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救助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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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画“小人书”这个职业是被瞧不起的，画者地位相当低下。那时想学连环画，必须先拜师，学徒三年，其间所有绘画作品都由老师处理，不供给膳宿，不负生病和死亡的责任。师父经常将徒弟关在家里描画，不准出门口一步，必须学三年，帮三年，白做六年后才算满师，才能出去自立门户。虽然条件苛刻，但仍有许多年轻学徒拜师学画，因为“当时从事别的行业往往需要本钱，对于那些既没有本钱对画画又有些兴趣的人来说，画连环画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了。”由于当时连环画的出版发行都掌握在少数出版商手里，想画连环画，先得有书局老板雇用，才能从事创作。即使被聘，也没有创作自由，一切都是出版商说了算，连环画作者受到出版商的控制甚至是剥削。据范生福先生回忆：“那时候出版连环画以私营为主，很方便，随便一个皮包公司，成立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出书。剧场演什么戏，如果红的话，马上就能够出连环画。以前那些私人老板身边都有几个当红的画家，他们带一批学生，一两个晚上就能把一本书画好。”有些出版商为了加紧从一些有影响的多产连环画家身上榨取利润，要他们没日没夜地为书店赶画，甚至引诱他们吸食鸦片。
      朱润斋是解放前较为读者所熟知的老一辈连环画名家，他在短促的一生中自编自绘长篇大部的连环画多达三十来种，深为当时大众所喜爱，在抗日战争前的上海连环画界独树一帜，有口皆碑。但就是这样一位连环画大家在旧社会的境遇却十分悲惨，据他的儿子朱光玉回忆：
      当时我家七口人，全靠我父亲画连环画生活。他最早给宏泰书局画画，老板很苛刻，每画一页（即两幅）只给四角小洋。后来由于出版商互相竞争，由志成书局出一页六角小洋的代价，把我父亲从宏泰书局挖走了。当时上海的物价天天上涨，生活发生困难，不得不向老板预借一点稿费，结果前账还没有画了还清，后账又欠下来了。我父亲积劳成疾，得了肺病，经常发烧；却不但无力医治，为了生活，只好带病画画。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书店老板逼得很紧，不画不行。志成书局的老板劝我父亲说：“朱先生，我看你弄些烟吃吃吧！”隔了一天，他就带来一个“烟鬼”教我父亲吸鸦片，渐渐就上了瘾……一九三二年父亲的病情越加重了，被生活逼得卖掉了收藏的古画和资料。1934年夏天，北公益里失火，我们一家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和父亲手头的画稿，其余都烧光了！我家在成都路热河路找了一间底层破屋，我们整天闻的是马粪马尿的臭味，不卫生极了。可是书局老板还天天逼画，父亲的肺病终于发展到没法救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四凌晨三时去世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他死后，家里穷得连一口薄薄的棺材也买不起。（朱光玉口述，王悟生整理，《回忆我的父亲朱润斋》，载《连环画论丛》第1辑，1980年8月）
      朱润斋先生的经历是1949年之前诸多连环画家艰辛生活的真实写照。事实上，为了赶稿吸食毒品而丧命的连环画家不在少数。当时与朱先生齐名的青年画家周云舫，很有才气，被称为“全才画家”。著名连环画家钱笑呆曾如此评价：“朱润斋和周云舫堪称连环画作者中的‘一时瑜亮’，各成一派，朱派以工整严谨得名，周派以生动活泼获誉。”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大好前途的青年画家，经不住诱惑吸食了鸦片，只活到二十九岁便夭折了。还有青年画家何庙云，不但吸上了鸦片，甚至吃上了“白面”，结果在一个冬天冻死饿死在一个岗警的亭子里。
      1949年之前，上海连环画作者的生活非常艰苦，绘作者为了活下去，只好廉价出卖画稿。对当时连环画作者的经济收入情况，前人曾有过一番忆述：“这些小人书的编著者终日埋头苦干，待遇菲薄，每一册小人书约四十张图，加上文字说明，代价只有四元五角，有的只有三元，每幅不到一毛钱。”还有许多绘作者由于生活所逼，不得不改行去干其他苦力，例如拉塌车或踏三轮车，做小贩或跑单帮等。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环画作者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迎合国民党，按照“要求”为出版商画图，另一派则坚决抵制国民党，有的还参加了地下党的斗争活动。据范生福老先生介绍，当时上海滩连环画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赵宏本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来源：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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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某某工作的需要，半真半假，我知道的连环画工作者都很富有，只要不吸食鸦片。没办法，历史是都是假的，没办法较真。

何处西南任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