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新闻纪录片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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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措施解决了与事件有关的问题。党中央决定撤消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同时，毛泽东还决定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党的一些重大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1973年08月24日至28日，十大在北京举行，然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然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是这时，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也得到解放，有些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十大召开以后，江青、张春桥、姚【0240】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九大到十大期间，在江青集团控制下出现的新闻纪录片，充斥着极“左”的色彩。在反映九大之后全国开展“斗、批、改”运动的影片中，需要提到几部反映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纪录片，如《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1970），《井冈山的新农民》（1970），《欢迎新社员》（1974）等，以下仅以两例稍加说明。《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的影片简介写到：“金训华是60年代的知识青年，他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到祖国边疆黑龙江省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08月15日，双河两岸山洪爆发，金训华在奋战山洪、抢救国家物资的过程中英勇献身。金训华的母校上海吴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逊河公社双河大队的知青，都积极地向金训华学习。广大知识青年，以金训华为榜样，誓将青春献给人民。”另外一部影片《井冈山的新农民》记录了来自上海、南昌的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情况，当时的影片简介这样写道：“这是当年毛主席带领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知识青年通过与根据地的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他们与农民的感情加深了，提高了思想水平，逐渐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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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新闻纪录片仍然在歌颂工农业建设成就与人民生活欣欣向荣，如《丰收喜讯》（1971），《工人阶级创奇迹》（1971），《靠毛泽东思想打开了聋哑禁区》（1971），《从隔夜愁到百日鲜——贮存西红柿的哲学》（1971），《种花生的辩证法》（1972），《工业战线上的凯歌》（1972），《祖国大地新气象》（1972），《喜看农业大丰收》（1973），《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1973）、《金稻银花齐跃进》（1973）、《林茂粮丰气象新》（1973）。其中，影片《从隔夜愁到百日鲜——贮存西红柿的哲学》（1971）描写的是：“北京市崇文区副食管理站实验小组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运用矛盾论解决贮存西红柿的一系列问题，使极易腐烂的西红柿能够较长时间的贮藏和保鲜。影片条理清晰，层次鲜明，有说服力。探索用纪录电影表现哲学思想，取得了成绩。”《种花生的辩证法》讲述的是：“山东省蓬莱县团结大队党总支书记姚世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唯物辩证法作指导，长期坚持科学实验，掌握了花生生产的一些规律，不断提高花生产【0241】量，使花生亩产由200斤提高到400多斤,最高的达到800斤。姚世昌的事迹说明掌握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能攀登科学高峰。”
    第三阶段：批林批孔（1974—1976）。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十大前后，毛泽东曾经多次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01月，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这场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持文化大革命。然而，“四人帮”却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批孔”文章，指使新影拍摄大量“批孔”电影，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攻击周恩来前一段时间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正确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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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江青一伙指使新影摄制系列纪录片《批林批孔特辑》，1974到1975年总共拍摄了15辑，辑录在这些特辑中的影片内容大多为《解放军某部防化连狠批“克己复礼”》、《上钢五厂工人理论队伍在成长》、《天津站工人上台讲历史》、《小靳庄新事多》等。这些影片一方面借“批林批孔”的名义批判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另一方面颂扬江青亲自培养起来的典型单位（如上述片名中提到的单位）和个人（如反潮流的先锋以及交白卷的英雄）。江青还指使新影拍摄五集纪录片《新生事物茁壮成长》，宣传“四人帮”推行的一整套扰乱社会的做法。此外，江青还利用新闻纪录片突出自己，经常指令摄影师为她多拍一些资料。1975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她要求摄影师多拍她的镜头。新影在编辑这部影片时，于会泳嫌影片中江青的镜头用少了，责令编辑增加一些。江青在审查新影拍摄的反映接待外宾的影片时，经常批评这类影片“突出了政，没有突出党”，她认为自己是代表党的，要求新影修改影片，主要是减少周恩来的镜头，增加自己以及王洪文等人的镜头，以达到突【0242】出宣传自己和“四人帮”的效果[10]。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还是安定团结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采取的这些措施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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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0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20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革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全面的整顿。另一方面，毛泽东当时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他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了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之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且逐渐地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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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下旬，“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兴起。这场运动破坏了刚刚稳定的局势，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再次铺天盖地，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全面整顿也陷入困境。这场运动刚刚兴起，“四人帮”就指令新影派出摄影师驻扎到清华大学，拍摄了50分钟的纪录片《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且立即在全国各地上映，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1976年初，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改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越来越猖狂了。江青一伙急忙指令上影拍摄《翻案不得人心》（1976），指令上海电视台拍摄《复旦在批邓斗争中前进》（1976），又派新影到上海拍摄《复旦校园卷狂飙》（1976）、《坚持同邓小平对着干——上海钟表元件厂在斗争中阔步前进》（1976），这些影片矛头直指邓小平。新影受命拍摄的《洪流滚滚》（1976）全面赞扬了文革以来各个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01月0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总理逝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悲痛。但是，“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对新影拍摄的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进行百般阻挠，迟迟不许发行。在压制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四人帮”还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为愤怒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抗议行动。0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04月04日清明节这一天，二百多万京内外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然而，当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却将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04月0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了下去。