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趣讲座：从十七年一部真正的喜剧片《花好月圆》说起（讲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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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中国，高涨的热情似乎淹没了一切，大跃进中的人们被搞得晕头转向。山西作家马烽（1922-2004）和长影厂的导演苏里在一片急功近利声中接下了任务，接下来他们要创作一出好戏，不，准确地说，他们将要编织一个梦，一个关于青春、劳动与爱情的好梦。

     在梦里，这个叫“孔淑贞”的姑娘最漂亮，有文化又能干，村子里有三个小伙子追她呢。上海姑娘金迪因为说话带南方口音，被人戏称“嗲狍子”，演山西姑娘，不能发嗲，不能太娇气，不能有洋味儿。后来，金迪演的孔淑贞成了当时不知多少年轻人的偶像。

赵一工：

“西”是西戎，“李”是李束为，“马”是马烽，“胡”是胡正，“孙”是孙谦。

马烽创作过许多农村题材。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农村题材作家。但是虽然都叫山药蛋派，他们的创作同赵树理还是有很大区别。从年龄上讲，他们要小了半辈，主要还是作品呈现出来的内容和作家的态度。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续集》这样的作品，我甚至认为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导下，我觉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更多的体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上集》里面是兴修水利，《下集》有了水就发电。而无论是修水利还是搞水电，农村生活中还都充满了爱情故事。我记得我们栏目分别为这两部电影做的《电影传奇》，就叫《爱情如水》和《爱情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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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工：

在这种浪漫主义叙事的语境下，山西农村被表现为阳光灿烂、充满生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日新月异，任何困难都是发展中的困难，任何发展中的困难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人们的觉悟也随着建设的进程不断地提高。那时候没有主旋律这个概念，也没有“五个一”工程奖，但是这两部影片其实都为后来产生主旋律和创造“五个一”写下了最后的注脚。

有时候我想，这种浪漫主义的创作，是粉饰吗？如果把它认定为粉饰，那么又怎么看待它切实的鼓舞了那个时代的人们？

在梦里，最棒的小伙子是“高占武”。李亚林（1931-1988）以前演的多是反面人物，这回成了响当当的男主角。因为他平时待人处事很有方法，总不跟人起冲突，所以大家开玩笑，叫他“泥鳅”。

外号“高级臭”的刘增庆（1930-1985）是剧组里最有文学修养的，这一点倒和戏中的“李克明”有点像。

梁音扮演蔫蔫的“曹茂林”。这哥俩都是“孔淑贞”的爱慕者，他们中间还夹着一个“小翠”，扮演她的大眼睛姑娘叫杨洸（1932-2004）（下），憨憨的，外号 “傻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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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剧本原来的设计，“二狗”（孙羽饰）（上）和“小亮”（李希达饰）（下）也是“孔淑贞”的追求者，可导演考虑到当时审片的形势，“三角恋”都够悬的，更别提“六角恋”了！还是让这两个小伙子撤下来吧，在戏里淘淘气、调调味什么的，不也挺有意思吗？

赵一工：

看到这部影片的演职员表，还有几件事是可以说说的。比如作曲张棣昌，是一个广东人，但是却写了一首标准的山西民歌张先生没有特强的语言天赋，到去世还是一口广东口音，但是很多人因为听到这首民歌而揣测一定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本地人。乔羽告诉我说他写这首歌时，是机缘巧合，在创作“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的歌词时，乔羽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最最体现了“地利”，他说在地图上，如果你能站在山西的位置，面南背北，那么，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个不是创作出来的，是天作之合，是地利之便。写了一辈子歌词的乔羽，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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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工：

还有两件事，我也想说一下。一个是饰演“刘小翠”的杨洸老师，她因为眼睛不能适应摄影棚的灯光，在拍摄过程中得了严重的眼病，所以在《续集》里就没有能够出演。这是做演员的不幸。所以有时我在电视上看见王家卫戴着墨镜接受采访，我就总会想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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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还飘着一支美妙的歌——《幸福不会从天降》（下为歌谱），山西姑娘“孔淑贞” 唱着华侨作曲家张棣昌（1918-1990）（上）写的这支歌走在村子里的大路上，迷倒了一帮小伙子。

