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纵横论说持久战 <br /> <br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自然由多种因素促成,但抗日战争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1938年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就是对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这部著作,是毛泽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逐步总结、撰写出来的。 <br /> <br />太原失守后,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深入敌后,领导这场持久战。从“做眼”到反“围攻”,毛泽东验证了持久抗战的可能性 <br /> <br />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抗日战争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对于持久战的系统理论观点,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毛泽东对于这一观点说过这样的话:大多数人不了解抗日战争的性质,一半是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不够,一半也是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 <br />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到11月太原失守,这4个月,对于蒋介石、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在受震动之余,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在受震动之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 <br /> 就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就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说:“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游击根据地。 <br /> 那么,八路军怎样到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呢?当时,共产党内部还是不很明白。说起来,是应该到山西全省搞游击战的,但做起来,包括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在内,都是一片茫然。正如徐向前所说的:当时大家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不甚了了”。还是毛泽东高瞻远瞩,他通盘部署是: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分为四大部分,深入到敌后去,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开辟根据地。 <br /> 这四大部分是:当时编制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即一一五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四个区域,都依托山地,地理条件优越,同时还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和大城市。这四个区域又可相互呼应,存在于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既可以相互支援,又是将来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 <br /> 毛泽东把我军主力在山西全省铺开,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的“做眼”。他说:只要我们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就站稳了脚,就是做了“眼”,我们就活了,敌人就打不破我们了。他反复叮嘱我军将领:到敌后,要像“做眼”一样,建立根据地。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必须执行。毛泽东提到的“做眼”,实际上就是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艰巨性和持久性。如果我们没有“做眼”,即没有创建抗日根据地,就在四个战略区站不住脚,结果,不是被日本人打回来,就是被日本人吃掉,我们就失败了,而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做好了“眼”,我们就在四个战略区站住脚了,就活了。抗日战争就能够持久地打下去,直到战胜日本侵略军。 <br /> 毛泽东部署的我军主力,很快就深入山西敌后,在那里创建抗日根据地。日军见八路军在他们的“后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便在占领太原后,集中兵力“清剿”,以扫除其“南进”之忧。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日军出动2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坦克、飞机,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晋察冀根据地是我军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清楚: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能不能保住,是对共产党能不能独立领导敌后抗战的检验,也是我们能否在敌后进行持久战的关键。因此,毛泽东对日军的进攻很是关心。 <br /> 每天晚上,毛泽东的窑洞里总是点着油灯,他不停地阅读各方面发来的电报,不停地思索。他白天不停地听汇报、看材料、看地图,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情况。其他领导人走后,毛泽东仍然站在地图前思索。夜间,他仍然彻夜工作、思考。毛泽东的决心是:我晋察冀根据地不能被动地防守,必须反“围攻”,而反“围攻”的方针是: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之中;在确有胜利把握的条件下,集中适当的力量给敌人以部分的歼击和有力打击。同时,要求一二○师和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配合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晋察冀根据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破了日军的“清剿”,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 <br /> 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的胜利,实现了我军在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通过战争实践,也证明了毛泽东持久抗战的可行性,使毛泽东通过战争实践,初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br /> <br />敌进我进,在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建游击兵团,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br /> <br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深入到敌后去牵制他们。他们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也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使抗日战争客观上形成了长期的持久战。但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对作战十分不利,结果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br /> 此时,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由此,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毛泽东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对日作战,不应单纯防御,而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国民党把近百万军队都退到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军占领,则将形成极大的困难。因此,总的方针应该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br /> 然而,蒋介石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使蒋介石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防,进行持久抗战的机会。 <br /> 毛泽东见蒋介石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抱多大的希望,更坚定了以我为主、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局面。 <br /> 1938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会前,毛泽东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这就是:在武汉、徐州等地一旦失守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这个动作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即在日军向我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八路军也向敌后开进,在敌后建立更多的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具体方案是:在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陕甘、鄂豫陕、湘鄂赣建立根据地,作为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一个放在鄂豫皖区,一个放在鄂豫陕区,一个放在陕甘区。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方案。 后来,毛泽东的这一方案虽有一些调整,但基本思路没有变。敌进我进,使我军在日军向南大举进攻的时候,深入敌后,在敌后展开,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不仅立住了脚,牵制了日军,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而且为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奠定了基础。 <br /> 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要长期坚持下去,依靠的是自己的武装力量。可是,在如何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方面,当时共产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很多人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只有分成小股力量,才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八路军开进到敌后,要建立游击兵团。所谓游击兵团,按毛泽东当时的具体说法,就是1000人左右,由八路军有作战经验的一两个连作为中坚,再把地方游击队和收编的新兵编入,这种游击兵团,可以独立地进行稍大一些的战斗,也可以保护一个地方不被日军全部占领,可以独自发展扩大。各游击兵团配合起来,又可以打大一些的战役,这才能真正做到机动灵活。193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一想法,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3月24日,中央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了组建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这样,八路军展开的速度就更快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条件也更充分了。 <br /> 抗战初期,我军的将领习惯于依托山地打游击战,对进入平原地区打游击战有顾虑。