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忆：知青只是“临时工”绝没农民吃苦多

过来人

老知青忆：知青只是“临时工”绝没农民吃苦多2013年03月17日 14:54
来源：杂文月刊 作者：孙振军
核心提示：因为在那个年代，蒙伤受害、受苦受累的，是全体国人。如果说到乡村，更应该包括农民。不能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农民吃苦惯了成自然了，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只对自己的知青苦难经历喋喋不休。如果我们凭良心地说，知青比“纯农民”吃的苦还要多吗？我想所有知情而讲理的人都会说：没有。

本文摘自《杂文月刊(原创版)》2012年09期  作者：孙振军  原题为：知青比“纯农民”更受苦吗？
电视上这几天，在播一部叫《知青》的连续剧，黄金时段，黄金频道，黄金大台。这部电视剧我断断续续地看了几集，仍不外乎知识青年在动乱的年代里、错误的政策下，上山下乡、吃苦耐劳，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斗私批修、出力流汗，派系争斗、受压委屈，还加了点独特胡椒面：在中苏边境站过几天岗、放过几天哨、开过几次枪。当然，还有爱情误会呀出身成分呀什么的。不信你再走着往下看，讲完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峥嵘岁月、艰难历程之后，最后仍是一个光明而豪迈的结尾：痴心不改，青春无悔！
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仍然叫梁晓声。为什么我说他仍然叫梁晓声呢？因为他已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之类的一系列知青题材作品，并藉此而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博得莫名盛誉。年轻的读者可能不清楚，但也许听过一首充满废话的歌曲：“天上有个太阳，地上有个月亮，天晴了下雪了，天晴别忘带草帽，下雪别忘穿棉袄。”
我过去一直认为山东籍的央视前主播倪萍是个很煽情的人，现在看来还得再加上一个梁晓声。巧的是，梁晓声也是山东人。我不想在此评价包括《知青》在内的梁晓声的一系列关于知青的作品了，只想探讨、反思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知青比“纯农民”还要受苦吗？恕我愚钝，我思来思往、想来想去几昼夜，得出的结论是：知青只不过是当了几年“临时农民”罢了，远远地、绝对地没有“纯农民”在那个年代吃的苦多、受的罪大。
众所周知，所谓的“知识青年”，也就是城里的高中生、初中生们，上山下乡、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一茬人。众所周知，成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1966年前的几年呢？中国广袤的乡间农村刚刚经历了一场令数千万人毙命的大饥荒。从1966年知青下乡始到1980年正式停止知青下乡止，中国的农村虽然生活非常苦、条件非常差，但起码并没有再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现象。
知青们感到悔恨、懊恼或者憎恨的，说穿了主要有两点：一是觉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无必要而不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很有必要”；二是觉得农村尽管是个广阔天地，但是却“大无作为”，也不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大有作为”。他们的恼怒、厌恶与憎恨，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上当感与受骗感。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纯农村人祖祖辈辈都生长在农村，如果知青的生活苦不堪言，农民的生活又该如何形容呢？同时，也不要认为那个年代只有城市有“知识青年”，农村也照样有大量的“知识青年”；他们的日子艰苦不艰苦、精神苦闷不苦闷，谁又想过、谁又问过、谁又反思过呢？
在我看来，如果都放在1960、1970年代那个背景下的农村来看，知青们不仅不需要同情，而且还很有几分令人羡慕。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因为，知青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很光荣的身份啊！他们出发离城时，是锣鼓喧天、披红戴花欢送的；他们入乡进村时，是彩旗招展、鞭炮齐鸣欢迎的。而农村青年初高中毕业以后返乡呢，完全是灰溜溜地贴着墙根走，狼狈、尴尬得像只老鼠。
还有，知青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评奖评先，招工参军，提干入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单独“核算”的，只要稍微干出点成绩，就能成为公社或县、地区劳模，有的人甚至还能成为全国闻名的劳模，并从此走上领导岗位。比如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可谁听过、谁见过哪一级组织给农村回乡知青专门召开过表彰会评先会，或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给他们开过哪一类优惠性口子？根本没有。可是，难道哪个年代农村没有回乡知识青年吗？
其次，他们在经济上是优渥的。据我所知，虽然全国对知青没有统一的政策，但善良纯朴的基层干部、乡间百姓，对这些细皮嫩肉的城市娃娃们是疼爱有加、高看一眼的。比如，当年我家乡河南省洛阳地区宜阳县薛家屯村，下乡知青还未到，公社干部就三番五次地来召开社员大会，要求我们尊重他们、善待他们、爱护他们，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们更是像迎亲人、过节日一样，亲自带领棒劳力为知青们建新屋、粉新房，简直就像迎接远方失散多年的亲儿子回家一样。

