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批林批孔：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

66666 · 发表于 2010年2月23日 16:21

一场自上而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对那些饱读经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岔路口，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不是一道“学术题”，而是一道“政治题”。<div class="AddTxInfo"></div>那个夜晚冗长，沉闷。<div class="AddTxInfo"></div>“飞机晚点了，从广州到上海飞了四个多小时，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12点了。” 今年86岁的中山大学<st1 productid="历史系" st="on"></st1><st1></st1>历史系<st1></st1><st1></st1>教授李锦全清晰地记得那一天，1973年8月7日。他的老师杨荣国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在之前的“文革”风暴中，杨荣国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他的妻子陈慧敏在之前一连串的运动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这一年突然离家出走，不料在佛山县的一条小河里溺水身亡。一向不苟言笑的杨荣国情绪低落，其时中山大学驻校军宣队的负责人颇为同情其遭遇，就派杨荣国外出“参观学习”，实际上并没有安排任何任务。为了照顾杨荣国，还特地派了两名青年教师李锦全和黄佳耿陪同。但是出行第一天就颇不顺利，先是飞机晚点，之前联系好的接待人也找不到下落。三个人坐着民航的免费车到了市区的办事处，却找不到住宿地点。在彷徨无计中，似乎只有坐等天明。李锦全回忆说，“<st1 productid="杨荣国" st="on"></st1><st1></st1>杨荣国<st1></st1><st1></st1>先生平常也相当严肃，也极少跟人闲聊天。我们三个人只有干坐着。”有位值夜班的女职员，看见三个人坐着，其中还有一位老头，就走过来问：“这位老同志从哪里来的？你们准备住那里？”黄佳耿回答说，这位老先生是广东中山大学<st1 productid="杨荣国" st="on"></st1><st1></st1>杨荣国<st1></st1><st1></st1>教授，这次来上海参观学习，已和市革委打过招呼，刚才电话联系，说可以住在和平饭店，但由于深夜没有车去所以为难。女职员听后，没说话。过了会，忽然说：“今天《人民日报》发了篇批评孔子的文章，广播电视到处转播，作者署名是杨荣国……”黄佳耿忙说：“杨荣国就是我们这位<st1 productid="杨老" st="on"></st1><st1></st1>杨老<st1></st1><st1></st1>先生，现在去和平饭店有困难，民航站能否帮忙解决一下？这位女士可能认为杨荣国在《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又在全国联播转载，似是很有来头的人，于是答应帮忙联系。不久就开来一辆小车，将这三位不速之客送到和平饭店。拖着一身疲惫的杨荣国来到上海时，只想休息休息。却没想到这是改变他此后命运的一天。孔子是个什么人？“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是1973年，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职业的杨荣国针对“子见南子”一事写下的一段评语，后来的研究者称杨的文字简洁、通俗，由此可见一斑。孔子是个什么人？1973年的追问来得凌厉而迫切。起因是有个人写了一句孔子的话送给了自己的老婆，这句话是“克已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写字的人名叫林彪，这个其时中国的“二号人物”在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中折戟沉沙，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大病一场，至1973年才渐渐康复。有资可查，勤于读书的毛泽东在病中读了大量的古书，从1972年到1973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传记；1973年8月到1974年7月读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法家著作，包括韩非子、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著作。杨荣国，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写《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术语的创始人是毛泽东，在毛泽东亲自参与修改、确定的党内路线斗争共有“十次”之多。据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回忆，杨荣国受毛泽东影响极大。“抗战时，一本毛泽东同志著的《辩证唯物论提纲》(是当时只在地下党员中传阅的油印本，未公开发表。它是毛主席在抗大的哲学讲义，是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前身)油印本，他随身携带了数年。1946年，他用“季■的笔名为此提纲写了前言，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印发了两干多册。这本提纲，他读过不知多少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与启示。……他以此为指导思想，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创作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孔墨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书。”在此一时期写就的《孔墨思想》里，杨荣国将孔子描述为“出身于旧的贵族，他非常不甘心旧的社会就这样没落下去，总在想方设法把这一旧社会维护住。”