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报：连趣网首发原创连载纪实文学：《芦荡小舟的故事》（7、更新至56楼10月...

admin

当时的“入党条件”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龙岩的国民党右派、代理县长杜连茹紧随其后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通缉邓子恢、郭滴人、陈庆隆（又名陈子彬）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笼罩龙岩。

    邓子恢早已离开龙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张旭高带着父亲和另外几位同学从龙岩经漳州逃到厦门，那是父亲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们时而坐船，时而徒步，到达厦门后，几个同学一起住在龙岩同乡开的小旅馆里。张旭高是集美毕业生，熟悉厦门，他没有和同学们住在一起，但有时候回来看看他们，约半个月左右，就不见他来了。

据说后来张旭高经上海去了菲律宾，那里有很多福建华侨。太平洋战争中他遭日本侵略军杀害。张旭高之死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关在集中营，日寇投降前遭杀害，一是张旭高参加菲律宾华侨游击队，战斗中牺牲。父亲多方打听，四十年后才听闻张旭高的妻子说，前者是正确的，她与张旭高同时被捕。

张旭高转入地下后，父亲只身潜回龙岩，不能径直回家，经九中的郭庆光、郭秉廉老师介绍，暂栖距大池四十多里的湖邦乡，在郭姓族办设在尚德堂的积山小学任教。积山小学是当时龙岩较大规模的私立初小。

父亲任高年级班主任，同事有郭乐生等，据了解郭乐生是共青团员。父亲和同事、学生相处极好。由于亲身体会过农村孩子读书不容易，他教学格外认真，看见小学课本脱离农村实际需要，便自编适合农村孩子用的低年级课本，给初小同学用。不过只教了一个学期，1928年秋，父亲受在上海读书的几位好友郭有才、黄振椿（黄震村、马宁）[1]和九中同学邱若深的影响和鼓励，在祖母的暗中资助下，来到上海，考入上海艺术大学二年级。

这年父亲21岁，已经历过一次次洗礼，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自然而然和他联结在一起。这一走，56年没有回过家乡，但他永远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admin

族谱选登的一幅照片——吴荻舟与习仲勋握手。

---

[1]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来是清朝将领，后来是中华民国初年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人称贿选总统。不过芦沟桥事变后日本请他出面组织新政府被他拒绝（后面讲到母亲家乡安徽时，合肥人段祺瑞也有类似情况），因其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2]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授课，主要是搞军事训练。后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后来籍社会民主党事件杀害了许多同志，邓子恢代表中央处决了他。

[3]根据龙岩党史办郑学秋整理、由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共龙岩县首任党总支书记陈子彬（原名陈庆隆）本人审阅过的《陈子彬同志谈龙岩大革命前后的问题》记载，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可以说是左派当权。而政治监察署中人都听张旭高的话，张旭高是革命左派。当时属于新兴革命势力的组织还有农民部特派员岩平宁分处、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县农会，五个单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协调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尖锐矛盾或派别斗争，当时在龙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对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龙岩是成功的。

[4]马宁，龙岩人，1930年参加左联，同年加入中共。之后流亡马来亚，曾任马共中央宣传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农民报》主编，福建省文化处处长、文联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曾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发表了众多小说、话剧和杂文。

（未完待续）

原创：小灯（连趣好友）

admin

第一章  家乡骄傲
4热血男儿

1928年秋，父亲吴荻舟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由于他不肯听从祖父的安排辍学经商，被祖父断绝了经济来源。初到上海时，他和龙岩同乡马宁合租一个亭子间，有时候一个人白天睡，一个人晚上睡，有时候床上睡一个，地下睡一个。父亲饥一顿、饱一顿地过着。宁波房东看到他经常没饭吃，有时候会在他的房门口放一点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饭也是房东同情他请他吃的。
父亲在上海艺术大学读西洋文学、西洋文学史。学校里有不少参加过北伐工作、思想进步的青年，教授有冯乃超、朱镜我、王了一等，父亲在学校里继续参加进步活动。翌年，上海艺术大学被封，他又转学到中华艺术大学继续学习，校长是陈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学文等。
父亲有较好的文字基础。在家乡福建上中学的时候，父亲便喜欢文艺，与一些同学办刊物，写文章。北伐时期，父亲也积极投入集会宣传，编写油印小报，为北伐结束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统一中国的愿景心驰神往。来到上海半工半读上大学，他很快就用笔名“秋枫”写小说在《拓荒者》（蒋光慈主编）、《新地》（鲁迅主编）和太阳社出版的进步刊物上发表，反映他目睹的劳苦大众贫困生活。
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车轮》，写家乡龙岩开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谋生的劳动者反对，为了夺回生路，他们破坏车轮，企图恢复肩挑赚钱养家活口，小说的主题揭示破坏车轮是没用的，只有干革命，推翻残酷剥削劳动者的旧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说还有：《烟囱》反映工人罢工，反对剥削，争取活命。主题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猎犬》是讽刺特务的。《人力车夫》反映上海人力车夫为生活所迫，寒夜还在街上拉车，过桥下坡时滑倒跌死的悲惨故事。《野火》写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烧了。林场主指责他们是有意纵火，国民党官府说他们是暴动，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抓进城里，要杀他们。工人的无辜，激起广大劳动者气愤不平，起来罢工、罢市、罢课。“野火”终于变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议统治者，把工人从监狱中救了出来。《老祖母》讲的是统治者把老祖母的孙子抓去枪毙，又怕引起人民反对，谎称被枪毙的是强盗、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孙子不是强盗土匪。她抚尸痛哭，高呼孙子是好人。

