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十年代走乡串镇的歌舞青春

金木水火土

我的七十年代走乡串镇的歌舞青春2011年07月29日 02:42
来源：北京青年报

金木水火土

这是一段色彩斑斓的文化记忆，它不同于我们惯常看到的对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主流描述：灰暗、愚昧、压抑、痛苦。不仅丰富，似乎还洋溢着充实和欢乐。它让我们了解，当年“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曾实在地让基层百姓分享到了文艺的快乐。

历史的全貌从来不能靠单方面的表达来获得，在主流描述之外，普通基层百姓的经历，既体现着时代的影响，又推动着时代的演化，在历史的框架中还原着时代应有的丰满和丰富。如果你是这样的时代见证者，请写下你的故事，寄给我们。——编者

本期私人别史主人公

郑丹，1948年生于贵州省大方县。毕业于贵州省艺术学校，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委员会负责人、太阳花少儿舞蹈艺术团艺术总监。一生职业与文艺演出和艺术教育相关，几十年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历年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文艺汇演并在比赛中获奖。无论风光与否，始终扎根基层，身体力行实践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并由衷地从中感到快乐。

■口述/郑丹 文/颖儿

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于是向组织上告假回家待产。想不到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我们这边的运动也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从省艺校毕业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贵州省杂技团乐队担任二胡演奏员。那时候正赶上全国文艺院团进行斗批改运动，我们团和省黔剧团被分到一个组，由军代表带领，下放到晴隆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整风、学习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们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这时候军代表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层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态让组织很满意。然而改造归改造，人情归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们个个惊讶，纷纷背着领导来说我傻：人家都是争着往省城调，你下靠了，想调上来就难了。还有朋友忧虑：你到下面去，那你的专业不是就丢了？

然而，离开省城下放，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家乡有我全部的亲人，何况爱人——那个时代夫妻之间大家都习惯称呼为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一个农村中学教书，我们分居已经很久，由奶奶带着的儿子还小，现在女儿又将出生，我回去显然更为现实。说到专业，我们天天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学习、批判，就是看着小煤窑里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断抬上人来的惨剧，不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说？

金木水火土

下去就算是当个音乐老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我这样想的。

文艺要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

我没想到，我的回乡竟让县委宣传部长那般的欢喜。他马上把县文化馆馆长叫来，两人都很兴奋，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是那个小县城里来的第一个科班毕业的艺术专业人才。

文化馆刚刚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是在原来县黔剧团的基础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中学生，还有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组成的，正缺专业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说便成了编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当时国家要求文艺院校的学生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在校都学习过舞蹈、表演的课程，但是专业的编导，我还真不会，可是还有谁能比我更“专业”呢？我只能拼命去看《东方红》这样的电影来学习。

就这样，我成为文化馆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剧的编导，乐队演奏员，作曲，独唱，兼舞蹈、话剧演员。很快，我的第一个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学》也编出来了，演出的对象，便是乡村里的农民们。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我们文化馆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月必须到农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还要辅导农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时候乡野之间道路不发达，我们送文化下乡，就靠两条腿，大家自己背着演出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个区——现在都改叫乡了，走到一个村子演一场，然后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去。什么时候赶到就什么时候开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进行，条件好一点的村子，会为我们搭个台子，没有台的，我们在场上围个圈子就开演。我们还专门创作了一个歌舞短剧，就叫《打谷场上》，团里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写的剧本，我作曲兼编导，故事讲的就是打谷场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原则：要结合农村生活，随时随地取材，从农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创作节目。所谓送文化下乡，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高姿态，而是走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拼命发自内心的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每次我们下去，农民们都特别欢迎，每到一处，满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农民们老早打着火把就来了。贵州是山区，山多，一个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东藏一户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头一天就提前赶路。我们是流动演出，路上走着的时间也没有准头，老乡们经常站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见等着我们的老乡，也顾不得吃饭休息，立刻上妆演出。演完之后，满山坡满场地的老乡久久都不愿离去。那样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该赶到另一个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难。我们正犹豫之际，那边公社来电话了，说老乡们都赶来了，在雨里等着呢。公社里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两匹马，专门驮演出器材，说是不能让城里来的“艺术团的”太累了。“艺术团的”，是那时候乡下的人们对我们的称呼。

