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报：连趣网首发原创连载纪实文学：《芦荡小舟的故事》（7、更新至56楼10月...

admin

6铁窗大学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于1931年初开办，属国民政府军政部管辖，人称“天牢”。该监狱坐落在南京江东门外，全监可关押1000余人，是当时国民党关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营。我综合父亲吴荻舟文革期间在造反派要求下写的交待材料和参考资料，尝试还原父亲在中央军人监狱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亲被关在月字监，同住难友是汪在宽和叶金康。后来调到天字监1号，同住的难友先后有：孙佐珏，狄友清（父亲打了一个问号“？”表示记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狱了，后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1]、郑超麟、梁益堂、李子宽、俞大奎（父亲不确定是不是这三个字，是父亲出狱前几个月来的）、刘孝琴等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遗迹。网络图片。

父亲先在监狱织布厂做工，1932年初夏被调到印刷厂做工。在印刷厂他遇到赵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长，1933年出狱，他们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还有杨铎、史熙清（史亚章）、蒋兆麟等。父亲說杨铎人很好，大概三十几岁，不做工的时候总是在看书，很用功，肯帮助人，意志坚强，虽被判无期徒刑，还是很乐观，经常谈论革命形势。恽代英被叛徒出卖牺牲的时候，杨铎领导大家悼念恽代英。

父亲说：“在监中，他给我的帮助很大！他的为人和作风给我极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团中央的领导人，我们虽然很亲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当弟弟关怀。同工厂的还有许多人，史熙清、赵宗䚬、蒋兆麟、胡英、何云、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谈得来。”

赵宗麟也是个热情用功的人，杨铎被判徒出卖牺牲时，赵宗麟也组织大家悼念杨铎。他懂英文，在狱中给自己起了“柳乃夫”这个名字，他告诉父亲，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读音。

在印刷厂做工的时候，难友岩胡英偷写了二三十首诗，要父亲替他的诗画插图，严松岩(严启文)偷偷帮他排版。父亲画了，看守得以知道他会画画。

于是在1933年春夏间，教务所所长沈炳权把父亲调到教诲室专门给看守们画画，那时候父亲从月字监调到天字监只有三天。每天吃过早饭八九点钟，就由看守带到教诲室去，工作的时候有看守看着。中午在那里吃饭，下午晚饭前五点左右又由看守带回监房，可以看书。由于这些人都是所谓“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又是给狱方干活，所以比在工厂做工自由一些，优待一些，看守们的态度也客气一些。

admin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內部。网络图片。

教诲室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可容纳两三百人，是对“犯人”集体训话的地方，像个礼堂，有讲台。平时空着，教务所便利用那里，安排了两三个案板作为台子，调了一些难友在那里翻译、抄写、画画等。

父亲记得很多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分工：

翻译：把英法德日的军事法典等翻译成中文，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潘梓年、郑超麟、狄友清、孙佐珏、史存直、楼适夷[1]、曾觉之、钟潜九（？）。

抄写：把翻译的稿抄清，写囚粮花名册、各种报表、经文等。还有写大字对联、立轴、中堂等。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李志宽、梁益堂、俞大奎、刘键、笪移今、何兴成等。父亲还记得刘、笪、何三人是临时调来赶抄囚粮花名册的。

簿记：说是要搞一套新的记账办法，只有罗寿珍一个人做这项工作。

此外就是画西洋画的吴椿恒和画中国画的父亲两个人。

调到教诲室后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几乎天天有狱方人员拿些裁好的纸要父亲画画，父亲画了许多山水、花卉、人物，还画过监狱的立体图。有一次，沈炳权要他画一幅佛教画，说是要挂在自己房间。父亲画了“放下屠刀”，沈炳权认为有影射之嫌，要他立即再画一幅“苦海无边”，父亲不得已画了。在“文化大革命”审查中，造反派也批判父亲是“影射”，是立场动摇。看到这些人共用一词批判父亲的历史重迭，真是哭笑不得。

在监狱，父亲抓住机会向难友学英文、法文和日文，还学了点世界语，问津过德语。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书。临出狱已经可以藉助字典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日本的科普散文《葡萄叶下的秘密》、高尔基的两三个短片小说等。

父亲说他在狱中看过的书有：《自然辩证法》、《国家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口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都是岩波文书出版的日文版。有些书是向楼适夷借的，有些书是向沈炳权要求之后他提供的。监房发过三民主义之类书。父亲记得当时沈炳权是教诲室少校所长，他把进步书籍换成《红楼梦》和《水浒传》之类的封面送进监狱，有的书上盖了审查的印章，外文的马列书籍没有盖章。