过来人

就说电视剧《知青》中的那一群人吧，他们在北大荒种地是有工资的；工资是多少钱呢？普通战士的工资比排长只少五元！要知道，那个年代兵团排长是参照部队23级干部管理的。也就是说，兵团战士一下乡就能享受到较高的工资待遇。其他地方对知青是如何优待、关照的，我不甚清楚，但起码有一点：不会虐待他们。

第三，知青们生活上是优越的。还拿我们村的知青举例吧。村里不仅建了知青点，而且还给他们配足了相对充足的细粮白面。当时正值壮年的我的老母亲，由于根正苗红有幸被选拔去给知青点做饭。我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尚未通电的时代，在村中坎坷的土路上，从村西到村东，夜里我拉着母亲的手臂去知青点的食堂给他们发面，凌晨我拉着母亲的衣角去给知青们蒸白面馍。不是我多么孝顺懂事，而是我和母亲同来同往表面上是给她搭个伴壮个胆，内心里却有自私的想法：想借机偷吃一点知青们的剩米饭剩馒头。因为在我们家，除了过年过节时能吃上几顿白面馍外，平时是根本见不到这些东西的。

还有，知青在爱情上是优先的。知青与知青之间可以自由恋爱、结婚自不待言，因为那叫立志“扎根农村”；知青与乡间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般的美貌村姑恋爱、结婚，那叫发誓“热爱农村”，都是要被树先进典型、受到表彰奖励的。而农村青年与下乡女知青恋爱、结婚，除了要承担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世俗道德风险外，甚至还得承担实实在在的法律风险：轻者批斗判刑，重者枪毙丢命。罪名很简单：流氓成性、玩弄知青，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等同于“反革命分子”。而下乡男知青与美貌村姑的结局如何呢？许多是时机一到，拍屁股走人。电视剧《孽债》，名歌曲《小芳》中，已委婉地说得很清楚了。

在那个年代，老农民吃的苦、青壮农民吃的苦，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不能说得太清，总之，肯定要比知青们吃的苦多得多。我能记忆的、能说得清的，是我这个小农民吃的苦。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为家庭的生计分忧了：冬天拾柴禾搂树叶，回来供祖母烧火做饭用；春天割草喂自家的猪、羊或生产队的牲口来挣工分；夏天参加“三抢”、下田插秧。总之，所有的农活都得干。

因为，我和我们这些纯农民的后代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岁之前就得干活了，十岁以后，就应该自食其力了。我还记得，冬天脚手被冻裂的口子，被大人们形容像小孩的嘴一样又红又长；当然，我们也有土办法，就是夜里从茅舍草棚里面掏麻雀，在火上烧，把它烧得油乎乎的头拧下来涂在冻伤口上。效果还真不错。我还记得，由于年纪小，割麦时握不紧镰刀，右腿上被割出一道道露出白生生的腿骨的伤口。我还记得，插秧时有一种叫“蚂蟥”的水虫，一条条把半个身子都扎进我的腿里吸血，大人们拿破鞋底把他们再一条条打出来。我还记得，到洛阳地区宜阳县化肥厂拉氨水，披星走，戴月归，有时一连干几十天。是我们家特别穷吗？根本不是。我们家反而是当时全村人都羡慕的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种田的“一头沉”家庭，比我吃苦更多、受罪更大的农村人多的是。

而所谓的知识青年们呢，不可否认，他们中间确实有许多非常讲政治求进步、有人品有道德、肯出力肯流汗的好青年，但也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滋事打架的混世魔王：农忙时他们装病，过节时他们返城。仗着胸有点墨，动不动就和基层干部吵架，甚至与农民打起来。

可以说，某些知青是被当地农民白养了几年的。因为当时有个政策，对任何人都不能苛扣基本口粮，知青更得有基本的粮食吃。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青中的好孩子，知青对农村办的所有好事、哪怕是丁点的好事，农民们都还记得，并念念不忘；知青中的坏孩子、知青们的恶作剧，农民们却早已忘了。但是，同样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不厌其烦地来展示当知青时的苦难呢？因为他们天然地把自己当成了珍珠，因此才毕生都有被埋没了几年的痛苦。上山下乡的政策肯定是极“左”的、错误的，但是，如果有知青经历的人特别是掌握着话语权也有知青经历的人，总把自己打扮成特殊的与唯一的受害者身份，总有一种受到极大伤害的抱怨，则是一种习惯性也是不健康的心态。因为这犯了看问题不深刻、不公允、不全面的低级错误。

因为在那个年代，蒙伤受害、受苦受累的，是全体国人。如果说到乡村，更应该包括农民。不能因为农民没有话语权，农民吃苦惯了成自然了，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只对自己的知青苦难经历喋喋不休。如果我们凭良心地说，知青比“纯农民”吃的苦还要多吗？我想所有知情而讲理的人都会说：没有。

yxylp

没什么可比性

重庆天棒

八带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