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共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七对著名夫妻

66666

<br /><br />

    中共革命史上“弄假成真”的七对著名夫妻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就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来迷惑敌人。 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产生感情后，经党组织批准，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现综合有关资料的记载，把“弄假成真”的七对革命夫妻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彭咏梧和江竹筠  　
         王士光和王新,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 1915年生于天津。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曾任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47年组建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工作，曾获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特等功臣奖章和锦旗。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北京市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是中共八大代表。  　　
        王新，原名王兰芬。原籍连山，1921年出生在辽宁兴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绅家庭。1936年考入河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就在这一年，年仅15岁、还是中学生的王新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新入党后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王新留在天津，除了继续在学生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外，还与中共北方局保持着联系。1938年夏，王新向党组织要求去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不久，和王新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张洁清（彭真的夫人）通知她到河北省南宫县抗大分校学习。王新以为将要奔赴根据地，顿时热血沸腾，准备投身抗日烽火中，但却被调到天津和王光杰假扮夫妻。  　　
         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8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知道王光杰精通无线电技术，以前在家中组装过无线电台，而且工作热情高，是筹建天津秘密电台的最佳人员。于是，1938年8月20日，王光杰被姚依林从北平“招”到了天津。同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就是王新。姚依林按照地下工作的惯例，为王光杰、王新分别取了化名。白天，化名吴厚和的王光杰在天洋商场其同学开办的一家电料行当技师，修理收音机。这样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容易搞到电台所需要的电信器材，而化名黄惠的王新则终日在“家”料理党的地下机关事务。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中，共同的理想和使命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当王光杰生病时，王新像真正的夫人那样不怕脏不怕累日夜守护着；为了减轻王光杰的工作压力，从没有接触过无线电的王新也学会了发报。渐渐的，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  　　
         1939年8月，上级命令撤销秘密电台后，王新和王光杰一同离开天津，奔赴平西革命根据地。王光杰改名王士光，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新则去了房山、涞水、涿县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不久，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夫妇之间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始终爱情专一地互相等待着。直到1947年底，断绝音信长达八年的王新和王光杰才重新相逢。王新在组织的安排下，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越过几个解放区，终于回到了丈夫身边。短暂的团聚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开始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继续为人民通讯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等职，王新则被分配到北京邮电设计院工作。“文革”开始后，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身为王光美胞兄的“特等功臣”王士光也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进监狱长达七年之久。王新一次又一次地为丈夫申诉，拒绝写任何“揭发”材料。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4年，王士光恢复了自由。这年国庆节，他和王新一起应邀参加了国庆招待会。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杨光华和冯永莹  　　
        杨光华，化名子才、巴本、老周。  1908年7月28日生于湖北省嘉鱼县。1926年在洪湖组织制扇工会，担任纠察队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沔阳秋收起义，组建洪湖地下党组织。历任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党代表、中共沔阳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书记。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济总会工作，后任组织部部长。1933 年 6 月至 1934年3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4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4月去苏联。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于1937年1月被判处徒刑送进集中营。1946年释放后在苏联当工人。1956年回国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党史研究所顾问、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1991年8月26日因病在武汉逝世。  　　
         冯永莹，1913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4年来到东北，到满洲省委做地下工作。1936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军事理论。1945年秋，到热河公安局工作。1948年，调任东北烈士子弟学校校长。1952年，调任东北烈士纪念馆当馆长。1962年，调任湖北省政协秘书处副处长。1983年离休。现居住湖北武汉市。
        冯永莹参加革命主要是受了其二哥的影响，其二哥就是叱咤风云的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冯仲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永莹决定到哈尔滨去找二哥冯仲云。到了哈尔滨，二哥提出由她来搜集情报，并负责处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些文件。1934年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判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10月中央派杨光华来哈尔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组成新的省委。为避免暴露身份，党组织决定让杨光华与冯永莹同居一室，假扮夫妻。后来，因两人之间有了感情，党组织就批准两人结了婚。  
         1935年4月，王明、康生将杨光华等人调往莫斯科。不久杨光华被共产国际认定为“内奸”，然后将他流放。1936年春天，冯永莹来到苏联。共产国际名义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实际上是对她进行监控。她根本没有见到杨光华。  　　
         1938年，冯永莹从苏联回到新疆，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继续为党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与他人结婚。1941年初被组织上调往延安任延安被服厂会计。几年后，婚姻破裂。1945年，冯永莹去了哈尔滨，又回到二哥冯仲云身边。  
         1956年，杨光华在被流放13年、又被苏联控制8年之后，终于回到祖国。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冯永莹，在经历了21年的坎坷之后，两人终于又走到了一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两人调到湖北武汉工作。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上演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上演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汪精卫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周文雍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陈铁军派人把关押周文雍的地点搞清楚后，又让人设法告诉周文雍不饮茶水，以引起“高烧”，说是患了伤寒；再发动狱中难友起哄，迫使敌人把周文雍从监狱送进医院；这时组织便衣武装，把周文雍从医院救出。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们举行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悲壮的刑场婚礼。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夫人，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在组织广州市春季骚动期间，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熊瑾玎和朱瑞绶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  曾参加毛泽东同志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毛泽东、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不久因年高体衰而休息。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为掩人耳目，他和朱瑞绶假扮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贺龙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同志委派毛泽民同志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又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总理特地带着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周恩来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瑞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的拜访。  任国桢和陈少敏任国桢，祖籍山东。   