父亲还记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是向楼适夷借的，而楼适夷是向长期住在病监的陈伯村借的。陈伯村懂日语，有一段时间偶尔会到教诲室串门，在翻译枱边和楼适夷、潘梓年聊天。后来陈伯村很久不来，父亲托外役[1]把书还给陈伯村，可是书被病监的看守查抄了。天字监的外役说，病监的外役把书递进监房窗口，里边的人又把书推出来，被看守看到，就把书抄走了。这事大约在1936年中发生。父亲并不认识陈伯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到教诲室串门，好像受到特别优待。

在教诲室，还有一位叫包叔元的难友，父亲约莫记得，那是1933年年底，包叔元和另外七八个人调来赶抄报销用的囚粮花名册，有的人抄完就走了，有的留下，也没有多少工作。包叔元会世界语，但是没有这方面的工作。他留下来，主要时间是在学法语，所以他的法语学得很快，父亲说：我和他前后脚开始学法语，却远远地落在他后面。

父亲听说包叔元的被捕过程是这样的：敌人原来是要逮捕他哥哥的，可是当敌人来时，正好他在，哥哥不在，不知道是敌人认错人？还是他自己承认是“包叔元”？总之敌人就把他当作他哥哥抓来了。听起来，包叔元是在替哥哥坐牢，或有意掩护他哥哥。

在教诲室期间，沈炳权没有做过大报告，只和他们有些交谈。父亲记得监狱长王震南在1931年做过一次报告，约有两三百人听，父亲也在场听，内容是叫大家守法，改过等。

也是在1931年，父亲还住在月字监、没有开始到工厂做工的时候，沈炳权到父亲住的房间隔着窗口对他说，政府要大赦了，你要守法、认罪、改过，有机会出去，要父亲写悔过书。父亲没有写，但是他对大赦有幻想，他用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释放的报告，说自己经过仁济堂附近的马路时，适遇英国巡捕追捕集会的群众，群众四处乱跑，自己走避不及，为英国巡捕误捕，要求查明真相，放他出去。

1933年父亲刚调到教诲室不久，教务所发了一种表格。沈炳权再次对父亲说：现在要大赦了，你认罪悔过，有机会出去。要父亲好好填，承认是共产党员，承认参加暴动。表格上面印着空白格子，有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被捕地点、犯什么罪以及是否悔过等项目。

父亲没有听他的话去填，只在“是否悔过”一栏里填了八个字：“处人处事，有错则改”，其他按原来的口供填，说自己是过马路时被捕的学生等。填好后，父亲把表格夹在一本书里，没有马上交，他记得是沈炳权来收走的，过了几个月，可能更长时间，他记不清了，大赦没有下文，难友们在教诲室里对沈炳权说：大赦没有下文了，把过去填的东西撕掉。但是谁也不知道沈炳权有没有撕掉。

此外，父亲记得，1935年沈炳权说过：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战），不反蒋了。1936年沈炳权说过：苏州反省院有人写了论民生哲学的反动文章，被释放了。父亲认为，这都是沈炳权的攻心术，始终没有放

弃要他们悔过认罪。事实上，难友之间确有互相出卖的情形发生。父亲看过狄友清的判决书，其中引用了另一名难友供出狄友清共产党支部书记身份的供词。

三叔回忆，他也想到上海读书。他先是在家乡的小学教书，后来到厦门和云梦当学徒、送报员等，攒够路费去上海找我父亲。可是他住下才一两天，我父亲就被捕了。后来三叔跟着同学去游行（八一游行），结果和萧抱真同一天被捕，在西牢坐牢两年多，关在地下室，出来后关节痛到不能走路。

admin

上海厦门路180号原是英皇在华高等法院监狱，因为主要关押西方人，人称“西牢”，现为上海市排水管理处。网络图片。

三叔养病一段时间之后去南京，因为知道我父亲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家人想营救父亲出来，花钱担保他、托关系“活动”未果。三叔给父亲送饭，据说那时候猪肝没人吃，很便宜，三叔买猪肝做汤给父亲送去。两三年后，眼看营救无门，才回云梦。