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西南山区的黄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黏和滑。一匹马在泥泞中还摔断了腿，我们在雨中赶路非常艰难。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到了那个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满山遍野的苗族农民，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块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块芭蕉叶顶在头上，有的举个树枝挡着，有的干脆什么遮挡都没有，全部在雨里站着，从上午一直等着我们，连午饭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们怕我们受寒，给我们熬好了大锅的红糖姜汤。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喝？立刻给老乡们演，其他的，演完再说！演出是露天的场地，雨还不停地下，淋湿了我们的头发，淋花了我们的妆，但是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拼命发自内心的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节目，农民们全部不愿走。他们拥到台边，用手扒着台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再来个嘛！再来个嘛！”雨仍然未停，我们脸上的妆都淋没了，丝绸做的演出服也淋毁了，苗家舞蹈中小花伞的颜料和着雨水淌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花花绿绿的。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演，把每个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来，哪怕是平时谁会唱个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们实在掏空了自己无可奉献，那下面站着的老乡们还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扒着我们的舞台不愿离去——那是我有生以来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与观众的互动最真诚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杀了公社唯一的一头猪来招待我们，最肥的猪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们的碗上，村里的人们却谦逊地招呼：“老师，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满是真诚，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

农民对我们这样的热情，对文化这样的渴求，让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村里的干部经常会因为路不好走，怕我们来不了，亲自赶马车来接我们。有一次因为路滑，拉车的马被别断了腿，长春公社的书记竟然自己充当马力，生生在泥泞中把一大车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们只能拼命在后面帮他推车。这时候，大概唯有“拼命”这个词，才能恰好地形容我们彼此间的感觉？他们拼命地欢迎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拼命地为他们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和农民，心是相互贴在一起的，这绝不是宣传上的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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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会想起，我们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铺上，看到山间的皎月升起，那么宁静安详，特别美好。经常的，我们每个人这时候都激动得睡不着，——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着啊！心里满满的，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从事着群众文艺工作，也感受过成功与掌声，但是至今没有一次掌声、没有一次观众的热情，能够与那时候老乡们的真挚与纯朴相比。

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合起来

■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也许思想单一，文化生活却相当活跃：从县里、地区到省里、全国，每年的文艺汇演不断，元旦、春节、五一、六一、国庆都会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咏比赛、团体操比赛不断，有成人的，也有学生的；还有各个节庆的文化集会需要举办。这都是文化馆的工作范围，既要组织，也要辅导。我们也因此一年忙个不停。

我刚到文化馆不久，正赶上六一儿童节省里汇演，要给孩子们编排一个舞蹈。那个年代的文艺节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阶级觉悟，于是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婆，假装在玉米地里打猪草，暗地偷公社的粮食，结果被孩子们抓住的故事。这是那个年代里最常规的一种故事模式，有些特别的是，当时主管的领导正喜欢芭蕾，于是说，郑丹，你编个芭蕾吧。

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说这样跳芭蕾，大家难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就在我调回到县里之前，县里一中的学生们已经自己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了，有些学生就来自农村。那时候的文艺生活，的确有其荒诞和简单粗暴之处，但对应现实回头反思，从分享的层面上说，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文艺精神，何尝不是一种今天没有的丰富呢？

全国推广样板戏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剧目，在那时除了有电影，还有完整的演出台本出版。里面不仅有剧本、唱腔、乐谱，还有每场的舞台场记，舞蹈精确到音乐每一拍的动作说明都写得很清楚。此外还有舞台调度图、舞台美术图，甚至细到每个人物的造型、化妆和服装，全部标准化地连图带文给标出来。只要照书排演，虽有优劣之差，但大样子差不到哪里去。我曾经靠着新华书店里买的《红色娘子军》台本书，给文化馆的小学员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孩子们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样，演出时极受欢迎。

