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朱德——作为隐士的红色拿破仑（修改版）

虎威将军

还有，1939年12月1日朱德53岁寿辰时，中共北方局为朱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祝寿活动，收到的贺寿的诗文和信件就有四、五千份！1944年，朱德母亲钟氏夫人去世，中共中央专门为钟太夫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朱德在共产党队伍中的巨大影响。而且，在为朱德祝寿时，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朱德面前自发高呼“我们八路军亲爱的父亲万岁！”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甚至写诗称赞朱德“你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所有这些，更足以说明朱德当时在一般八路军将士心目中的地位！
　　
　　最后还得提一提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朱德的评价。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讲话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鲁迅）总司令的。”仔细体味这句话，其中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幽默！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最后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解放前有一部外国人所写，并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名字叫《掌握中共军权的朱德》（笔者只在图书馆中看到过这个书名，该书已经缺失）。该书应当成书于解放战争之前，由这个书名，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当时国际和国内对朱德在中共军队中的地位的认识了。当然，朱德掌握着军权，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军队行动的决定者或者指挥者就一定都是朱德。这就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军队的行动主要是李德指挥的，但掌握实际军权的仍然是朱德；李德的指挥之能够发生，是建立在朱德对中央服从的基础之上的：李德的指挥需要凭借朱德签署的命令才能生效！如果朱德不想服从中央的领导了，就像其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等人所说的“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跟你们了！”那样，中央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朱德在军队中的威信和作用，一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了解了抗战时期朱德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再回头看看朱德在抗战时期以及抗战前后的作为，对于朱德，我们应当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吧！
　　
　　1938年7月，朱德在对八路军344旅进行整训时，曾准备让该团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一职，但任命报告却被中央否决了。后来，朱德在开会帮助闹情绪的田守尧时严厉地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这话是朱德对田守尧们说的，也是朱德对自己说的。朱德的忍耐，朱德的忠实，朱德的淡泊，朱德的大度，朱德的党性和集体观念，由这句话也就可见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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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在电文背后的解放领袖
　　
　　中共七大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中有朱毛“两位领袖”的说法，如陈毅所谓的“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作自己的领袖”和“领袖朱毛”、周恩来称颂朱德的“人民领袖之一”等。另外，据毛泽东女儿李敏所述，1947年前她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的时候，儿童院里有个礼堂，挂着许多国家的领袖像，中国的就有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人的像。事实上，从三十年代末开始，朱、毛的画像就一直并列出现于各种场合，而在七大前后，则出现了朱毛双人组合像章、作为解放军最高荣誉的“毛泽东、朱德勋章”，还有与“毛泽东奖章”、毛泽东邮票同时出现的“朱德奖章”、朱德邮票等，另外，在当时，也只有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被配有警卫连。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支持朱毛“两位领袖”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两位领袖”的说法，显然是就威望、影响和实际作用而言，正如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1944年在延安采访时就已经注意到的，“我所发现的，随处都自发表现出来的士兵与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中，他（注：朱德）同毛泽东实际上是同等的。”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从而也加强了其在军队的领导地位，而朱德在军队的权力则相对来说反倒有所削弱，朱毛之间由以前地位上的相对平等，已经趋向于越来越明朗化的毛高朱低。其中最能说明这个变化的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电文，大多数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由毛泽东执笔起草。还有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事情：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之歌》中有句歌词是“朱德的旗帜高高飘扬”，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之歌》中，这句歌词则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唱的是“自由的旗帜”）。这些变化的发生，使得许多人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朱德被架空了、被边缘化了。但是，党内权力的高低和军事电文的起草并不等同于军事上的实际作用，事实上，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仍然无愧于其作为军队“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也无愧于其作为与毛泽东并列的“人民领袖”的殊荣。
　　
　　解放战争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之时，朱德作为全军最高军事首长，首次提出进兵东北，明确指出“（在东北）要准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9月14日，根据朱德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朱德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解决了我军重大的战略布局问题，后来又具体指挥实施了进兵东北的行动，从而使共产党在后来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抢得了先手，占据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6年底，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12月1日是朱德的六十寿辰，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次祝寿绝不是普通的祝寿，而是全党全军对总司令寄予厚望的表示，也是全党全军的战斗号召。
　　
　　1947年4月，朱德在中央的委托下来到军事形势比较被动的晋察冀解放区解决军事问题。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朱德很快便确立了“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两个月后，朱德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便说：华北作战已转为主动。其后，朱德亲自指导了清风店歼灭战、石家庄攻坚战，两大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战局焕然一新，使解放军在晋察冀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石家庄战役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强行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朱德从石家庄战役以及后来强力支持和具体指导的临汾攻坚战中总结的战术，被迅速运用到全国各个战场，为各战场成功实施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全军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必要的战术基础。在晋察冀，朱德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作战思想，不久便为全军所接受。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后，在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朱德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从而改变了原先中央在陕北所作的战略部署(值得注意的是，陈、粟是与中央机关大约同时到达阜平参加城南庄会议的，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在这个时间来到河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对粟裕的建议没有把握之时听取朱德的意见，所以朱德的支持应当是粟裕建议得以通过的决定性因素。）。城南庄会议后，朱德随陈毅、粟裕到河南濮阳，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战前动员并指导作战部署，在对华野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如何一次性彻底歼灭敌人的几个主力部队，他提出了“钓大鱼”的办法，朱德还与华野一兵团师以上干部逐个谈话,并与陈毅、粟裕等一起详细研究、制定了中原逐鹿的作战计划。