在监狱里，父亲曾和同牢难友们一起绝食、抗议、反抗敌人的残酷迫害和严刑拷打，争取改善非人的生活，争取出狱；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刚入党，还需学习，于是积极响应狱中党组织的秘密号召，把坐牢转变为读“大学”。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父亲交待“在教诲室工作的难友有什么活动”，父亲回忆有这样一些事：

1.刘键、笪移今等几个人出狱前不久，有一次谈到想搞一个什么组织，记得提出用“狂澜”、“巨浪”、“狂飙”、“中流”之类的名称。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出狱了，没有下文。想到当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后，父亲曾附议说“狂澜”这个名字好。九一八、一二八都曾震撼难友们的心，父亲和他们一起做过斗争，高喊“打倒日寇！”“出狱抗日！”等口号。

2.恽代英被叛徒出卖牺牲时，父亲和杨铎、史熙清（史亚章）、赵宗麟（柳乃夫）等人一起在印刷厂秘密举行过追悼会，表示对叛徒的愤恨。法官到狱中来，大家骂他刽子手。后来杨铎也被叛徒出卖牺牲，父亲和史熙清等也为他哀悼。

3.1933年南京发大水，狱中庭院变成浑浊的水塘，监狱给难友们吃发霉的馒头和臭咸菜，大家把它们丢到庭院里。可是馒头在水里泡了一两天，还是要他们拿回来吃，因此他们闹过一次罢食，父亲挨了打。

admin

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监仓。网络图片。

4.1934年父亲曾为监狱里的难友们讲过四堂课： “人类进化的故事”。当时沈炳权是叫他讲辛亥革命史，歌颂国民党，父亲改了话题，讲达尔文、马克斯、恩格斯有关人类进化、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讲了四次。在这之前，孙佐珏讲“天文地理”，也是没照沈炳权的要求讲。

  5.1936年冬，楼适夷提议组织“白屋诗社”（取意“监房徒四壁无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忧伤”之意），楼适夷写了一首悼念鲁迅的诗，很长，其他还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亲也写过几首。搞了一次活动，没有继续搞。1937年初，楼适夷提议打报告要求出狱抗日，后来父亲出狱，不了解下文如何。

admin

1981年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部分难友合影，第二排右五为吴荻舟。

（未完待续）

原创：小灯（连趣好友）

admin

7 投身战斗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同意释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权对在教诲室搞翻译的几个难友说：“蒋介石从西安活着回来了，决定大赦政治犯以示庆祝”。于2月间，狱方通知父亲吴荻舟减刑三分之一。

父亲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个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后减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满6年8个月就可以出狱，加上判决前在漕河泾监狱扣押了五六个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个多月，扣押期间两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满6年半本应可以出来。结果他实际坐满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狱。一同提前出狱的还有周兴然。

出狱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手续，也不要担保。父亲记得那天他坐在监房里等，看守来

带他去拿了家里寄来的旅费和一些旧衣服，好像出具了一个收条，就出来了。父亲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点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云梦。当晚到家后，监狱医务所的卫生员舒国玺（后北京温尔结核病医院副院长）曾来看他。

没有资料告诉我，父亲在狱中是否知道伪满洲国成立（1932年）和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家乡两万多子弟参加了长征（1934年）呢？他可曾听说中共自李立三路线之后又经历了陈独秀路线、张国焘路线、直到中共在遵义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过有资料表明，他们在狱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胀，本已积弱的中华民族内外矛盾交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曾一再斗争要求“出狱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狱后回到湖北云梦三叔家中养病两个月，父亲再次来到上海，那时已经是“七七”卢沟桥抗日烽火点燃前夕。重获自由，父亲一心想找到中共组织关系，投身抗日。那时他还不知道，曹正平叛变后已被中共处死，父亲入狱前与他单线联系，如今找不到介绍人、联系人，线已断。他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

出狱前父亲翻译了三四十万字，怀揣着从狱中带出的译稿，凭出狱时难友楼适夷交给他的一个地址，他找到上海天马书店，见到楼适夷的弟弟楼子春。楼子春留他在天马暂住，留下他的几本译稿和几篇短篇小说稿，又将他推荐给在亚东图书馆工作的朋友陆源放。陆源放便让父亲校对正在重版的《胡适文存》。7、8两个月他在亚东图书馆做校对，“吴荻舟”之名自此开始使用，寓意为“芦苇荡中的小舟”。

admin

父亲写过一个关于自己在狱中翻译作品的简介，他写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时，通过同情、接近我们的看守，偷运进一些进步的汉语和外语书籍，便学起外文，学了英语、法语，又自修了日文。入狱后继续学文学，提高阅读外文(包括马列著作)水平，最后试译几本书。出狱时带出的有：

