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连环画收藏漫谈及赏评汇编（刷新版）

大山田心

电影《舞台生涯》是世界电影艺术家查理 · 卓别林编导、作曲和主演的一部故事片，是卓别林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影片自一九五二年首次在伦敦上映以来，受到欧美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有人曾称它为“真正的莎士比亚式的经典作品”，把它归入“最伟大的作品”之列；这不仅因为它有着很高的艺术魅力，而且还因为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舞台生涯》是一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生悲剧。卓别林以其巧妙的艺术构思、精湛的艺术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新、老艺术家的典型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家的悲惨遭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当然，在电影史上靠拍悲剧成为大师的人数不胜数，但靠喜剧片成为大师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喜剧要让人发笑的同时还要给人强烈的震撼，这比悲剧要难上一百倍。但卓别林做到了，百年来只此一人。脚登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欢笑，这欢笑的背后隐藏着人生的孤独与凄凉，足以证明他的才气。他创造了许多不朽的杰作，这些作品至今不失其娱乐价值和影响力，包括《流浪者》、《狗的生涯》、《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载者》和《凡尔杜先生》等经典影片。卓别林不愧是20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家，世界上最著名的喜剧电影明星。而他最大的贡献是他把为笑而笑的庸俗 "闹剧"，提到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他以独特的喜剧艺术表演风格和辛辣的讽刺，尖锐的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同时，表现出对不幸命运的抗争，对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百折不挠的追求。我们欣赏卓别林的影片，笑，是发自内心的笑，哭，则流着真诚的眼泪。在他的作品中，我们都会被他的才气折服。《舞台生涯》塑造了男女主人公卡伐罗与梯丽这样两个有着巨大的永远意义的悲剧形象，成为卓别林天才展现的最高峰。如果说悲剧形象卡伐罗对人生意义问题的精辟说教，是达到了卓别林天才思想闪烁光辉的顶峰，那么，悲剧形象梯丽，这个敢于向传统习俗勇敢挑战，给我们留下永远难忘印象的可敬可爱的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则可以说是卓别林在影片中所集中显示的创造性艺术思想的最高成就。以卓别林全部人生经验与天才智慧创作的《舞台生涯》，这个经典性悲剧杰作永远不朽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似乎使人打谜不解的问题。难怪影片完成的当时、以后及至今天仍然有人非难卓别林的这部影片，人们对《舞台生涯》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不承认，终究是觉得卡伐罗不过是个穷愁潦倒的江湖小丑，无权娶梯丽这个既美貌又有才华的舞台女明星。在所谓人的社会尊严与个人幸福的面前，卡伐罗选择了前者，放弃了后者 —— 因为放弃前者就意味着要他放弃自己酷爱而贡献了毕生的舞台生涯。这一选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像卡伐罗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是真实的，也是惟一可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卡伐罗开始一直拒绝乃至躲开梯丽的爱也没有错。而当后来卡伐罗在梯丽的一再由衷的表白下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却死于了非命。这就隐含地指出了卡伐罗与梯丽要最终结合，将是为社会所不容，因而是不能成功的。电影《舞台生涯》是卓别林本人毕生热爱生活、探索人生意义、为人生而奋斗的全部热忱与智慧的结晶。就这一点上说，《舞台生涯》在卓别林全部80多部电影作品中的地位，完全可以与歌德的《浮士德》在全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相抗衡、相比美。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仅仅是演得要好，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是否能够真正带给观众影响。卓别林通过对哑剧这种表达人类思想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对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手段的探索与发展，他用独特的艺术力量把善与恶、义务与情感、人的尊严和反抗、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等因素对立起来，并通过这些冲突把善与美的美好人性加以抒发和颂扬。他用个人的表演，创造，揭露现实，指引人们向真、善、美前进，他的艺术成就是不可估量的。也正是如此，他得到文学大师萧伯纳称为“电影界独一无二的才子”的肯定与赞赏，以及广大观众的热爱。他所演绎的经典作品也在电影史上经久不衰。

