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永大师六十年代为何要离开上海美术出版社，有知道原因的朋友吗？

秦秦秦123

进来了解了解

dykong

刘大师离开上海确实对连环画事业是极大的损失，希望上美能再版刘大师的《装灶王》，即使没有原稿

风舞清扬

在历史大潮中，作为个体身不由己。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头看，对连环画事业确实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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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调往广西的有三名美创人员，刘锡永、罗既张、陈烟桥。58年广西成立自治区，上海有许多企业和技术人员都迁调去了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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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位读者递给我一本老版《暴风骤雨》连环画，请我签名。他说他花了几乎一个月的工资的高价，才收购到这本定价才二角四分的老版连环画。这使我十分感动。因为，亲爱的读者没有忘记我们，尽管这本老版连环画是我与刘锡永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合作创作的。四十多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而眼前的这本连环画册，却保存得是如此的完好，如同刚出版的一般。然而我的合作者——刘锡永先生，已在“文革”中不幸被迫害致死，我也步入暮年六十开外了。当我翻开四十多年前出版的连环画，那远去的历史仿佛又回来了，特别是刘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刘锡永先生原籍山西，祖辈在京为官，所以刘先生出身在北京，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年青时跟随北京国画大师徐燕荪先生学画，山水、人物无不精通。据刘先生说，解放前刘先生曾是京剧“四大名旦”荀慧生的幕友，有时代荀先生画些应酬画。或者吊吊嗓子唱唱京戏，也客串登台唱上几句。所以，刘先生的京剧唱得十分出色。记得1954年，在庆祝新美术出版社成立一周年联欢晚会上，我有幸曾与刘先生同台唱过京剧呢。说起唱京戏，那天特有意思。这是个热天，地点在铜仁路新美术出版社的花园里，露天搭个台，这幢住宅也是大名鼎鼎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公馆。那天上演的是《空城计》，让我演司马师，为了把眉毛往上吊，化妆师用丝带扎在我的头上，勒得特别紧，十分不好受。还让我穿上竹丝串成的马甲隔汗，怕戏衣给汗湿了。扎上“靠”，背后还有四面战旗，然后戴上头盔，俨然一个威风凛凛的古代将军出现在舞台上，其实在台上我不过讲一句台词而已。其他演员可都是连环画界的大名人呢，刘锡永先生当然唱主角演诸葛亮。司马懿由顾炳鑫先生扮演，扫大街的老军是贺友直和严个凡两位先生，江南春先生和我扮演司马昭、司马师，金奎先生、任伯言先生演的是二个琴童，程十发先生演的是马谡。当然还有一些跑龙套，大多也是画画人，别看我们这些画画人，唱起戏来十分认真，有板有眼，当然主要是刘先生唱得最好。当时在台上还有个小笑话，当司马懿大队人马杀进“西城”口时，扮演司马懿的顾炳鑫先生突然忘了台词，僵在台上，急得在“城楼”上的刘先生不得不大声提词，让顾先生唱下去。总算顾先生接“拎子”，又稳稳当当地唱下去了，没有出洋相。 　　我认识刘先生是在改造私营出版商，并入新美术出版社以后。因刘先生在一家私营出版社里面画连环画，随着公私合营的改造，一起进入新美术出版社的。当时他与我在一个创作室里，他与胡若佛、严个凡、林雪岩等老先生为一个创作组，我与一些小年青一个组，他们大都画些古装连环画，例如《香罗带》什么的，而我们一个组，大多画现代故事的连环画。当时我不过二十刚出头，年青好学，总往这些老前辈面前靠，学学他们如何画，听听他们创作经验，业余时间也一起唱唱戏，吊吊嗓子。严个凡先生一把京胡拉得特别好，在他身边总围了不少人，十分热闹。我也总随着他们一起看戏、学唱、观摩展览等等，相处得十分融洽。 　　刘锡永先生，中等个儿、胖胖的脸上戴了付秀郎架的近视眼镜，快四十岁的人一身西装革履十分潇洒，待人真诚、热情，一口京片子听得懂上海话，偶而来一二句“洋泾浜”的上海话。我与刘先生相差快二十岁，但他从不摆老资格，平时二人十分谈得来。因此，我也经常到他家闲坐，有时聊到深更半夜，他也从不介意。每次去总少不了一顿饭，他总热情招待。他的住房并不宽敞，不过二十多平方米的一间房，因是北方人的习惯，十一月开始总要生炉子取暖，所以一进房总是暖洋洋的。他把房间自然一分为二，一半做卧室，一半做他的画室和接待客人。他夫人是无锡人，从小也在北京长大，他们夫妻俩的对话，我们总认为他们在演话剧呢。他有二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生活是十分美满的。特别不好意思的是刘先生一直让他的儿女们叫我“夏叔叔”。让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少男少女叫自己“叔叔”，真是很难为情呢！ 　　我和刘锡永先生一共合作过三、四本连环画。《暴风骤雨》就是其中的一本。应该说我们的合作是极其愉快和顺利的。因我画现代故事和打铅笔稿比较擅长。而他的毛笔线条勾得特别好，抑扬顿挫十分见功力和耐看。画景更是他的拿手，他要求我打铅笔稿，背景不必画得十分周到，只要画些框框，交代一下，这是山，这是树，他都能栩栩如生地把景绘得十分好。所以我与他合作连环画真是得益匪浅。自己在艺术上的进步，对作品的鉴赏水平有很大的长进，以至影响我以后的创作。在我自己单独画的连环画中，如《清明时节》和《牧羊哀话》都得过奖，以后画的《狮驼国》都得益于他的指点。现在的读者们还记得我的连环画，真是要感谢刘锡永先生。我自学成才，没有真正的老师，有今天这样进步，刘先生就是我的一个老师，尽管他从来不让我叫他老师，但我心里是这样想的。限于篇幅和相隔年代的久远，只能写些点滴，以表达对刘锡永先生的怀念之情。 文：夏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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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比 人 长 久------纪念刘锡永先生

