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糊涂与真糊涂

惊世少年

假糊涂与真糊涂
　　
& s! K: U& i9 c1 ?: X5 A; z' o0 y假糊涂与真糊涂　　为了证明《地球的红飘带》是民族形式，上次王永明先生搬出了谢赫的"六法"和陈子庄的"逸品"理论，好像并不管用，因为两者之间实在是差得太远。这次王先生为《地球的红飘带》的"黑不溜秋"再作辩护，又明确地指正"木刻印刷是中国最早发明，也最先创造了木刻版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极正确的。但是，中国的古代木刻与新木刻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木刻是以替别人刻制画稿以及多次印刷为目的，是复制性作品，新木刻是作者思想和艺术的表现手段，体现了画家本人的创作意图与表现技巧，是创作性作品，中国的古代木刻多复制线描作品，因而有"眉清目秀"的品质；新"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鲁迅语〕，自然就"黑不溜秋"。例子就是王先生举的"连环图画"的前身"回回图"的《明刊画厢记全图》，完完全全是纯线描作品。所以中国有古代木刻，却并无木刻家。打个并不太恰当的比喻，刻木刻的匠人，相当于今天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因为中国古代木刻实在是一种印刷的方法。这使我想起若干年前看到的一篇文章，惊人地提出了足球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例证却仅仅是《水浒》中的高俅善玩球，而且也是用脚踢。中国人中的确不泛这样插科打诨、东拉西、偷梁换柱的高手。当然，王先生不在此列，他的含混是装出来的，是假糊涂。因为在不需要含混的地方，王先生也在木刻前加了一个"新"字。这个"新"字，绝不仅仅是与"古代"相对应的时间差异，而是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身的质的区别。新木刻不是中国古代木刻一脉相承的继续和发展，否则，就谈不上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将木刻由国外引进推广，也谈不上将这一运动将为"新木刻运动"或者"新兴版画运动"，更谈不上称鲁迅先生为中国新木刻之父了。
　　王先生对"让大众懂"的确认识不清，是真糊涂。因为他反复地纠问"大众"的范围、年代，这似乎是不需要解释的吧，任何时代的多数就是大众。至于"欣赏习惯"、"懂的程度"，我想大众之中既有像我这样喜欢"一看就感到‘看上去很美’"的看客；也有喜欢"画得像真的一样"的老实人；自然也有像王先生那样一看就感悟出"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在感"的艺术宠儿，虽然或许这只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例如，王先生刻意提到的《一个人的受难》，我看过却没有看懂，当然也就没有资格跟在王先生后面去顶礼膜拜。对于自己没有看懂的东西提出批评，我既没有这个精力，更没有这个能力。更何况是一部外国连环画作品，与我说的有什么相干？但是，我理解鲁迅先生引进《一个人的受难》，是为苦难的也是战斗的中国输入新木刻，倒不是为通俗的中国连环画提供学习的样板。
　　有趣的是我们都大量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观点，尤其是我，其实是把鲁迅先生关于中西方绘画差异的说明，中国连环画的画法的主张，以及要达到的首要目标的观点串联了一下。因为我觉得鲁迅先生的这些话历久而弥新，揭示了连环画的本质，洞悉了连环画的发展方向，也切中了中国连环画的要害，充满了真知灼见的智慧。王先生呢？除一则是从鲁迅谈连环画的文章中引用的，说连环是艺术的外，另外的都是从其他文章中引用，也是谈艺术的，并不涉及连环画的画法，更没有否定鲁迅先生自己关于中国连环画"专重明暗之术版画亦不可用的"的论说。问题是王先生引用这么多想说明什么呢？是怕《地球的红飘带》不被认同为民族形式，就丧失了艺术性；还是醉心于中国连环画突破传统连环画形式〔民族形式？〕，追求"孤独求败"？
0 s. r5 ?# g9 @/ J4 c3 c　　当然我也有两点困惑，一是王先生为什么非要指鹿为马地咬死《地球的红飘带》是民族形式呢？难道不是民族形式就不是好作品？或者身价就矮了一大截？对外来的艺术就这么没有信心？民族形式要走向世界，外来绘画形式要民族化。事实上从版画、油画、水粉等绘画形式传入中国那天起，中国的艺术家们就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它们的民族化。记忆中突出的例子是罗工柳回忆他们的黑白木刻，不被老百姓理解，说是"满脸胡"〔太黑〕，没啥名堂〔没有生活内容〕，不大好看〔形式太欧化〕，后来，他们把八路军战士画成门神形式，增加线的成份和装饰性，获得了老百姓的喜爱。新木刻的民族化，也可以反证新木刻是外来的，而不是王先生说的中国古已有之。当然民族化是个艰苦的实践过程，也是复杂的理论探索问题，不是我的能力能够说清楚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否定《地球的红飘带》的艺术价值，只是想说明它不是连环画表现形式的主流，"黑不溜秋"的效果不为大多数连环画受好者接受。说保守点不为敖浪先生和我这样的连环画爱好者完全接受。这当然可以被王先生批评为看不顺眼新东西，活该完蛋。但是对于"新东西"的理解恐怕也因人而异。《地球的红飘带》并不是新木刻作品，而是以素描为基础，借鉴了新木刻的黑白表现形式，加上水粉、油画等的一些技法的综合运用。这些都是国外传进来的绘画手段，已经说不上新，但运用得好也可以画出好作品来。至于内容，《地球的红飘带》的确画出了革命领袖人物　的音容笑貌和非凡气质，但是在表现"要性"的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上，恐怕还是大大的逊色。对比作者在"文革"中画的头上冒着金光的领袖人物，是在进步，但是，是不是已经彻底跳出了"神化"领袖的怪圈呢？我不知道！二是我十分钦佩王先生为"万民立法"的雄心壮志，他一而再，再而三，而四而五而六地追问"林林种种的连环画成千上万，判断好坏总该有具体和起码的尺度吧！"但是，具体和起码的尺度有吗？连环画欣赏与其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主观的；与其说是唯物的，不如说是唯心的；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感性的；与其说是神秘的，不如说是朴素的；与其说是大众的，不如说是个人的。敖先生喜欢的，王先生不一定喜欢，是因为你们各人有自己的好坏标准，这就是异。敖先生喜欢的，我也喜欢，也还是我们各人有自己的好坏标准，这是差异基础上的相同。差异是绝对的，必然的，永恒的；相同的相对的，偶然的，暂时的。个人喜好的个性汇成普遍喜好的共性，并不以个人放弃自己喜好标准为代价。"让大众懂，而且一目了然"只是通俗读物的逻辑起点，这当然不会成为连什么是"大众懂"都不明白的王先生评价连环画的"起码尺度"。
　　至于王先生断言的"鲁迅先生还在1932年10月预言：连环图画可以出密开郎哲罗、达.芬奇那样的画家。他老人家这一美好愿望终于在60年后《地球的红飘带》诞生得以实现。"我不能不佩服王先生的博学和修养。但是，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开创了一个时代，沈尧伊又开创了什么呢？
文：冯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