珍贵的小说复制件——吴荻舟写《野火》。

admin

父亲还写过长篇小说《两代人》，描写父子两代对救国看法不一致，分别代表着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买办（父亲）与实业家（儿子）的救国态度和矛盾。小说肯定实业救国，但提示了在买办阶级（国民党）统治下，实业救国也没有出路。

    从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间，父亲曾为之辍学的北伐战争结束，中国南北终于统一。民国有所谓“黄金十年”[1]，由杰出人物领军的领域比如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为后人称道的成就。但是在政治上，各地军阀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打打合合，总体来说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

    从小山城龙岩来到经济文化先锋城市上海，父亲眼界大开，思想更加活跃。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时，他已经把眼光放在改变不平等、落后穷困的家乡、社会乃至国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农民、工人、小生产者的生活、情感，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特别是爱憎分明，结构严谨，文笔流畅。

    不幸长篇《两代人》交出去后，父亲就被捕了，不知道发表了没有。坐牢、出狱参加抗日及至辗转各地工作后，父亲放弃了专业创作的理想，不过直到50年代，他仍然时有文学戏剧作品、文艺理论作品发表。再次拿起笔，则是30年后、上个世纪80年代，这是后话。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亲由中华艺大同班同学萧抱真介绍，阅读了一些中共的内部读物，参加到杨树浦、曹家渡工厂区散发传单，写标语，煽动工人罢工，反对五卅惨案纪念示威等活动。为了解父亲当时看到了什么，促使他投身革命，我在网络上看了数千张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当时的感受。

父亲所目睹的旧上海棚户区状况。图片来自网络。

admin

有一天萧抱真说，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乡想找父亲，后来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当时父亲只知道北伐时曹正平在武汉参加过革命工作，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区委书记。

    父亲原本住在横滨路景云里，因为住不起，搬到横滨路福源里，这是一个十分破旧的小里弄。曹正平经常晚上来，了解父亲家庭情况，谈革命理论和形势等。

    在福源里，父亲还认识了一位作家林淡秋（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住在横滨路到福源里的岔道上，父亲经常到他的住处谈创作。林淡秋曾转述鲁迅的话，鲁迅说：“这位青年作者写的《野火》很好，决定发表，欢迎多写。” 在学生运动中，父亲还认识了上海公学的李梅（华侨学生），后来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区委宣传部长。

    在曹正平的引导下，父亲参加更多工人运动，比如参加反对南京蛋厂英国老板开除工人的游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亲撰写反对国民党政权封闭晓庄师范的传单稿子，在游行示威时散发。晓庄师范是陶行知与黄禄祥1927年3月15日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国民党政府武力封闭。陶行知受通缉，三十多名学生被捕，十多名中共党员遭杀害。父亲记得，晓庄师范被封闭的时候，国民党政权正召开教育会议，鼓吹要改进和兴办更多的学校，父亲就把两件事结合起来指控国民党政权提倡教育是假，摧残教育是真，反对封闭晓庄师范。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绍父亲加入中共。父亲回忆：“他在书桌上写下‘馥新’两个字，说是联系用的代号，以后由他本人和我联系。”

    曹正平对父亲说：“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苏州、无锡、上海都可能发生暴动，现在军阀混战，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高潮前夜,党号召要不畏牺牲，准备大干，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上海要搞‘飞行集会’，五一要举行全市大集会、大游行，广泛发动群众，迎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   

      父亲说：“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党的教育的经过情况。”

