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jlvshi 于 2017年4月26日 22:01 编辑
关于文革中,上海连环画原稿能保存。圈外人翻阅资料后,提供一点视角:上海四旧多,轮不到连环画原稿;出版印刷(毛主席像、著作)任务重,顾不上理连环画原稿;可能上海红卫兵没北京多。
以下来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本人郑重声明:转贴的内容的所有权利属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响应号召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23日,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从学校“杀”向社会,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为红卫兵冲击对象。南京路、淮海路等著名商业街上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被禁止出售,如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沧浪亭的虾仁面等都停售。咖啡馆、弹子房以及珠宝、古玩商店被勒令停业。商品橱窗被大字报和标语口号所取代,形成千店一面,出现了无数“东方红”、“红卫”、“燎原”、“解放”等类同的厂名、店名。红卫兵们还对所谓“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剪“小裤脚管”、剪“大包头”、剁“尖头皮鞋”等粗暴行动。甚至违反宗教政策和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徐家汇天主堂、万国公墓等均遭冲砸。建筑物上的雕塑、石像被砸碎,岳阳路上的普希金铜像亦被捣毁。不少原工商业者的住房被抢占,私人开业被禁止。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红卫兵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盛行起来。上海红卫兵在北京南下红卫兵影响下,到街道、里弄、派出所索要所谓“牛鬼蛇神”名单,然后按单抄家、搜人。有的当场被揪斗,有的被限期驱赶回乡。以后抄家对象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教师、干部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全市被抄家的共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5%,有的被抄家2~3次。全市原工商业者几乎无一幸免被抄了家。全市共被抄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字画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3.76亿元。在抄家过程中打人成风。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1966年9月1~25日,市区489所中学有361所学校红卫兵有打人行为,被打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出版社的工作基本停顿。1972年,市出版局被撤销,10家出版社强行并为一个大社,也称“上海人民出版社”。除了大量赶印《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以外,还出版一些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汇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图书出版受到严重干扰。《辞海》(未定稿)等重点图书和各种中外文化优秀遗产,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出书面越来越窄,渐趋停顿。1967年主要是印制毛泽东著作,共1200万套,毛泽东像3亿张,用了70%的印刷生产力。到1969年上海全市出书只有16种。1972年,上海出版局撤销,上海所有出版社合并,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样,全市只有一家出版社了。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23/node28957/node28959/node60684/userobject1ai13905.html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升温”,1966年6月16日格致中学等少数几个学校出现了学生揭发教师中所谓“牛鬼蛇神”的大字报。8月1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首都“红卫兵”后,黄浦区“红卫兵”运动一轰而起,各校、各班级纷纷建立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后统称“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冲击过路行人,剪“小裤脚管”、破“奇装异服”,把烫发、新发型的头发剪掉,敲掉高跟鞋的鞋跟,削平“尖头皮鞋”,搞得人心惶惶。接着北京及外省市“红卫兵”来沪串连,与上海市、黄浦区“红卫兵”会合后,到闹市地区上街“扫四旧”,冲击面更广更激烈。在一片“造反有理”声中,把那些所谓属“封、资、修”内容的名称招牌统统拆除,百年老店老妙香室粉局的金字招牌在南京路上被当众砸毁;境内财贸系统2328家商店,被拆除改换招牌的有2166家,占93%。丽华百货商店改为“红卫”、杏花楼改为“红心饭店”、大鸿运改称“红云”、永安公司改名为“东方红”。把南京东路的路牌贴上“反帝大街”。一些学校、医院、戏院也改名,金陵中学改为“抗大”、格致中学称“红格致”、光明中学改为“新光明战校”,黄浦区中心医院改名“朝阳医院”、惠旅医院改名“向阳医院”,大世界游乐场改名“东方红”、和平电影院改为“战斗”,屋顶上一座和平鸽立体模型也被拆毁。为把南京路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红卫兵”“勒令”沿街商店,将橱窗陈列的商品搬掉,换上毛主席语录、领袖像或“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红色标语。店堂内也要增加政治气氛,毛主席语录到处贴,许多商店的门面也涂上红色,成了所谓“红色海洋”。国际饭店二百多个客房及礼堂、客厅、休息室全部挂上毛泽东主席像,四周张贴“语录”。甚至在大街上安装了一连串扩音喇叭,连续播放“造反有理”等歌曲、语录、“红卫兵”宣言和所谓“革命行动”的情况等。