该片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电影翻译片优秀配音奖。

大山田心

《法庭内外》是一部由峨眉山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0年的一个关于法律的电影。今天看来仍具有鲜活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1980年，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但“四人帮”但对青少年的毒害并没有完全消失，很多年轻人在文革时代耽误了青春，没有正式的工作，看不到前途，在社会上逐渐沦为流氓，成为反社会的群体。老一辈的革命者经历血雨腥风的历程缔造了新的社会环境，希望我们的国家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但几千年来根植于社会群体的封建思想由使他们想获得超越法律的特权，于是反复陷入法律与个人情感的斗争和挣扎中。本片宣扬了法律的神圣，和人民检察官的正义感。影片围绕一起扑朔迷离的交通肇事案，反映了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暴露了侵入共产党肌体内的毒素。影片成功塑造了尚勤这一公正不阿的女法官形象，赞扬了她勇于与特权斗争、秉公办案的高度责任感，批判了特权思想以及一些人对此麻木不仁的消极态度，同时引发人们对于如何构建完善法制社会的思考。田华在剧中扮演了一个成熟、稳重，感情丰富、坚持真理的女法官。作曲家王酪为本片谱了背景音乐。陈佩斯扮演了一个蓄意杀人的流氓。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也是这样。在这部影片中，不仅“在创作手法上作了一些尝试”，而且还特别注重“恢复电影现实主义的做法”。的确，影片的创作者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他们以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勇气，把我国人民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而斗争的生活画面，生动地在银幕上呈现了出来。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主要在于它力求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直率地而不是遮遮掩掩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它用入木三分的笔力，勾勒出了一些掩饰在革命面纱下面，正在丧失革命精神的发霉的灵魂，告诉我们必须正视同这类人的斗争。
夏主任的爱人柳如濂．她在儿子犯罪后，利用丈夫夏主任的威信影响和她本身掌握的职权，千方百计地四处活动，不惜造假作弊，为儿子开脱罪责，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她正是那种“有些不争气的儿女，就使我们某些同志丧失了清醒的头脑”的典型。她儿子夏欢，在法庭上之所以敢有恃无恐地说什么：“就是我撞的又怎么样”，是和她从小骄惯儿子，百般袒护儿子分不开的。另一个是协助柳如濂煞费苦心地力包庇犯罪儿子制造伪证的、善于察言观色，嗅觉灵敏的林秘书。尽管“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些抬轿子的人手里”，但如法院院长尚勤所说：“可惜现在处理这些趋炎附势、拍马钻营的人，不是我们法律范围内的事！”还有那“对上级的来龙去脉一向是很关心的”老金，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畏惧权势的典型。他相信的是什么“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因此，他不是依照法律办事，而是根据“必要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关系”行事。当案件涉及到市革委夏主任的儿子时，他就畏畏缩缩，装病告退。不过，在尚勤的帮助下，最后他还是回到了正义的立场上。这几个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我们用不着特意寻觅，在生活的不少角落都时常能发现他们的踪影。这些人是时代的产物，也具有时代的特征。它说明旧的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改头换面地侵入党和社会主义的肌体，并且达到了使人不以为非的麻木程度。如果让这几种人在更加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中自由地生长发展，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历史已经提供了惨痛的教训。

