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观清口述历史》 23 饮水思源报乡梓

连环画收藏交流

　　二十三、饮水思源报乡梓
1986年左右，我们常常受邀去苏州写生。苏州为历史文化名胜之地，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文化气息浓郁，生活习惯与上海接近，而且徽州人特别多。在苏州，我们多居住在苏州宾馆或姑苏宾馆。

　　当时宾馆饭店可以，也乐于出售国画，一则为它们增添一些文化气息，二则也可以增加一些创收，何况宾馆饭店有房间，空着也是空着，所以常常邀请画家来开“笔会”，不收取任何吃、住的费用，只是希望我们留几幅画作为答谢。苏州宾馆和姑苏宾馆常常抢我们，我们颇有些奇货可居的感觉。

　　这一年冬天，新年快要来临的时候，空气清冷而干净，到处弥漫着迎新的喜悦气氛，我和赵宏本、韩敏住在姑苏宾馆。苏州最负盛名的新年祈福是寒山寺撞钟，寓意吉祥如意，尤以日本人最为热衷。当晚我们也去参加了新年撞钟，被热烈喜庆的气氛感染着，心情愉快舒畅。回到宾馆，大家依然很兴奋，乘着兴致，我们三个人铺开纸，创作主题围绕着唐代诗人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笔墨淋漓，一气呵成。我们自己也觉得当晚的作品不错。第二天一早送给宾馆，装上框，在宾馆商店售卖。住在同一宾馆或者路过的日本人看见后，都驻足欣赏，好几位日本外宾都想买，于是卖了个大价钱。同时我们的其他作品，也一并售出几幅。现在看来，以当时日本人的收入，我们的画价很便宜。

　　因为苏州宾馆也邀请我们去住几天，不久，我们就搬离了姑苏宾馆。

　　我独自创作的大幅《姑苏城外寒山寺》，放在贵宾室里陈列。当时的歙县县委书记程寿弟，正有公务，在此住宿。他也爱好书画，路过大堂的时候，看到这幅画，驻足观赏，连说：“画得好！”他的秘书与我熟悉，便介绍说：“这个上海画家我认识，很有名，是我们歙县人。”程寿弟就让秘书陪着来见面。那时我已经搬到苏州宾馆，他们就坐车到苏州宾馆，这样我就和家乡的父母官打了个照面。不久他们到上海开会，住在延安饭店，又请我过去坐坐，一来二去，我们便慢慢熟悉起来。

　　程寿弟原是船工出身，早前干过撑渡的活儿，后来参加革命，在部队当兵。解放后，他回到地方，又从公社干部做起，升至歙县县委书记，最后做到黄山市委书记。他的秘书名叫王德祺，王德祺的妻子在我们金滩村里当小学老师，家里一对双胞胎儿女，也一直生活在村里。王德祺在县里当秘书，周末有空时也回村里，与妻儿团聚，帮着做家务，挑水、劈柴、种田，样样都干。他也爱画画，空下来涂上两笔。我从少年时代定居上海，但父母在金滩，所以常常回去，这样我们也认识了。之后多年，我们一直关系密切，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友谊愈加深厚。

　　后来王德祺做了县办公室主任。一次我回乡，他来电说，要和市委书记来看望我。我说：“路不好走，你们不要来了。”可他们还是坚持。村干部听到消息非常紧张，张罗着招待市委领导，要备下丰厚的菜肴。我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是以书记的身份来，不用刻意准备。我吃什么，他们跟着吃就好。”正说着，又来了消息，说书记临时有会，无法脱身，不能来了。这样刚好，乡里和村里的干部缓了口气，压力顿消。过了几天，县里派人把我接到屯溪，与程寿弟见上了面，还邀我参加了市少年宫的奠基仪式。