刘新



  斗转星移，当今的社会变化真是日新月异，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边，同一个地方，几乎就是一年一个样的翻走着；即便是一幢旧楼，一座院落，一面墙，也在定期地被刷新改样……于是，在这些地方、老屋呈现“新”貌的同时，人们也逐渐对这种“新”貌遮蔽下的过去没有了记忆。

  其实，在一个稍有历史积累的地区、城市，甚至文化单位里，人们对于年长的或故去的人、事遗产的忘却大抵上与此相仿。

  近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里面写到1985年史良病逝，在其追悼会上，李健生痛哭失声，在史良遗体前几乎跌倒。这时民盟中央的一位在职部长见状便问旁人“她是谁？”一位老人答：“李健生，章伯钧的夫人。”另一位民盟干部再问：“章伯钧是谁？”老者无语，接下来自然是沉默。可话又讲回来，出现这种荒谬，我们能完全怪这些“新”人吗？那个年代的政治资讯中，假如都没有提及章伯钧，他们对他无知无视那完全有可能。

  去年广西艺术学院先后举办的帅础坚、刘锡永两位已故老先生的画展，几乎全部的在读学生和很大一部分青年教师就不知道帅、刘二位先生为何人，不也是让我们感到奇怪和荒谬吗？然而，仔细想来，这种健忘何怪何谬呢？大到广西，小到学院，近20年来什么时候把他们当作遗珍来看待，几时年间，我们又曾几何时能有机会见过他们的艺术风采。至少我自己就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带有计划性的推广工作，当然，如果真要检讨起来，我也算是其中“失职”的一分子，虽然我知道自己这点力量轻如鸿毛，但终究是没有尽到笔底春秋之责，故而还是心生愧疚。