杨荣国甚为推崇墨子，称其“和孔老夫子成了敌对派，<st1 productid="孔老" st="on"></st1><st1></st1>孔老<st1></st1><st1></st1>先生是在如何维护贵族，墨子则反是，他就甘和下层社会为伍，来反对贵族。”同一时期，更为流传广泛的则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在其中的《孔墨批判》中，显然更倾向于尊孔抑墨。学界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等亦都在此时涉入这场学术争论，但其后国内局势的发展显然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这场争论并未展开就已结束。至于毛泽东怎么样关注到杨荣国，据刘大杰回忆，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找他谈话，“这天，主席本想找三个人谈话，周谷老（周谷城）、我、还有一个杨荣国。杨荣国写了一部《哲学史》，可能主席觉得还不错，想找他谈谈，以为他在上海，其实他不在上海，在广州中山大学。”另据陈晋在《毛泽东之魂》一书中记述：1968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说：“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两位都有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子的。”杨荣国之所以成为批孔的大红人，大概此时已有先兆了。“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1973年，当杨荣国再次动笔写“孔墨”之争时，并非要重新挑起争论，但是他将“儒法之争”写成“路线之争”显然触发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这一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杨荣国正是此时接到了那个神秘的“约稿”。李锦全回忆，此文并非杨荣国主动而为。“1973年大概是四五月间，《人民日报》汪子嵩专门来约稿，至于何人授意，当时是不能问的。文章写完后几个月没有消息。”另一位学人赵纪彬此时也接到了来自上峰的命令，让他迅速地写出一篇《孔子诛少正卯》的文章。1973年8月，赵按照上面的指示，完成了《诛卯》一书的修改，9月14日，赵听到江青的批示：“作者历史上有问题，著作的观点是正确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和《论语新探》这两部书，都要出大字本、小字本两种版本。”书的出版超乎寻常的迅速，十天之后，赵就收到了《诛卯》的小字本样书。这一年的8月3日，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登有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后，写下四个字的批语：杨文颇好。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突然在重要位置刊发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接着全国各大报转载，各电台纷纷广播。8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出了杨荣国的另一篇作品《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南杨北赵”成为这一时期反孔中最耀眼的明星。林彪，那个即将和孔子并列受批判的人，在8月20日被开除出党。“巡回演讲”杨荣国红了，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事情。陪伴杨荣国前往上海等地散心的李锦全亲历了这一过程。据李锦全在其新著中回忆，他们在上海安顿下来后，就准备去复旦大学参观学习。在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发生的一幕令他记忆犹新，有一个人从外面跑进来叫“杨老”，杨荣国站起来应一声还未知是谁，那个陌生人却非常热情地几乎把杨荣国抱住，口中连连叫道：“好呀！好呀！杨老，您的文章发表，并在全国转载和广播，非常重要！”杨荣国对此突如其来，一时难以反应，只是“哦、哦……”这个陌生人是当时上海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正是其时姚文元手下的得力干将。大概对杨荣国本人不好当场发问，热烈祝贺后朱永嘉把同来的李锦全拉到墙边，想了解文章的发表过程。李锦全如实说：“这原来是《人民日报》的约稿，至于过了好几个月后突然发表，内中经过我们亦不知情。杨荣国也是昨晚到上海在民航办事处才知道的，其他情况无可奉告。”朱永嘉听后没有作声，神情颇感意外。`据朱永嘉后来回忆，这一年的8月上旬他曾在姚文元的秘书<st1 productid="胡鼎" st="on"></st1><st1></st1>胡鼎<st1></st1><st1></st1>君处看到过毛泽东用粗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那首律诗，<st1 productid="胡鼎" st="on"></st1><st1></st1>胡鼎<st1></st1><st1></st1>君叫他用脑子记，不准抄录。“当时我读了毛这首诗，还没有敏感到姚要我读这首诗，是要我写文章批林批孔。”连经常和上层打交道的写作班子负责人都摸不透最高领导的心思，其他人可想而知。但隔天朱永嘉就接到了姚文元的电话，在电话中姚文元让朱好好学习毛诗，并追问说：“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永嘉说：“这样我就坐不住了。赶紧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找来，读了《吕不韦批判》和《孔子批判》那二篇文章，酝酿写作的提纲，翻阅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凭我过去读书的印象，第二天一早便找王守稼来，讨论文章的框架和提纲，由王守稼执笔，结合柳宗元的《封建论》写了一篇《论尊儒反法》的文章，我改定以后，便抢先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在上海“罗思鼎”写作组紧锣密鼓开始写作“批孔”之作的时候，率先“批孔”的杨荣国的出现自然令朱永嘉大为紧张。