北京“红卫兵”在国际饭店及新永安大楼顶部挂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横联是:“基本如此”,散布“血统论”,宣扬“阶级路线万岁”。一时间把各商店供应名、特、优商品,酒店供应“堂饮”“堂吃”,饭店“送菜上桌”,沐浴业的“擦背”、“扦脚”等服务项目都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统统被“勒令”停止。大世界游乐场的“哈哈镜”也被套上“丑化劳动人民”的罪名,要把它彻底砸碎(后经单位职工设法拆除保管起来才免遭砸坏);精益眼镜店原在店堂内挂有孙中山亲笔题词“精益求精”镜框,幸被职工及时取下收藏,才得以保存下来。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黄浦区“红卫兵”及来区内串连的外地“红卫兵”,冲击到里弄,任意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产阶级”进行抄家,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有的还用皮带抽人,并在其家门口张贴大字报,宣布所谓的“罪行”,勒令他们“彻底交代,低头认罪”。有的甚至被毁灭性抄家,被“扫地出门”。全区被抄家的有11667户,查抄财物金额达2512.4万元。仅对3009户的统计,被抄去文物、工艺品143126件,钱币27528枚,图书206045册,唱片6035张。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各地高校学生、中等学校学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从9月20日起,黄浦区分4批组织“红卫兵”去北京“串连”,更多的“红卫兵”步行或乘车到全国各地“大串连”。同时大批外省市“红卫兵”也来沪“串连”,黄浦区除有些学校用作“红卫兵”接待站外,还把区党校、区文化馆用作接待。区接待办公室在几个月中接待了各地“红卫兵”27.3万人次。在此期间,外地“红卫兵”与黄浦区“红卫兵”结合一起,继续“扫四旧”,批斗“黑六类”,抄“牛鬼蛇神”的家,搞得社会动荡不安。 1966年8月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区内各中学学生群起响应,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至9月13日,全区56所中学有51所建立“红卫兵”组织,参加“红卫兵”总人数为13406人,占全体中学生数的23.46%。有3所中学同时存在2个“红卫兵”组织,23所学校除“红卫兵”外还建立形形色色的其他“革命”组织共计155个。8月23日,北京“红卫兵”上街横扫所谓“四旧”(指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传到上海,区内“红卫兵”立即仿效,除五四、七一、向阳等几所中学外,其余各校都改了名称,被冠以“革命化”的字眼。当天上午,各校“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更改路名、店名,许多商店被换上“东方红”、“井冈山”、“抗大”、“红卫”、“延安”等新名称,并提议把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兵”禁止商店出售高档商品,用“革命”标语贴满橱窗,还禁止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到处推行剪大包头、脱尖头皮鞋、割小脚管裤子等“革命”行动。区内各宗教活动场所亦难逃厄运,基督教怀恩堂、大通路天主教堂被捣毁,圣经被烧;静安古寺里的菩萨佛像被砸得粉碎。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随即掀起“红卫兵”抄家行动。到9月29日止,全区被抄家19115户,占全区总户数的15%。被抄物资包括黄金2.2万余两,美钞等外币10万余元,银元17.5万多枚,银器5700余斤,钻戒1700多只,手表1500多只,存款、现钞、公债等92万余元。 受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活动的影响,8月下旬起打人风气迅速蔓延。有些人不堪凌辱,被迫自尽。在学生中也发生“红五类”(即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对“黑六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子弟的斗争,一些“红卫兵”组织逼迫“黑六类”子弟将自行车、手表等交公,责令“黑六类”子弟骂自己是“混蛋”,甚至互殴致伤。随后,“红卫兵”又开展把“文化大革命”星火点遍全国的大串连活动。自8月下旬至10月5日,全区有7936名学生陆续到北京等地串连,共有14292名外地“红卫兵”到静安区进行串连活动。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大串连活动逐渐停止。“文化大革命”初期,时代中学高二(2)班学生陆荣根受“左”的错误影响,以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多次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文革,揭露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的“罪行”。1966年10月12日,陆荣根去北京串连,在北京“红卫兵”的帮助下,于同年11月20日在清华园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大院内贴出长达1万多字《重炮对准陶铸猛轰》的第一张大宇报,引起全国震动。12月1日,又贴出万余字《再向陶铸开炮》的第二张大字报。1967年2月12日,陆荣根因患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及肺炎病故。陆荣根死后,由时代中学“红卫兵”各派组织发起,于2月14日在北京电影院(今美琪大戏院)举行陆荣根追悼会。并把曾受命调查陆荣根情况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市委副秘书长方扬、静安区区委书记张竹天、时代中学党政负责人胡英、韦正揪到会场进行批斗,扣上迫害陆荣根的“罪名”。http://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node4/node2249/huangpu/node36258/node62519/node62527/userobject1ai50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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