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虎威将军

1914年8月18日，黄兴就所谓他泄露孙中山外交密函一事严正辟谣：孙中山是否有这样的外交函件还是一个疑问，“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兴虽不德，自问生平未尝有此败行”〔77〕。当时袁世凯派代表到美国接洽借款，孙中山曾电告黄兴，设法阻止。但这一切并不表示黄兴已打消了对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看法。9月29日，他在芝加哥就阻袁借款一事与梅培商谈。梅培称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章程有意见，黄兴嘱他给孙中山写信请其再作考虑，并表示：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不仰重孙先生，尊之为吾党首领；但为此不妥之章程，未免有些意见不合处。……章程拟稿时，孙先生曾分给一份参看，吾指其不合处要求修改，孙先生当时力允，对胡汉民先生亦然。后不果改，勉强施行，吾料确非孙先生之本意。望能与先生函商一切；若有效，不但克强一人感激，吾知党中多数分子亦当引为庆幸。〔78〕
    梅培10月4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转述了这番话。黄兴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到美国后只和林森、谢英伯、冯自由等少数几个人密商过，并未向外人透露半个字。不过孙中山没有回应。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未列名欧事研究会，而为国民党大联合奔走的周震麟回忆说，黄兴在美期间，曾写信告诉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原来的国民党党部改名，主张对此事要“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在接到谭人凤、周震麟等8月18日谋求团结反袁的来信后，黄兴在9月12日回信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79〕
    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写信请黄兴返回日本，“共肩艰巨”，并从五个方面列举了革命党人（自然包括黄兴）有负孙中山。孙后来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中，这一罕见的举动说明他认同陈英士的说法。黄兴没有进行辩驳。3月，孙中山写信给黄兴，一方面责怪“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贸然一走”之故，一方面又说“非战之罪也”，希望能和黄兴“同心一致，乘时以起”，请黄兴早回日本。黄兴也没有进行辩驳。当年秋天，黄兴接到蔡锷将去西南发难的密函，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80〕
    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路过檀香山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否认与孙中山有任何分歧（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5月14日）。4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檀香山的吴铁城，请其转告黄兴要求在上海见面。5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黄兴，希望以两人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5月下旬，黄兴为这事曾与孙中山频繁电商。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党界都消灭，何门户之可言？”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就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马上回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81〕。此前，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82〕。
    由于孙中山一意孤行，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的历史关头并未发挥什么重要影响，已不是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居于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孙中山悄悄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收了起来，重新改用国民党的名称活动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孙中山心中有什么想法虽难测知，但恐怕也不无尴尬。6月14日黄兴给孙中山的复电中有“尚望主持”四个字，就是表示不愿取代孙中山的地位，坦陈没有做领袖、主角的意思。这样一个没有强烈主角意识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史上确是前无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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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83〕。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84〕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85〕吴玉章也回忆到，2月15日早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86〕最后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决定定都南京，而章太炎等反对之声已响彻全国。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长之处”，“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87〕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88〕张继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诸事由黄兴做主，开会时孙中山只是偶尔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辈则称只有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比如广西巡抚出身的沈秉堃，口必称“克老”〔89〕。沈秉堃在广西被推为都督，受到带兵的副都督陆荣廷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到南京找到同乡黄兴，被任命为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又被推为国民党参议。其他如李书城等亲信部下也多称黄兴为“克公”。