1948年6月，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人对长春攻坚战没有确定把握的关键时刻，对于长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长春，他提出了九点看法，条分缕析地指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并提出细致的“强攻与长围”两套方案，为长春的最终攻下出了大力。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密切关注甚至亲抓军工生产，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已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时，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达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可以看出，朱德在军事上所做的这些可以明确为其个人的贡献，都是基础性的或者具有重要的战略战术指导意义的，而且他所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是问题中的当事人一时无法解决的，譬如，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危局；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攻坚战开始一月多的屡攻不下；林彪、罗荣桓开始在攻打长春上的受挫以及对于攻打长春的缺乏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朱德是副主席，从而人们便很自然地认为朱德是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不过，很多人可能没太注意，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乃是党领导、控制军队的一个职位，中央军委主席并不是负责军事指挥的，担任这个职位的人甚至可以不懂军事。也就是说，最高的军事首长，也就是最高军事统帅，始终是总司令。总司令本身就是最高军事统帅的同义词！所以，只有在1954年9月20日总司令一职被取消之后，9月28日才明确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当然，朱德的总司令并没有绝对权力，它要受中央和军委的控制和领导，不过，在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军事上的成败必然主要取决于朱德这个总司令。但是，解放战争时期，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权限常常并不是区分的那么清楚，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进行指挥，而且，中央军委战略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决策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毛泽东和朱德个人的贡献也就很难区分清楚。不过，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朱德应当并不是一个仅仅起辅助作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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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解放战争时期，朱德被架空了，成了“空头司令”。这话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至少从形式上确实有这种表现。随着革命不断地趋向于成功，权力趋向于集中是必然的事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越过总司令直接进行军事指挥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情况下，这个权力集中的过程应当会是一个激烈的权力争夺的过程，但朱毛之间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在这个权力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配合的很好（特别表现在1947年3月朱德奉中央之命离开延安去华北工作）。一方面，这与朱德对权力的淡薄以及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手腕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军事上应当仍然离不开朱德，所以，毛泽东很多时候对各野战军的直接指挥，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大多数时候（朱毛在一起时），朱德的意见应当是被充分尊重并被作为基本的指挥思路的。有人研究了解放战争后发现：朱、毛在一起的时候，战略指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朱德去华北之前）或者基本没有失误（朱毛在华北会合之后）；朱毛分开，朱德独立指挥全局的时候（重庆谈判期间），战略上没有任何失误；而朱、毛分开，毛泽东独立指挥全局的时候，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却因战略原因遭受了很大损失。三大战役时，朱德负责主持每周一次的作战会议,提出作战意见供毛泽东参考，那么，在这种指挥方式中，朱德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还需多说吗？
　　
　　还有一些事情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张贴和悬挂的朱毛的画像，朱德的像在毛泽东像的右首，是处于上位的位置；在关于解放前的军事会议的录像中，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德坐在上面主席台的位置，下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场景（甚至解放后一段时期也偶尔可见）。虽然这只是形式，但形式也必然会反映一定的事实。
　　
　　另外，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军事预见，充分说明朱德对于战争局势的掌握和洞察是多么的深細，在戰爭中是多么的胸有成竹！1947年11月13日，朱德指出解放军渡江南下是肯定的，并预测战略决战要在1948年8月以后进行；1948年8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朱德就预见到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1948年9月13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预言：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后，预言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并指出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1948年10月16日，朱德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了预测，并预言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1948年11月26日，朱德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了预测，并预言傅作义部最终难逃被歼灭的命运；1948年12月，朱德指出一年之内就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美国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并预言1949年春天我军休整一下即横渡长江。(注：以上关于军事预见方面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江泰然《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的科学预见 》)。1948年8月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进程和各个重大战役的具体进展，充分印证了朱德的预言是准确的。如果朱德在军事指挥上没有相当的决定权，这些预见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1947年11月朱德曾有诗曰“战事从来似弈棋，举棋若定自无悲”，这首诗大体也可以用来描述朱德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正是他在解放战争一开始就预言“他们（国民党）是给我们送枪的人”的心理基础。
　　
　　以超绝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军事指挥上的巨大的实际作用，却甘居于毛泽东的身后，并且在离最后的成功越来越近的背景下，面对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越来越小，以及在解放前夕在中央书记处的排名突然落后的事实（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时，朱德在中央书记处的排名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4位），仍然一心维护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甘心让聚光灯更多地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知其雄，守其雌”,这就是朱德的态度。
　　
　　1947年11月，解放军攻下了石家庄。12月1日，在对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朱德曾讲过这么一段话：“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中国的工人、农民英勇，但不晓得他们那样多名字，那样多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以领导人来代表中国的工人、农民。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朱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朱德有与人争功的时候，更看不到朱德有居功自傲的时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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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拿破仑”——一个并不恰当的称呼
　　
　　1937年11月1日，美国《时代》杂志提到朱德时这样写到：“作为‘打了就跑’的将军中的主要领袖，走来的是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朱德，……4年前，中国政府曾悬赏10万大洋活捉‘红色拿破仑’”。
　　
　　由这段文字可知，早在1937年的时候，甚至可能早在1933年之前，朱德便已经有了“红色拿破仑”的称谓。将朱德称之为“红色拿破仑”，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朱德的“过誉”，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与朱德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而朱德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甚至有文章旁征博引，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在军事上，拿破仑至少在十个大的方面不如甚至远不如毛泽东！