  好在画比人长久，历史总是以加法的法则让后人看清事实和增添豪情的，艺术家作品的传世也最终修正了人们的偏见。近期，广西艺术学院相继举办的帅础坚、刘锡永等这些已故老先生的画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唤起了人们对于校史的一些温暖记忆，人们，尤其是一些青年人也通过这些画展，知道自己身边还有着这么值得珍惜的遗产，相较过去学生们及大部分教师对本土本院的大师名家一无所知的状况算是提供了一个改变的机会。对此，如果我们有心加以整理、推广，这些已故老人的作品无疑是丰富和加厚了本土本院学术的履历。这方面真要细究起来，还确是一份沉甸甸的大有搞头的并可引为自豪的工作，因为我们拥有一个需要整合的散乱历史和有序的传承，这段历史中我们不但有当下已开办了画展的帅础坚、刘锡永，还有陈烟桥、杨太阳、马万里等等一些来自五湖四海，并为这块广西土地贡献过美的信仰和创造的光辉的名字。

  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虽没领受过这些老先生的人情，他们中的一部分更在我进广西艺术学院读书时便已经逝世很久了。但作为一个后辈学子，我与他们的那份情却是因了地缘、传承而自然生成的内在感觉。为了这份情，也就有了这薄纸的回报。文人的责任，莫过于此。

  那天，在刘锡永画展上，一位年长的老师说：“我们这些人的本事是刘老师教给的，为此，我们今天才有本钱传道授业。长期来，没能为老师做一点实事，今天我们这些老学生为老师办了这个画展，让老师的艺术彰显于今世，心里终于感到释然和快意。”我听后真是从心里感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句话沉重的份量。

  刘锡永先生于1973年病逝，至今已整整过去30年。从那时到现在，应该说刘锡永的名字、作品已逐渐消失于人们的记忆里，也逐渐地不为人们所认识。因为在这30年里，广西美术界、广西艺术学院几乎没有在画展、报刊、画册中做过有关其名起艺的评介和宣传。在我的印象里，也只是极其有限地接触过两次刘锡永先生的画。一次是90年代初，在学院的裱画室，看到一幅正在被装裱的刘先生的山水手卷，内容是桂林山水，纯水墨的，画很小，却很精妙。2003年12月的这个纪念他逝世30周年纪念展上，没有看到这张画，颇感失落；二是80年代初，在一个综合美展上，终于有刘先生的一幅墨色山水《锦绣山城》，画的是桂林花桥与七星岩溶洞，落款为“1972年秋刘锡永画于桂林”。这幅画于我说来是罕见之物，因而便拍了一张黑白底片。后来也就是靠了这张底片，1999年我编《广西美术50年》时，才在这段历史中记录了被遗忘的刘锡永。这回在刘先生的纪念展上，看到刘先生为创作这幅画所作的两张写生稿，颇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受，只是《锦绣山城》没有展出，还是心生了一丝惆怅。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北方人（山西）的刘锡永同样的爱广西、爱桂林，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可资信仰的美的基石。他是1958年响应中央政府支援边疆的号召，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分配到广西艺术学院的。时值壮年，也时值地方艺术的蓬勃发展，因而“文革”前的这几年，广西便成了刘锡永先生前所未有的一个新兴的施艺舞台。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就读京华美专时，随齐白石、徐燕荪、吴镜汀等京派画家主要研习、领教的还是传统的气象、方法和意境。40年代迁居上海后，这个方向基本也没有什么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出版界，不论是最初的上海建文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还是后来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他都开始服从了整个社会转向普及大搞年、连、宣的总体文化气候，身兼编辑和创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广受社会欢迎的60辑小人书《三国演义》，其中就有刘锡永绘画的4辑《二士争功》、《虎牢关》、《长坂坡》、《赤壁大战》，并用工笔重彩的形式绘有20余辑的封面，此外，刘先生还另画有《哪咤闹海》等同样受欢迎的小人书。总之，这段时期刘锡永的名字终究是与一批脍炙人口的古装小人书连在一起的，他后来在工笔画上的成就，表现于其中的造型能力和线描技巧也大抵成型于这段时期。不过，这时期的刘锡永有一幅六尺大画《怒江屈服了》入选1955年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画面雄奇险峻，时代感极强，更不失精妙的笔墨掌握。该作品历尽沧桑，现在仍存于刘家，还在这次的“刘锡永画展”上展出了，让好多观者都感动于那个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创业年代，同时也亲睹了刘先生精妙的笔墨表现。