《奥真妮•葛兰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套书之一，长篇。作者以旧写实主义

的手法，通过奥真妮（女儿）的不幸，塑造了一个吝啬鬼、守财奴葛兰德老头（父亲）。

我根据法文本对照英文、日文本试译的。

《红脸瓦西卡》，高尔基短篇小说之一。根据日文本，参考英文本，共译高尔基短

篇小说四、五篇，编成一个集子，内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现实主义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叶下的秘密》，散文诗，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楼适夷同志帮助下，从日

文直接试译的。内容揭示了动、植物都有两性行为，植物精子凭借雨露湿润，在枝、叶、花瓣上游动，寻找它们的恋人——植物卵子。

我出狱时把三个译本稿带到上海，交给天马书店楼适夷的弟弟，除《奥真妮•葛兰

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随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内地流动工作后，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郊区卢沟桥挑起事端，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看到多年对日谈判、呼吁都无效，和平解决无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中日国力和军力对比悬殊，当真要以血肉之躯抵挡战车吗？——政界、学界以及社会上悲观论和爱国情绪形成对立。

父亲回顾：当时“亚东”还在重排再版“胡适文存”，一点没有抗日的气氛，他很想离开。就在这时，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难友柳乃夫（赵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亲早出狱，出来后曾到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钱俊瑞写信要他回来投身抗战。《引擎》月刊是钱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个刊物，柳乃夫是该刊的主编，同时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传部部长，父亲当时并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团体，由郭沫若和钱俊瑞领导，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党员。

难友重逢后不久，南京路口沙逊大厦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机炸死，特别是淞沪会战打响，父亲更加无心在亚东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参加救国会的抗日宣传工作，参加文化界的座谈会，还参加他们办的救护班。有时候到当时的青年学生抗日活动地点——泉漳中学（法租界泉漳会馆内）参加活动。父亲记得，柳乃夫叫他给群众做过宣传抗日的报告。

admin

上海遭到日军轰炸。网络图片。

8月下旬，柳乃夫说，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传的丛书，约父亲写稿，题目也选好了：《从国际法看中日战争》。父亲本来就想离开亚东图书馆，这时想到抗日战火已经点燃，放弃抵抗的反动言论必须予以批驳，中间状态的人们对抗战前途信心不足，也应该宣传鼓动，他接受了这个题目。

几天后父亲便写出了《从国际法看中日战争》，于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笔

名发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亲一面强调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国必须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否则将亡国灭种，一面针对中间状态的思想，从国际法有关战争的条文详尽论证我国抗日的正义性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非正义性，日本侵华违反国际和平，失道寡助；中国抗日是被迫应战，是反侵略，是维护和平，维护国家主权，是正义的，得道多助，我们的抗战会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加之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对比敌我双方的主客观条件，父亲明确指出只要坚持长期抗战、全国抗战，便能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父亲说，1938年9月父亲在武汉曾买到有他的文章在内的抗日宣传丛书，可惜以后在流动中又遗失了。  

我查访了许许多多网页，终于找到父亲所写的《从国际法看中日战争》，兴奋的心情很难形容！从封面上看到，书名是《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作者是柳乃夫和吴狄周。从目录页看到，父亲所写是其中的一章《从国际法看中日战争》。

admin

《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封面。

《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目录。

《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内页。

父亲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时，柳乃夫说要拿丛书的稿费筹建“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到苏浙皖宣传抗日。父亲表示完全同意，并表示自己也要参加这个团体。

稿子交出去以后，父亲又开始写一个宣传只有全面动员才能打败日本强盗的电影剧本《路》，主题是描述一列支持抗日前方的火车，开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机轰炸，路轨遭破坏受阻，铁路两旁农村的劳动人民，男女老少积极参与抢修，迅速恢复通车，及时支持了前方，取得了胜利。剧本写好，上海已经危急，电影厂毁的毁，搬的搬。父亲用“吴浩然”的笔名（这个笔名只用过这一次），把剧本送到南京的报纸发表，希望有片场采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诉父亲他看到《红脸瓦西卡》已发表，译者署名是狄周，并带一张《路》的剪报给父亲）。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上海出发向太湖南岸进发，柳乃夫为团长，主对外联络，父亲任副团长，负责团内运作。这个服务团是最早开赴内地宣传抗日的团体之一，成员一部分是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狱的，如柳乃夫、史珉(史照清、史亚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丰，还有山海公学团团长张劲夫（中共地下党员）介绍来的该团团员：杨应彬、杜展潮、徐华珍等，加上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宣传科长、著名戏剧家石凌鹤介绍来的丁宁、俞明德（于红）、石竹、石雪书、李钢等共20余人。