徐向前在回忆那段日子时就说过:我们从红军时代起,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对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徐向前这些话,表达的正是当时我军高级指挥员的想法。毛泽东却从全面的持久战的角度认定:八路军要在持久抗击日军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就不能只局限于山区,而必须走向平原,发动饱受日军蹂躏的沦陷区同胞共同抗日,共产党的军队才能更迅速地壮大起来。山区打游击条件虽好,但人力、资源都有限,只有走向平原,才能获得更广大的民众支持,获得更多的资源,壮大自己。同时,在平原,只要依靠人民群众,会创造出更多的打游击的办法来的。按毛泽东这一思路,我游击兵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平原游击战打得非常好。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把目光投向我国东部和南部。他派罗炳辉到山东,和黎玉一起开创山东抗日根据地;他还指导新四军在南方开创抗日根据地。 <br /> 敌进我进,在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建游击兵团,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br />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能否作出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多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研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又一次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考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夜晚,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经过一番研究,毛泽东对战争全局作出了准确判断:日军不会马上把主力用于华北,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 <br /> 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确定:共产党在华北开展游击战,派李井泉率骑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这样,就把触角更加深入到了敌后,在敌人后方纵深处牵制敌人,同时,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br /> 对于国民党支撑的正面战场,毛泽东也看到:迟滞敌人,争取时间,避免不利决战,已经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保存自己的主力,这是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 <br /> 通过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情况的分析,通过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全国持久抗战的思路,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br /> 在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的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毛泽东决定,当日军向南方大举进攻时,八路军各部主力要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按此战略方针,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就发展到18万人,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br /> <br />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毛泽东组织了两个研究组织。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后,他决心写作《论持久战》 <br /> <br />日军占领了一些大城市和北方大部分领土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这些论调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亡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种是“速胜论”。持这种论调者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来打败日本。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三个月内打败日本。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们很快就会打败日本。上述两种论调,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br /> 毛泽东明白,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危害是巨大的,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但是,马上驳斥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毛泽东太忙了,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工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论准备还不充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目前光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同时批判上述错误论调,对此,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br /> 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认真地回答抗战以来的重大问题呢?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一些重要的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最终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研究会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内容,先是大家共同对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然后集中讨论局势的变化和当前的战争战略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展开争论。这个研究会不同于中央日常的军事参谋部。军事参谋部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军事斗争,提出具体应对方案的机构,而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却是专门研究当时国内外大事、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以期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这个研究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很是活跃了一个时期。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有时对某种认识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弄点吃的,吃完了继续讨论。 <br /> 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感到我军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毛泽东自己就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战争有一点研究,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对于外国军事理论知道得不多。他后来说过:我一开始打仗时,并没有读多少兵法书,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的,主要是靠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我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才逼着自己研究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军事学,也包括《孙子兵法》。对外国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自己知道得很少。而要回答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光是有军事斗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特别是对《战争论》要研究透。通过读这本书,系统地掌握外国的军事理论。 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对这个研究小组的活动,当时的参加者莫文骅有一段回忆。莫文骅说,《战争论》研究小组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参加《战争论》研究小组的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的、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br /> 毛泽东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而当时毛泽东把研究理论的重点放在了哲学上。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0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除了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3000字的摘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2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毛泽东当时在写给自己亲戚的信中,简要地介绍了他那段时间紧张读书的情况:我每天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写作。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方法,积累军事上的学问。他后来对别人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 <br /> 毛泽东不光是读书,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阅读。毛泽东的阅读速度很快,但目光敏锐,善于捕捉重要信息,并且善于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分析问题。他还把这一方法教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史敬棠后来回忆说:“送到毛主席处的报纸、杂志,毛主席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 <br /> 经过组织两个组织共同学习研究,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思考,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决心动笔写一篇文章,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同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br /> <br />《论持久战》不是一次写成的,一开始也没这个书名。写成后,毛泽东也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只是想在中央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 <br /> <br />《论持久战》不是一次写成的,一开始也没这个书名。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积累起数万字的一部著作,这就是《论持久战》。 <br /> 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那里思考、写作。有时实在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几步,然后又很快坐下来写作。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脚挨上了炭火盆,但毛泽东丝毫没有察觉到。