该片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

大山田心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战争的起因，一方面源于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和中越边境纠纷；另一方面，则是打击遏制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在中南半岛的疯狂军事扩张，为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扫除威胁。我们决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占我们的一寸土地。充满硝烟和鲜血的战争在1979年3月16日结束。当时的解放军战斗素质、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与越军相差甚远。虽然基层指战员骁勇善战，但参战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才完成各个阶段的作战任务。对中国人来说，1979年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曰至3月16曰，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曰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手不及，无力全部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中国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曰，昔曰媒体称颂的影响已无人再提起。如今的中南半岛已无战争阴霾，反而有着紧密的互信合作机制，各国均已成为中国亲密的经贸与政治伙伴，包括越南。
电影《花枝俏》描写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普通一兵黄永亮的成长与为国光荣牺牲的故事，相当感人。影片以黄永亮为中心，描写了永亮一家子：父亲、母亲、姐姐、妹妹，还有未婚姐夫等一批人的有血有肉的性格与他们的人之常情，显得真实自然，质朴无华。影片中穿插的永亮的养姐越华与罗连长的爱情，也很健康、纯洁，显得异常美好。这部影片的电影美学在声画蒙太奇技巧的运用上有新意，值得玩味。当永亮奋勇杀敌而不幸被眼前的一个狡猾的越俘用暗枪射中时，导演正确而恰如其分地用了“画内失音”的音响中断法，使一连串穿插组接、用摇镜头表现我军奋勇前冲的杀声震天、炮声隆隆的战场画面顿时无声，隐喻了主人公生命即将中断的悲剧气氛。它是“默哀”，但不是消极的、静态的，而是那种以战友同志们因此激发的更加百倍于前的勇敢战斗，来为永亮报仇雪恨的积极的默哀、行动的默哀。它使影片这一揭示主题的高潮段落达到了十分感人的效果。影片尾声，当重新回到如影片开头罗连长指挥的练兵场上时，影片则一反前述“画内失音”之道而用了“画内超音”的音响强化法，使连队正在操练的前进步伐声具有机械划一、铮铮有力的钢铁性质，隐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的不可摧毁性；同时，用罗连长幻觉的意识流主观镜头，运用叠印的空间蒙太奇组合，又展现了一个好似复活了的永亮再度在操场操练的重复系列形象，并由此组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喻意了“一个永亮倒下去，千万个永亮站起来”这一我军勇往直前、坚不可摧的主题。这是为国捐躯的普通一兵 —— 永亮永生的主题。这是一个军事爱国主义的崇高主题。影片中饰演永亮小妹妹的小演员，演得非常讨人喜欢，已经较少过去国产片童星大凡任为导演摆布而多少显露虚假做作的通病。影片在这方面的成绩，可以说是个突破，值得一提。

本片获1980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秦秦秦123

大山田心

知识分子是社会涌动的潮流。文革后一批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对文革进行了深刻而沉痛的反思，并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再现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由此在八十年代前后掀起了一股“伤痕文学”的浪潮。如今，非人的伤心往事虽已过去，但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深刻影响却至今难以忘却。“伤痕文学”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文学思潮，从深层次挖掘人性中的卑鄙和劣根性，这种人性的弱点反映到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往往就是尔虞我诈、互相冲突甚至是伤害。因此，过程总是萦绕着艰难和苦涩，经常需要面对甚至拷问自己伤痕累累的内心。但正是这类文学体裁中的自我反思、反省精神，更激发人们去赞美、呵护人性中最珍贵、最不能丧失的部分，更鼓励我们勇于坚持真理、践行道德和法治，警示我们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决不能把自己的安乐和发迹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因此，“伤痕文学”从本质上是“人性的文学”，人性的文学将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它是我们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
电影《第十个弹孔》讲述了滨江市公安局长鲁泓在复职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竟是他的独生子鲁小帆参与的炸桥案件。原本天真无邪的儿子在文革时期中迷失方向，最终走上破坏生产、炸毁公物并炸死无辜的犯罪道路。面对儿子的卷宗，身为公安局长的爸爸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鲁泓曾经在革命年代多次负伤，身上留下了九个弹孔；如今儿子的案件无疑给刚复出的他又添新伤，让这个好不容易破镜重圆的家庭遭受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鲁泓和妻子高雅琴在文革中遭受冤狱，公安系统内的同志们想竭力避免让这个从风雨飘摇中熬过来的家庭再次陷入不幸，于是刻意掩盖了一些犯罪事实，目的是减轻鲁局长儿子鲁小帆的罪行。但鲁泓局长出于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信念，抛开一切个人纠结和私情，忍痛查清了事件的真相，最终正义得以伸张，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影片中鲁泓越是忍着剧痛查案，就越是显现出文革大潮对无知的年轻一代的荼毒和残忍，这种戏剧性冲突着实撕扯着观众的内心，催人泪下。国法和亲情、革命与小家、刑罚与儿子等等矛盾冲突的猛烈撞击，烘托出文革结束后共产党员依旧对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忠诚，及勇于承担个人伤痛和家庭悲剧的大无畏情怀。最后，儿子对父亲说：“我在您身上留下了第十个弹孔”。此时鲁局长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怪你！文革中，这样的子弹也射向了无数其他的家庭。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的子弹离他们的心脏还很远很远。”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铁打的！但当这样的个人感情和国家、革命事业相冲突时，他们就勇于抛掉一切，以个人的牺牲来换取人民大众的利益。真正的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如此不徇私情、大义灭亲，因为他们心中永远只有一杆天秤，那就是“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这部影片结构紧凑，格调和谐、其主要特点是敢于写人性，并且善于写人，善于把浓厚的人情味和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因而能够拨动观众的心弦。