  然而，刘锡永一生中最集中、最辉煌的水墨时期还是在广西造就的，其技巧、风格的成熟并使自己的艺术表现摆脱古意而面对生活，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转变。1959年是他刚到广西的第二年，这一年便与陈烟桥先生（木刻家，也是1958年从上海支边广西）一同远赴桂西山区隆林县体验生活，回来后便一改他往常的作画态度和方法，与陈烟桥先生和画了工笔作品《夜话》。后来陈烟桥先生也用很中国很通俗的线描方法刻了一幅构图相同的套色版画《剥玉米》（1961年）。

  那是一个崇尚文艺通俗化、有意追求民族民间形式的年代，大部分画家置身其氛围中，都不能免俗地在改变自己。对刘锡永、陈烟桥来说，这种改变是前所未有的，至少是由此使他们的创作根子扎进了一个具体可感的新鲜的地域生活里。后来刘锡永到各种建设工地、少数民族山区去写生（如西津水电站、青狮岭水库、桂林），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原有的师法造化方法获得了时代的新意，创造了一种在和平建设时期特有的新山水风格，突破了旧山水画时尚的无人之境。其中的笔墨技巧已日臻完善，达到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

  由于刘锡永走的是一条很传统的京派路线，因而他是格外的讲究矜持的笔墨意趣和表现内涵，始终没有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点江湖的霸气。正是这种严谨精致又张驰有度的笔致，使他的作品（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跃居到广西一流的意笔造型的艺术层面。从这回展出的作品看，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72年，于他来讲，够得上是一个多产且辉煌的年代。首先是一批笔墨造型的构图处理已入纯青之境的桂林写生小品、其次是一批主题性的广西山水创作，迄今仍是一座在广西尚无后人超越的高峰，说这个话，做这样的判断，实无夸张和修饰的成份。从对传统的领会和对造化的把握，再到画面的整体性表现，刘锡永在这个时期均已有了一个自我的飞越层面。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虽然每个人都在途中，不可能是哪一个人的独大，但面对刘锡永先生的那批本土题材的山水，如《榕树古渡》（1962年）、《友谊关之春》（1972年）、《漓江早稻香，细雨送粮忙》（1972年）和《白云深处渠道横》（1972年），你不会不肯定他本身超乎了地域、时空的份量。这些作品完全从时代的气息中走过来，融进了很鲜明的地域特色，却又处处闪烁着精妙、丰富的笔墨内涵，从局部到整体地展现了他自己深厚的传统功力，着实代表了30年前广西曾经有过的一座高峰和标杆。这座高峰和标杆对于今天的学子来讲，已不仅仅是山高水长的一种情愫怀念，更多的恐怕还是多了一份敬畏之心，就像敬畏经典、敬畏大师一样。

  无情无私的历史冲刷，让我们看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过去曾经光芒四射的作品，放进今天的环境里便腿去了颜色，被一已经进步的时代远远抛之于后。然而，面对刘锡永先生这批重现于世的旧作，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只会是觉得逾久弥新，相识太晚，对九泉之下那个爱了一辈子广西山水的刘锡永先生来讲，终于有了一个迟到的告慰和交待；然而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乘凉”的人来讲，则好似家有宝贝人未识，捧着金饭碗讨饭，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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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刘锡永先生