后来朱又邀请杨荣国到复旦作了一场“评法批儒”报告，上海市文教系统的官员们都参加了听报告。李锦全说，“当时杨荣国并不拿稿子，他作批孔报告的内容，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写《孔墨思想》时已经定了调子，当时开讲只不过将一些古文辞句以通俗化口语来表达。”上海之后，杨荣国按计划继续前往南京。在南京又作了一场批孔演讲，同样是旧调重谈。在孔子的前面加上些修辞语“顽固、反动”等当时流行的调子，旧瓶里装的新酒就流趟开来。杨荣国此时动了去北京一趟的念头，但却接到了汪子嵩的来信，说北京情况复杂，暂时不要赴京。杨荣国遂与李锦全等商议行程，李锦全建议由南京直接发去河南，从开封经郑州、洛阳，顺道参观。北京能去就去，不能去就回程广州。接下来的旅程相当顺意，他们接连参观了开封的宋代铁塔和大相国寺。除了应景式的在开封师院作过一场学术报告外，过了几天相当平静的日子。第三天的时候，北京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杨荣国其时腿脚不便，由李锦全去代接电话。“对方称是北京大学李德良，由迟群、谢静宜建议，北大、清华两校党委决定，请杨荣国到北京作批孔报告，并说明天和8341部队副政委郭宗林到河南，邀请杨荣国一同赴京。”李锦全回忆说，当时他很吃惊，就想拖延一下时间，说原来活动定的还要去郑州、洛阳，等活动完了再去北京。没想到对方说已经买了机票明天就到，说完就挂了电话。其时的政治风云变幻令每个人都摸不着头脑，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刚刚北京的汪子嵩来信说情况复杂，不要到北京，而马上两校却派专人来邀请，还有8341的副政委。杨荣国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意外，他们只好把接待他们的教育局的邓副局长请来告诉了北京来电。邓听后不敢作主，即电告了省革委刘主任，“文革”中地方首脑的政治敏感相当强，听到北京专人来请杨荣国作报告，当然是大有来头，河南更想抢在前面。第二天李德良、郭宗林来到开封，但是河南方面强烈表示要在河南作完报告再去北京。李锦全回忆说，当时的他们的报告本来都是按“学术报告”安排，这时便有领导拍板说，“杨老的报告怎么能是学术报告，是政治报告。”于是就扩大范围，在郑州的“批孔报告”即由省革委的刘主任亲自主持，并在市内拉线广播，大造声势。在河南活动结束后，杨荣国即被两位“钦差”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作了两场大型报告，一次在市内旧体育馆，一次在某校的露天大广场上。李锦全说，他讲的仍不过是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发挥。但是“四人帮”并不在乎他讲什么，因为他是毛泽东所肯定的，发表了批孔文章的“领头羊”，所以急忙拉来为“帮”所用。但显然，此时的杨荣国并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过，即使他明白了，也可能会继续下去。李锦全并不讳言这一点，他说，“杨荣国的党性意识非常强，只要是党让他去做的事情，他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他自己就说，革命是第一的，首先是革命，然后才是学术。”杨的女儿杨淡以在回忆文章中曾经写过杨荣国初期的奋斗史，她说：“我父亲一到师院就这样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其时，他的母亲……我多年不见的年迈的祖母，还寄住在他朋友家；他的二女……我也多年不见，曾为地主作过丫头的妹妹还在孤儿院呢（最后只接回了我妹妹）。父亲为了革命的需要，顾不上家人，这对他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在他的心中，常想到的是革命利益第一、国家前途第一，他总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1973年的杨荣国认为毛泽东肯定他反孔，所以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都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政治服务。这个党性如此强烈的人，是绝对不会怀疑组织的。一系列的演讲，轰炸式的报道，让杨荣国成为各地诸候最受欢迎的人物，于是从北京回到广州后的几个月间，他又从东北到山东、湖北、湖南以及广西、云南等地四外巡回作报告，所到之处，都是各地党政主要领导亲自主持报告会，杨荣国自此跃上了其人生的顶点。被卷入的知识分子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被转发到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去世两年多的林彪好像又活过来似的，全国突然又对林彪大批特批，当时的歌谣唱着：“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嗨！”10天之后，江青在新华社学习班讲话时，回忆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江青还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一场自上而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对那些饱读经典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岔路口，他们必须做出选择。杨荣国的选择其实是一以贯之的，1953年杨荣国来到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的八大教授之一，当时的八大教授中，大多属于旧派学者，如陈寅恪，刘节等，还有“资产阶级学者”，以民盟会员成份出现的杨荣国则是少有的“马列主义学者”。1955年，刘节辞去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其辞职理由之一是因为当时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挺身而出，写出有份量的批判胡适文章的正是杨国荣。在后来“拔白旗”中，对刘节提出批判的最有力的也是杨荣国。