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看这样的文章，细腻，实在，接地气。。。。。。

马英八

在美国军用飞机上

　　1946年初，我从重庆飞往北平，从当时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外事组调往刚成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日本投降后，由美国出面调停，进行国共和谈。我由重庆新华日报调往外事组翻译有马歇尔参与的会谈纪要。会谈的结果是发布了1月13日的停战令，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停战事宜。执行部由国共两党和美国三方人员组成。我方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

　　和我同时调往北平的有李普、刘白羽、周而复、张维冷、杨赓。我和张维冷是调去当翻译的，其他人是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后来张维冷和杨赓参加了在北平办的《解放三日刊》的工作。

　　我们从白市驿机场起飞。那是美国军用飞机。上了飞机，我才知道，同机去北平的，还有国民党的6位人员。那时美国的军用飞机，只有两排面对面的硬椅子。国民党的人坐了一排，我们坐了一排。我不知道国民党人看见我们这些“共产分子”是如何想的。我心里可有些紧张。我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忘不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盘问。我本能地觉得应该提高警惕，一句话也不说。出发前我们由于调动工作，由于乘飞机，由于要到从没去过、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北平而引起的兴奋情绪，至此一扫而光。我们都不说话，只交换几句无关紧要的，必须说的话。双方坐定后，我仔细看着对面的人。原来他们显得更紧张，谨慎而好奇地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天天骂我们“共匪”，天天要捉共产党，现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就在他们面前。

　　机上的美国兵发给我们一人一个牛皮纸做的口袋。让我们系好安全带。一切就绪，只待起飞。由于这种沉默的空气，使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长。终于发动机的一声轰鸣打破了这种沉寂，飞机起飞了。

　　开始感觉还好，不久胃里就翻腾了。飞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胃里越来越难受。我们几个人脸色都很难看。看得出来是在拼命忍着。对面的国民党人员也在忍着。这是一场无声的竞赛，比耐力的竞赛，谁也不愿先吐。

　　最先吐的还是国民党的人。他们有一个人先吐了，接着其他人也跟着吐。这一下可不行了。面对面看着他们吐，我们也忍不住了，一个个吐起来。那个牛皮纸袋就用上了。从重庆到北平，现在大概只要两三个小时，那架小军用飞机飞了5个小时。这几个小时真是长极了。

　　到北京饭店吃西餐

　　在北平我们住在北京饭店，美军方面、国民党、中共各占一层楼，楼层的分配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的。中共是哪一层我记不得了，可能是三层。后来，来的人多了，我就搬到翠明庄去了。

　　在北京饭店，我们吃西餐，和美国人、国民党的伙食一样，餐厅是分开的。早餐是三个煎鸡蛋，一块火腿，一杯牛奶，还有面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两菜一汤加面包等等。我和李普都很喜欢吃这样的西餐。这比重庆新华日报的伙食好多了。到翠明庄以后，从解放区来的一些同志吃西餐吃不饱，要吃中餐。于是改为中餐，伙食标准不变。早上是稀饭、馒头、各种荤素菜。午餐和晚餐也改为中餐，米饭、馒头随便吃。我和李普还是喜欢北京饭店的早餐，常常拿了饭票去饭店吃西式早餐。在北京饭店，有一次我遇见一位中央大学的同学，我看他进了国民党的饭厅，他看我进了共产党的饭厅，我们彼此都很惊讶，却谁也不搭理谁。

　　到北平后，使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是：看到了日本战俘在北京饭店一带扫大街。日本终于被打败了，我们胜利了！但这抗战八年是多么不容易呀！

　　在北京饭店东边，王府井大街北面拐弯角上一家邮局的前面经常有两三家地摊，出售的全是日本人撤出北平时留下的东西。有日本和服、西装、日本式的茶壶、茶杯，以及其他日用品。我经常去逛，看看地摊上的这些东西，这使我相信日本是真的被打败了。在前门的旧货市场，也有很多日本人的旧西装出售。有一位姓孙的同志非常熟悉前门的旧货市场，专门为解放区调来执行部工作的同志买西装、皮箱等物。我们叫他孙大哥，他原来在新华日报管总务，解放后当过煤炭工业部部长。现在日本人大概长高了，那时的日本人确实都比较矮，个子高的同志还不容易买到合适的西装。