    胡汉民回忆说：“克强以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明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謇］、汤［寿潜］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90〕
    熊希龄批评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导致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发生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为此，李书城致电熊：“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最后乃由克公毅然取消。当时鄙人亦有所赞助，公所言适与相反”〔91〕）。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汤寿潜等更愿意和黄兴打交道是事实，说黄兴被旧立宪派人物的水平、能力所折服，似乎太简单了一些。何况当革命告成，重视建设也没什么不对（说黄兴念旧倒是对的，他对杨度、胡瑛都是如此。临终之时，他交代几件事也多与故友有关，如他要同志照顾胡瑛生活，为宋教仁修墓等。“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有真性情、仗义的一面，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袁世凯曾将黄兴、宋教仁看作英雄，谭人凤有言“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92〕。1912年秋天，孙、黄先后进京，袁世凯以袁、黎、孙、黄四人的名义公布所谓八大政纲，实际都只是些泛泛而列的原则，对袁氏没有任何约束力。孙、黄之所以爽快同意，无非是想感化袁，使其能效忠民国，所以表面上对袁有所敷衍。袁当时也说：“必我等四人携手料理天下事，则无不可为矣。”他一度还有合组“救国社”的说法〔93〕。
    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廉、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终于未成为事实，但赵秉钧内阁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则成为当时政坛“佳话”，这可以说是黄兴的“作品”。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与闻其议”），袁世凯“极以为然”。10月4日黄兴、陈英士在离京南下前夕，在六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黄兴致辞时特别公开宣布：“尝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表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94〕黄兴对此深感兴奋，以为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中山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赞扬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谭人凤后来批评道，如果说请张謇、程德全入党还可以理解，那么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不过袁夹袋中人，思想政见相区何止千里？请他们入党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有人甚至说，黄兴是革命实行家，劝人入党也用革命强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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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英而不雄”的宋教仁看得就比较清楚，他把这个内阁仍然看成是“袁派内阁”，而不是政党内阁。黄远生当时发表评论称“宋派之颇能讲究严格的政治理论”，并说有人说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黄兴主张内阁政党，“黄系、宋系之说，诚为不诬者”〔95〕。即使如此，黄远生也肯定黄兴“朴直之热诚”，对其人格钦佩不已。
    1912年9月13日，黄兴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自己与袁世凯晤谈两次，“均情意欣洽”。其实，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差不多。曾采访过孙中山的黄远生从1912年9月5日到10日一连发表四篇《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中他与孙中山有这样一番问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96〕
    直到1913年初，在“宋案“发生前道路传闻国民党要推黄兴为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孙中山在日本还为袁“游说”。他表示自己已坚决辞去总统候选人，国民党人必推黄兴，但黄兴终必力辞，“此事终不能不烦袁世凯君”。因此，如果不是“宋案”，孙、黄那时未必会与袁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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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
    在辛亥之际的历史转型中，黄兴是孙中山的最佳配角，他是一个具有强烈配角意识的历史人物，从未想要取代孙中山。虽然他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威望与实力。但他的能力、人品、见识容或有局限，却有口皆碑。胡汉民评价他“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世接物，则虚衷缜密……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而“慢慢细细”是长沙的口语，其中有从容不迫之姿。周震麟说他“光明磊落，敝屣权势”，“是一个爱国血性男儿，平居沉默寡言，治学行事，脚踏实地，对待同志，披肝沥胆，因而能够得到一般同志的衷心爱戴”〔97〕。章士钊自称弱冠以来交游遍天下，最易交的朋友就是黄兴，在“无争”之外，“一切任劳怨而不辞”，所以断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齿奇龁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裁。”〔98〕少年时代在万人空巷时见过黄兴的王世杰晚年在日记中说起黄兴，仍对其“忠勇谦和”倾慕不已。
    黄兴自述最初投身排满革命，是受了洪秀全故事的影响。但到了1906年，他的思想就有突破。当刘道一等回国策动会党、军队起义前夕，他嘱咐他们多注意思想上的指导：
    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99〕
    黄兴对太平天国争权导致失败的教训印象尤深，所以他始终不愿取代孙中山的主角位置，即使出现严重分歧也不想另树一帜。1912年5月，他与李贻燕等谈话时说：
    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100〕
    他认为革命“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也就是不想重蹈太平天国当年的覆辙。