在抗战年代加入中共的杨荣国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保持到1955年，此前他一直以民盟成员的身份出现，直到1956年始亮明党籍，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李锦全在评析杨荣国“文革”前17年的学术生涯时，称杨在历次批判运动中，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个信条他是相当执着的。杨的同事刘节显然持相反的观点，这个平时对人谈话时提到王国维、梁启超必恭敬地称呼“静<st1 productid="安" st="on"></st1><st1></st1>安<st1></st1><st1></st1>先生”“<st1 productid="任公" st="on"></st1><st1></st1>任公<st1></st1><st1></st1>先生”的人，从来不说自己老师的本名，是一个非常恪守儒家之学的学者，他在“文革”中表示愿意替老师陈寅恪挨斗，也因此和杨荣国在儒法之争中激辩不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人已经开始按照杨荣国等人的观点，将孔子说成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但是有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他就是梁漱溟。1973年12月24日，政协召开批林批孔的学习会。会议刚开始，有人就警告梁漱溟：“对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一个感情问题。” 说与不说都无法过关的梁漱溟只好表态：“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好说。毛主席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发表，怕有碍当前的运动。”性格耿直的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回头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掌握在我们手里，由我们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更多的人则在高压之下屈从于政治，哲学家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1973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杀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让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不久，冯友兰一反自己几十年尊孔的观念，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全盘否定与批判，他的批孔文章先是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毛泽东看了，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然后让《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冯友兰奉命参加了“梁效”写作班子，还写作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论孔丘》。毛泽东看到并表扬了这本书。他说：“有些人不知道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不仅仅是冯友兰和梁漱溟，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郭沫若、吴宓、任继愈、剪伯赞等，当时参与“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的汤一介、周一良都深陷其中。80岁的吴宓一副拼老命的样子，他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宓极不赞成。”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传统的国学研究者在此次的“批孔”风潮中很难全身而退，他们必须选择尊孔还是反孔，而这不是一道学术题，而是一道政治题。这一点，敏锐的外国观察者都已经注意到了。1973年9月25日《纽约时报》的“新闻摘要”称：“最近对孔子的批判把他描述为‘反革命’，并且明确地把他与林彪相提并论。” 11月3日则说：“从批判孔子说到秦始皇”，中国观察家猜测：“根据以古喻今的原则，孔子是否代表了周恩来，秦始皇代表了毛泽东。林彪在1971年曾经指责过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这一年，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记录称：“外界传言某某发言中所影射之“大儒”事，果然属实!此辈这是在自掘坟墓了!目前维持大局不至于乱者，惟周公耳。自毁长城者必自毙!”沈从文则在一封家信中写道：“红红一上学即写批评孔老二，这位“孔老二”究竟是什么时人，作了些什么，也一点不知道。不久又批《三字经》，《三字经》内容，也不明白。凡事人云亦云，亦得个“优”。”被时代夹裹着前进的人们，在非常含蓄地传达着对“批孔”的反抗。据出版部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0403种，这种地毯式的轰炸留下的痕迹并不明显。1973年12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莫格的文章认为：“孔子的书被禁，他的思想企图被根除，这一企图失败了。但是毛泽东的革命本身对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中国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继承之一。和柏拉图一样，孔子相信哲学家型的统治者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毛泽东也是一样，但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的。毛泽东力图改造中国，但是从孔子的角度看，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掌权者。”儒法斗争的演变渐渐脱离了最初的轨道，政治上的冲突后来催生了中国新的变局。即便如杨荣国，也对过多吹过头的宣传产生了怀疑。