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连环画收藏漫谈及赏评汇编（刷新版）

大山田心

《我这一辈子》是老舍先生在193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描写一个正直的巡警数十年间无光无色、多灾多难的曲折生涯。小说把“我”的感情、命运以及人生体验融合于独特时代的世俗画中，在喜剧的幽默语境中透露出人生的苦难和无奈。作者对待市民社会具有一种悲悯和同情的胸怀，呈现出旧中国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导演石挥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他删去了原著前四章的内容，并将叙事时间线从抗日战争继续延后到解放战争胜利，其中几个配角的命运也有所不同，比如“我”的儿子海福在原著中病死了，但在电影里，海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并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在影片中石挥还加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角色，叫申远，他的出现也就更符合影片拍摄的时代背景。整个故事的戏剧冲突加强了，但主人公懦弱的性格特征和部分人物关系则得以保留。主人公作为一个巡警，其实无非就是想拿着六块钱，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可是时局在变，他的生活也被各种外界的纷扰打乱。他给秦大人看门护院，五四运动时学生上门抗议，他也得照规矩阻拦。秦大人的官越做越大，可是他却因为得罪了上级，被降为三等巡警，他却敢怒不敢言。抗日战争爆发后，儿子海福不想当汉奸，身为他的爸爸，他痛喊：“你不汉奸，我他妈汉奸我！我他妈愿意给日本人当巡警！”可是当他眼看着日本人带走了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小玉，他终于明白，他的所作所为其实跟汉奸别无二致，而最让他痛心疾首的莫过于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宰割。国民党胡局长发现他的儿子海福是共产党，就变本加厉地折磨他，让他说出海福的下落，他真是一肚子的委屈说不出。申远告诉他，他其实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当奴才的还有什么好下场吗？” 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百姓的精神状态：混沌、自保、对时局不能明辨，这也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在拍摄这部电影时，石挥也是尽可能地追求真实性。他从一个乞丐那里花了400块钱买了一件破棉袄，他穿着它拍出了片尾那场穷困潦倒的戏份。还有一次，石挥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追着一辆三轮车上的乘客伸手要钱，那位乘客并不知道是在拍戏，连忙喊：“走开，走开！”刚好这一幕被摄影师抓拍下来，用在了片尾。尽管石挥是从话剧转行到电影，但是对于电影镜头语言的拿捏已经相当纯熟。比如片中有一个经典的转场镜头，富婆用50块钱买了一瓶香水，而下一个镜头则是穷人卖孩子，才卖了30块钱，如此的衔接，对比出富人和穷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悬殊。在语言上，石挥也是追求完美，很多配角演员都不是北京人，像饰演孙元妻子的梁明就是广东人，石挥让她跟剧组的北京人学说北京话，所以在那场卖孩子的戏中，梁明的表演催人泪下。石挥还在片中借鉴了相声等民间艺术形式，让语言更生动，更具趣味性。《我这一辈子》上映后轰动全国。在1950年2月举办的上海电影界座谈会上，很多电影人都给予该片很高的评价。
当然，如果把原著小说与电影相比较，可以看出小说对“我”一生的刻画更为详尽、深刻，故事上也是合情合理、令人动容。电影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少改动，选取了原著中的大部分进行拍摄，但删改了一些情节。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它自然区别于文学，也就是说，虽然《我这一辈子》不完全符合于老舍的原著，但就电影本身，它确实拍得好。就其核心来说，石挥在“我”这个人物的表现上做到了忠于原著，小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石挥演出来就是什么样子。那种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凉，淋漓尽致。电影的配乐、剪辑、表演，同样非常了不起。看得出石挥学习了不少苏联电影技法。片中一段对比蒙太奇运用得很巧妙，放在1950年的中国电影来说，堪称伟大。自然，抛开电影本身，所有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都离不开石挥，更离不开那句略带讽刺意味的设问“石挥是怎么死的？”每次听到，都无法给出答案，只是叹息。一代话剧皇帝就此陨落，对观众来讲，有遗憾，有失落，有不甘。。。石挥太超前了，所以到现在都还有人对他念念不忘，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也正是因为他的超前，它选择和老舍先生同样的方式来结束“我的一辈子”。后人若是能记住他们的作品，便是最好的祭奠。