小孩年龄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们在小学里选了一批条件不错的学生，训练了一阵，也把原创的阶级斗争芭蕾舞跳出来了，最终在省里的汇演获了奖。

■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乐队。我们乐队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小号、扬琴、月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谁会什么乐器便奏什么乐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谐。这可不是我们的独创，那时候演样板戏的专业乐队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对这种乐队形式，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别。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大齐奏，还是分谱的，水平不能说很高，但至少没有跑调的。不过最初没有人会大提琴，乐队里少个贝斯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我还自学了大提琴来抵挡一阵。后来同事余凤仙特意钻研了大提琴，乐队这个缺才算补上了。

那时一专多能是普遍现象，常常这个人在台上跳完舞，一下场坐在乐队里拿起二胡接着拉；那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弹月琴，下一分钟就上台说起了快板书。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我们虽地处偏远，然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可不少，大学生里人才多，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吹黑管，有的会拉手风琴……许多分配到农村或工厂的文艺骨干，直接就被调到文化馆了，遇到单位离不开的人才，每到文艺调演的时候，便靠县委宣传部直接发函给他所在的单位，抽调到文化馆一段时间，进行排演。那时候大家对参加文艺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单位对于抽调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员，我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学，或者农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选有潜质的文艺分子。在城市里的学生，被选进文工团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对于农村的孩子，那就是进城吃公粮了。文化馆里有几个演员就是从农村选拔出来的。

人人都是文艺多面手

■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当音乐老师。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地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点送红军之类的歌。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都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穿，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错愕莫名。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化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消息太震撼，新闻中欢快的气氛激动了我们，大家都在欢呼，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我们想起来后台有锣鼓，便跑回去拿出来敲锣打鼓开始满街游行，一边走一边喊“打倒四人帮，全民得解放”。

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这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在那之后，许多过去不让放的电影、不让听的音乐集中地重现了，像爆炸井喷一般充满了小小的县城。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在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政府在那时候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地怀念。

■供图/郑丹

君子爱连二世

这么长的文[em162]