赵一工：
另一件事，就是饰演“胖大嫂”的李晓功，是郭振清夫人。做《电影传奇》采访时，我曾经去天津拜访他们两位，当时郭振清已经因为中风而言语不清了，他的夫人当时也不能接受采访，但是老人坐在床上很祥和的微笑，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有人告诉我，当年在伪满洲国，溥仪选妃子的时候，李晓功在最后的五个人的名单里。那时候，她才十五岁。这件事是我抹不掉的印象，但是我始终也没逻辑好这种历史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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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工：

接下来说《五朵金花》吧。《五朵金花》是一个重点篇，重点到什么程度呢？当时这类的片子单独有一个名字叫“献礼片”。能够拍“献礼片”，对导演来讲，肯定是很大的荣誉。所以提起“献礼片”，我总想起一个人，就是郑君里导演。他的电影大家都很熟悉，从《乌鸦与麻雀》到《枯木逢春》，拍过很多好看的电影。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年的时候，在全国18部献礼片里，有两部他的作品——《聂耳》和《林则徐》。当年上海的电影人们，都非常艳羡，把这称为“红烧头尾”。至今参与过这两部影片的上海老影人还为此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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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小传

王家乙（1919-1988），生于江苏南京。1935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学习。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1940年赴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任演员，曾在鲁艺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中饰演穆仁智。1948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影片《桥》中饰演角色，后任导演。成功导演过多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代表作：《高歌猛进》、《风筝》（中法合拍片，与罗歇·比果合作编导）、《五朵金花》、《金玉姬》、《达吉和她的父亲》、《小字辈》（与罗泰合作）等。

创作电影剧本时，公浦（上）和季康（下）还是一对恩爱夫妻。《五朵金花》正是他们当年美好感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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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工：
作为献礼片，就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就会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得到优先的配置，当然政治上的荣誉更是不在话下。体现在《五朵金花》的情况是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从剧本阶段多次过问，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像最终“五朵金花”片名的确立，就包含了夏衍的意见。我看到过的资料里，好像就有“九朵”和“七朵”之说，导演王家乙被认为是处理少数民族题材的最佳人选，似乎一切都为献礼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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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杨丽坤（1942-2000）恰如一朵初绽的 “金花”。如果时光可以在这一年停留不再前行，那该多好啊！

“阿鹏”——莫梓江。小伙子长得干净漂亮，当时还是电影学院二年级的学生。

原剧本里有十二朵“金花”，几经修改最后定为五朵。与含蓄的“副社长金花”互为映衬的，是爽朗的“炼铁厂金花”（王苏娅饰）。

还有这三朵“金花”，如果你还没来得及记住她们，那么现在就仔细看看吧！图从左至右：“积肥模范金花”(孙静贞饰)、“畜牧场金花”（谭尧中饰）、“拖拉机手金花”（朱一锦饰）。

正如导演希望的那样，影片里充满了浓浓的情。这情，因为白族人民纯朴的天性而显得愈加干净、透明。这是剧组与当地白族姑娘们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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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工：

但是影片还是留下了时代的烙印。首先是喜剧带来的问题，不能使用讽刺只能依靠误会，不能批判只能歌颂。。。这些不成文的潜规则，成了捆绑喜剧制约喜剧创作的枷锁。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吕班的“春天喜剧社”，在反右之后，“春天喜剧社”的主要创作人员，都吃了瓜落儿。所以喜剧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时期。我记不清是不是这个时候提出的概念，一个叫“歌颂性喜剧”的词汇诞生了。堂而皇之的写进了中国电影史里。虽然这个行为本身具有黑色幽默的反讽，但是当年的喜剧创作确实步履艰难。大家可以通过《五朵金花》故事的结构来体会这件事，故事是由两个采风的艺术工作者串联起来的，他们经常成为创造麻烦制造误会的关键先生，而这两位的身份：长影的画家和音乐家。这种自嘲的原因是拿哪个单位来调侃都可能招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