这部影片不仅成为1950年全国最卖座的电影，也获得文化部1949至1955优秀电影二等奖。

天生喜欢

大山田心

1951年，人民共和国东面，朝鲜战争的战场上，中美双方正僵持不下，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波及全国。西面，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 · 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圆满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就是在这样一个年代，袁静、孔厥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1949年至1966年，伴随着新中国的电影，在文学方面，也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部作品就是代表作之一。在那个内忧外患、东征西伐的年代，电影导演史东山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除了用抗日战争映射时局外，在作品中所寄予的对祖国命运深切的关注和期望，也是令今天的人们为之感动的地方。电影《新儿女英雄传》是史东山在新中国成立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内容丰富，人物完整，具有历史的概括性与生活的真实感；在艺术上富于简练、明快、流畅的特点。比如在开场的时候，小梅送大水走的那场戏里，摄影机的镜头跟随着剧中演员调度来回摇，从一个情节过渡到下一个情节，一刀未剪，真是充分展现了第二代导演求新求变的艺术探索精神。另外，在大水受刑的一段蒙太奇剪辑中，导演使用了叠影的艺术表现形式，这在当时的视听表现中虽然算不上新鲜，但是由于和剧情融合的特别巧妙，很好地展现了大水当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很有效果。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为了营救马上就要被打死的大水，快马加鞭地赶到执行地把他救起，颇有一点西方电影“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意思。本片的另一个特点是故事的进行特别快速流畅，导演在努力地营造现实性而非展现戏剧性，这也是本片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通过战争与革命的种种经历，描绘出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的爱情与遭遇。史东山在此片中采取了小说式的叙事方式，通过冲突的逐渐展开，情节的不断积累，蓄势到一定程度最后爆发。在新中国电影起步时期，拍摄像《新儿女英雄传》这样全景鸟瞰式地反映一个地区、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反映各界人民抗日的带有一定史诗韵味的题材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表现出了史东山这位大导演的气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有关中日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至今为止最难饰演的角色莫过于是日本军人的形象。挑战的难度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因为要求的并不是只会流利的日语就行，而是让他出神入化的去演活一个角色。很多演员都失败了。有一个人却成功了，他就是方化，他在《平原游击队》所扮演的“鬼子松井”形象入木三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话又说回来，还有一个演员比方化更出色。他叫郑宝民，在电影《新儿女英雄传》中饰演龟板上尉的中国演员。这名字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在国产电影中能够把日本人演绎得如此完美，并超过以前与现在任何的演员。恐怕只有郑宝民。他不仅日语说的流利，他的个性，包括走路，完全可以当日本人来看。就算从东京逮一个活鬼子来也没有郑宝民演得逼真。电影中郑宝民一段“协和话”的台词非常经典：“汪精卫は大大顶好地，蒋介石も小小顶好地，共产党は大大坏啦坏啦地！”最后，日本军官被抓住时，他也是一副不服气的顽固表情，这就是很真实的表现。听说郑宝民在拍摄完《新儿女英雄传》后，居然有个日本人给他写信认亲戚，把他误以为是一个阵亡的日本兵丹户俊秀。看来他的演技也被日本人认可。在电影中我们注意到在广场被鬼子杀死的老头，就是方化，看来，导演史东山没让方化演日本鬼子形象是对的。方化与他相比只配演群众演员。
北京电影制片厂1951年摄制的故事片《新儿女英雄传》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冀中白洋淀地区中共党员黑老蔡发动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青年农民牛大水积极参加。他们组织起了雁翎队活跃在白洋淀，机智勇敢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黑老蔡的小姨杨小梅不堪丈夫张金龙的虐待，逃至姐夫处投身革命，被安排在县训练班，与同在一起学习的牛大水相处甚好。张金龙在小梅争取下，先是勉强顺从抗日，而后旧习不改，投汉奸何世雄。小梅因此与张脱离关系。在反“扫荡”战斗中，牛大水与杨小梅被俘，小梅带伤逃脱。牛大水为救护民兵高屯儿，被何世雄、张金龙百般折磨。高屯儿脱险后因俘获何世雄之子，便将其作人质换回牛大水。 牛大水和杨小梅因养伤又相聚一起，两人感情倍增，伤愈后，他们在老蔡领导下投入战斗。后牛大水带领抗日自卫队活捉了汉奸何世雄和张金龙。
该片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三等奖。