　　
　　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在军事上所做的贡献主要是战略上的，而一个很少亲临前线指挥的人，人们一般很难将他作为一个纯正的军事指挥家来看待。2008年，曾任彭德怀秘书的王亚志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彭德怀跟我说过一次，他说毛泽东是战略家。在战略上毛泽东是高明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并不是很擅长。《陈毅传》上说，在井冈山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战斗前跟陈毅说，咱们都是党代表，咱们走，在这儿人家不好下决心，请示你吧你在具体指挥上不怎么样，不请示吧也不好，战术上的问题不干涉。”而且，即使从战略上说，毛泽东的许多重要军事战略思想，根据现有的资料，其实也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譬如游击战争思想(朱德1926年）、抗日的持久战思想（朱德1937年4月）、敌后游击思想（朱德1937年7月15日——注：毛泽东在7月14日曾向南京政府提出将会派一部分红军深入敌后，但指的是运动战）等。当然，对于这些战略思想，朱德最初往往只是简单地提一提，而毛泽东后来则进行了非常详尽和系统的理论阐述，其实朱德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这些战略思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另外，即使是毛泽东首先总结的战略战术思想，一般也都是朱德或者朱毛的具体实践在前，毛泽东的理论总结在后，或者朱德在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朴素的论述，毛泽东则进行了更完美的总结增补，譬如“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朱德在江西上堡对部队进行整训后就开始实行了；再譬如“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朱德在湘南起义的坪石之战中，以及在井冈山时和下井冈后的多次战斗中都已经成功运用；还有，对于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何长工曾说过：“朱德同志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十六字的作战歌诀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我不能说是唯一的作用。”游击十六字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何长工将朱德对十大军事原则的贡献与游击十六字诀并列，可见朱德之于十大军事原则的产生究竟有多么重要！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最著名的“人民战争”思想，朱德最先在湘南起义之前就以分散部队发动群众为开端积极实践了。人民战争其实是和游击战争相伴而生的，整个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人民战争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实践中运用着、发展着，直到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才首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并对人民战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1946年11月29日，吴玉章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一文中说：“你同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革命战斗的过程中，使他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句话比较明确地揭示了以朱德为主的朱毛军事实践与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内在关系。
　　
　　当然，除军事战略之外，朱德对于革命军队的思想贡献更包括各个时期提出和总结的各种战术原则，譬如滇军时期的“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赣南三整时的“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的仗就不打”；红军时期的游击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抗战时期的十大战术“袭击战、伏击战、防御战、麻雀战、追击战、退却战、破坏战、围困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积极、主动、集中、进攻、迅速、秘密、坚决”，对付日军的战术策略“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日军扫荡的游击作战原则“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抗战末期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等；另外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攻坚战术“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以及歼敌主力的“钓鱼战术”，即“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等等。
　　
　　此外，朱德在军事思想上的贡献还包括建军、治军上的一些原则、制度和方法。譬如，早在湘南起义时，朱德就首创的革命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地方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1945年中共七大，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军队“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建军原则，以及“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建军总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一套军事训练的民主体制和教学方法（根据何长工回忆）；1950年初，朱德以副主席的身份，接连向毛主席写了两个报告，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被全部采纳。
　　
　　显然，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其基础和骨骼就是朱德的军事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正是在朱毛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而在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训练、教育等，也仍然主要是以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为指导的。
　　
　　当然，除了军事思想上的巨大贡献，朱德更是一位极其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有说他一生“大仗五百，小仗三千”。虽然，这只是一个概数，也许还有些夸张，但朱德亲自经历和指挥的战役之多，恐怕整个近代世界军史上都罕有人能与之相比，如果仅仅从战役的数量上说，拿破仑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而且，在上级（滇军时期）的作战思想或者中央的军事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除了个别的小范围的失利（更多的是外在原因导致的），在军事指挥上，朱德基本上没有过可以被人诟病的较大的失败，这也是一生有过四次大败的拿破仑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当然，最能显示一个军事指挥家才能的，莫过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了，而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更是与朱德无法相比！——要知道，朱德一生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另外，从所指挥的战役的艰苦程度和复杂程度上说，一直就有着不亚于或者超过敌方兵力和军事装备的拿破仑，也难以与从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走出来，经历过各种各样战斗的朱德相比。至于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多变性，部队行动上的机动性，拿破仑在朱德面前恐怕也只能甘拜下风。还值得一提的是：朱德有一整套比较系统而且深入的军事理论，而拿破仑只有别人记录的一些简单的军事语录。最后，朱德在军事上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拿破仑则是从胜利走向失败。所以，称朱德为“红色拿破仑”，无论从战略战术思想，还是从军事指挥艺术，甚至军事成就上说，显然都根本谈不上拔高朱德。但必须承认，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他所指挥的战役的国际性上，也很大程度上得利于他在政治上的贡献和成就，以及他本人极富吸引力的个性和行事方式。这些，当然，朱德都是不能与人家相比的。如果从拿破仑身上抛开这些军事以外的因素，将朱德称为“红色拿破仑”，确实还有些不太适宜，因为借助拿破仑来衬托朱德的军事能力，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朱德的军事能力不如拿破仑，而实际上，无论从军事成就、战略战术思想，甚至也包括军事指挥艺术上说，我们确实都无法证明这一点，反而可能得到更多相反的证据！实际上，朱德是很难单独和哪一个军事家作比的，“朱毛不可分”，中国工农武装的伟大成就，只能归功于“朱毛”这个整体，而不能归功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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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奇异的是，军事上如此伟大的朱德，当谈论军事时，人们却往往对其不屑一顾！
　　
　　有人说，朱老总作为总司令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指挥过什么重要的战役。据说，一位开国元勋听到这样的话后气愤地说：“总司令不抓军事谁抓军事？”
　　
　　陈云曾说：“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这句话非常明确地透露了这样两层隐含的意思：一、此前陈云一直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合作期间，一直就是朱德在指挥军事，而毛泽东主要只是负责政治工作，并不懂军事；二、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委员（毛泽东与朱德合作期间曾经担任过这些职务）可以不懂军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领导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长、总司令是负责军事的，而党代表、政委则负责政治。对于陈云话中隐含的这两方面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根据红军的领导原则，党代表或者政委指挥军事不合道理；其次，朱毛红军的军事行动确实主要是朱德指挥的，如果军事指挥是以毛泽东为主，那么从1928年井冈会师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么多年里，作为中央的一个重要成员的陈云能对此一无所知吗？