    1912年1月14日，张謇写信给黄兴，希望能“销去党名”，这样做“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101〕。3月10日，手握重兵的黄兴在写给江北第二军参谋长袁祖成的信中回答了不能取消同盟会名称的理由，并表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各国政党大抵如此”。并袒露心迹：“盖自束发读书以来，即知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102〕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黄兴也同时辞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3月30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他立即去电坚辞。31日，袁改任他为南京留守，他也不愿接受，经唐绍仪等再三劝说，才勉强接受，但表示一旦整理军队就绪，就马上解甲归田。
    “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
    当时不少人认为，黄兴身为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以声势而言，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实权论，也掌握了数十万军队，可以和北洋军阀抗衡。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的居正回忆说：“故在同盟会骨子里，总统虽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势力，假以时日，整理就绪，则袁氏虽狡，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别有异图。”〔103〕《泰晤士报》驻南京记者福来萨说“黄兴的地位相当于一身而兼六个总督”、“统治着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104〕。1912年5月10日，莫理循写给温秉忠的信中赞誉黄兴：“我越理解黄兴将军，也就越钦佩他的高度才能和决心。”〔105〕
    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撤消南京留守。同盟会内部对此颇有不以为然者，谭人凤就赶赴南京，并当面劝告：“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忍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5月27日，蔡锷读到黄兴要求辞职引退的通电后，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认为“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106〕黄兴一概不为所动。
    5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准黄兴辞职。6月14日，黄兴在交代完毕之后，发表解职通电、告将士书及解职布告，悄然离开南京。他的辞职，固然有财政困难等客观原因，但袁世凯的表面挽留，实故意陷黄兴于不得不求去之地。当然，只要黄兴有一丝拥兵自重之心，他也是完全可以把持这个权位的。章士钊在当月18日的《民立报》发表社评《论黄留守》，给予极高的评价：
    黄兴本一书生，以战术绝人誉之，此诚阿附之言；然其能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则神人之所共信。黄兴本一武夫（此与书生之谊并行不悖），于政情法理，研求或不深；至迩时所发政见，诚不必尽餍人意，即记者持论，亦恒有立于反对之地位者；至其心地之光明磊落，其不失为一明道之君子，记者梦寐之间，未或疑之。
    黄兴以其威望将云集南京的大部分军队或遣返或解散，自解兵符，诚如史家李剑农所言，“后来的新旧军阀，再不能有此举动”。居正也说，读了黄兴自请辞职及告军界书，可以看出他的“苦心孤诣，高风亮节”，“愧死天下后世之拥兵自卫者，不诚高人一等哉！”〔107〕1912年7月1日，黄兴在写给郑占南（美洲的同盟会员）信中只是淡淡地说：“前之辞总长，今之辞留守，实为调和南北、破除猜疑起见，并非畏难而卸责也。”〔108〕
　　不要勋位、委任状，要两匹马
    1912年9月7日，袁世凯授黄兴为陆军上将。9月12日，他致函袁世凯辞谢。9月15日，再次致函袁世凯辞谢。当年“双十”节，袁世凯又授予孙中山、黄兴等七人大勋位，黄兴当即复电谢绝。随后袁世凯派人将陆军上将的委任状与勋章、授勋令一起送到上海，还送来了几件礼物和两匹英国种的枣骝玉点马。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回忆说：“先君严肃地对我说：‘这有什么用，你知道吗？这是袁世凯的笼络手段，可是我不会上当的。’接着又说：‘这些东西都要退回，把马留下来。’我问先君：‘为什么要留马？’他说：‘因为将来还要我打仗的。’他随即将特任状、授勋令、勋章及所有礼物都退回去了，只留下两匹马。”也就是这个月25日，黄兴归乡途中，在长江上写下了“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这样的诗句（1916年双十节前夕，黎元洪又一次给黄兴授勋，他也坚决拒绝了）〔109〕。
    1916年7月，袁世凯已死，政局发生变化，黄兴故乡的湖南省议会和各界会商，要公推他为湖南都督，由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领衔，一面通电请黎元洪、段祺瑞任命，一面请黄兴回乡。他坚决拒绝，并推荐蔡锷为都督。当年10月31日，四十二岁的黄兴溘然病逝，从此国民党内再也没有出现可与孙中山并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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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9〕〔10〕〔14〕〔56〕〔89〕（美）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144、148、191、157、131页。
    〔2〕〔71〕〔72〕《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1、81～82、141～142页。
    〔3〕〔5〕〔33〕〔39〕〔46〕〔48〕〔53〕〔76〕〔81〕〔97〕〔109〕左舜生：《黄兴评传》附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136、137、142、144、144、145、155、184、175、167页。
    〔4〕〔16〕〔26〕〔27〕〔29〕〔55〕〔57〕〔64〕〔66〕〔67〕〔68〕〔69〕〔70〕〔74〕〔77〕〔78〕〔79〕〔94〕〔100〕〔102〕〔108〕《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6、7、9～10、10～11、12、406、397、351、356、358、358～359、360、361、364、388、391～392、389、278、211～212、141～142、241页。
    〔6〕黄远生有四篇报道记述孙中山的印象，其中说，“国民党之党魁中山，向主放弃蒙藏之议，无可讳言。其前次来京时，记者特致访问，再三问及此事，中山一则曰外交自有办法，再则曰此事属秘密范围”。《远生遗著》卷二，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120页。
    〔7〕〔95〕黄远生：《远生遗著》卷一，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46、252页。