大山田心

天津“六号门”在海内外驰名，得力于电影《六号门》和现代京剧《六号门》。这两部作品都形象地描写了搬运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说到六号门，就离不开脚行胡同。所谓“脚行”，就是旧时代天津城区搬运业的地段性垄断组织。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天津建立了最早的私人“脚行”—— 同善首局。它原是一个“水会”，主要工作是救火，兼做搬运零活，后逐渐演变为脚行。脚行的把头们勾结官府，分界把持，形成封建割据的把头制度，大把头多为恶霸，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就是天津脚行把头的代表人物。脚行把头们对搬运工人极尽压榨手段，对于运输收入“二八分账”，也就是脚行要取运费的百分之八十，而工人只能拿到百分之二十。这种肆意盘剥，再加上对工人任意打骂、迫害，所有的脚行工人都不堪忍受。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和领导下，搬运工人与脚行头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2年秋和1947年秋，曾经举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都以工人取得胜利而告终。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了反把头斗争，彻底摧毁了历时200多年的封建脚行制度。天津搬运工人集体创作了话剧《六号门》，把这段故事搬上了舞台。东北电影制片厂又根据舞台剧改编、拍摄了电影《六号门》。它真实地描写了搬运工的遭遇和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不懈斗争，生动地再现了解放前后这一历史交点上特定的工人斗争史。影片中大量启用了真正的码头工人，工人刘斌的扮演者刘永才，就是六号门的脚行工人。脚行工人的主心骨丁占元的扮演者李紫平从小在天津的码头边长大，对脚行熟得很，他们都是新中国比较早的非职业演员。这些劳动者站在镜头前，那脾气那说话的劲头，把码头工人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郭振清曾在天津电车公司任售票员，后任天津总工会文工团演员。1952年在影片《六号门》中饰演主角胡二，因表演质朴深沉，感情真挚，获得好评。1955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专业演员。在《平原游击队》中饰演传奇英雄李向阳，名扬华夏。凭着“闯荡江湖”期间对三教九流的刻意观察，谢添扮演混混马金龙，惟妙惟肖。工人甲的扮演者梁音和沈队长的扮演者赵子岳，都是著名的电影演员，但在本片中都出演一个普通的角色。天津评书界德高望重的陈士和老先生扮演老江湖马八辈，表演老道而得体。
电影《六号门》描写了在解放前夕，华北某市搬运工人饱受物价飞涨之苦。车站六号门货场把头马八辈及其子马金龙乘国民党统治者将大批物资运往国外之机，残酷压榨工人，扣发搬运工人的工钱。酷暑烈日之下，工人们强忍饥饿扛包运货。胡二饿得晕倒在地，他的儿子因捡拾漏撒在地上的粮食，被打手活活摔死。工人们抑制不住胸中怒火，自发聚集一起，推选胡二、丁占元等人为代表，在马八辈庆祝七十寿辰时，率数百工人大闹宴席，迫使马八辈发还扣发的工资。但把头不答应增加工资的要求，反而继续强逼工人为当局搬运撤退物资。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六号门工人率先发起罢工，全市各货场、码头工人相继响应。在罢工斗争的强大威力下，马金龙不得不同意增加工资。但随后却派特务将胡二逮捕入狱。 直至解放后，胡二才获得自由。为收买胡二，马金龙派人送来大米、白面 ，被胡二痛斥一顿，赶出家门。不久，人民政府接收马家帐房，成立了搬运工人服务站，胡二被选为站长，丁占元任工会主席。老恶霸马八辈不甘心灭亡，纠集大小喽啰，欲与工人服务站拼命，遭到失败，血债累累的马家父子终被逮捕法办。