　　执行部工作的地点是协和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医疗设备已全部搬出去了，病房都变成了办公室。我的工作是翻译备忘录，本来张维冷也是调来搞翻译的，因为领导文字翻译的柯柏年要考我们，张维冷在重庆当过翻译，一气之下不干了，去了《解放三日刊》工作。

　　两位不同的雇员

　　不久，我们做翻译工作的人中，请来了两位雇员。一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光美，一位是宋平的小姨子陈舜贻。王光美当时是辅仁大学化学系的助教，陈舜贻不知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她们每个月都有薪水，我们只发少量的津贴，只够吃两次冰激凌，或者看两次电影。

　　我们译的备忘录，都是从有争议的地点，执行部派出去的执行小组发来的电报，内容都是国民党军队首先开枪，占了我们什么地方，打了我们多少人，夺了我们什么武器等等。我们把这些材料翻译出来，最后一成不变地加一句：一切严重后果由国民党方面负责。

　　马海德是德国医生，很早就到了延安，现在他在执行部，名义上是中共聘请的医生，实际上为我们翻译的备忘录在英文上把关。马海德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为人随和、幽默，还会来两句京剧。柯柏年很严肃，从不开玩笑，也不随便聊天。

　　两位雇员的作风却截然相反。陈舜贻埋头工作，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不同任何人谈话。王光美大不相同，每到吃饭的时候，在饭厅旁边的休息室和人聊天。执行部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她总是要和别人聊，问长问短。总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她是什么关系请来的。有一次开党小组会，我和柯柏年、章文晋一个小组，在会上他们谈到这两位女士，怎么一个闷声不响，一个说个没完。对王光美，特别不放心。他们说，我是女同志，容易接近她们，要我多和她们接近，了解她们的情况。

　　于是，我在空余的时间就到她们办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见我去，仍是话很多，问我：“你看看这句话这样译对不对呀？”等等。后来就调去和美方联系我方乘飞机的事，李普到华东一带采访，每次都通过她联系美军飞机。执行部解散后，她撤退延安。在西柏坡和刘少奇结婚。解放后我才知道，她所以能去执行部是因为她的一个哥哥是党员，叫王世英，妻子叫王新。他们两夫妇从不同王光美联系，同我们倒常来常往。

　　陈舜贻译的速度还快。我去她办公室时，她只是请我坐，再没别的话了。我要想法打开她的话匣子，就问她来这里工作习惯不习惯？她只点点头。我只好单刀直入，我说：“你来这里也有些日子，怎么没听你说过话？”她望着我，脸红了，她说：“人们都说共产党人很凶，很可怕，所以我不敢说话。”原来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说：“你看我凶不凶？”她说：“你不凶。”我说：“我就是共产党人呀。”

　　和陈舜贻的谈话，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汉奸在沦陷区的反共宣传实在厉害。

　　以后又有一些事，证实了我这种感觉。

　　贺龙

　　有一次贺龙同志要去医院看病，我跟他一同去检查一下身体，因为那时我怀孕了。我们一进医院，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围拢来观看。他们听说贺龙是“土匪头儿”，都要来看看这“土匪头”儿长得如何三头六臂。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跟到哪里。从此，我再也不跟贺龙去医院了。

　　漂亮的“魔鬼”

　　有一次，我到协和医院的办公室去上厕所，遇到一位美国老太太，她是在美方工作的。她冲我看看，问我几岁了，我告诉了她。她摇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可惜，可惜！”我琢磨：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小小年纪，长得还可以，并非青面獠牙，怎么也到了可怕的共产党那里？我不便细问，只好对她笑笑走了。以后我才知道不少欧美人都把共产党人看得很可怕。

　　中共、国民党、美方三方面各召开过一次鸡尾酒会。有一次中共召开这样的酒会，我们在执行部工作的女同志都参加了。美方的一位高级军官喝醉了酒。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还在那里发酒疯，嘴里不断地说：“中国的姑娘真漂亮！”章文晋扶着他，逗他指着我们几位女同志说：“她们漂亮不漂亮？”那位将军说：“漂亮！漂亮！”章文晋说：“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位将军竟马上说：“魔鬼！魔鬼！”