　　其实，解放前，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中国民间还是外国人，都是把朱德作为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者的。首先，“总司令”这个职位，本身就意味着行使的是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而“朱毛”的说法，国民党直到到了台湾都一直延续使用；在中国民间，朱德也比当时国内任何人都更富于英雄色彩和传奇色彩；在外国驻中国的记者、观察者以及将军的眼里，朱德也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统帅。1944年10月，美军四星上将、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在被召回美国时，专门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不能与朱德联合作战抗击日军的遗憾，信中称朱德为“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这封寄给朱德的信，是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时写给中国人的唯一一封信！1946年4月，史迪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注：国共争夺的东北）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名总是源于一定的实，如果朱德没有统帅的实，如何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保有这样的名？
　　
　　有人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档案，在“富田事变”后，以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为首的一个苏区代表团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情况，在他们的报告中，称朱德曾在有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根据这个报告，朱毛合作时期红军的战斗，无疑主要是毛泽东指挥的。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说服力，但事实上，作为证据的报告本身是很缺乏可信度的：要知道，段良弼是被毛泽东认定的“AB团分子”（至于究竟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富田事变领导人派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其本身就是富田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并与其他事变参与者一起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参与伪造了离间朱、彭、黄与毛泽东关系的信件，那么，这样一个人关于朱毛关系的陈述，难道没有继续离间朱毛的嫌疑？而且，段良弼在将报告交予任弼时和博古后，还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就一个人悄悄消失了，此后再未出现，这难道不可以看作是心虚的表现？事实上，在听取了来自苏区的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之后，中央最后的判断是：“他们（毛与朱、彭）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肯定段良弼报告中朱德的那段抱怨完全是捏造的，根据毛泽东的性格，也许，朱德确实有过类似性质的、不担心毛泽东听见的、无伤和气的抱怨（报告中所述的朱德在公开会议上的那种口气的抱怨显然是不可信的），但即使这样的抱怨，也应当是在与毛有不同意见而最后不能按自己意见执行时才会发生，而在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后（朱、彭、黄在一起共事后）到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段良弼去中央汇报前），朱毛之间的合作相当融洽，在军事上并没有出现什么为大家所知的重要分歧，倒是在肃AB团事件时，朱德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分歧，最明显的就是，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中所说，在由“肃AB团”事件引发的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要求按反革命事件进行镇压，但朱德拒绝签署命令。也就是说，即使朱德抱怨过，也应当是关于“肃AB团”事件，而与军事行动没有多大关系。另外，段良弼的报告中还说，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更为恶劣，他之所以没和毛泽东闹翻，主要是朱德对他有影响力。那么，朱德凭什么对彭德怀有影响力呢？对于指挥员来说，能让他服你的，难道主要不是指挥能力吗？
　　
　　有人说：长征时的打鼓新场风波，说明毛泽东在军事上比朱德更为高明。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打鼓新场没有打，并不能就凭猜想认为打了就一定会失败；其次，打鼓新场后来没有打，改打鲁班场，没有成功，且损失惨重，这也是后来林彪给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一个直接原因（根据聂荣臻的回忆，主要是想让毛泽东下台）；另外，在毛泽东已经指出攻打打鼓新场的风险之后，一向谨慎的朱德仍然坚持攻打打鼓新场，其他与会成员也全部支持朱德，说明即使确有风险，也不是毛泽东想象的那么严重，而成功之后的好处则是很大的。所以，不能因为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利用他总政委的最后决定权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就认为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比朱德高明。
　　
　　有人说，井冈山“八月失败”和红四军八大后的冒进东江，说明朱德离了毛泽东就要失败。这种认识也是值得斟酌的。首先，“八月失败”不仅是指朱德在湘南的失败，而且还包括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失败；其次，“八月失败”起源于进军湘南，而进军湘南是湖南省委的命令，朱德也是反对的；另外，“八月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井冈山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由于井冈山上极其艰苦的生活使得以农民军为主的29团官兵难以忍受，在湖南省委命令到来之后，他们才迫切希望回到家乡，以致连朱德的反复劝说都无济于事；而坚守井冈则是毛泽东在排斥朱德远距离游击或者另辟根据地的主张下一直坚持的。“冒进东江”也是奉中共福建省委转达的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事，而且，朱德一开始也是反对的，而朱德最后执行了这个命令，则是因为当时两广战争突起，考虑到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好乘虚而入，却不料两广战争很快结束，粤军得以突然重兵对付红军。所以，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的失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天意。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从红四军七大前和毛泽东发生分歧之后，到冒进东江之前，朱德独立指挥军队已经取得过第三次攻下龙岩和两次反三省会剿的重大胜利,其中一举攻下上杭城的“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大胜利”，就是在那个时候取得的。
　　
　　不过，“八月失败”和“冒进东江”的失利，也确实凸显了朱德个人方面的一些本来是优点但在有些时候也可能表现为缺点的性格特点，譬如对上级命令的顺从和过于民主的作风。而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却正好相反：极强的个性和权力意志使其喜欢专断，也容易抗命。其实不得不承认：在乱世中，权力欲强烈的人更容易出人头地；在战争中，军事指挥上的专断也常常是非常必要的；而确信自己正确后的抗命不但会使自己免于失败，更会在成功之后使自己威信大增。这样，老实厚道、谦逊随和、集体观念比较强烈的朱德，与机谋权变、豪放不羁、个人主义特点比较突出的毛泽东，正好在性格上形成了互补；而且，在特长上，一个倾向于军事和实践，一个倾向于政治和理论，这两者也构成了互补。“没有朱，哪有毛啊！”是毛泽东发了好多次的感慨；同样，“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也绝非朱德的谦虚之词。朱德、毛泽东的结合，使两个并不十分完美的个体构成了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合体。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谈到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时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两个人（朱德、毛泽东）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海伦.福斯特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则写道：“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斗争的心……”海伦的这个评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可以斟酌的。实际上，毛泽东虽然是“文人”，是“政治领袖”（沿用共产国际的说法），但却有一个易起争斗的性格和喜欢斗争的心；朱德虽然是“武人”，是军事领袖，但却有一个平和的性格和喜欢和平的心(解放后给孙子起名“和平”便可见一斑)。海伦.福斯特还说“朱毛的合作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毛泽东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以全部的才能看,是一位人民的领袖。”这段话中的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这个比喻却无疑隐含着一种认识，即，朱德对于红军这个“生命”的存亡，关系更为直接！而其特别强调朱德“是一位人民领袖”，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即，朱德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以及与生俱来的民主作风，使其在那个战争年代，人望更高，更容易服众，更容易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但是，朱德的“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虽然为朱毛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同时却也决定了朱德在朱毛这个结合体中，权力上必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在与朱德合作之前，军事上的知识和见解，即使说不是一块白板，实际上也强不了多少，再加上朱德率领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军事实践，使得朱德的战略战术能够被他很快接受并始终坚持，这也是朱毛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根本基础。所以，朱毛这个结合体形成之后，基本上便可以说是无往不胜，这个结合体所领导的朱毛军队，不但抵抗住了远强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追击，也战胜了共产党内部的错误领导，并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国；而且，在这一系列的军事斗争中，朱毛创造了一系列绝对不亚于拿破仑的军事奇迹！