本片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 — 1955年优秀影片奖三等奖。

大山田心

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陈初元的带领下，连年获得丰收。合作社主任孙富贵却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当李家庄向陈家庄提出明年的增产竞赛时，他认为生产已经到顶了，应不应战要等陈初元从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来后再做决定。陈初元回乡后，向村民们介绍了在首都见到毛主席和参观国营农场的情况，并提出了增产口号，动员大家响应爱国增产运动。陈家庄的人们听后都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对增产增加了信心。只有孙富贵和副业队长杨明远觉得增产的目标太高，难以完成。孙富贵还固执地拿脑袋和陈初元打赌说：增产绝对实现不了!为了保证增产，陈初元认为光靠密植、施豆饼和化肥是不够的，一定要想办法打井，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孙富贵的儿子小冬与陈初元的女儿金花都是共青团员，他们拥护陈初元的打井计划。没想到，陈家庄地下有流沙，人们挖一尺就垮一尺，挖一丈就塌一丈，打井遇到了困难。这时，反对打井的孙富贵根本不相信陈家庄能够打出水来。在村干部会上，打井计划没有通过，反让一心想赚钱的杨明远乘机提出了贩布做买卖的计划。陈初元在县里王政委的鼓励和支持下，决心想办法战胜流沙。小冬和金花也积极参加治理流沙的研究：用洋灰钢筋，可是没有那么多资金，不行！用木头和铁圈，打50眼井要用多少木头啊？也不行！聪明的小冬终于想出了用柳条圈来挡住流沙的办法，省工又省料，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发明。村民们得知有了治理流沙的办法，都同意打井了。惟有杨明远还是反对，他情愿退出合作社，自己去做买卖。不巧，在打第一眼井时，井底碰到了石头，挖伤了井帮子，井塌了。不但井没打成，要不是陈初元将井底的小冬救上来，小冬差点被埋在井里了。这次失败，使原来就勉强参加打井的孙富贵有了反对的理由。不甘心失败的陈初元，分析了井塌的原因：打错了地方，这只是一次意外。他决心继续打下去，而孙富贵却坚决反对。两个人争执不下，决定找王政委解决。出乎孙富贵的意料，县里准备派打井队帮助陈家庄打井。王政委指出了孙富贵的自满情绪，孙富贵这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陈初元的带领下，陈家庄开始了大规模的打井运动。杨明远贩布蚀了本，重新回到合作社，参加打井。秋天到了，陈家庄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与李家庄的竞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电影《丰收》生动的说明了：只有走毛主席、共产党所指出的“互助合作”的道路，才是使大家真正得到幸福的道路。

该片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三等奖。

大山田心

电影《伟大的起点》是由张客导演的一部关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工业题材的影片。当时国家领导层制定的政策在这部影片中有直接体现，是我国大炼钢铁运动的预演。艾明之的原著剧本超级棒，戏剧性的冲突接连不断，线索和人物的复杂性控制得很好。本片描写了一个钢铁厂里由工人提升为炼钢部主任陆忠奎的成长过程；描写了他的先进思想与厂长李勇华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年轻的炼钢工人陆忠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担负了领导生产的重大责任后，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克服困难，进一步挖掘本部门的生产潜力，设法改进炼钢炉，为提高产量而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他得到了党组织的支持，带领群众战胜了由于自满而停滞不前的厂长的保守思想，使生产大大的提高了一步。
剧情简介：华东钢铁八厂炼钢部，出现了一件喜事：生产小组长陆忠奎被提升为炼钢部主任。工人们感到非常兴奋，一致拥护这个决定。陈忠奎在党委书记陈向群的积极帮助下，改进了本部门的工作制度和分工，发挥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这时候，报纸上公布了毛主席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的伟大号召，厂内工人们一致热烈响应，各个小组都提出了具体办法。陆忠奎经过反复思考、彻夜不倦地钻研，提出了把现有的15吨炼钢炉，改建扩大为20吨炼钢炉的建议，这样，一年就可以为国家多生产五六千吨钢。这个建议立即受到了炼钢部工人们和青年工程师林文彬的支持。扩大炉子的建议，在工厂管理委员会上展开热烈的讨论。总工程师田承谟思想观念陈旧，反对扩大炉子。李勇华厂长由于几年来的工作成绩，产生了保守自满的情绪，认为产量比解放时已经提高了，潜力挖尽了，炼钢炉也老了，生产到 "顶" 了，他认为改建炉子是冒险的做法。于是，便同意了田总工程师的意见，准备把这件事拖延下去。陈书记反对李厂长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建议送上级审查决定。陈忠奎被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他把工人们的意见带到会上，在发言中表示他们厂第四季度生产一定可以提高百分之二十。工业部聂部长接见了他，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勉励他的革新精神。这样，李厂长也只得答应陆忠奎他们动手来改建炉子了。改建炉子的工作，在姜师傅、林工程师和全体工人们的通力合作下完成了。但是，第一炉钢便出了事故，冶炼时间延长了，钢水也溢了出来。这些事实更滋长了李厂长认为炉子改错了的错误想法，他限定陆忠奎要在三天内改善炉子情况，否则，就得把炉子改回原样。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钢铁，完不成计划会影响国家的建设，对国家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使陆忠奎苦恼。可是，他毫不退缩，他知道改建炉子是对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依靠工人，仔细地检查，终于发现了原来是煤气放得太大了的缘故，煤气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人们经过创造性的劳动，不但缩短了冶炼时间，及时地完成了任务，产量也大大地增加了。新纪录不断地涌现出来。这是伟大的起点！是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伟大的起点！