　　龚澎从重庆托人捎话给我，要我买点冰糖葫芦给她吃。执行部定期有飞机到重庆。那时，我口袋里还有点钱。李普写的《光荣归于民主》出版了，得到一笔稿费，留了一部分钱给我用。有一天晚饭以后，我去逛东安市场，顺便买几串冰糖葫芦。当我拿着几串冰糖葫芦往回走时，有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跟在后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加快脚步走，他们也加快脚步跟。我想到美国将军说的“魔鬼”，就站住了，回过头来用英语对他们说：“你们要跟我到哪里？我是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跟我到执行部去吧。”四个美国兵一听说是中共代表团的，转身就走了。我很得意地回了宿舍。龚澎后来告诉我，冰糖葫芦带到重庆的时候，糖都化了。

　　范元甄

　　李锐的前妻范元甄那时在《解放三日刊》工作。我在1939年就认识她，那时她在新华日报当记者。这时，她常来翠明庄找我玩。最近南央整理她父母李锐和范元甄的通信，范元甄在一封信中告诉李锐说我有一件漂亮的大衣，还有一封信说她有一晚住在翠明庄和我同床而眠。我已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我陪她去买大衣，买了一件黑色的翻毛皮的。阴历除夕，我和她一同去逛厂甸，那时的厂甸十分热闹，有各种风味的北京小吃摊，有小孩玩的纸糊的灯笼、风车等等。北京人都爱带着小孩在这里玩。我和范元甄买了一点驴打滚（编者注：又称豆面糕，北京传统小吃）回宿舍吃。那时她年轻、漂亮，我们很谈得来，也能在一起玩。想不到后来她竟变得那么不可思议了。我读了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想到当年我们在北平相处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千！

　　还是打起来了

　　李普那时常跟执行小组到发生争议的地方跑，完成一个任务回北平后，就住在我那里。我总盼望他多回来几次。他一回来，我那里就热闹了。他是记者，到处都去。有时他带我一起去叶剑英住处。叶剑英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李普必须从他那里了解情况。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也在那里。

　　我还要提到的一个人是林仲。他是搞口头翻译的，口头翻译的负责人是黄华。黄华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林仲个子矮矮的，鼻子有点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米老鼠。“米老鼠”也爱和我们开玩笑。1960年代，我们在中南局工作时，他也在中南局。但“文革”中他也在劫难逃。他的夫人是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妹妹。严慰冰因写匿名信骂叶群，查出来后被定为反革命。“米老鼠”夫妇当然也受到牵连。

　　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军事冲突，实际上军事冲突一天也没停止过。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这个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当时最要紧的是调干部到东北去。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及其他物资的人也云集在此。我调到上海时，陈士榘就托我带一包东西给廖梦醒转交宋庆龄。后来我才知道是从美国买的鞋。我真不知道陈士榘是从什么途径买来的。此外还有各个军区首长来北平看病的。今天来一批，明天来一批，过几天又走一批，南来北往热闹极了。

　　热闹了一阵，国共双方还是打起来了。

　　李克农

　　在执行部我们住在翠明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住在这里。那时的翠明庄还保留了日本建筑的风格，房门是向两边推拉的。早上有交通车送我们去协和医院，中午回来吃饭。

　　这里除固定的工作人员外，还有南来北往借执行部的飞机调动工作的干部。李克农是秘书长，主管内部一切事务。大家叫他管家婆。李克农长得很魁梧，神态严肃，自有一股威慑人的力量。不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特别突出的是在饭厅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他的住房，我跟了他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他说：“说吧。”我说：“你是不是太凶了一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工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他对我说了一些保密的重要性。我觉得我提这个意见实在太蠢了，同时也觉得这位管家婆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凶。我对他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这位管家婆确实是很厉害。

　　和我一起到北平的张维冷，常到我房里来聊天。有一天，他说我们都没有去过延安，现在有飞机，可以乘班机去一趟。星期六去，星期一原机回来。我觉得这主意太妙了，只要请两天假，但要得到李克农批准。张维冷怂恿我去说。我觉得没有正当的理由要去延安，不大好启齿，因而也不敢去提。过了几天，张又提起这事。我经不住他死说活说，又动心了，鼓起勇气去找李克农。他问：又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然后结结巴巴地把想去延安的要求提出来。这一次，李克农可不是那么好说话了，他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问我是来工作的还是来玩儿的。我自知理亏，只好算了。