    〔8〕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5日。
    〔11〕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第15页。
    〔12〕〔5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718页。
    〔13〕据薛君度分析，黄兴等人推举孙中山的原因除了他年纪较大，至少还有其他几个理由：一、他是革命先觉，经验丰富；二、他是广东人，与华侨联系广泛，有筹款的能力；三、他对西方更为熟悉。
    〔15〕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第二次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11月版，1907年条。
    〔17〕转引自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18〕〔28〕〔30〕〔37〕〔49〕〔60〕〔61〕〔62〕〔80〕〔85〕〔86〕〔99〕〔101〕毛注青编：《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2、91、123、155、54、241、242、250～251、268、170～171、171、61、164页。
    〔19〕章太炎：《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3页。
    〔20〕〔21〕〔22〕〔23〕〔24〕〔25〕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版，第156、158～159、160～161、162、163、164页。
    〔3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6页。
    〔3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页。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
    〔35〕章太炎的说法有所不同：“克强欲自为大元帅，代表多屈从之。”在江苏教育会上，苏、浙二督都在场，章太炎反对黄兴为帅，认为他既然是黎委任的战时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其他代表都不表态，汤寿潜称浙江有事走了。苏军偏将顾忠琛横刀直入，责问他们为什么议而不决，我是军人，不能容你们犹豫。各代表表示推黄兴为大元帅。章太炎说：“武昌先起，今处黎督何地”，因此又推黎为副。江苏都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驾时听说后大怒：“南方倡义，可录者两大功耳，发难自武昌，下江宁者程公〔指程德全〕之力，黄兴何故得先之？若然，吾将举兵攻兴。”黄兴“大惧”，要将“大元帅”让给程，程也因为约束不了顾忠琛，不敢接受。陈其美得知，以商团四十人保护黄兴，名为禁卫军。见《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7页。
    〔36〕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6日。
    〔38〕在江苏咨议局再议时，当时主张以黄兴为元帅的大有人在，但“诸军汹汹，浙司令朱瑞尤愤”，最后将元帅、副元帅倒置。这当中，同盟会人就认为是陶成章与“嗾动军队”有关。见《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8页。
    〔40〕〔87〕〔92〕谭人凤：《石叟牌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28、83页。
    〔41〕〔43〕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248页。
    〔42〕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79页。
    〔43〕〔47〕〔104〕〔105〕《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95、823、937、944页。
    〔44〕（澳）西里尔•珀尔著、窦坤等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
    〔45〕〔52〕〔54〕〔88〕〔90〕《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1982年版，第63、24、69、65～66、66页。
    〔50〕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29页。
    〔58〕《远生遗著》卷二，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122页。
    〔59〕〔98〕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148、149页。
    〔63〕《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221页。
    〔65〕章士钊后来回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克强败后赴东，仍与孙派合作，至欲强拉一非同盟会之旧友，共创机关刊物。外传克强反孙，显系造谤。二、强吾主持杂志，倡议者为胡汉民，可见孙派自审势孤，谋党内外大团结，克强实为当时作合柱石。三、孙派中却有如夏重民者一类激烈分子。吾另办《甲寅》后，夏重民曾捣毁吾林町社址一次。倘真共营一报，后患宁复可言？……”《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
    〔73〕〔103〕〔107〕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122、122页。
    〔75〕唐德刚说，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据说月薪三万元，结果铁路一寸未建，视察费用化了百十万两，账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袁世凯指控他“贪赃妄法”，他是百口莫辩。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82〕左舜生：《黄兴评传》附录，第157页。但章太炎说，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章曾问他是否前去问候孙中山，黄兴的回答是“往则遭其詈耳”。他还说，黄兴身后，其忠实追随者与新附同盟会的谷钟秀、张耀曾等称政学会，以岑西林为首，与孙中山不和。章太炎在中间“颇任调和”，但因为隔阂已深，“不能合也”。《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0页。
    〔83〕〔84〕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59、679页。
    〔91〕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93〕1912年11月8日《时报》消息说：“沈秉堃、胡瑛、杨度欲联合三党重要人物另组进步党，并闻已得黎〔元洪〕、黄〔兴〕许可，此即袁〔世凯〕所发起救国社之变相，或能有成。”
    〔96〕黄远生：《远生遗著》附录，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3页。
    〔106〕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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