虎威将军

可是，有人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说过朱德，“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1966年5月的朱德批判会上，林彪还说过朱德“一天总司令都没当过”。林彪是朱、毛的老部下，他的话难道还不可信吗？
　　
　　其实，林彪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那些基本上都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与会者来说，虽然有污蔑贬低朱德的成份，但更多的显然是在演戏，是演给毛泽东看的，如果有人为这种话认真，那简直就是笑话！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如果有谁看到过林彪被披露的日记，知道林彪在解放后那些重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还依然对于解放后林彪在这类公开场合所说的话过分认真，那仍然是很荒唐的！其实，在一年前军队反教条主义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类似的戏林彪已经演过一次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也同样声色俱厉地攻击刘伯承，说刘伯承对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另外，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虽然痛批了朱德，但后来见了朱德依旧非常恭敬地敬礼！——需要提醒的是，当时林彪在军委的地位比朱德还高！很多人也许更不知道，本性孤僻，不喜与人来往的林彪，即使在庐山会议后，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甚至在驾机出逃的前一礼拜，还去过朱德家里（据朱德女儿朱敏的回忆）！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1967年2月7日，在关于文革的一次座谈会上（朱德未参加），董必武曾当着林彪的面对毛泽东说：“主席曾经指示我们说，‘朱毛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没有朱哪有毛？’现在一些年轻人不知道党的历史，他们攻击朱德同志是大军阀、黑司令，说朱德同志是常败将军，还侮蔑说这是林副主席讲的，我怎么没有听过林副主席这么样讲过呢？”当时，林彪是这样接话的：“董老，朱德同志犯了右倾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有人还说：曾经有人听一位老将军说过这么一句话：“彭德怀这个人啦，他连朱老总都看不起！”所以，朱德的军事能力是不行的。
　　其实，试图从老将军的这句话中找到证明朱德军事能力不行的意思的人，是没有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是在批评彭德怀那种一贯的傲慢不服人的性格和态度，它的意思很明显是在说：看不起别人还可以理解，连朱老总都看不起（可能实际指的是在朱德面前也保留着那种傲慢倔强的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我们还可以看看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在机场和前来迎接的毛泽东在一起的那张照片。），那就是你彭德怀确实有问题了！所以，这句话的本意其实还隐含着恭维朱老总的意思！至于彭德怀内心里对于朱德到底是怎样一个态度，看看他们的警卫员们的记述，想想让其他八个元帅都有意见的彭德怀为什么偏偏和朱德相处融洽，再想想彭德怀临去世前为什么唯一想见一面的就是朱德，也许心里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吧！
　　
　　还有人说：朱德早期在云南带兵时曾是刘伯承的手下败将，军事上是比不过刘伯承的。
　　
　　首先，这个判断的论据在基本事实上就是错误的。1920年川滇黔之战（靖川之战）中，唐继尧的滇黔联军败给了熊克武、刘存厚的靖川军，当时，朱德是滇军第二军下面第三旅（混成旅；滇军全部两个军，每军两个旅）的旅长，而刘伯承只是川军第五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的团长，滇军中无“师”的设置，因此，朱德的军职实际上比刘伯承差不多高两级，也就是说，当时任团长的刘伯承所在的川军打败了当时任旅长的朱德所在的滇军，但是却没有史料能证明，在没有其他部队参与的情况下，刘伯承的团和朱德的旅单打独斗过，更不用说刘伯承用一个团打败朱德的一个混成旅了！其次，唐继尧发动的是不义的侵略战争，失去了人心，而且滇军兵力也远少于川军，再加上离滇远征，兵源军饷等都得不到保障，失败是必然的事情；另外，四川是朱德的家乡，此战前很早，朱德就曾建议唐继尧撤回驻滇部队，战中，朱德又两次通电三省将领，呼吁息兵停战，虽然后来战争继续，但朱德能尽全力去消灭自己家乡的将士么？同是四川人的滇军将领杨森就是在此战中反水投了川军，由之就可大体了解朱德在此战中的心理了！不过，刘伯承后来倒真是当着朱德的面对别人说过朱老总是他手下败将的话，但那显然是带着玩笑的话，想一想，如果当时刘伯承真用一个团打败了朱德的一个混成旅，作为朱德的部属，刘伯承还会当着朱德的面将这话对别人说出来吗？其实，根据《朱德自述》，此战开始时，朱德倒是曾以自己一个旅打垮了川军两个师（刘伯承那时在川军是一个副团长）！
　　
　　更有人说：朱德红军时期指挥的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比不上解放战争时期那些野战军指挥官指挥的动辄数十万的大战役，所以林彪、粟裕、刘伯承等人的军事能力比朱德更强。
　　
　　这种看法现在似乎相当流行，但这种看法又实在荒唐！首先，以指挥战役规模的大小作为评判指挥官的优劣，那不就意味着林、粟们比亚力山大、项羽、恺撒们更为杰出？其次，林粟们指挥的大兵团作战规模宏大，但他们还不是在朱德这个总司令的指挥之下？将一个野战军的指挥者凌驾于指挥所有这些野战军的总司令之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如果非要将这些野战军指挥者的能力排在总司令之前，那么野战军司令员也是要依靠下面各军军长的，军事能力也就不如这些军长，军长又不如师长，如此类推，最后的结论必然是：任何一个有点军事机动权的排长、班长，以至士兵，都比林彪、粟裕们的军事能力强！——其实，林彪、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辉煌，也是与机运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国、共双方的战略重点不在林彪、粟裕部队所在的地方，他们还能干出那么大的成绩吗？如果用彭德怀或者徐向前、刘伯承代替他们，谁敢肯定就一定不如他们呢？另外，彭、林、刘、粟们哪个不是在朱德的领导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林彪和粟裕。如果说林彪还有黄埔军校的底子，那么，粟裕则仅在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接受过初级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知识、作战手段，基本上还不都是跟朱德所学？他的著名的“三好打”战术思想还不是与朱德很早就强调的富于唯物辨证法的寻找敌人弱点的战术思想一脉相承？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曾称朱德为“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这个评价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朱德结合中、日、德、俄等国的军事理论和自己丰富而又特殊的军事实践所总结出的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在全军中不都早已生根发芽，成为指导红军、八路军（包括新四军）、解放军的基本思想？而且，从毛泽东到陈毅、林彪、罗荣桓、粟裕、陈光、黄克诚、肖克、杨得志、邓华等人，哪个敢说不是朱德一手带大的学生？即使是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人，哪个的战术思想中能摆脱朱德的影子？——其实，从1929年以后，朱毛的经验便已经通过当时的临时中央被传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
　　
　　那么，当我们极力夸赞林彪、粟裕等人的军事才能时，为什么要无视他们军事上的“伟大导师”呢？1937年底，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长、时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后来成为美国将军的卡尔逊在接触了八路军，并跟朱德长谈之后，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称：八路军能够打败日本侵略；如果中国打内战，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1947年在美国临去世时还预言共产党18个月就可以打败国民党）。其实，当时访问过延安的人大多都有这种看法。也就是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本在于朱毛在红军时期便已经建立起来的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军队基础，以及与之相应的战略战术思想，还有与之相关的深得人心的政治路线和土地政策。所以，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本上是势所必然，最艰难、最值得称颂的，无疑应当是红军时期！而且，无论如何，最高军事首长的指挥能力绝对比下面战役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更为重要：人们可以不了解下面的指挥官，但只要知道或者了解了最高指挥官，对这支军队便必然会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和判断。

虎威将军

要认识朱德的军事能力，我们不妨拿林彪和朱德做一比较。
　　