         1898年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市）。原名任鸿锡，曾用名任国藩。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任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哈尔滨《东北早报》编辑。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故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陈少敏当时在打蛋厂当工人，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陪着任国桢外出从事秘密活动。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协助任国桢工作。1930年12月，任国桢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委员。任国桢、陈少敏二人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相爱了，经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并且生了一个女儿。1931年春任国桢被调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10月9日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21日由于叛徒出卖，于山西特委秘书处（太原市典膳所8号）被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叛徒的无耻指证下，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于1931年11月13日被阎锡山杀害，年仅33岁。  　　
        任国桢牺牲后，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她再也没有结过婚。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说起陈少敏，熟知中共党史的人们肯定都对下面这件事记忆忧新：“文革”时期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到会的中央委员就“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进行表决时，除一人外全投了赞成票。这惟一未投赞成票的中央委员就是陈少敏。表决的时候，陈少敏庄严地用右手捂住左胸趴在桌上，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因此，陈少敏在“文革”时期受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  
        陈少敏，原名孙进修。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1年冬进入青岛日商内外棉纱厂做工。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和任国桢假扮夫妻从事秘密工作。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1930年随任国桢调往中共北方局工作。后和任国桢结为革命伴侣。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1932年冬，因叛徒告密被捕。次年出狱后，先后担任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冀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武装第四支队。1936年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建国后，在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期间，到青岛发现并总结推广了“郝建秀工作法”等。1953年后，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递增为中央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7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李白和裘慧英  
        李白，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曾用名华初。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通讯连指导员。参加过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李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后，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有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因此，龚饮冰就亲自物色人选，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生于浙江省嵊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2岁时到上海入日商裕春绸厂、美亚绸厂当包身工，后受到厂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0月入普益绸厂。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奉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地下电台，和同延安来的李白扮成假夫妻，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鉴于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党组织便于1940年秋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时，李白夫妇双双被捕，押至日本宪兵司令部。敌人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她虽心如刀割，但仍咬紧牙关推说丈夫做的事自己一概不知。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她一面进大诚绸厂做工，一面接受组织嘱咐以夫人名义到处寻找李白下落。1943年1月打听到李白关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就以夫人身份入内探监。通过密语，知道李白咬定自己私设电台是替一个阔老板了解黄金价格升降消息，未涉及政治。由于李白一口咬定是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而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获释。  
        李白出狱后，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暂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安排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遭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搜查，李白夫妇和小孩一起被捕后，被押送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已出狱的裘慧英强忍巨大悲痛，继续忘我为党工作。建国后，裘慧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1992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延安第一美女吴光伟
        吴光伟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她被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当天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据当时现场观看过演出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译音，即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在延安期间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出色的翻译兼秘书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长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开始，吴光伟曾想再组织一次斗争，但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回到北平的经世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不久，吴光伟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曾经呆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的昔日战友，吴光伟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找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66666

<br /><br />

88djl88

guohong

[em127]

6188

[em194][em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