该片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三等奖。

大山田心

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刚刚跨入新社会的人们，新思维新感觉像被点燃的秸草，扑扑地燃烧。而在其中婚恋观念的变化则是最突出的。这一年长江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影片轰动一时。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瞿白音，女主人公坠儿是秦大美人秦怡，另一大美人王人美则出任妇女主任一角，其余还有王龙基、钱千里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描写“等郎媳”（等小女婿长大再做媳妇）现象的作品，在当时有很多。所谓“等郎媳”，其实就是旧式婚姻的小夫大妻现象。《两家春》说的是，小勇从小没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九岁那年，因为家里缺劳力，他便娶了父亲生前结义兄弟的女儿坠儿为妻。可坠儿对这桩婚事不满意，原来她早有了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心上人大康。妇女主任巧玲知道情况后，通过多种办法让小勇和坠儿离了婚，成就了大康和坠儿一对眷属。两家春里，没有大的冲突，尤其没有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人情关系有夺妻纠纷，但没有情杀，物欲人流不会恣肆，所以自有一幅乡村风俗图的温馨。新婚的当天，新郎小勇还非让娘背着，小勇娘“最担心的是，怕让新媳妇看见，在仓皇失措中。她瞅见新房的窗玻璃上贴着一个红润润的脸。”（果然是坠儿）；当新婚夜偷听洞房动静的小青年在议论“走吧！他俩有什么听头？”“自古听房就是赔本的买卖！”时，却突然听见屋内新媳妇的一句“看！尿湿了这么一片。。。”引起了窗外一片笑声；在学校里，同学们问小勇“娶媳妇干什么”，小勇“做活做饭”老实的回答也引来嘻哈。这些朴质的戏剧化效果，只是赤裸裸表达了自己情感。和内容的质朴相一致，两家春的画面朴中透拙，拙里带土，那种美是没有染上铅华的本能，而不是洗却粉黛的妩媚。
电影《两家春》根据谷峪的小说《强扭的瓜不甜》改编。描写了在土地改革之前，北方农村赵家庄的小勇与坠儿两家贫穷相济，亲似一家，小勇爹对坠儿一家更是关心备至。坠儿爹为报恩，将女儿许给小勇。土改后，小勇进入小学读书，坠儿当上学习模范，与邻村劳动模范大康相爱。此时，小勇爹已去世，坠儿爹思想守旧，坚持必须恪守前约。坠儿心向大康，但虑及自己一家既曾受恩于人，岂能忘情负义? 在坠儿爹与小勇妈的催逼下，年方九岁的小勇与年满二十的坠儿终于完婚。此后，小勇无法忍受同学们的嘲笑，辍学回家，终日只知痴玩。坠儿懂得孝敬婆婆，但目击同村另一个"等郎媳"的厄运，对自己的前途不无忧虑。满月之后，双双归宁，小勇闹出许多笑话，坠儿感到羞惭，坠儿爹妈也为之大吵一场。返回途中，邂逅大康，小勇硬拉他同行 。三人同坐一车，小勇不谙世故，怡然自乐；坠儿与大康却思绪翻滚，彼此都难以启口。最后，大康向坠儿明确表示，他对她的爱是始终不渝的， 并希望她勇敢地挣脱不合理的婚姻。坠儿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以致卧床不起。妇女主任耐心地对坠儿进行开导、教育，坠儿终于鼓起勇气，下决心和小勇离婚。两家老人通过事实的教训，也欣然同意。在欢笑声中，坠儿与大康依偎着坐在马车上，向着宽广的村路驰去。