　　先说军事自信。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南下广东遭遇失败之后，当时在朱德手下的林彪曾当过逃兵，在井冈山上时，林彪也曾有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怀疑，下井冈后，也曾讥讽朱德“解放全中国”的预言是“吹牛”、“放大炮”，解放战争开始后更是对打败蒋介石有怀疑。而朱德呢？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就自信“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在1929年前后就宣扬要“解放全中国”，在1937年7月就针对抗战局势指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更预言“他们（国民党）是给我们送枪的人！”人的自信一般是和能力成正比的，这一点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吧？当然，朱德的自信绝不是那种盲目的自信，他的谦虚和言语的谨慎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自信的背后，不仅仅是能力，总是还有一套对于敌我状况的深刻认识。
　　
　　再说战略眼光。其实，军事自信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战略眼光的高远。在这方面，林彪确实无法跟朱德相比！1930年8月上海中央要求朱毛红军攻打长沙，当时朱德明确反对，而林彪则坚决支持。最后长沙是打了，但结果还是失败了。抗战时期，也许是平型关出师即捷，林彪倒是比较自信，但是让我们看看他1938年提出的抗战策略：“以攻为主，以防为辅，要把大部兵力分配打运动战（这是突击的力量），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这个策略对于当时区区几万人的八路军来说无异于虎口喂食，跟朱德1937年7月15日就提出的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思想、敌后游击思想，以及稍后提出的“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思想、“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等思想相比，何止是一点半点的差别呢！
　　
　　最后再看看战术水平。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的黄陂之役，林彪因为没有遵照朱德的战役部署，在解决52师后沒有由左向右攻击59师，一方面使右翼的五军团在消灭敌59师时消耗了较多的人力和时间，另一方面也使红军失去了三个军团向右合力解决敌11师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朱德批评为“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林彪曾发表长文支持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结果就不用说了。长征时期，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却自以为能，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一方面是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另一方面也是到了最后关头林彪自己突然醒悟，意识到开始时的失策，于是急忙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才终于没有酿成大祸。1948年4月，林彪攻打长春失利，当他对于攻打长春正缺乏信心，感觉没有把握之时，1948年6月，刚从华东回到西柏坡的朱德，对于长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长春，他提出了九点看法，条分缕析地指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并提出细致的“强攻与长围”两套方案，林彪选择了后一个方案，最终攻下了长春。林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针对“三猛战术”，1948年朱德曾在华野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在敌人没有展开、没有占领阵地以前，一冲上去就把它吓也吓倒了，战斗能很快解决。......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这种办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朱德的战术思想其实就是老子式的自然而然，无为无不为，这难道不是最高的战术境界么？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应当可以约略感觉到，无论从那方面来说，林彪都不是一个可以和朱德相提并论的军事家，至少在军事战略上，他是远远不能跟朱德相比的！
　　
　　这里，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1947年4月朱德到晋察冀之前一年以及之后一年全国各战场的战斗情况。朱德到晋察冀之前，晋察冀在全国各战场中败仗最多，军事形势最为被动，而朱德到该地区之后的一年中，晋察冀的军事形势便整个倒转过来，在华野、东野、中野均有败仗，并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晋察冀野战军却无一败绩，而且取得了清风店歼灭战、石家庄攻坚战等重大胜利，石家庄攻坚战的胜利，更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城市攻坚战的胜利。
　　
　　朱德曾说过:“部队不在于大小,小有小的办法。”很多人都比较熟悉朱德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局指挥、大战役指挥上以弱胜强的战功和能力，下面我们不妨再看看朱德在一线指挥一两个连抵抗强大于其数十倍的敌人的情形：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在江西东固岭，朱德布置完作战任务后不久，在身边只剩下一个特务队（相当于一个连）的时候，却遭遇了敌28师大队人马。朱德没有转移，没有撤退，他沉着指挥，设好埋伏，先是几乎全歼了首先冲上来的敌人的一个尖刀排，接着又击溃了冲上来的一个连，随后又打垮了敌人的一个营。当敌人两个营冲上来的时候，朱德主动撤退，退到后面毛泽东所在的那个山头时，朱德指挥特务队和毛泽东身边的一个通讯排，将敌人两个营（《朱德传》中说是三个营）的兵力打下了山。直到红军左右翼主力部队赶到，朱德带领的特务队竟然没有多大损失！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总部与驻晋办事处撤离，中途遇日寇两个联队（团）突袭，当时总部只有一个警卫连，情况非常危急。朱德临危不乱，他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劝阻，亲自带着这一连人前去御敌。结果，三天后，敌人退走了，朱德带去的那一连人却无一伤亡！
　　
　　1938年2月，朱德率领身边仅有的两个连约200人，边打边退，在古县镇不过百余里的路程中，阻滞日军约3000人的一个旅团竟达三天之久！
　　
　　当然，朱德在军事上的能力也不仅限于战略战术和战场指挥，作为南昌起义时朱德的上级，在抗日战争时，贺龙曾情不自禁地赞叹朱德说“的确是个帅才！”帅才，不仅仅是善于打仗，而是还具有超凡的识人、用人、容人、驭人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超凡的识人用人能力，陈毅、林彪、粟裕等才在朱德的不断提携下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公认的大度能容，在林彪的几次大过失以及红四军七大前对自己的严重冒犯之后，朱德依然对林彪委以重任；也正是因为超凡的识人、用人能力以及容人度量，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刘伯承，在其后来觉醒与李德争吵被李德免职之后，在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上,又恢复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所以，没有朱德的善于识人、用人、容人，林彪、粟裕，以及刘伯承，这三位被当代的军迷们极力推崇的非凡人才，解放战争时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呢！另外，朱德驾驭人才的能力也是非常杰出的，想一想那些将军们（也包括私下的林彪）对朱德的尊重，再想一想总司令的地位之于朱德是多么的稳固，其他也就无须多说了！
　　
　　从1936年底替代朱德成为中革军委主席之后，毛泽东在军委（包括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的地位一直高于朱德，同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内的地位也一直在朱德之上，而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却在军队和民众中一直享受着与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拥有着同毛泽东同样高的威望，更奇的是，张贴或者悬挂在一起的朱毛画像，朱德甚至还始终处于毛泽东右首的上位！那么，除了朱德在当时最为紧要的军事上的主导作用，还有什么因素能导致这种结果呢？

虎威将军

实际上，稍稍深究一下历史便会发现，不但许多本该属于朱德的功劳因为和其他人难以区分现在都被归给了其他人，而且，许多明显属于朱德的功劳也因对于朱德的忽视而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了！譬如，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中央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时，首先提出并力主在南昌起义的是朱德；长征中，在通道会议上，第一个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主张的是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提议改变中央领导, 提出“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的也是朱德！在当时，朱德在红军中无疑是最有实权的，所以朱德的态度对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实际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最有决定性的；还有，由于朱德对于云南、四川一带的地理比较熟悉，特别是红军长征从会理渡金沙江北上的很长一段路程，朱德在1922年逃离云南时曾经走过，这对于红军能顺利地北上，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喜欢谈论将帅们的战功，却总是忽视那些被古人视为“善之善者”的将帅们不战而胜的统战上的功绩。
　　
　　实际上，共产党军队不战而胜的统战例子，仅仅在朱德身上就有一大堆！——在这方面，共产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先说说南昌起义前后的事迹。南昌起义时，当时驻南昌的江西省主席、武汉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所辖第三、第九两军军长王均、金汉鼎，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而且，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不但是朱德的同学还是朱德曾经的下级。南昌起义，我们不应该忽视，朱德作为内线，在为起义提供情报，特别是为起义精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以及敌军布防图等方面，对起义所起的作用、给起义减少的损失；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南昌周边握有重兵的同学和曾经的同事，包括金汉鼎、杨如轩、杨池生，以及驻韶关的范石生，劝他们弃暗投明，发动起义，一起南下广州。尽管这些努力没有如愿，但后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及转战赣南，经过这些人的防地时，他们或者不加阻拦，或者口喊“兜剿”，实际却按兵不动，甚至有的（杨如轩）还让出防地供起义部队使用，有的（范石生）更是提供身份掩护，以衣食、枪弹、饷银相赠。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朱德在团结这些旧友上的努力，即使起义能够成功，但起义部队能那样顺利离开江西吗？至于后来朱德能够率领残部成功发动湘南起义，以至更后与毛泽东井冈会师，显然也不能说离了这些旧友的帮助也没有关系。