该片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

李书义

大山田心

“伤痕电影”是政治风向转换时期的过渡电影，其中包含了历史巨变之前的基因和玄机。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对照现实我们不妨再重新审视一下这类影片的意义和历史价值。电影《残雪》描写“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新疆某林场当技术员周伟光得知父亲周丰官复原职后非常得意，立刻与乡下妻子秀云离婚，用父亲的名号调回到北京。一年后，一封来自新疆、揭露周伟光不择手段离婚回京的匿名信被送到周丰手中。周丰质问儿子，周伟光承认了信中所言，但却为自己百般辩解，周丰又生气又痛心，打了他一个耳光，并将他赶出家门。随后，周丰抱病去新疆探访秀云，向她道歉。回到北京后，周丰找到正准备结婚的周伟光，命令他退回礼物和住房，同时恳请周伟光所在单位党委书记把他调回新疆。儿子的堕落行为以及在新疆、内地的种种见闻，引起了周丰的深思，他连夜写出一份情况反映上报党中央。不久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周丰出席会议，并坚信，林彪、“四人帮”遗留在社会上的余毒如同严冬过后的残雪，必将被温暖的春风所融化。（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腐败的残雪余毒非但没有随着全会融化，反而随着这次全会到今天四十年来已经冰冻三尺，积重难返，已经牵扯到民族、国家和共产党的危亡。）影片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如何端正党风党纪这一严肃的问题，围绕高级领导周丰在处理儿子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公正无私、身体力行、由己做起，努力革除“四人帮”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的高尚品质。如果说该片反映的问题确实如此，那么为何历史发展到今天会如此的腐败不堪。那时候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正是因为文革结束才愈演愈烈，影片中的一个镜头是那些青年跳迪斯科全身扭动的场面，那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是西方的东西正在击中我们的青年。还有一个镜头，是周丰到儿子媳妇家里砍柴的场面，老革命砍柴，自己的爱人把柴摞起来。群众告诉他，他的儿子从来没有给家里砍过一次柴。这说明我们的青年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变得堕落懒散自私自利。那个时候毛泽东思想的大雪被复辟路线融化了，周丰作为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的老干部，成了资本主义复辟春天最后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残雪。试想当时的老干部，有几个能做到像周丰这样？否则中国现在绝不会把“老虎、苍蝇”打了一大堆。历史告诉我们：周丰作为正面形象，面对汹涌的西方文化进入，国家干部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对于党的优良作风的不懈坚持，只是一点在腐败分子迎接自己春天时无力回天的“残雪”，是革命老同志继承革命传统，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最后挣扎。剧情最后虽然以把儿子重新送到新疆而结束。但是社会对于那些腐败分子营私舞弊走后门谋私利的大肆泛滥却已经是无能为力。现在认识这段历史和这部影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距离才能看得清楚。难怪习总书记告诉我们：我国现在才是真正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该片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

