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于南昌起义的介绍

66666 · 发表于 2010年2月27日 07:05

夜半枪声——“八一”精神永放光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一、屠杀警醒梦中人——周恩来提议南昌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下旬，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代理中央常委职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周恩来负责中共军事工作后，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夏斗寅部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乱，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武汉国民政府对夏、许二人并未严厉处分，仅给予许克祥纪律处分一次。种种迹象表明，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在即。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恩来提出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背叛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政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 敌人举起了屠刀，中国共产党已经无路可退。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周恩来最早提出南昌起义的计划。周恩来回忆说：“1927年7月中旬，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了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到九江去，作好起义的准备。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同意了这个计划。 此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 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 第3、第6军各一部, 总兵力仅3000余人。而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相对强大，主要有：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部、第11军叶挺部（24师25师）、第10师蔡廷锴部，以及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另外（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卢德铭部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也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 7月27日，骄阳似火，周恩来由陈赓陪同来到南昌，随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举行起义, 并成立军事领导机关——起义总指挥部。为掩人耳目，前敌委员会以第20军的名义包租了江西大旅社作为起义总指挥部。 就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 张国焘突然由武汉赶到南昌, 他提出起义暂缓，希望要争取张发奎所部参加，并提议由张发奎任起义总指挥。张发奎在武汉国民政府二次北伐获胜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4、11、20军，共4万大军，成为武汉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张发奎比较左倾，他先后任命了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担任师、团级军官，至于基层军官和政工、参谋人员任用的共产党员更多。张国焘认为尽量争取张发奎，但张黄二人态度暧昧，迟迟不做表态。 暴动已如箭在弦。就在此时，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人正在庐山密谋进一步的“清共”计划，汪精卫数次来电强令贺、叶所部撤回九江。起义迫在眉睫，稍作犹豫，即刻失败。7月3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军委经过激烈斗争, 形成了统一意见, 毅然决定在八月一日凌晨四点钟举行起义。贺龙、叶挺随即联合签署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八月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战斗的命令很快传达到起义军各部，起义军官兵们在脖子上系红领带，臂上缠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作为起义军的识别标志。 战斗的前夜异常紧张。晚上九时以后，全城戒严，街头巷尾密布着起义军的岗哨，除偶而传来几声“河山统一”的口令声外，全城沉睡在战斗前的寂静之中。此时，作为起义总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内灯火通明，前后门都架起了机枪，加强了戒备，政工人员正在忙着印刷宣传材料，起义军警卫连集合在楼下走廊里待命。晚上十点多钟，贺龙向周恩来打来了电话，说接到执勤哨兵报告，第20军的一个姓赵的副营长，是几分钟以前钻进了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这紧急的时刻发现叛徒告密，前委会当即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八月一日凌晨二时。 八月一日凌晨二时，暴动的枪声划破了夜空，战斗开始了！起义军24师71团攻击驻在天主堂、匡庐中学的敌第6军57团，起义军24师72团攻击贡院内的敌第3军23团，起义军24师72团3营和广东农军攻击敌第3军24团，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6团和第11军第10师攻击驻在顺化门外小营房和老营房的敌第9军79团、80团。贺龙同志指挥部队负责解决西大街两旁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 起义部队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 全歼驻在南昌的敌人并控制了全城。八月二日, 驻马回岭的第四军第25师主力, 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 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 二、南下广东重组北伐——终遭失败 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三个军：第20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第1、第2、第3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11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第24、第25、第10师和军直属炮兵营；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八月一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同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二十五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段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段，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汪精卫调朱培德的第3军、第9军主力向南昌急进，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蔡迁锴的第10师到达进贤李家渡时脱离起义部队，率部开往浙江。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乘船赶到九江被张发奎扣留，分校党代表陈毅化装南下，在临川追上起义军，被派到第25师第73团任党代表。获悉起义军南下广东欲重新举旗北伐，英国帝国主义立即调集军舰于香港，准备镇压广东的革命暴动。蒋介石亦急令留守两广的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截击南下的起义军。起义部队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敌军黄绍宏、钱大钧等部的拦阻后，进入广东的三河坝、潮汕地区。朱德率第25师留守三河坝，周逸群率第3师留守潮汕。经两次分兵，起义部队主力仅剩6000人继续西进，打算前往我党群众基础较好的海陆丰地区，并相机夺取惠州。在汤坑地区，起义部队与薛岳等部遭遇，激战竟日，撤至揭阳。十月三日，起义部队主力在流沙镇与从汕头撤出的部队和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在撤离汕头之前，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张太雷专程前来，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周恩来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武装人员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当日下午，主力部队进至乌石山时，与敌陈济棠、徐景唐部激战，遭受失败，第24师仅余1300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转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的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 师，继续革命斗争。留守三河坝的我军与敌黄绍宏部激战三昼夜后，保留下来的武装与我从潮州突围的少数部队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进至粤北韶关地区，于翌年一月举行了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但我当由此取得了宝贵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建军骨干，为创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朱德在南昌起义时领导的部队虽然不多，但是在起义军南下广东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朱德为保存革命火种，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加上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时共有1.2万人。在这支队伍里，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周子昆、陈光、张际春、毛泽覃、林彪、粟裕、黄克诚、邓华、肖克、杨至成、赵尔陆、杨得志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骨干力量。 三、关于南昌起义的几点释疑——“八一” 南昌起义不是失败的起义 从南昌到汕头，起义军走了两个月极艰难困苦的道路，最后两星期中又经过英勇战斗，力量不支，终于失败。 南昌起义后，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指导下，发出了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并于1927年11月作出了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处分了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决定给前敌委员会领导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以警告处分，给谭平山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 当年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片面的、不合实际的评价，军事专家、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原副部长李维民少将作了澄清。 