该片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三等奖。

大山田心

在战争动荡的年代人人都期待英雄，因为只有一个有勇有谋的人才能燃起大家的热情和无畏精神。而在混沌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多的人愿意做的是关起家门，透过门缝或者窗口看看外边的世界，他们更愿意跟外边的世界沾不上一点关系。但是他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火。每个年轻跳动的心脏中都有着对于民族和国家的一些难以言表的冲动和热情。所以时代需要一个英雄，每个人也在期待一个英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突然在茫茫人海中跳出来这样一个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有勇有谋的人，因此星星之火便演变成了燎原之势。
长影厂于1955年底摄制完成的《平原游击队》是在三幕七场话剧《游击队长》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堪称新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惊险影片。该片以1943年秋季侵华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发动的“扫荡”为背景，通过活跃在某县李庄以李向阳为首的一支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有力配合下，英勇机智地展开打击日寇及汉奸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经历，讴歌了冀中军民所创造的平原游击战的辉煌奇迹。剧本于1953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时任中央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的羽山，当即与邢野合作，着手将它搬上银幕。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游击队长李向阳，同时另一个角色也深入人心，也就是日军中队长松井。虽然影片着力塑造李向阳的英雄主义，但是整部影片故事情节丰富，人物性格个个鲜明，同时反派人物也并不单纯，他并不是一味的被正面人物打压，相反的，他有自己的计谋和智慧，这样的人物设定使得整部影片更加丰富。这部影片对李向阳个人形象着墨较多，他有与众不同的气势却也有着年轻人淡淡的匪气。正是这样独特的气质给了每一个“门后的人”挺起腰杆的力量。当看到汉奸在李向阳面前簌簌发抖的样子，所有人们心中的小小火把都燃烧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成了有勇有谋、可以拿起武器冲向鬼子的李向阳。同时李向阳又是难以模仿和复制的，当他赶往司令部的途中，刚好碰上了扫荡的日本兵，他面临选择，如果绕开敌人的话可能会耽误时间，所以在枪林弹雨中冲了过去。这样大胆的选择恐怕也只有他会做得出，所以这样一个英雄般的行为，谁能不被感染呢。在战争的年代，每一个人都需要英雄。我们需要一个在斗争中彰显革命英雄主义的人。在斗争中他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忘我工作。《平原游击队》正是着力塑造了这样一个革命英雄主义的化身 —— 李向阳。人物刻画得深刻而又独特，在滚滚的历史长河里，李向阳这个名字被每一个人记在了脑海中。《平原游击队》这部影片完成于1955年，在那个时代，影片具有宣传的作用。我们可以在芸芸的人物中看到性格鲜明的主角，同时可以通过简单的战斗看到李向阳的种种品质。主要渗透在影片中的，是对于革命英雄主义的歌颂。这部影片在人物塑造方面打破了常规的套路，通过种种冲突和细节的表现，观影的每一个人无不被这种英雄主义深深震撼和感染。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这部影片恰好用不谄媚的方式将其表现了出来。故事还塑造了一个鲜活的反面角色 —— 日军中队长松井。他有一贯反派角色所有的狠毒，残忍。但是与以往的塑造反派角色的方式不同，他虽然狠毒、残忍，但是他却并不愚蠢。他狡猾、工于心计。这样的角色刻画在当时也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这样的表现方式便是整部影片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如此，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致我们现在看来，它依旧那么好看、那么引人入胜。这是经典的力量，在时代不断的变更和进行中似乎永不退色。我们在深受感染和震撼的同时，相信新的一代人依旧可以在“旧经典”中发掘适合我们当下社会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每一个人精神的需求。是每一次重温带来的激情和力量。

该片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至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三等奖。