大山田心

光影唤醒记忆，经典照亮心灵。上世纪80年代初，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曾一时轰动影坛，中共地下党员张公甫以荣昌公司总经理的身份为掩护，活跃于上海经济界，他身处虎穴，大智大勇，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其实，历史上的张公甫是有人物原型的，他们分别是原上海广大华行创始人之一、中共地下党员的卢绪章以及被周恩来总理亲发聘书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的杨延修。
卢绪章，生于1911年，浙江鄞县人，14岁时便前往上海，先在上海源通轮船公司当练习生，业余就读于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创办广大华行，以此作为中共秘密工作机构。随后积极扩展广大华行业务，在重庆、贵阳、成都、昆明等地设立分行，并先后组建民生保险公司、民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1948年到香港主持广大华行工作。同年底北上大连，回到解放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前身）经理，对外贸易部局长、副部长，华侨旅行社社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对外经贸易部顾问。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11月8日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0年1月30日出生于江苏泰州。因家境贫苦，7岁便离家来沪，14岁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作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商经理处当职员。不久担任江南银行保险部经理，还与人合办永平保险总行，任总经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了支援前线救护伤兵，经与南翔十九军军部联系后，由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28名团员组成担架队，编入七十八师军医处，随一五六旅在前线从事救护伤员和其他务工作。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为杨延修和团员们的为国牺牲精神和卓越服务工作所感动，专门给上海市商会写去了感谢信。为了抗敌御侮和谋求活动经费，卢绪章、杨延修等五位青年集资300元大洋，在沪成立“广大华行”。“九·一八”事变，点燃了大批洋行华员抗日救国的激情，他们响应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发起组织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喊出了“鉴于亡国之前车，愿为先驱，共赴国难，歼此暴敌，以雪国耻”的口号。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由“洋联”骨干分子杨延修、梁次渔等出面，组织成立“洋联”战时服务团，同上海各界战时服务团积极投入支援前线的抗战服务活动。1938年4月，经卢绪章介绍，杨延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洋联”成员决定由卢绪章、杨延修、舒自清、张平等成立“华联同乐会”，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上海形势恶化，杨延修奉上级党组织指示撤出“华联同乐会”，由广大华行派去昆明担任“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经理，开拓大后方业务。杨延修与昆明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开展经贸工作，同时和国民党某些党、政、军、团及特务组织的上层人物结识，以合资办企业和做生意等形式，以此为保护伞，掩护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机智巧妙的斗争。这中间经历了一幕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和防不胜防的惊险场景，杨延修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一 一化解。1940年，“广大华行”改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和南方局在重庆亲自领导。“红色商人”杨延修以经商为掩护，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积极筹措经费，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经费和房产，为党作出了特殊贡献。在这条掩蔽战线中，杨延修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 “魔鬼”与朋友之间。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下，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披肝沥胆地为党掌管“钱袋子”。为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官僚和特务等各色人物，结交的人物既有大名鼎鼎的黑社会流氓头子如黄金荣，也包括国民党实权人物如陈果夫、吴开新等。杨延修难得可贵的是在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朴实无华的本色。晚年又再一次艰苦创业，不计报酬地参与创建了上海爱建公司，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繁荣作出了贡献。

