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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随之，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开始了。1952年初，曹禺受当时的中宣部文艺处长丁玲之托写信给家住上海的巴金，动员他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赴朝创作组，巴金征求爱妻萧珊的意见后，写信告诉曹禺表示同意去朝鲜。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和行前准备，3月初以巴金任组长的17名创作人员换上了军服，乘上北行的列车，随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开始了从未经历过的军旅生活。 在朝鲜，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听到或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 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生活的两个多月。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 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巴金同创作组成员在朝鲜一呆就是半年。回国后，当听到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他决定再次赴朝体验生活，这次出行，他准备创作中、长篇小说的设想逐渐地在心中形成。巴金在信中告诉萧珊：“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我还想在上海仔细地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 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 在这部只有两万多字的小说中，巴金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娓娓地叙述着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小说刊出后，引起了茅盾、夏衍、荒煤的关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过《团圆》后，就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当长春电影制片厂领导接到文化部下达的任务后，深感此事责任重大，经研究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著名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看完小说后被它充满亲情、友情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感到这是一个好本子，但要把这部不到三万字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决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武兆堤想到了抗大时期的同学、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的秘书——毛烽。毛烽十四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朝鲜战场上生活了五六年。武兆堤就是认准了毛烽有与小说中同样的军旅生涯的经历，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毛烽把小说《团圆》看了一遍后，他感动了，决定和武兆堤一起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经过他俩二十多天的奋战，《英雄儿女》的剧本终于在北戴河诞生了。 很快，剧本转到了文化部，夏衍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重点拍好这部电影，胶片要用从英国进口的！”同时，剧本也送到了在上海的巴金手中，巴金看过后也表示同意将它拍成电影。 1964年，由小说《团圆》改编成电影的《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风烟滚滚唱英雄”的歌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连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一天晚上，当时在文化部和中国作协任职的刘白羽接到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说：“……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你们不都是到了火热斗争中才写出了新的作品吗？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究竟有没有这对“英雄兄妹”的生活原型呢？巴老的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每当有人问起他时，他总会笑着说：“没有什么生活原型。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我在朝鲜共生活了一年多，访问过许多战斗英雄，也访问过许多文工团员。没有听说过兄妹在朝鲜战场相见的事，更没有访问过兄妹俩。”从巴老的话中能听出，兄妹俩是众多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哪一个具体的人，它是经过高度概括和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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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年3月2日 2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