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拿什么纪念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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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2009年7月11日，一天之中，我们少了两位大师：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家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北京301医院，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也驾鹤西去，享年98岁。大师去也，失不再来！
        在半个多世纪前，诗人臧克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大师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复制，断难再生。何谓大师？《辞海》说，“大师”之一曰：“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例举“艺术大师”，注出处《汉书·伏生传》：“山东大师，亡（无）不涉《尚书》以教。”之二曰：“佛教徒称佛为大师”。举出处《瑜伽师地论》：“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大师之“大”，不是因为年龄大、职权大、帽子大、袍子大，而是因为大学问、大智慧、大境界、大人生。真正的大师从来不自封“大师”，因为他们深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们的使命就是在人生、学问的路上奋力“向前走，向前走”，“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语），“挥斥古今负壮猷，天风海浪自悠悠”（任继愈语）。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治了一枚印章：“不敢从心所欲”。在北京301医院的6年多时间里，季羡林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书中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
       “不敢从心所欲”，不是虚伪；“三辞桂冠”，不是作秀。任、季的清晰自省，在这个“大师”汹涌的年代，弥足珍贵！“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mì]，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得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季羡林说。1983年，70多岁的季羡林从一本《弥勒会见记》残卷开始，以10年时间一个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以中、英文写成专著，并把世界吐火罗文的研究提高了一个台阶……正是在这精进的求索中，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上宣言”。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中华大典》——仅此两项，耗费了他十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尽管先生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生前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即起床工作。“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曾悬挂在任继愈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书斋里。一代大儒们正是怀着共同的心志，凭藉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汲汲遑遑，四处奔走，著书立说，开门授徒，不遗余力振兴中华文化。
       今时之日，大师去也，后世之人，又当何为？大师肉身已逝，灵魂犹存，其清白声名绝不应成为我们这些尚存者沽名钓誉的“小红旗”，需要时拿出来挥一挥，不需用时则束之高阁；大师遗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更不应该从此成为尘封的历史，而必须经由我们之手推广普及、弘扬传承。“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语）同理，一个民族的振兴，一种文明的崛起，离不开大师及其经典的启蒙与烛照；而比之大师孤独的“存在”，更有意义的乃是其智慧成果适时转化为普世价值，以此推动我们的民族、文明一路前行。只闻大师之名，不读大师之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记住大师们的这句话，勇敢地承担起他们未尽的责任，这将是我们对大师最好的缅怀与纪念。虽然，学或有不逮；精神，却真的不容稍怠！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者：费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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