大山田心

《平原游击队》和它塑造的主人公李向阳，在中国老电影中可谓家喻户晓。“文革”期间又重新拍摄了彩色片，由李铁军扮演。之所以拍摄彩色片，是因为江青觉得这个题材可用，但是艺术上没有搞成“三突出”，政治上也没有大书特书毛泽东思想，因此在重拍彩色片的时候，这些方面都得到了加强，但是整个故事内容，两者完全一样。至于电影要体现的政治意义，如“人民战争”、“持久战”、“中流砥柱论”、“军民鱼水情”等，都要放在如何歼灭敌人的战斗过程中。江青指示，重拍片一定要超过老影片，所有演员全部启用新人。只是唯独扮演松井的角色在全国电影厂和文艺团体挑选了上百个演员，始终没有让江青感到满意的人选，无奈之下，只好让方化再度出山。因此，《平原游击队》由一变二：摄于1955年的黑白原片；摄于1974年的重拍彩色片。相比之下，黑白片摄制得质朴拙健，令人信服，就像老汤或头锅原粮酒一样真醇，没什么豪言壮语的附加成分。李向阳生得黧黑厚实，粗线条中夹有几分真正的游击英雄的狡黠。司令员向他交待任务后，对他说，鬼子大队长松井是只老狐狸，很狡猾。要想抓住狐狸，必须比狐狸更狡猾。李向阳狡黠地一笑。回到家乡后，乡亲们热情款待了这些子弟兵，老勤爷一面向战士们讲起庚子年间义和团的故事，一面拿出家里烙的麦饼犒劳他们。李向阳客套起来，老勤爷指着他的鼻子说，当年你爬到我家枣树上偷枣吃，吃得你肚子直疼，现在你倒装起假来了。这位老勤爷后来面对翻译官何非和鬼子松井时，冷嘲热讽，说出一大串令我们终生难忘的绝妙好词：“我把祖宗三代都忘啦。”“老天爷白给你披了张人皮。”“皇军好。皇军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你看这多好啊！”在老片中李向阳神出鬼没，神通广大。他一会儿戴八路帽，一会儿戴礼帽，一会儿戴铁路工人帽，一会儿戴鬼子的战斗帽。有时候还匪气十足地戴上圆圆的平面墨镜。在火车站炸敌人军火时，甚至吹起了口哨。这位游击队的英雄真比狐狸还要狡猾了，自然说起话来也是民间的，百姓化的。
“文革”时期的新版《平原游击队》呢，经过一道又一道严格的蒸馏提纯工序后，李向阳的狡黠、幽默感和民间语言消失了，变成了完美严谨的标致小生，说出话来已有了浓重的政工干部腔。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他不再重复什么“比狐狸更狡猾”这类大实话了，他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地说：“有党，有毛主席，有群众，咱们什么任务都能完成！”在以后的战斗中，李向阳还要向战士们背诵领袖语录：“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为了摒弃个人亲情、强化军民鱼水深情，李向阳终于像那个年代标准的英雄人物一样，不再有母亲了，见到李母时，他要在“娘”的前面加上个“大”字。标致小生李向阳拥着革命老人李大娘时，两对热烈的目光充满教科书的意味。人物关系由原先的母子亲情上升到阶级感情，从此，大家便假模假式的憋着劲煽情了。在之前的几年里，李玉和的酒瘾蒸馏掉了，杨子荣的匪气蒸馏掉了，少剑波的爱情蒸馏掉了，杨白劳喝卤水蒸馏掉了，阿庆嫂在胡司令的喜事中闹花堂蒸馏掉了。现在，李向阳的母亲也蒸馏掉了。为了推广“三突出”、“高大全”原则，李向阳的战友原先所做的一切，后来都让他一人独占。神勇善战的游击队骨干老侯，原来可以一脚踢飞伪军官的盒子炮，此人还以“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厨师的名义，孤胆摸了一个炮楼，强有力地援助了李向阳和李庄百姓。但在重拍的彩色片里，这些都不算数，那一踢和一摸，都成了靓仔李向阳的功绩。一事当前，游击队员们都不怎么上前动手，全都像舞台戏那样，极其崇拜地簇拥着一号英雄人物，把好戏留给他一个人做。标致的游击队长穿上铁路服，在鬼子面前举起号志灯时也不再吹口哨。区委书记老孟在鬼子就要进村、大家必须尽快商议对策的节骨眼上，还对游击队员和乡亲们吟了段革命化的打油诗：又挖地道又存粮，老百姓人人心向党。坚持毛主席持久战，鬼子小命活不长。从早年间黧黑的李向阳到后来的靓仔李向阳，平原游击队的故事一步步完成了它的蒸馏提纯过程，“文革”文艺思维也一步步走入死胡同。使它们得以推广的，是“文革”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亦有赖于那个年代单调的娱乐生活，以及电影、戏剧工作者们一定程度的艺术才能。

