。当天晚上至第二天凌晨，周恩来与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再次来到八一厂，一口气祈完了连夜剪辑的全部混录佯片。看完之后，周恩来异常必奋，对影片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对一些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最后提议：“请大家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在国庆节上映。”
　　1965年10月1日，《东方红》如期在全国上映。影片上映后，同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轮看《东方红》、学《东方红》、唱《东方红》的热潮，正如周恩来所期望的那样，全国各地更多的观众，都能通过电影这一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从银幕上欣赏到了这台盛大的舞台演出。
　　然而，好景不长，风云突变。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江青即刻利用自己“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权，将电影《东方红》打入了冷宫。但是，历史老人是最公正的，在经过残酷岁月的风霜雪打后，浮去尘埃，传世经典的《东方红》依旧不朽。1977年年初，《东方红》作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后第一批重新恢复公映的影片，特意在影片的片头加上了长达千字的序言，并用《国际歌》做音乐衬托，说明该片的渊源。尽管文字带有强烈的政治口号式的色彩，但是，对当时引导广大观众、特别是没有经历过十年浩劫、从未看过此片的年轻一代，还是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宣传教育作用，并提高了歌舞艺术的特殊视觉效果，从而很好地把不同年龄层的人们，带到那充潲理想、激情澎湃的年代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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