盘桂兴

今年7月18日是我的恩师刘锡永先生逝世30周年忌日。在这缅怀时刻,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我在广西艺术学院学习期间,直接受刘先生面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锡永先生是1958年由上海有关方面调来支援广西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活动的。他来到广西后,分配在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组搞创作。1959年春的一天，学院组织美术系学生参观创作组的作品，我看到刘先生画的具幅国画《黑旗军大败法军》。画面恢弘壮观，笔墨娴熟。我们这些刚入学不久的学生，头一回看见这么大的国画原作，眼睛瞪得老大，对刘先生高超的艺术造诣惊叹不已，当时我就想，刘先生能到我们学院任教多好啊！
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的祈盼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59年秋季开学后的一天上午，刘锡永先生独自一人来到南宁西郊的广西艺专所在地，兴冲冲地朝我们的教室走来。我一看见便立即迎了上去，刘先生第一句话就说“我来报到！”当时，同学们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从那天开始，刘先生就是我们的老师了。
广西艺专（广西艺术学院的前身）的恢复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首届招收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刚入学时，我的绘画基础是比较差的，无论画素描还是画色彩，都觉得很吃力，曾产生过自卑感。我向刘锡永老师表白过我的心情，刘先生鼓励我不要怕困难，他说，有些学生自以为有基础，而路子不正，又不虚心，固守自己那一套，很难接受老师教的方法，所以进步不大；反倒是那些没有什么基础的学生，一张白纸，只要听老师教，勤奋学习，倒是容易学到东西。我听了感到刘先生这话很有道理，受到很大启发，给了我自信，调动了我学画的积极性，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
刘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教临摹吴道子的白描《送子天王图》。他要求学生先要把稿子画准，然后又对勾线，渲染等技法进行示范。他强调勾线要“挺”，要把握线条的起笔和收笔，做到笔笔不马虎，把线描的基础打好。我按老师的要求，尽量使自己掌握这些技法。但看起来容易画起来难。比如渲染头发时，开始把握不好，把墨渗到脸部，结果前功尽弃。刘先生便要求我们在另外的宣纸上反复练习，掌握要领后再画正稿。
临摹只是学画的第一步，如何将从临摹中学到的技法运用到写生中去，又是另一回事。这时，刘先生又教我们对着模特儿写生，用两周时间完成一幅全身少数民族女青年坐像。要求作业人体造型准确，赋上重彩。这其中最费功夫的就是画女青年脸部的赋色了，如果脸部颜色画不好，整张画就失败了。因此，刘先生就一遍遍的耐心示范，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具体指导，强调赋色要“薄中求厚”，即用水适当，用色要薄，由淡入深，层层渲染。做到润而不焦，艳而不俗，把少女肤色的质感表现出来。我试着运用刘先生传授的技法，耐下心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画头部，果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得到了刘先生的肯定。
临摹与写生是学画的必经之路,是打基础, 按刘锡永老师的话说是“入门”。学画的目的是创作，临摹和写生老师可以手把手的教，但是创作是要靠想象力，而想象力是老师没法教的。按教学计划要求，刘先生带领我们国画班学生到郊区农村体验生活，一边劳动一边画速写。回校后就进行创作构图。我由于是第一次搞创作，没有经验，心中无数，好几天还拿不出草图来。焦急之余，又去翻找一些别人的印刷作品，想从中得到启发，冥思苦想，还是不行。后来只好去找刘先生请教。刘先生说：“你不是画过生产队那位饲养员吗，你认为她有什么值得表现的地方？”经他这一启发，我想起了那位爱队如家的老人，当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兴奋，脑海里渐渐形成了作品的轮廓。第二天上课时，我把小草图拿给刘先生看，并把我的构思说了，刘先生也颇感兴趣，他问我作品的题目，我一时却想不出来，答不上来。刘先生思索片刻说：“就叫《老来红》吧！怎么样？”在刘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这幅创作，并被选送参加了自治区的画展。有了这次搞创作的体会，使我对后来搞毕业创作，甚至毕业后如何搞创作，有了一定的经验。
刘锡永先生不仅是我们的人物课教师，而且山水课也是他教授。按照刘先生的说法，山水画才是他的专长。事实也是如此，几年来，我亲眼看见他画得最多的是山水画，而且功夫都很深。他说他的山水画不仅得益于他的老师吴镜汀先生的指教，在北京时，还经常到故宫临摹古画，使他从中掌握了许多传统技法。我们临摹过多幅他的山水写生小品。刘先生还带领我们到桂林，阳朔一带写生。他经常强调艺术要多样化，要求学生发挥自己的个性。他幽默地说：“你们不要个个画出来的画，都是刘锡永，那就不好了。”同时，在山水画色彩方面，刘先生经常提醒我们“宁可绿些，不可太黄，不然容易俗气。”这些教诲，我至今铭记。刘锡永先生整整教了我们三年工笔人物画和山水画。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教学认真，要求严格，言传身教，责任感强。广西艺专恢复之初，教学设备几乎一片空白，教材，资料极少，直接影响着教学。面对这一情况，刘先生于是自找教材，自作范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在教学中，他认真示范，耐心指导，身教重于言教，起点要求高，不许马虎了事。他经常检查学生的习作，而且首先检查习作的细部和局部，是否画得认真深入，然后再进行指导。他上课常常比学生先到课堂，一个上午四节课，很少离开教室。他在上海人美创作室时，一年中有不少连环画作品问世，可是来广西后几乎没有再画连环画，这都是他一心扑在教学上的缘故。刘先生要求学生平时要养成多看、多想、多画的习惯。除了多看参考书籍，多观摩别人的作品外，还经常邀学生到他家去看他作画。我因常到他家看他作画而学到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受益匪浅。刘先生还要求学生在学习时要学会举一反三，善于类推，以此启发想象力和活跃思维。为了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他除了要求学生平时多画速写外，还要求我们临摹并熟记一些连环画上的人物动态，为创作积累形象，打下基础。
如果说我学有所成，那完全应归功于刘先生的教导。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西美协工作，由于工作和业务上的关系，我仍然有许多机会接触刘锡永先生，往往在创作中遇到困难就去找他请教。记得1973年我画了一幅创作，由于背景画不好，我便去请教刘先生，谁知他因病住院刚回到家里，看见我手里拿着画，便问我画了什么。我当时见他刚出院不忍心打搅他，可是刘先生稍休息了一下，就要我打开作品给他看，并且一边指点一边动笔示范。岂不知，过了几天他又住进了医院，刘先生患的是现在常见的高血压病，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住院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我那张画上留下他的笔墨，可能就是他最后的绝笔。一想到这儿，我的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刘先生虽然离开我们30年了，但他在广西亲手播下的工笔画的种子，今天已经开花结果，并且已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成为广西画坛上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每次举办的全区美展和全国美展上都有工笔画作品入选或获奖，刘先生当年栽培的学生不少已成为了国内知名的画家和教授，这些足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刘先生。