　　王德祺退休前担任歙县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他退休后，县里人仍然称他“老书记”。很多人退休后门可罗雀，唯独他仍旧门庭若市。每次我回乡，有什么活动，都由他陪我参加。我也一定叫上他一起参加。在和我交往的过程中，他本人的绘画水平和艺术鉴赏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

　　我也请老书记帮助处理一些家乡的事情。一次金滩村因和上游的村庄发生水源纠纷，这在中国很多农村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解决不好后果会很严重，甚至衍生成群体性械斗事件。村里人打来电话，向我求援，我请老书记从中协调，最后得到妥善处理，不但避免了纠纷，还保证了两个村庄用水的均衡。

　　我从少年离乡，长期生活在上海，后来到过美国、加拿大多年，也去过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画过世界上很多名山大川。经历过繁华，见识过风光，发现自己内心最牵念的还是故乡徽州。我总说，最美的山是黄山，最甜的水是新安江水。人说“达则兼济天下”，我后来有了画名之后，总是感念家乡水土的滋养，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做些事情，有时还充当起牵线搭桥的“老娘舅”。特别是认识县领导之后，我的这种意愿更是有了实现的途径。

　　有一年，我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办画展。深圳地处南国，临近新年仍气候温暖，鲜花不凋。过了年就是牛年，深圳市副市长邹尔康对《深圳日报》的主编说：“年初一是牛年，就上一整版汪观清的牛。”那次画展，程十发先生恰在深圳，也到场祝贺。当时歙县县委书记是夏发年，也来看我的画。闲谈间，书记无意中提起此行的一个目的。他说，为了发展县里经济，想买些便宜的二手面包车，已经联系好了，需要从香港经深圳入关。

　　正好有个朋友有点路子，我就介绍他们认识。县委书记说，我们县不富裕，不久前新安江建水库，还淹了我们很多地方，能否考虑给些优惠。朋友说，明天你来找我。后来果然减免了一些费用。

　　这次画展上，我还结识了深圳市委副书记周鼎。其时，深圳正在考虑赋予城市一个具化的精神符号，要设计一个市标。考虑到深圳毗邻大鹏湾，许多人倾向于用大鹏来做代表。因为适逢牛年，很多人知道我擅长画牛，便来找我画牛，我也送了一幅牛给周书记。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后来深圳的标志定为垦荒牛。不久，周鼎转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我第二次去深圳的时候，他特地带我去市政府门前看铜雕“垦荒牛”。

　　垦荒牛精神是深圳的精神，这一精神支持和创造着深圳特区创设以来的风雨辉煌。垦荒牛既有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毅力，又有开拓奋进、不断向前的勇气。在造型上，深圳的这头“垦荒牛”看上去低头扬尾，遒劲有力。我长期看牛、画牛，对于牛的习性有着深刻的认知，其实牛在用力的时候，尾巴是要夹紧，而非上扬的。讲个故事。古时有几个文人聚在一起，品赞一幅“斗牛”画，各有各的说法，争论激烈，莫衷一是。恰巧村里的一个牧童路经门口，看到，指着画说，这幅不好。大家惊问如何不好？牧童说，牛用力的时候尾巴是夹紧的，牛尾高扬，无法使上力气。牧童的指正，说明生活与艺术有区别，而艺术要来源于生活，才会更有价值。深圳的“垦荒牛”造型具有艺术的美感，但与牛的真实习性之间存在着差异。

　　另一次，我在金滩陪伴母亲的时候，县长和县委书记来看我，并向我求画。我说：“画画没问题，我想先带你们去看看新安江的水。水草已经变得墨黑。我每天一早只能挑着水桶到山上，排个把小时队，从石缝里挑泉水回家。这是关系民生和百姓健康的事情，请县里重视一下。”

　　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当地一批工业项目上马，由于环保要求和措施不到位，新安江的污染非常严重。江水水色发黑，漂浮着白茫茫的垃圾，散发着严重的臭味，不要说无法饮用，连洗衣服都嫌脏。江水不好用，很多乡亲要步行很远的路，从山上担水回家，苦不堪言，严重影响乡民的生活。