1、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利，未能实现原先制定的计划。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前敌委员会，其指导思想还是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所以计划南昌起义后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后，部队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当时我们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还不健全，四面敌情严重，又加天气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9月中旬，起义军由闽入粤，占领了大埔县三河坝。决定朱德的第9军和11军25师留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向潮汕挺进。其中，驻三河坝的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同年3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1.2万人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等率领的赣湘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李维民认为，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2、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策划和领导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发动的。8月1日起义胜利后，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召集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成员及各省党部左派代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有7人，江苏、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哈尔滨和海外党部(包括欧洲、日本、暹罗、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计45人。其中多数是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上，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随后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委员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产党员，加上在南下途中入党的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共计15人，占多数。二是反对蒋、汪叛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张曙时、陈友仁参加了南昌起义，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等人没有赶到南昌，但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三是想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革命但未成功的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三个人。革命委员会虽然仍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1927年8月21日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就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3、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干扰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于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8次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左派国民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然而时隔不久，斯大林又发表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论，认为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对象，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调离，新代表罗米那兹到达中国。他积极贯彻斯大林坐在办公桌旁做出的对中国革命的论断，而且有所发展。1927年10月至11月间，在共产国际极左观点指导下，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党内通告和决议案，严厉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 通告批评争取张发奎 通告和决议批评南昌起义后建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同时批评南昌起义领导人“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争取张发奎，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在大革命时期，张发奎与其他军阀相比，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他任命了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担任师团级军官，至于基层军官及政工、参谋人员任用的共产党员更多。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等多数领导同志，已看清张发奎即将反共的面目，主张彻底与张分手，起义后也不主张把张列入革命委员会名单之中。有些同志认为，尽量争取张发奎，至少可以达到削弱反动派力量的目的，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南昌起义后，汪精卫命令张发奎部追剿起义军。张发奎自知第二方面军剩下的一万多人，不是贺龙、叶挺两万大军的对手，他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对策。张发奎早有南下广东自立门户的打算，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建议张发奎不要追击叶、贺，让叶、贺南下后削弱李济深的力量，张再打起援师旗号，直趋广州。张发奎不知叶剑英是为保护起义军，采纳了叶的建议。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争取张发奎虽未成功，但也没有使我党我军招致严重损失，通告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军事投机”是不符合实际的。 通告批评前委军事上的错误，指责起义部队未选择正确的南下路线，“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取道“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 …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同时指责对不稳的部队，如蔡廷锴的第10师“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关于南下路线，前委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起义军原定的南下广东，再行北伐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起义军不管走什么路线，都不可能实现原定的目标。走赣东直下东江，是为了避开敌之锋芒，同时也是因为东江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准备与东江农民运动结合。上述决策是周恩来与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贺龙、叶挺、刘伯承及苏联顾问等集体讨论决定的，而起草处分决议案的罗米那兹和瞿秋白等人都很缺乏军事知识。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上述种种指责，决定给前敌委员会领导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以警告处分，给谭平山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 四、南昌起义开创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史，其历史地位和功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南昌起义胜利后，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我党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粤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造成起义军孤军南下广东，企图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南下途中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最终为敌人各个击破。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以实际行动回击了党内盛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总有人力图贬低“八一”起义的地位和作用。在十年动乱中，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也将朱德改成了林彪。文革前夕，“八一”二字也被从庄严的军徽中取消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 “八一”南昌起义的光芒在人民军队历史上熠熠生辉，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南昌起义撒播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十名大将中有四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加入过南昌起义部队的。“八一”南昌起义开人民军队之滥觞。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一”精神永垂，人民军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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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hong · 发表于 2010年2月27日 17:03

学习了

88djl88 · 发表于 2010年11月3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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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