雪白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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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小异的山村文化轨迹》
　　——6、70年代昆山农村的文化生活回顾
　　                     作者：张修龄
　　我们知青，特别是插队落户的知青，都有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农村经历，如今我们都为经历的往事感慨唏嘘、追怀不已。不管我们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持怎样的态度，对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有怎样的看法，我们当时是一群真真切切沉入底层的城市中学生，我们曾以年轻人特有的敏感，用城市人的眼睛观照农村，欣赏也好，反感也好，都实实在在地记在了心里。加上多少有点文化知识，特别会关注我们插队的那个时期本土农民的生态，尤其是青年的文化生活状况。我们最熟悉的就是60年代末至70 年代末这十来年间江南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的文化生活最能显现在枯燥的体力劳动之外如何享用那一丁点乐趣，如何表达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望。我们作这方面的反思，可以发现即使在最艰难的物质、精神双重匮乏时期，中国农民以怎样的乐天精神来对待生活、来打发烦闷。中国农民正是以其独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热情，坚韧地活过来了。而唯有文化生活，往往能使我们知青和农民找到某种共同点或契合点。
　　先看农村的节日文化。在大力开展的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已基本没有节日了。革命化对昆山农村传统文化的冲击是致命的，以至一年到头几乎除了春节已无其它节日可言，祠堂祭祖也没有见过，清明上坟也没有见过。也许这些现象已转入地下，但可以断定，农村最基础的宗族势力、宗教精神均已告瓦解。
　　我们知青每到春节必定回家，记得只有一年例外，我在队里过了个“革命化”春节，只记得年初一去玉山镇看了一场篮球赛。不过在队里过春节，看到了一点农村走亲戚、喝年酒、互送礼物的景观。田埂上能看到的是回娘家和走亲戚的人群，挎个小包袱、竹篮子，装着些许土产，有时扛根把甘蔗。女儿回娘家，特别是远嫁他乡的女儿，常常拖儿带女，只有在春节才能成行。这样的场合，东家、娘家总要趁团聚喝点酒，热闹一下。至于普遍的春节活动，每年的必做项目则是zang（音，指蒸）糕，绝大多数家庭要磨粉蒸糕，没有糯米，粳米也要蒸，讨个口彩，图个来日。（糕，高也。）有的年份春节前抽干小河，每家分些鱼，或者杀几头猪，分点肉……如此而已。
　　喝冈（也不知道这gang字怎么写）酒，那是生产队不固定的节日，队上杀牛了，杀老母猪了，（已无太大利用价值的牲畜。）再如分什么东西分剩了，就采用喝冈酒的方式解决掉。每家出一男性成员可以去仓库或会议室，用烧茶的大锅煮牛肉、猪肉，喝酒时刻点上电灯、汽灯，气氛红火，且可短暂不谈革命与生产。每家出一人以示公平，像我这样既是男性，又可代表一家，百分之百符合规则，逢到这种场合倒是蛮合算的。因为喝冈酒，除酒肉外，连所耗柴薪、作料也均为生产队支付，一年也难得能过上这样的“共产主义”生活。不过那喝冈酒规则还是非常人性化的，除了成年女性外，小孩不分男女都会在父兄那儿要点儿肉吃或骨头啃啃，大家通常也坦然视之。酒过三巡，说笑声、呵斥声已响成一片，难得有这样脸红脖子粗的光景。喝酒到兴头，户主之间争吵者有之，和解者有之，煞是有趣。6、70年代的昆山农村，知青都会感觉这才像是过节。
　　要说娱乐性的文化生活，最为普及的就是看戏和电影了，当然在那个年代，娱乐活动也会受政治的制约。昆山地区，大约唯有玉山镇有正规的剧场，看戏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村里人看戏，用鲁迅的话来说，“在野外散漫的所在”，“也自有他的风致”。（《社戏》）我们讨论的看戏，大约形式上似鲁迅笔下的社戏，内容上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样板戏为范本的文艺演出，旨在抓革命、促生产。昆山农村做戏必定在晒场，因为晒场通电方便。（脱粒机安在晒场上，开夜工的照明电也在晒场上的。）搭台，一般由四类分子干义务工，搭建舞台的材料用粗的缆绳，大船的樯子（桅杆）、平基（舱板）等，通场晚上做戏，午后就要把台搭好。这舞台倒也是有模有样的，可拉横幅，可装喇叭，跳忠字舞也经受得起。做戏时间大致在农闲时，有时点缀一下节日气氛。好像也不用海报，某某村要做戏了，消息最早是从茶馆里传出的。地富反坏搭好了台，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就来占领它了。音乐一奏，喇叭声起，演出开始，台上的剧目，首先自然是样板戏，主要是《红灯记》、《沙家浜》，偶尔也演《智取威虎山》，《海港》是绝不会演的，大概是缺乏“生活”的缘故。其次就是地方戏，主要是锡剧，如锡剧《江姐》，改编成锡剧的样板戏选段，而经典锡剧剧目《双推磨》虽说也反映底层人民的痛苦，但涉及了爱情，便断断演不得了。再就是各类歌舞节目了：锣鼓铿锵，红绸飞舞，“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口号声声，地板嘭嘭，“军旗飘扬，战歌嘹亮，革命战士斗志昂，批林批孔当闯将”……。都为革命舞台所熟见。