      据与父亲同案被捕的叶进明80年代回忆，当时，上海党在李立三[2]左倾路线领导之下，不断发起罢工斗争，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实行“暴动试验”，以显示无产阶级的力量，迎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动大批便衣、军警，镇压罢工，驱赶游行示威队伍，逮捕参加飞行集会群众。许多党团员骨干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狱，成了冒险主义的牺牲品，而革命高潮却并未到来。

admin

1930年的中共决议，提出要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图片来自网络。

1930年4月27日父亲在上海租界东新桥仁济堂的“五一”筹备大会上和107人同时被捕，这个事件就是当时“武装暴动”试验的一个缩影。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里左倾盲动主义时期被捕人数创历史记录的一次。延安整风时期在反“左”学习时称此案为“上海最大的一次损失一百零八将被捕大案”。

    父亲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号传来的条子，要他去参加仁济堂集会。父亲当天上午9、10点钟赶到会场，进去时只看到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是已经开完会还是尚未开，也不知道大会是谁主持的，会场就被英巡捕包围，校长陈望道、老师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狱中名叫周兴然，中华艺大同学）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据叶进明回忆，那天9点左右，各路群众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马路“散步”，随着一声鞭炮动员令，大家开始聚拢喊口号，陆续走进仁济堂，当中有人挑着伪装成杂货的铁梗等武器。仁济堂是个慈善机构，平时有门诊施诊给药，星期天堂内无人。这天这里里里外外挤满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热闹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叶进明说，但是那时受到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没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当院内开会动员高呼口号“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门被撞开，穿着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举着巡棍见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进守候在门外的多辆装有机关枪的红色警备车里，马路两边喊革命口号的群众很快被驱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admin

上海租界巡捕。图片来自网络。

翌日，上海《申报》以“左晨云南路纷扰记，拘获大批男女青年”为题报导：“昨天上午9点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东新桥附近，有数百人聚集，旋拥至仁济堂开会未成，被捕房拘去百余人”。4月29日《新闻报》记者详尽描述了“前晨纷扰经过”：“上午10时，东新桥附近突然聚集数百青年，虽经探捕驱散，但至10时3刻，群众又拥入云南路599号仁济堂欲开会议。旋由警务当局向戈登路捕房飞调预备队中西捕，会同该管老闸捕房通班探补，将仁济堂包围，嗣乃进内制止会议，并逮捕在场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余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众，内有年轻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内有李林全 ，周兴然 ，王保德……蔡四[3]……曹振平。察其年龄，皆在二十开外，均是学生工人两种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亲在一篇手稿中写道：

    “（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参加五一筹备会，还说五一那天准备好石灰和木棍之类，可能发生武装斗争。我早有思想准备。我当时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早日取得革命胜利，东方出现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看苏州河、闸北一带棚户区工人受剥削的非人生活，实在唤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写一个长篇的《两代人》和十多篇小说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经发表或已经寄出的，余下誊写和润色的，在我被捕后，弟弟和萧抱真帮我处理了）。所以毫不犹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点开会。

    曹和我不是同时到达，但同时被捕，而关在一个监房里。我们是在仁济堂内被捕，还有一些是在马路上被捕……”

---

[1]“黃金十年”，指1927-1937年间南京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成就。

[2]李立三，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共。先后在地方和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67年6月22日逝世，1980年3月20日获平反。

[3蔡四就是吴荻舟，他本名叫吴彩书。

（未完待续）

原创：小灯（连趣好友）

admin

《芦荡小舟的故事》（5）左倾之害

文革期间，父亲吴荻舟写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专案组”指定问题叫他写的。问题包括：“被捕、扣压、审讯、判决的地点和时间？”“仁济堂的会是谁主持、入狱后有什么活动、有哪些斗争？”“在狱中谁最活跃？”“曹正平和你谈过什么话？”“出狱的情形”等。

综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资料，父亲被捕后的大致情况可以还原如下。

父亲在英租界被捕后先关在巡捕房，落案问话：姓名、职业等，当天下午被国民党引渡，由英租界老闸捕房经提篮桥监狱，转送到漕河泾模范监狱。

为了解父亲被押解的过程和当时监狱的状况，我上网浏览了几千张老照片，等于“目睹”父亲的遭遇，他的坚强令我感到震撼。我没有找到漕河泾模范监狱的照片，但是阅读了描述漕河泾监狱情况的文章，十分感恩。

老閘捕房舊址。上海租界老闸捕房位于贵州路101号。网络图片。

admin

老闸捕房内部。网络图片。

公共租界工部局监狱，位于长阳路147号，又称提篮桥监狱，号称远东第一监狱。网络图片。

提篮桥监狱高墙西北角。网络图片。

那时无论是租界巡捕房还是中国地界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监狱，都人满为患，难友们陆续被集中到漕河泾监狱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厂，但是七位女难友不知道关到哪里，从此没有她们的消息。