大山田心

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剧情简介：1947年的上海，在我人民军队大举反攻、反蒋浪潮汹涌澎湃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扑灭我党在经济界的核心组织，亲自下达了"A"字秘令。以荣昌公司总经理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化名张公甫的我地下党员于海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执行"A"字秘令的军统督办杜康夫和上海警察局长严克飞，也活跃在招待会上。一场特殊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我军后勤干部、公甫的弟弟于海宝，历尽艰险，从苏北来沪。一天，他从报上看到哥哥的消息，就来到张公馆内。兄弟相认，话叙十年离情。。。当海宝向哥哥提出帮助解决军需物资的要求后，公甫为严守党的秘密竟断然拒绝了弟弟的要求，使得海宝含愤而去。张公甫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国民党地方军司令赵一彪多次想向荣昌公司投资的要求，打通了为我苏北运送军需品的渠道。杜康夫、严克飞一伙的反革命阴谋也在加紧进行。张公甫的儿子张望，积极参加反蒋活动，但不了解父亲的作为和要他速去香港的用意，产生误解，便离家做工，断绝了家庭关系。不久，党组织派的交通员艾棣前来与张公甫接头。公甫和妻子王惠如从她颈上的长命锁认出是自己的女儿，却克制着骨肉之情没有认女。后来艾棣为掩护领导撤退而被捕。张公甫夫妇深知党的纪律，不能出面营救，甚至受到儿子的斥责也没有动摇。艾棣不幸牺牲了，张公甫夫妇万分悲痛，同时也为多年失散而终未相认的好女儿深感自豪。张公甫生活战斗在魔群之中，他进一步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弟弟于海宝紧密配合，巧与敌人周旋。就在杜康夫等准备逮捕张公甫时，公甫举办了欢迎陈果夫的盛大晚会。晚会上，他有勇有谋，克敌制胜，斗垮严克飞，除掉杜康夫，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战斗任务。

该片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

大山田心

野麦岭，日本的山名，位于飞驒与信州的交界，海拔1672公尺。通行于这道山脊的公路被称为 "镰仓街道"、"江户街道"， 这条公路自古曾是飞驒及信州地区连接江户的重要通路。由于当时富山县从海中捕捞的鰤鱼，也是经由此路运往信州，因此，这条公路的别名还曾被称作 "鰤街道"。此后，明治及大正时代，曾有很多飞驒地区的年轻女性，越过这道山脊前往长野县的缫丝厂打工。她们的故事，被改编为小说及电影，野麦岭因而以 "女工悲惨历史" 之岭 名闻日本全国。
电影《啊，野麦岭》讲述了1903年，一百多名年轻姑娘越过野麦岭，来到在长野县冈谷的山安足立厂做女工。峰、华和菊是其中的代表。她们告别家乡的亲人，踏上了异乡的求生之路。而等待她们的却是超负荷的劳动和资本家的压榨剥削。三年以后，阿峰已经能够独立操作，和阿雪一同被称作是优秀女工，阿时和阿花等人则技术较差。由于受到不堪的辱骂阿时自杀死去。无家可归的阿雪在新年到来之时倍感孤独，遂对老板的儿子春夫以身相许。厂里的金库被盗，盗窃者实际上是春夫。老板怀疑是会计新吉干的。阿菊喜欢新吉，便向管理员黑木求情，黑木却趁机将她奸污。阿菊与新吉投江自杀。阿花和管理员代理英松相爱，英松很同情女工们。阿雪已怀上春夫的骨肉，春夫却和一个银行老板的女儿订婚。想回家将孩子生下来的阿雪在翻越野麦岭时流产。19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日本生丝出口受到影响，只好转向国内市场。为谋取利润，工厂强迫女工高强度生产，阿峰因过度劳累得了结核病，被踢出工厂。峰的哥哥星夜兼程，赶到工厂，从破旧的草屋中找到奄奄一息的峰。他决心翻越群山密林，把病入膏肓的妹妹背回故乡。时值金秋时节，野麦岭上层林尽染，美不胜收。趴在哥哥的背上，峰的眼睛里闪出激动的光芒："哥哥，我看到飞 '马单'（歧阜县的别称）了。" 说完，她永远地合上了双目。野麦岭上的冷箭竹默默地注视着这幕情景，欲哭无泪。。。
这部影片虽然讲的是明治时期的故事，事实上却具有普遍性，就是现代社会发生在这些女工们身上的类似故事也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女工们反映出来的思想和战后日本青年的民主思想有相似之处。演员阵容非常庞大，整体表现水平比较高，不仅主要演员演得非常细腻和逼真，其他的所有演员也几乎都能很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本片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电影翻译片优秀配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