大山田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电影导演王为一在历尽战乱和人生磨难的双重炼狱之后，更加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投入到自己用生命换来的话剧和电影艺术事业，他加入到由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 "左翼" 昆仑影业公司。1947年，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以王为一等参加演出队远行跋涉的那段艰苦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拍摄的故事片。1948年，王为一与患难挚友徐韬联合执导了由欧阳予倩编剧，赵丹、王人美、凤子、苏绘主演的《关不住的春光》，影片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由错误的婚姻造成的人生痛苦，最终坚强地认识自我并与丈夫毅然决裂的故事。这也是王为一、徐韬、赵丹三个患难与共的好友唯一的一部银幕合作作品。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开始了大转折，根据当时战事的转机，电影工作者将大批撤离上海，南下香港。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王为一等都先后到达香港，会同原来在香港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电影艺术事业上做出贡献。1949年夏，"南国" 影业公司完成了两部粤语片:《珠江泪》、《羊城恨史》和一部国语片《冬去春来》。王为一首次独立执导由广东剧作家陈残云编剧的《珠江泪》。这部影片从拍摄到公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事环境非常适时。影片在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蔡楚生的许多帮助。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摄制组即赶到广州，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实景拍摄。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广东珠江岸边的一个农村，一对农民夫妻在苦难岁月里的离合悲欢，这是一部以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矛盾和尖锐斗争为内容的影片，通过农民在地主迫害之下的种种不幸，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要求。影片现实主义的风格，再加上环境气氛的出色渲染，那广州特有的横街、窄巷、狮鼓、小食担、沿途卖唱的盲女、珠江河面上的帆影、海珠桥旁的人流、还有码头上停泊的航船，都是那样的富有南国风情和广州特色。《珠江泪》的艺术成就，奠定了王为一以 "南国特色" 见长的导演风格的基础。粤语片通过大获成功的《珠江泪》之后，接着，又有以撰写小说《虾球传》而闻名的广东剧作家黄谷柳编剧的《羊城恨史》、秦剑也编导拍摄了《满江红》。这几部进步的、且有一定艺术成就的粤语片与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国语片的出现，使以往良莠不齐、质量低下的香港影片，得以有明显的起色和改观，这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香港的电影事业更好地朝着正确、健康、高水平、艺术化的轨道上前进和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珠江泪》的现实主义表现风格和浓郁的南国风情，为当年的香港电影增添了一笔浓彩重抹的亮色。
影片《珠江泪》涉及一段中国左翼文人和共产党人南来香港拍电影的历史。1950年在香港上映。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是一部为党献礼的主旋律，是一部宣传部投拍，上映后号召广大公务员、事业单位观看的影片。《珠江泪》当年上映时很多左派报纸发表连篇评论和讨论，宣传营销气势强劲。在写这些影评的人当中，名头最响的当然是费穆，他为《珠江泪》写了三千多字的影评。《珠江泪》制作精良，以蔡楚生为代表的左翼影人在制作班底上确实强大，影片中的演员有不少是一流的粤语片演员，当年英俊小生的张瑛饰演大反角官仔贵，还有饰演老鸨肥婆三的陶三姑更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生动传神的演绎是这部电影成功的最大要素。本片的编剧、导演、演员和摄影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是现实主义粤语片一个正确、坚实、全新的起点，给未来的创作开辟了道路，是革命性的代表作。它是粤语电影的高峰，是当年上半年十大卖座电影的第一位。本片带乡土气息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南方特色的小老百姓的生活和痛苦以及被压迫者的写照，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

该片荣获1957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