    父亲有爱国抗日的激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并认同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宣传动员，加之过去在狱中柳乃夫给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认为柳乃夫是积极抗日的，跟着柳乃夫就出发了。

出发前，救国会拨了一笔款给这个团，每个团员还要交10元活动经费，父亲则将发表文章的稿费捐出来。为了便于他们沿途顺利工作，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的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协会会长郭沫若还为他们开了一份证明。父亲回忆说：后来知道，团内有几位党员，可能因为匆忙出发，未能建立支部。

服务团出发时是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善，当晚大雨滂沱，沪杭铁路黄埔江上游的石湖荡大桥被炸毁，火车只能在桥的两端驳运，团员们下车步行，背负着油印机等行装，小心翼翼地踩着钢梁上的木板过桥。

9月14日清晨，服务团到达浙江嘉兴，与这里的“抗敌后援会”取得了联系。但这里的国民政府官办救亡团体什么工作也不做，也不让别人做，于是柳乃夫和父亲把团带到桐乡、石门、乌镇、菱湖和湖州、长兴、宜兴一带的农村去宣传抗日。

江南水乡河港多，服务团有时也会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进，众人争相摇橹拉纤，挥汗如雨。每天十里二十里、三四十里这样走，日行夜宿，住破庙，沿途克服了许多难

以想象的困难。

经过乡镇、农村就演街头戏，写标语，画宣传画，利用讲演，歌咏、活报剧、文学宣传等形式，宣传要抗日，否则将亡国灭种，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争取最后胜利，反对汉奸卖国，激发老百姓的抗战热情：一致对外，共赴国难。

10月4日，服务团沿途经湖州、长兴，到达太湖西侧的宜兴县城。团员史珉是宜兴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务团与中共地下县委书记接上头，并得到当地抗敌后援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支持，地下县委派了任大可、任保仆、徐甫定等青年为服务团作向导，使他们能在宜兴乡镇顺利开展工作。他们和当地群众搞座谈会，讨论国难当头的形势和任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活报剧，教唱革命歌曲，举办救护训练班，慰劳伤兵等，当地一些青年和妇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admin

1931年由剧作家陈锂庭执笔写成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抗战期间经由众多文化宣传团体演遍全国。图为日后父亲率领抗敌演剧一队演出时的情形。

离开宜兴，途经溧阳、溧水、高渟，进入安徽的郎溪、芜湖，在芜湖过江，走含山、无为、到舒城。由郎溪到芜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时候，沿路从南京来的难民特别多。

服务团流动到安徽舒城已经是冬天，约在1938年的2、3月间。团的活动经费用完，柳乃夫到立煌县请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拨款支持，章乃器时任厅长[1]，但是国民政府不同意拨款，他也没办法，柳乃夫失望而归，遂通过关系率团到国民党何行健部队接受军训，父亲记得那支部队臂章上有个“忠”字。

父亲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证明材料说：“训练的内容记得的有：各种队形、各种步法、各种转向，还有瞄三角、投手榴弹、紧急集合、夜行军、匍匐前进、及抢救伤员退出火线等等。”“每班发过三五枝长枪和每支长枪配三四排子弹，是用来操练的，没有实弹射击过。子弹也是用来叫我们上、退子弹用的。”“柳和我平时和服务团的同志一起参加操练，有时候也参加听干部班的课，军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担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课都去听，柳乃夫还安排我讲过一次‘关于抗战必胜问题’。”“服务团参加军训时穿的服装，是到了上干河好多天，因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队交涉借的。记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经穿柳乃夫送给我的花呢大衣。可能军事训练结束后服装就还掉了。”

听说在上干河一带，乌井、中梅河等地活跃过的红军要回来，他们想留在那里等红军，打日本。

---

[1]章乃器因为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上海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七君子事件。1937年七七事变后获释。抗日战争时期，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届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7年卒于北京。1980年被恢复名誉）

（未完待续）

原创：小灯（连趣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