　　
　　长征时的例子就更多了。长征开始时,朱德给广东军阀陈济棠写了一封亲笔信,使红军轻易地通过了前两道封锁线。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直趋大渡河时，布防在大渡河沿岸的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是与朱德关系相当密切的旧友，他密令其侄儿、部下、驻荣经的川军第五旅旅长杨汉忠，给朱德写信，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朱德以长辈的名义给杨汉忠回信后，杨森便密令所部为红军让路，使红军得以迅速抵达大渡河，并抢渡成功。朱德率红军二次北上，在走出草地，向甘南进发时，于1936年7月14日和8月7日，又分别给驻防川陕甘边的川军第29军军长孙震和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写信，晓以大义，使川军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8 月17 日，又致信驻甘南的几个滇军旧友、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及下属曾万钟、唐淮源，叙友情、晓大义，从而使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基本未遇大的阻拦（以上内容详见吴殿尧《朱德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相关文章）。
　　
　　抗日战争初期，在华北前线，朱德与并肩战斗的国民党杰出将领卫立煌建立了深厚友谊，不但促进了抗战，而且使蒋介石对卫立煌失去信任，更重要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中，卫立煌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却始终采取按兵不动的策略，不仅对共产党没有构成多大威胁，反而使人猜测有暗助解放军的意味。抗战时期，朱德凭借自己早年在西南的根基和影响，也非常注重维护和加强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云南王”龙云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先后同学。1937年8月，朱德与龙云从武汉同机飞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交谈甚欢。在南京开会期间，朱德又到云南驻南京办事处登门看望龙云。1938年8月中旬，朱德两次去看望在医院养病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师李根源，并托他经成都回昆明时给龙云、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后专任四川省主席）捎信。抗战胜利后，龙云因和共产党有来往，遭蒋介石猜忌，被软禁三年。在西南解放前夕，龙云和邓锡侯都发动了起义。这个结果，当然与朱德从抗战时就开始的统战努力是分不开的。
　　

虎威将军

解放战争之初，开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两支滇军部队。朱德借助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以及与国民党某些高级将领的关系，选调云南籍干部刘浩前往东北，积极寻求策反国民党中的滇军。1946年5月，国民党第184师（滇军）师长潘瑞端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解放长春时，国民党第60军（滇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这两次滇军起义，都与朱德有着重要的关系。
　　
　　无疑，最能反映一个军事指挥家军事才能的，除了他所亲自指挥的战役，再就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战略预见了。
　　
　　护国战争的纳溪之战，在护国军处于明显劣势，先头部队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情况下，朱德接任先头部队指挥，一上阵就预言“北军不经一打，……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南昌起义先头部队南下惨败，革命形势一片黑暗的情况下，朱德却预言“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并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朱德的这个思想后来由毛泽东加以总结发展，产生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正如陈毅所说，“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理论化、提高到马列主义科学水准了。” 1937年4月12日，朱德就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战线必将是很宽的。”1937年7月15日，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一文，详细论证了“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论断后来又由毛泽东系统化、理论化，写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1946年5月，内战爆发前夕，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朱德却满怀信心地指出：“蒋介石要把我们搞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比以前的把握多得多。”“他们（国民党军队）是给我们送枪的人。”
　　
　　后来的事实无一不证明朱德在这些最关键时期所做的预言都是完全正确的。而最令人赞叹的，还是朱德在许多战事上的更具体的预言。譬如，当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经过瑞金时，起义先头部队在瑞金北面一座山上已与国民党钱大钧部相遇，后续部队看到前面的敌人，都说要在这里大打一仗。朱德带了几个团长到前面亲自观察后，对几个团长说：“大仗在会昌，瑞金没有，我们一前进，敌人就会逃跑。”后来，起义部队一前进，敌人果然逃跑了。而且，后来真的在会昌打了场大仗。指战员们纷纷说：“朱德同志料定敌人虚实真如神！”再譬如，在1937年8月11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在当时日军的用兵方向主要在华北的情况下，朱德却坚定地指出，“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日寇对上海的进攻迫在眉睫，指日可待。”果然，两天后，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1942年9月，当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越来越占上风的情况下，在八路军总部，朱德在分析了各方面情况之后却断言：斯大林格勒之战，苏军必将反败为胜。当时有一位高参不同意朱德的判断，在互相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朱德说：两个月后看事实吧！果然，两个月后的11月份，战役发展情况与朱德预料的完全一致。1945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朱德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战争形势时就指出：“三个月内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6个月。”结果内战爆发果然在6个月之后。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三大战役期间，朱德所做的一系列关于战事的预言，更是神奇得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否就是一个有着通灵能力的人，通过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方式，提前知道了命运安排好的战争进程（关于这些军事预见，可参看前面第五部分）！不过，朱德最易被人称道的预言，还是那句豪语：“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是主要以那一团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在前线指挥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朱德所“练”的那一团人中的两个人——林彪和粟裕！解放后，当时的当事人杨如轩曾感慨赋诗曰：“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不过稍稍遗憾的是，解放后的第一年里，毛泽东已经采纳了朱德的建议，准备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不了了之，以至于“活捉蒋介石”的愿望也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我们当今的人只能根据史料进行推测，自然不及当时的、离他最近的人了解的清楚。要正确认识朱德军事上的伟大，那就不能不知道1939年左权将军在朱德53岁寿诞时对朱德的评价：“你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更不能不知道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寿诞时周恩来在祝辞中对朱德的评价：“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同样是在这次寿诞上，刘少奇的祝词是“朱总司令万岁”。也是在这次寿诞时，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代表有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王震等）在北京集会庆祝，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当然，毛泽东红军时期所说的、后来意思上重复多次的另一句话也许更有份量：“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虽然是谦虚的戏词，也未尝不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朱德的推崇就更加直接：“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德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另外，我们还可以重温一下1946年11月30日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所发社论对朱德的评价：“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已年届六十高龄了。他在今天，仍然领导着人民军队，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他为全民族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伟大功绩，他的精神感召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爱国儿女，他是中国民族与人民的伟大救星，全民族和人民，都因为他的健在而感到无限的骄傲和光荣。.....他成了今天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者之一，成了今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之一。”在这篇社论中，有几处遣词造句非常值得注意：当评价朱德的中心词“领导者”前面的修饰语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时，“领导者”后面有一个“之一”，而当评价朱德的中心词“创造者和领导者”前面的修饰语只有“中国人民军队”时，“创造者和领导者”后面却没有了“之一”。周恩来以及其他人的祝辞中涉及这方面内容的，用词和句式上都跟《新华日报》基本一致，甚至直到1955年时，刘少奇点评十大元帅，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这种遣词造句的细节确实值得细细品味！