　　跻身宣传队，也是莫大的荣耀，至今还记得有个社队演艺界明星，10队里好像叫燕燕什么的农村姑娘，尽管也在太阳底下干活，皮肤白皙，容貌出众，演什么像什么，一时引远近青年“竞折腰”，只是成分有些高。现在想来，让她演“早当家”的“穷人孩子”铁梅，确实很别扭。宣传队的农村骨干主要是团支部书记、委员们，这些骨干自然是农村的文化精英，他们能摆弄乐器，好哼哼“啥个啥”（锡剧），用昆山方言唱锡剧没什么问题，只是让他们唱京剧，至多旋律还像，京腔京调实在是没有的。一次试演京剧唱段，一老农竟把“帮助爹爹操点心”，听成“帮助爹爹烧点心”。想想也是，在农民看来，铁梅大了，该会干家务了，“烧点心”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看电影，重在形式，而非内容，翻来覆去的样板戏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已是审美疲劳了，后来的《艳阳天》、《决裂》、《创业》，还算有点新鲜感。农村放电影，对年轻人来讲，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虽说少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情画意，有个本村、邻村男女青年碰面的机会也是好的呀。傍晚一遇放电影，小伙子、小娘头身穿新布衫，袋藏手电筒，揣上满把的番（南）瓜子，直往放映场地而去。夏天的男青年必梳个小分头、脚穿海绵鞋，如果是冬天，还能闻到女青年搽的雪花膏味。本人看露天电影，仅去沙葛小学的操场，高高的银杏树下，灯光闪烁，人影浮动；长凳杌子，密集排列；姑娘小伙，扎堆谈笑；阿林呼、阿珍应，阿婆喊、阿小答……电影未放，前戏做足。一俟电影开场，剧中人和场内人，便各自进入角色了。
　　除上述活动外，6、70年代的主流文化生活仅剩听广播了，有线广播是上通下达、农民获得各类信息的重要管道。领导活动、国家要闻、模范事迹、革命歌曲、社队通知、天气预报，都可通过广播传至每一农户。好在有线广播不收分文，也不插放广告，孰料这竟是眼下传媒最为缺乏的基本优势。广播的实用价值还在于可以闻《东方红》起床，伴《大海航行》就寝，起到了时钟的作用。
　　其它非主流的文化活动，主要有讲故事、说谚语等，可归入语言类了。就讲故事而言，还往往曲折反映了农民真实的、人性的一面。许多公开不能言说的“封建糟粕”，恰恰在私下里传播着。典型的就是开船在外之日，便为“四旧”盛传之时。譬如开上海装肥料，干部群众一条船上，此时最无阶级界限，至多当队长的有不做饭的特权。晚上停船休息时，码头等候装肥时，都是讲故事的大好机会。10队里的张环，擅长说《三国》，凤仪亭、长坂坡，刘关张、五虎将，说得有板有眼，技压四方船只，每当张环说书，周围船只倾仓出动，场面着实动人。我队里的阿根，识得很多冷字（即冷僻字也），讲故事也是一位名嘴，最拿手的是《封神榜》，把个姜子牙、孙公豹说得出神入化。阿根和张环，平日里也是做义务工、搭戏台的人物，此时老乡就将其奉若神明，刷碗洗锅没他们的事，还要敬上一支支劳动牌香烟，真可谓“知识就是力量”啊！
　　许多谚语、顺口溜的产生和传播，也验证了生活是文化之源。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农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去认识社会、观察世界，通过朴素、智慧的乡野语言来诠释现实生活，并能收到准确传神的效果。“船头上相骂，船艄上搭话”，“小满里的日头，后娘的拳头”，此言家庭伦常；“种田只怕莳秧，读书只怕出考”，“水牛角、黄牛角，各（角）归各（角）”，此言农家常情；“麦过冬，全无踪”，“东风两头大，西风腰里粗”，此言农令节候；“脚踏平基，三分贼气”，则形象描述了特殊年代因贫穷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农民总是善于概括自然和社会中的某种现象，用简单、生动的语言道出生活哲理，表现出农民式的深刻和狡黠，卑贱者往往最聪明。
　　由于农闲时间的极端匮乏，打篮球、下象棋、玩扑克这些文体活动，在6、70年代农民只能偶尔为之。三、四十年以后，当我们再去昆山农村，听到满耳的麻将声，不禁十分感慨，我的那些乡亲们，弟兄还是那个弟兄，阿娘还是那个阿娘，怎么个如今就深于此道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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