　　我的一位同乡叫胡小为，她是乘执行部的飞机到延安的。在北平等飞机的时候，也住在翠明庄。以后我们同在新华社工作。她告诉我她和李克农曾有一次奇特的遭遇。

　　她是通过地下党去延安的。住在翠明庄的时候，她认为这里住的都是共产党，无拘无束，感到任何人都很亲切、可信。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可把胡小为吓坏了，闯了这么个大祸，怎么办呢？尤其不该说的是什么人介绍她来的。这可怎么得了！她没有熟人，无人可商量，回到自己房里哭开了。她关上门哭了一整天，饭也不吃了，想不出弥补这弥天大祸的办法。隔壁住了一位女同志，听到她的哭声，又见她不出来吃饭，敲她的门，问发生了什么。胡小为想，已经闯了祸了，谁知这人又是什么人呢？不能再说了，只顾哭。这位女同志发现情况不对，再三对她说这里都是同志，有什么为难的事，大家都会帮忙的。她说得很诚恳，终于说动胡小为把门开了。胡小为把自己怎么闯的祸一五一十说了。那位女同志问胡小为看到的人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胡小为一一说了。这位邻居马上想到这人可能就是李克农。她叫胡小为等着，立即去找李克农，说了胡小为的情况。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却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胡小为对我说，这一吓，够她记一辈子的。

　　叶剑英

　　叶剑英是我们的首席代表。他住在南池子拐角的一所独门独户的红色院子里，人称叶公馆。我和李普有时去看望叶剑英。李普是记者，哪里都要去了解些情况，我也跟去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大概也是那里的常客，我们曾在那里遇到过她，还在一起照过相。

　　叶剑英和李克农的个性正好相反，李克农总是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不苟言笑，好像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叶剑英工作时认真严肃，工作之余喜欢说说笑笑，甚至和我们开开玩笑。他会休息，会玩。有时带我们去北海公园玩，租几只游艇，让大家玩个够。

　　有一次，叶剑英兴起，带了几个人，去前门全聚德吃烤鸭。我正巧碰上了，也就一同前往。那时的全聚德楼上是雅座，也就是隔开几个单间，连门都没有，只是挂上一块白布帘。上菜的堂倌，用肩将布帘一顶，就进来了。

　　同去的有谁我记不清了，好像有荣高棠。我们就座不久，就发现不断有人在白布帘外窥探。原来这天来全聚德吃饭的人听说中共代表叶剑英来了，都想来看看叶剑英是什么样的人物。从楼上传到楼下，楼下的人也不断上来，楼上楼下川流不息。我们正不知怎么办，叶剑英叫堂倌把布帘打开，让大家看！更没想到，他站起来，即席发表演说。大意是说我们不想再打内战，但是蒋介石却处处毫无诚意，屡屡违反停战令。叶剑英身材魁梧，威风而又潇洒的仪表，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他讲得有根有据，态度诚恳亲切，赢得阵阵掌声。讲完，听众满意而去，我们也高高兴兴吃起烤鸭来。

　　又有一次，国民党组织了一些特务、流氓，打着“回乡团”的小旗，在执行部门外闹事。他们气势汹汹，大喊大叫，把执行部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们都出不去，在楼上的窗户里看着这帮流氓闹。

　　这个事件，还是叶剑英解决了，他叫人让流氓代表来谈，这帮人本是乌合之众，哪里是叶剑英的对手，很快叶剑英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十年浩劫时代，“四人帮”要整叶帅，竟从北京派人来广州，要我揭发叶帅。我当时在中南局，我们的军管小组组长亲自“提审”我。他姓刘，人称刘组长。这次“提审”可够威风的，刘组长中间一坐，四周全是北京来的军人，他们拐弯抹角地提问，目的只有一个，要我揭发叶帅的“罪行”。我在执行部工作期间，只是一名小翻译，既不直接参加谈判，又不接触核心机密，有什么可交代的？至于以上所写的，工作之余的接触，在我看来，构不成什么问题，所以当时我只能一问三不知。今天把工作之余的这些接触写出来，算是我的补充“交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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