来到漕河泾监狱的第二天，看守长进来时，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曹正平高声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觉太冷，要求给垫稻草。看守长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来。曹正平又叫：“我们没有犯法，我们是未决犯，为什么把我们的手脚铐起来？要求把镣铐去掉！”其他人也跟着喊，看守长提高声音：“去镣铐要请示司令部再定！”过了一天，镣铐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对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难友们成立了“同难会”，每四条毯子（八个人）为一组推选代表成立干事会，干事都是些比较积极的活动分子。其中外交干事负责和狱方交涉，互助干事负责照顾患病者和生活困难者，募捐和争取支援。组织干事曹正平热情，有能力，对狱方斗争有胆量，又是苦力工人，获得大家信任。

干事会发动大家向外面亲朋好友写信，请他们多送必要物品，然后分给有需要的人，外面送来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给父亲送来一些饼干和衣服，饼干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几个难友轮着换洗。难友们闹过要求早日释放，闹过要求改善卫生。因为当时天热人多，尿桶在监房里，有时候屎尿满溢，很臭。气候炎热，监狱中供水少，同难会也曾发动向狱方提出增加用水的斗争。

睡在大厂房地上的时候，父亲和王保德、周兴然（惠浴宇[1]）等难友靠得比较近。他记得难友中有人说，别让敌人觉得我们中有谁是为首的。父亲说，当时觉得他们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话不多，但是比较关心大家。父亲不清楚他是不是为首，是不是主持集会。

多年后父亲获悉，王保德16岁到上海银作坊学徒，成为银楼技师，是银楼工会的党员，两年前就因为组织罢工坐过一年牢，搞过狱中绝食，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几岁，比大多数难友年长，又有领导狱中斗争的经验，大家就请他暗中指挥，例如牢门一开，如果进来的人是看守长或者监狱科室负责人等，王保德就做暗号指挥大家静坐不动；如果进来的是同情难友的狱中人员，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种要求。

国字脸、胖胖的周兴然比较平易近人，说话爽直。他告诉父亲，他是海州人，海州产盐，盐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岁。李梅是广东人，华侨，好作旧诗，三十岁左右，瘦高个子。父亲觉得自己比他们都小，又刚刚受到党的教育，很幼稚，阶级觉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们。

当时被捕的人里面有个穿着国民党服装的下级军官章国钧，他是盯梢女学生跟进仁济堂大门后被关进来的。在巡捕房、会审公堂和监狱里，他见到敌人就乞求宽恕，然而没有人保释他，他就这样一直被关下去。他一进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兴然开大会时演讲和喊口号，是共产党，巡捕房竟然没有人理他。干事会把他当做重点帮助和团结的对象，周兴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后來他也和难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时候他翻供，说原指周兴然二人是共产党是他胡说的。结果这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被国民党法庭判刑三年，惨死在狱中。

当时难友们判断，只要不出叛徒，狱方就不易察觉狱内的有组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防范敌人可能派特务混进难友队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狱中的身份和组织全都是公开的，多少年后检讨时他们说：“这仍然是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违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则。”

第五工厂中传过一首诗歌，是恽代英[2]的作品：“革命高潮涌，红旗飘日中，大示威，大罢工，工厂银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难会”觉得这首诗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传了农民暴动包围城市，城市暴动又能领导鼓励农民起义。特别使难友们兴奋的是“工厂银行租界都要充公”这一句：“这样，我们也就能同苏维埃俄国一样了，这也是我们救国救民的光荣任务。”于是发动大家学习。

当时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一种是说外面总同盟罢工马上就可以实现，在南通的红14军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狱。另一种是说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现在未决犯的条件学习文化，增长知识，有朝一日出狱后可以提高斗争本领。尽管父亲希望早日出狱，最终他实践了后者。

同案难友一起被关了五六个月，期间审讯过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父亲和李梅同戴一副脚镣，一路上铁链锒铛响。路过苏州龙华寺时，李梅诗兴大发，高声朗诵：今年三度龙华道，一看梅花两带镣……父亲记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龙华道，

春秋犹忆左脚镣，

阎门桥上锒铛过，

国际歌声到天牢。

据父亲回忆，往南京途中，在苏州沧门内的监狱住了一夜，然后押往南京。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是新建的，分南北两部分，南监有四座监房，分称为“改”、“过”、“自”、“新”，北监有九座监房，分称“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亲没有去过南监。北监有几个工厂如织布厂、印刷厂、木工厂等，还有教诲室。监房有单人房、双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们被关进一个空置的大厂房，睡在地上。过了一个多月，由军法处派法官来审讯他们，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个礼堂（后来知道是教诲室），然后一个一个审讯。

