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时,几乎所有的书籍都销声匿迹了,可是我却私下里藏了几册连环画。文革后期,小书摊又冒出了地面,我的儿子们也到了会看小人书的年龄。那时的学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课本也只有一册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连环画就成了小哥俩的乐园。家里区区几本藏书已经满足不了他们日益成长的胃口,于是他俩就经常跟我要钱,然后在小书摊上一坐半天。
当时我和先生分居两地,我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临时工。先生的那点工资,大都扔在探亲的路上了。有了老三之后,日子过得更是捉襟见肘,有几次竟没了粮食揭不开锅。也许是明白家里的窘境,有一天,10岁的大儿子突然说,妈,我也摆小书摊去!我说,就凭你?就凭家里那十几本小书?可是老大很坚决,他求邻居给做了个小书箱,然后提着书箱,夹着草席,勇敢地上街摆书摊去了。
可是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老书摊有固定的位置,摊主一看到有人在旁边铺草席,就轰鸡鸭般地把他轰走。儿子就到处流浪,他一会儿到码头,一会儿到车站,一会儿又到电影院门口；他见缝插针,能摆几分钟是几分钟。那时的小镇环境很乱,车来人往尘土飞扬,小书被弄得很脏,孩子回家时也常常是泥猴一个了。
为了鼓励他的创业精神,我回了趟娘家。娘家是个黄杨木雕的发祥地,艺人们都藏着几册经典连环画,用来做雕塑人物的样本。可文革一来,他们都改从别业去了,所以愿意把那些小书转让给我。那一回,我带着三四十册质量上佳的连环画凯旋。
儿子的生意一下子红火起来。简陋的书摊没有矮椅,没有小凳,一张铺在地上的牛皮纸承载着全部家当,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顾客如饥似渴的阅读。草席上人头攒动,墙脚还蹲着些中老年人和妇女。每天晚上,大儿子都能交给我一把钢儿和分币,我数了数,比他爸的日平均工资还多呢。
家里的伙食因此改善了许多。可是好景不长,也许是同行忌妒,也许是见利起意,我们的小书在残酷地损耗着,不是最美的画页给撕走,就是整本好书不翼而飞。大儿子就愤愤然,他骂那些盗书者,也责怪老二光知道玩,一点也不给他帮忙。
于是我就动员老二和他哥一起干。老二太小,也胆怯。我就用刚刚流行的语录鼓励他:“你办事,我放心!”其实说这话时,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老二还是战战兢兢地上岗了。
小哥俩轮换着回家吃饭。当书摊上只剩下老二孤身一人时,他显得特别惴惴。那天,我抱着老三远远地站着看他,只见他满脸通红,手忙脚乱。有人把自行车的前轮压在小书上,有人看完书不给钱就走人,有的孩子干脆拿了书一溜烟跑了。
每晚他们回家,我先是抖落连环画上的尘土,却抖落不了心情的沮丧；我给两个孩子洗澡,却洗不掉满怀的歉疚和心疼。
儿子的书摊不久就夭折了。
（来源：桂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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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年2月6日 16:51
发表于 2023年2月7日 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