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 反思中国文学与中国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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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中国文学与中国文人






        从《诗经》、《楚辞》始起，中国的文人们，就有心系元元、命牵国运的忧患意识。这种为某些外国人所不屑的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其实正是的特别之处。因为，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和创作生命所在。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反思一下与中国文人，或许不无裨益——  
        从《诗经》、《楚辞》始起，中国的诗人们，就有心系元元，命牵国运的忧患意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为农业经济社会，目光所及，悉为绝大多数胼手胝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加之五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忧患常八九、安乐无一二，注定了只有这条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道路好走，这也是中国文人强烈使命感的由来。
         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别的路也不是没有，但那些与现实生活无关痛痒的文学作品，为小众的文学，要想得到十三亿双眼睛认可，大概也难。中国文人中稍有良知的绝大多数，遵循这个为大众的主流传统走下去，也是势之所趋。正缘于此，外国人对的评价，常常是两个字：政治，或三个字，政治化，很让我的那些同行们禁受不住，为之气短、沮丧、失落，一脑门子的挫折感。因此，在一些场合，洋人或假洋鬼子，一说到这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时候，我们就显出理不直、气不壮，似有一种矮人半头的羞愧感。  
        那时，有一个“美国人”夏某某，忽然抬出来沈从文，抬出来张爱玲；有一个北欧人马某某，忽然抬出来某些作家，忽然抬起来某些作品。这本是一家之言，无足轻重。但不知为什么，也许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头里，磕久了头，竟磕出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症，凡海外某人放出什么话来，必弄得有些人方寸大乱、步履蹒跚，霎时间没了底气。于是，便忙不迭地粪土一切、埋汰自己、妄自菲薄的同时，将某些人，尊上殿堂，配享神庙，视若圣明。
        这出闹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一度甚嚣尘上。后来，看客渐少，热度渐衰，尤其国门大开以后，花上万把块钱，根据马斯赫特条约，欧盟国家一个礼拜即可走遍；在“9·11”以前，美国还没有启用必须按指印、脱鞋子方可过关的制度之前，中国人到美利坚合众国，像北京人从东单到西单那样方便。渐渐地，大家觉得不过彼此彼此，干吗非要把你当上帝，把你的话当圣经呢？于是，诸神退位，破除迷信。至于个别还找不到感觉的先生女士，非等洋人颁给一张文学绿卡，仍像阿Q那样，睡在土谷祠里，做白衣白袍的美梦，那也只好由他了。
       应该看到，忧患意识，这种绝对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是的强项。这种为外国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政治化，其实正是的特别之处。这种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和创作生命所在。我们大多是读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长大的，这两位唐代“大众”诗人，虽然写得挺白露，挺率意，挺浅俗，挺不讲究含蓄，但读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时，对心灵的冲击、激荡、震撼以及那种非同小可的感受，始终是记忆犹新的。
        为大众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至于外国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虑。一个中国作家，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要在意那个夏某某的喜欢？或者，要留神那个马某某的接受吗？有人自作多情，那是他的自由，但由此数典忘祖，那可就是出洋相了。其实，文学这片疆域，是个任其驰骋的自由空间。即使你一定脑袋朝下，裤裆朝上，拿大顶走着瞧，也是未尝不可的。尽管一部史，也断不了这种两只脚不落在土地上的拿大顶的小众文学，然而，那永远也成为不了的主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老百姓不吃你这一套，谁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国情，这就是特色，这就是历经千年而宗旨不变的传统。
        不论朝代之变迁，不论帝王之更迭，不论统治者之笼络收买，或打击镇压，不论被统治者之欢迎爱戴，或冷淡隔膜，中国文人中的大多数，总是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大多数中国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才会买你的账。文学，从来是双向的，互通的，有来有往的行为，你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干吗要捧你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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