直到炭火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警卫人员才发现,赶紧提醒毛泽东。待警卫人员给毛泽东换了一双鞋子后,毛泽东又继续写下去。 <br />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br />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一讲。 <br />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10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br /> 毛泽东在讲演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 <br /> 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毛泽东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的寡助。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支援中国的。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br /> 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在中国方面,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 <br /> 毛泽东论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出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br />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收复失地,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也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 <br />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br />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毛泽东首次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时,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br /> <br />《论持久战》之所以能成书,陈云起了一定作用。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br /> <br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后,并没有打算发表,甚至他都没有考虑到要在更大的范围去讲。《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成书,应该说,陈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br />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时,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云也听了。陈云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他非常钦佩毛泽东,同时也感到,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他在听了毛泽东的讲演之后的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时间有限,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便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br />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仍然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阅,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行,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br /> 公开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作出后,中共中央把这当作一件大事来办,采取了特别措施。延安当时缺纸,就设法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一些纸,负责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编、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很快就把《论持久战》印成了书。由于当时条件太差,印书的纸不太好,印出来的书并不太结实。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br />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光在共产党内,在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程思远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他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br /> 《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她立即找来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经过一番努力,《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并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br /> 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是中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人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br /> <br />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把《论持久战》翻译成日文,作为绝密文件,只印出十本。《论持久战》在日本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 <br /> <br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报告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其基本内容就传到了日本。 <br /> 过去有人认为,这是日本特工人员搞到《论持久战》的内容后传过去的,其实不然。实际上,最早是日本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了解到《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的。而日本共产党内最早读到《论持久战》的,是日共中央领导人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当时的日共领导人、社会主义先驱河上肇在1938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读到《论持久战》,对前途作出这样透彻分析的文章在日本就没有写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他对此作了反思,并在日记中对《论持久战》进行了很高的评价。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读了《论持久战》后说:“我要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学习。”他还说,毛泽东是最杰出的战略家。日本共产党还秘密组织日本共产党员学习《论持久战》。日共特别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提到的要争取日本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观点。 <br />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十分注意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搞到了《论持久战》一书后,便仔细研究起来。他们研究后,对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情况的分析和战争结局的预见,十分震惊,也认为毛泽东看得准,分析得透彻,在内部称毛泽东是“难以找到的杰出的组织家和战略家”。他们更主要的任务是:要集中精力研究对付持久战的办法。但他们研究来研究去,也没有拿出一套真正有效的办法来。最后,日本最高军事当局作出决定:成立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班子,第一步是搜集毛泽东主要言论,编成“毛泽东主要言论集”。这个“言论集”以《论持久战》为主,同时编入一些他们通过特工人员搜集到的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编好后,发给日本高级军官研究。这个“言论集”一直编到日本投降的1945年。到1945年,已经收集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和文章共计27篇。 <br /> 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把《论持久战》翻译成日文,只印出十本,作为绝密文件,只能由日本首相、驻华最高军事长官、关东军最高指挥官和日本陆、海、空军最高司令官等人阅读。他们阅读《论持久战》的目的,是要找出对付中国打持久战的办法。他们在中国也试验了一些办法,例如在他们占领的地方修建炮楼,大量组织伪军,搞合村并庄,实行“经济统治”政策等。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怎样研究,搞出什么名堂来,也不可能找到对付人民战争的有效办法。 <br /> 《论持久战》在日本的影响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直到日本投降后,其影响仍然很大。这时研究《论持久战》的人,主要是学术界了,而研究的高潮则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那以后,在日本涌现出一大批专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学者。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池田诚、竹内实、河上伍郎、今春幸雄、持田真一、久住忠男等。池田诚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政治上的能动性问题》一书,从政治的能动性角度论述了《论持久战》的理论内涵。竹内实在《毛泽东笔记》和《毛泽东思想——关于“自觉能动性问题”》中特别研究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述的能动性。持田真一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中对《论持久战》中的军事战略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论持久战》这部书是毛泽东军事战略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光在日本有重大影响,在国际军事界也有重要影响,美国西点军校在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作必修课的同时,也把这几位日本学者研究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著作和文章当作选学的教材。 <br /> 日本的军事院校集中了一大批学者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研究《论持久战》。这些研究者至今仍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还培养出了一大批研究人员,研究队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有好几位专门研究《论持久战》的学者,通过研究毛泽东的这部著作而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久住忠男、持田真一、伊藤皓文、新岛淳良等就是通过研究《论持久战》而成为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权威学者的。<br />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267794610[/lastedittime]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