万里船

没想到自己的抛砖引玉，引出了这位朋友的关于刘大师几千字的文章，好让人感动啊！

大宇167

向大师致敬！！！

辽东守

就所知略说几句;

1，刘老是山西太原人，一直居住在北京，但是1948年年底举家搬到上海。1948年年底是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也快完了，平津战役刚开张。你举家跑上海去，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就和上海某几位画家89年后移民，后来又回来一个样）

2,1959开始，各种运动如火如荼，不少文艺界人为了避灾，就往偏远地方闪。当时到广西的艺术界名家一堆，上海除了刘老还有陈烟桥、涂克、梁家坚等人，最有名的当属马万里先生，他就是因为第三任妻子入狱避灾广西（他夫人是川岛芳子的妹妹）。

3，广西在民国算兵灾不多的地区，李白几十年建设也不是吹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不说，就是城市也并非什么穷山恶水。相比上海整个工厂搬迁到大西南云贵深处，到广西还真算上上签了。

4，建国后因为连环画稿酬高，不少名家都下海画连环画，但以刘老的水准，真是屈才了。他连环画真是大大材小小用，据汪观清回忆，别人一天一张都累，刘老几下完工，还帮大家画背景，细节，站着随便画，信手拈来。所以去广西艺术学院当教授才更好发挥他的才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