那时父亲才22岁，是最年轻的“犯人”之一，其他难友提醒他，一是要坚持说自己是学生，二是被审讯时要淡定，回答问题要简单。此次审讯的内容和在漕河泾一样，但是法官态度更凶，喊打喊杀，一再指父亲是参加了共产党暴动。  

审讯后过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时没有把他们提出去，就在他们住的那个大厂房入口处摆上桌子，布了岗哨，把“犯人”一个个叫过去宣判，然后把判决书交给本人。判决后，父亲被分到月字监，三个人住一间牢房，1933年又调到天字监，六个人一间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狱。

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曹正平半年后被释放，临出狱时，他对父亲说，他会回来看父亲和大家。父亲托他带口信给三叔，要三叔给他送衣服。曹正平说：“出去后设法营救你。”不过他后来并没有来看过父亲。

自被捕，父亲一直没有认罪悔过，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参加集会，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图煽动群众，扰乱后方，蓄意颠覆国民政府，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十一条”。同案的周兴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个人和他刑期一样长，其他人判十一个月或者无期徒刑。

50多年后，1982年父亲遇见曹正平被捕后接替曹的严启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狱不久便叛变了，他伪装积极，骗取狱中组织的机密，出卖大家换取自己的自由，出狱后被中共特高科处决掉了。

admin

母亲在上海党史资料《60年风云录》中发现一段文字：“整个审判过程中，细心的难友都看到法官后面的幕布有个小洞，有人在观察我们。审后大家议论，那观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叶进明写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狱中斗争片段记述》，他写道：

珍贵的叶进明回忆录初稿，让我了解到漕河泾模范监狱很多情况。

“有一天，那个翻砂工会的头头、‘同难会’的组织干事曹正平突然被释放出狱。大家感到不易理解。难道上海就要总罢工、大暴动，红14军就要打进上海了？总认为我们可能出狱在望，胜利的信心更足了。

几天之后，我们全体终于被提审。但这审问很奇怪，只是问问姓名、年龄和‘你是不是共产党？’等问题，别的什么也没有问。90多人一天就审问完了。在审问中，不少难友巧妙地更换了姓名，以保护组织和战友的安全。如蔡四，原是中华艺术大学的学生吴彩书，之前审问时他用“彩书”龙岩口音的谐音，改成像个工人的名字“蔡四”。这次审判官问：你是工人不就是共产党吗？蔡四说：我原来叫‘蔡史公’的蔡史，被你们叫成蔡四的。这样真正的姓名职业是掩盖过去了，而共产党员却仍然被出卖。整个审判过程中，细心的难友都看到法官后面的幕布有个小洞，有人在观察我们。审后大家议论，那观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这样大家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只怪我们太天真幼稚，在敌人眼皮底下毫无警惕，不加隐蔽，所有难友的身份都被曹正平摸得一清二楚。凡是在‘同难会’做负责工作的，或是党团员、工会负责人被曹正平知道的，均被判九年十一个月，其余难友大多判十一个月刑期，这时我思想上还是认为两三年内上海暴动一胜利，红军打进来很快就可以出狱。虽被判重刑，仍存在盲目乐观的思想。

在南京监狱，我和蔡四同在印刷工厂做工。这时我们才知道外面的情况，我们党正在开展批判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这五个月的狱中经历，对我们这批受到左倾思想之害尚不觉悟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幼稚思想无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

曹正平是父亲入党介绍人，他通知父亲去集会现场，直接导致父亲坐牢。文革中这段经历因为曹正平叛变被处决“死无对证”，父親受到“二次傷害”。不过我认为，即使没有曹正平，父亲还是会走上这条路。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接触过的共产党人邓子恢及进步青年林仙亭、郭庆光、张旭高和林初元等人的影响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他关注国家命运及穷苦民众的命运，在上海上大学和写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当他有机会接触国民党，耳闻目睹国共两党在龙岩的作为，耳闻目睹上海贫苦市民的生活，他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惠浴宇，1928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惠浴宇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建国后惠浴宇历任苏州市委书记、苏北行政公署主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省长、华东局常委。中共八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恽代英，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恽代英年谱记载：恽代英是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1930年5月6日，在沪东杨树浦怡和纱厂门前被捕，于1931年2月被押往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起初他未暴露身份，正当他即将被营救出狱之时，被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指认出卖。蒋介石派人劝降未果，4月29日将其枪决于南京军人监狱。

（未完待续）

原创：小灯（连趣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