　　我向两位领导表达了想挖井引水的想法。我说，这本该是政府的事情，现在我愿意出面想办法，推动一个“自来水工程”，希望政府给予支持。我了解过了，具体做法是挖深井抽水上山，山坡上修建一座水塔，再将水管接入每家每户。

　　之所以请求政府支持，是因为要做成这件事，还不仅仅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在计划经济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很多钢筋水泥之类的必需材料，需要有政府拨给的指标和批文。如果有县领导的批示，给指标，“自来水工程”所需要的水泥，每包售价仅为一百元。无指标的水泥售价至少是它的一倍。

　　县领导表示同意，但后来也稍微费了些周折，幸好我协调各方资源，最终顺利拿到水泥和钢筋指标。请了建筑队进村，吃、住在我家，热热闹闹开始施工，很快自来水管就接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口，由每户自费接进家中。

　　并且，我特别关照，对像“五保户”这样有困难的家庭，要将水管直接入户，接进房间。同时，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半年时间，“自来水工程”圆满完工，金滩村家家户户吃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当年，我们村是方圆二十多公里内唯一吃自来水的村子。

　　金滩村的道路也由于资金不足，留下一些断头路、半吊子路，这种烂尾工程给乡亲们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其中一条出村的路坑坑洼洼，还只修了一半，每逢雨雪，根本难以出行，道路几乎完全中断。人难走，骑自行车更难，时常要扛在肩头驮一段，到路况好点的地段再骑。每到收获季节，成熟的枇杷、新鲜的茶叶和其他农产品运不出去，严重影响农户的收益。

　　修了一半的公路既给乡民造成不便，又阻碍着内外互通，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听到乡亲们闲谈中的抱怨，我想有机会的话，一定向当地领导反映一下情况。一天，我正在县博物馆看书，有人来请我到县里去一趟。来人说，省里的交通厅长来参加会议，知道你回乡了，他说是你的朋友，想见见你。我来到县政府会议室，果然见到一屋子人在开会，此时恰巧休会，便趁此机会，将修路的事情客观地陈述了一番，也把老百姓的说法反映了，包括一些难听的话，并力邀他会后出门和我一起去看看、走走这条烂尾路。交通厅长觉得有道理，也符合规定，当即请县里打个报告说明情况，如缺乏资金，可以立即拨款。因为正在开会，县交通局的领导们都在，当场这件事就落实了。不久，修路所需的三十万预算下拨。

　　有了经费，路也很快就修好了。现在这条路还在使用，我每次回乡还会经过。

　　徽州虽然地处内地，但历史悠久，物产丰富，特别是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很受人欢迎。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来此游玩的人特别多，回去的时候总要买几块歙砚和徽墨。但歙县等地住宿条件不好，没有什么像样的宾馆或招待所。歙县历史上有座全国闻名的书院—紫阳书院，因“紫阳”是理学大师朱熹的号，全国以“紫阳”命名的书院很多，分布在徽州、苏州、杭州、漳州、汉口等地。在众多的“紫阳书院”中，以徽州的最为正宗。徽州是朱熹祖籍之地，他生前曾两次回徽州访亲祭祖，并讲学其间。紫阳书院所在地名为紫阳山，后来县政府便在紫阳山下，新建了招待所，取名紫阳宾馆。宾馆有不少房间，投入使用后，因为拿不到指标无法配备电视，我受托在上海搞到二十五台指标，在视指标为奇货的时代，这些指标不仅为县财政节省了资金，而且有电视机的招待所，档次不一样，身价倍增。

　　中国人说，修桥铺路是贻福众人的事。我很愿意为普通的乡亲做些事情，县里领导也戏称我为“代村长”。回顾这些，是想说，能出点力帮助普通的乡亲，是徽州文化中回报乡梓的传统美德，于我来说，更在于内心获得满足和充实。

四季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