　　
　　解放后搞军衔制，仿照苏联的模式，开始有设立大元帅的构想。根据苏联的情况，斯大林是大元帅，相对的，同样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也应当是大元帅。1955年1月16日，负责军衔设置的彭德怀和罗荣桓将军衔设置的初步设想报告给了毛泽东。报告中拟将元帅分大元帅和元帅两种，大元帅和元帅的名单也已框定，但奇怪的是，报告中却没有明确大元帅的军衔是授予毛泽东的！其后不久，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一些民主人士提议：毛泽东要授大元帅衔。但主持会议的委员长刘少奇却说，他自己“不能作结论”。有位民主人士认为：只要人大做出决定，毛泽东个人也不好不遵从决议。这话确实很有道理，但刘少奇却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几天后的又一次会议，彭德怀、罗荣桓等人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关于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次会议上，朱德发言说，他和彭总以及有关人员交换过意见，认为大元帅非主席莫属（根据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回忆。但朱德说此话的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大家纷纷附和之后，毛泽东却说：这个大元帅我就不要了！毛泽东不要大元帅衔，现在一般都将其归因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其实只要真正了解了中国革命史，那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辞让大元帅的真实心理了，也就更容易理解彭德怀、刘少奇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了！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很类似于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关系，虽然解放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分别是朱德和刘伯承在党组织中的上级（淮海战役时邓小平是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但毛泽东1972年8月在给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却说：“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从“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这句话，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军事首长和政治首长在战争中的作用及重要性的真实看法了，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不同意自己被授大元帅衔，也不同意本来已被框定在元帅中的邓小平被授元帅衔了。应该明确：斯大林被授大元帅衔，其实主要并不是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因为他是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另外，虽然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已被明确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1954年9月20日之前，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却一直是朱德，而授衔主要是对战争年代功劳的肯定，并不是以现状为依据。虽然如此，斯大林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和毛泽东当时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现实，却不能不对评衔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假如被作为样板的被授大元帅衔的斯大林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而且朱德当时仍然是全军总司令，那么，授予朱德大元帅衔就必然是众望所归了！——朱德，唯一的、二十四年间始终不变的总司令，他不是“大元帅”，谁该是“大元帅”呢？

虎威将军

最不象英雄的传奇英雄
　　
　　解放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整个中国，朱德是最被民间神化的一个人物，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英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战士们视他（朱德）为神明，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德国人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也写道：“农民们说，他（朱德）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署名“绍源”的一位作者在他编译的1946年4月出版的《朱德自传》的小序中这样写道：“朱德在中国，已跟三国里的古代英雄们一样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了。进退迅速，难以捉摸的军事行动，在敌军看来，正如幻影一样不可思议，而非凡迷信的人们就说他，作为共军总司令的朱德，是一个魔术家。朱德的形象，被裹在各种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里。”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地方老百姓都流传说：朱德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他的掌心长着一颗常胜痣，每当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只要朱德一挥手，八路军便无往不胜。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处于统治者的对立面，在大量丑化宣传的背景下，朱德的被传奇化甚至神化，完全是其所创造的一个个军事奇迹造就的！连他所带的部队中的将士，都对他“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肖克回忆），也就难怪那些对他并不了解的普通老百姓对他的神魔化的想象了！但现实中朱德本人的形象，却是一个显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德国人王安娜描述初次和朱德见面，朱德给她的感觉时说：“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谈到他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福斯特也说：“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无疑，人的外部形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性格和思想。有的人喜欢突出自己，便总是着意于处处将自己表现得不同凡响、高人一等，有的人不希望引人注意，各个方面便都力求普通，与众人混同；有的人精于演戏，表情动作便丰富多彩，有的人朴素实在，便给人感觉呆钝痴憨；有的人注意小事，总是事事精明，看起来便很是伶俐聪明，有的人不拘小节，常常小事糊涂，看起来便有点愚笨无能；有的人喜欢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便在众人面前总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有的人意识到刚强的害处和谦下的好处，便时时注意让自己表现出温和谦恭。总之，性格和思想，由内在而外表，显现于言谈举止，表现于打扮装饰，即使是同等智力、能力或勇力的人，久而久之，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形象：有的人会给人以杰出的印象，有的人则会给人以平凡的感觉。但一个人真实的本质，在有洞察力的人的眼里，总是会透过表面的形象，最终慢慢或突然显露出来。抗战时期，一位中央社记者在报道朱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史沫特莱在描述了见到朱德后的第一印象，“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很快接着写到：“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
　　
　　青年时期，特别是滇军时期身着军装的朱德，其相貌给人以极其刚毅威猛的感觉，那是一个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杰出的朱德形象，但中年和老年的朱德则让人感觉平凡普通，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朱德所经历的一些非常的苦难或者伤心经历，以及在受到佛教影响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变化（佛教和共产主义都主张人人平等）。所以，朱德外表的“平平无奇”和“没有什么军人气概”，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长期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导致的结果。朱德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当明显的隐士思想的成分，对应于外表，朱德的平凡相貌也正像一个隐身衣，这个“隐身衣”，一方面常常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保护他免于危难，另一方面也常常会使他在当时或以后被人忽视甚至轻侮。在率领南昌起义残部转战赣南的那段时间里，朱德曾因被当地土匪误认为伙夫头而逃过一劫；在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红军战士当做伙夫支来使去。直到如今，在个人崇拜、突出以致神化一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之后，很多人依然认为朱德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空头司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朱德平凡的、甚至有点“愚人”特征的外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