有一次在私下和弟子李锦全说，“儒法斗争在汉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在汉代以后有没有斗争就很难说。”不过，后来杨荣国还是同意了江青的说法，“儒法斗争不仅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有。”寂寞身后事四处演讲作报告的杨荣国，身体渐渐不支。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曾劝父亲不要再四处作报告了，杨荣国于是在1975年底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到1976年6月的时候，杨荣国出院了。他先到长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要他做个报告，他做了，只是听报告的人范围极小；到广州后，王首道等人又要他做，他是很听话的人于是也作了。据李锦全回忆说，这个报告印发了几万份，《南方日报》也进行了报道。一生紧跟形势的杨荣国的政治敏感性在这一次起到了反作用，他原来批判孔子的时候还只是发挥自己原有的观点，现在则更加迎合时势。当时正是“批邓”风起，在这次的演讲中，他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小标题“邓小平也是孔老二”。1976年9月18日，杨荣国和赵纪彬、刘大杰、朱永嘉、冯天瑜、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等出席毛泽东追悼大会，名字在《人民日报》见报，这是杨荣国最后的辉煌。随即，“四人帮”倒台，杨荣国从云端跌入低谷，当他从北京回到广州住在某医院东病区时，有人向医院提出不能同“四人帮”的走狗和“反周总理的人”住在一起。医院无奈，只好把他搬到大病房，医生和护士也不敢多给予照顾。据杨荣国的女儿杨淡以回忆，他病重时大小便有时失禁，陪待他的女儿连扶他上厕所也来不及。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人敢来探病。但是令这个身患绝症的人最受打击的，仍然是给他戴上的“反周总理”的帽子。杨荣国第一次品尝到了“影射史学”所带来的惨酷，据舒芜在《忆<st1 productid="杨荣国" st="on"></st1><st1></st1>杨荣国<st1></st1><st1></st1>教授》一文中说，“当时批判揭发中有一些过火不实之词，例如有此一说：美国总统特赠周恩来总理一种名贵特效良药，被移用于杨荣国身上，致使周总理不治，此说最使群情激愤，杨荣国最感冤屈，几次言之泪下。”舒芜在文中认为，鼓吹法家的杨荣国“大概直以为吾道大昌，天将以为木铎，却不知只是被摆到场面上利用利用而已，密室阴谋是不会让他这样一个老书生与闻的。他的悲剧是注定的。”后来广东省委原宣传部长张江明在一篇文章中为其正名说，“杨荣国病重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时，听到悼念周总理逝世的哀乐，他主动提出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医生同意；当他再次要求参加周总理追悼会时，因病情原因，医生未同意。医生和护士反映，在杨荣国整个住院期间，未发现他同‘四人帮’有任何政治关系，也未发现他对周总理有不满言论。”这大约是杨荣国最愿意听到的辩护词，但此时他已凄然离世。据李锦全回忆，晚年的杨荣国不再谈现实与历史，他去探望的时候听到杨荣国在读诗，怀念他的爱人陈慧敏。常常念的是元稹的“悼亡妻”之诗：“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一直徜徉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杨荣国，此时回想起的只有被逼害的爱人，那些无法保护她的日子成为他最后念念不忘的时刻。“生活像一盏灯，像一个谜，有时甚至像一个梦。它在人生的道路上穿梭着，构成了整个人生追求，奋斗而又坎坷的历程。”杨淡以在回忆自己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对杨荣国来说，他追求的目标从来没有迷失过，但是他的人生在来回穿梭中重新编织了他自己的形象。2009年12月，李锦全写完了《现代思想史家杨荣国》一书，他将家里挂了20多年的杨荣国拄杖的像拿给出版社作封面，在评述杨荣国的晚年际遇时他说：“杨荣国在北京作报告后才走向全国，因此在群众眼中，他这个“领头羊”也就是四人帮的马前卒，正是这种阴差阳错，在‘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后，他就免不了由‘领头羊’成为‘替罪羊’，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杨荣国一个人身上，不过他比较典型罢了！”<div class="" style="padding-right:0px;padding-left:0px;float:left;padding-bottom:0px;margin:0px 19px 0px 0px;padding-top:0px">1978年8月22日，杨荣国在孤独中离开人世。此年1月17日，吴宓去世。再往前一年，刘节死于喉癌。“反孔”与“尊孔”的代表人物在一年间先后离世，将“儒法斗争”的故事带往另一个世界。1982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纪委对其作出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此时，杨荣国已去世近四年。</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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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djl88 · 发表于 2010年11月3日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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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批林批孔： 一个历史学者的选择题

斑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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