新影受命摄制的纪录片《向保卫天安门的英雄们致敬》（1976）颂扬了“四人帮”镇压广大群众的行为，而不是支持广大群众【0244】的行动。然而，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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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消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1976年07月0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初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0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09月0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污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976年10月0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现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与此同时，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条件。欢庆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喜悦与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悲恸相互交织。《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1976）记录了毛主席的逝世在我国各族人民心里引起的极大悲痛，人们以各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隆重的吊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长青的灌木之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台湾、香港、澳门爱国同胞都献了花圈。09月11日上午10时吊唁仪式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吊唁和守灵，各界群众代表也来到主席身旁瞻仰遗容。吊唁期间，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驻外使馆表示哀悼并献了花圈。09月18日下午，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0245】会。全国县以上地区也在同时举行追悼会。本片还展现了毛主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电影镜头，以便让人们寄托对领袖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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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续发扬优良传统的新闻纪录片
    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全面内乱。政治方面，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政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被搞乱；思想方面，这场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到处泛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受到严重削弱；经济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文化方面，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严重地影响了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2亿3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1／4）[11]。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抵制、抗争和斗争以及对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些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正是由于一些干部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地进行正常的工作，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仍然在保卫国家安全。外交方面，我国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特别是1970年代初毛泽东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调整，使我国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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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控制下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成为服务于极左路线和帮派利益的工具，成为造神运动和打击异己的有力武器。关于新闻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当时盛行的口号是“事实要为政治服务”、“真实要为政治服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新闻纪录片的真实性难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此外，当时的多数新闻纪录片不仅形式呆板而且题材单调。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有些新闻纪录片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的传统，拍摄了一些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时代面貌的新闻纪录片。以下分几个方面加以介绍：第一、大寨红花；第二、大庆红旗；第三、三线建设；第四、国防战线；第五、外交成就；第六、体育事业；第七、文化艺术；第八、抗震救灾；第九、地方动态。
    第一、大寨红花。从1964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开始，到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农业学大寨运动前后进行了将近15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历时最长的一次运动。在这场漫长的运动中，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大寨和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新闻纪录片，几乎所有电影厂都拍过，如《大寨之路》（1964），《学大寨赶大寨》（1965），《莆田山区赶大寨》（1965），《大寨红花处处开》（1966，海燕），《大寨大队战干旱》(1966)，《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1966)，《大寨之花遍地开》(1970)，《沙石峪》(1971)，《昔阳盛开大寨花》(1972，农影),《罗定学大寨》(1972，珠影),《大寨红旗》(1973),《三分地里闹革命》(1973),《昔阳农业新气象》（1974），《昔阳人民跨长江》（1975，山西厂），《大寨花开万里香》（1975），《昔阳红似火》（1975），《普及大寨县——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5，农影），《水乡大寨花》（1976），《堡堂盛开大寨花》（1976，峨影），《西藏高原大寨花》（1976）等，电视台拍摄的大寨片更是数不胜数，只要是有关农业的新闻片或纪录片，几乎没有不提到大寨或农业学大寨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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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五章提到过文革之前拍摄的几部关于大寨的新闻纪【0247】录片，当时的大寨片与当时的大寨一样犹如纯净而美丽的鲜花。随着文革到来，这朵鲜花受到污染。文革开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蓬勃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到了“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寨被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典型加以宣传，大寨经验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进行推广，直到把大寨当作整人的政治工具：学不学大寨不仅被当作认识问题，学得好不好不仅被当作能力问题，而且被当作立场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最早拍摄大寨新闻纪录片的新影驻山西站摄影记者李秉宽回忆说：“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整整翻了一番，我们《昔阳红似火》摄制人员，被昔阳改天换地的浩大工程和广大农民的干劲所鼓舞，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同时也碰到一些困惑难解的问题。在录制留庄地头批判会时，留庄支书的发言稿上有一句‘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的话。谁都知道，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的，在当时谁要戴上‘反大寨’的帽子，那还了得。我们觉得不学大寨，有些是认识问题，经过思想教育是可以改变的。希望他能改改提法？留庄支书回答很干脆，说：‘我们昔阳就是这个提法！’这个答复也不知道是蛮横地坚持，还是对这种提法有意见？弄得我们面面相觑。”[12]。
    新闻纪录片《西藏高原大寨花》（1976）讲述的是西藏高原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于1965年的堆龙德庆县人民公社）学大寨的情况。当时的影片简介写道：这个公社劈山开石、造田、治水，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西藏高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农业学大寨热潮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同志来到西藏视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来到水库大坝上参加水库建成典礼，并给水库建设者们戴花授旗。在海拔4200米的世界高城帕里，各种农业经济作物冲破高寒禁区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万里高原旧貌换新颜，西藏盛开大寨花。另一部关于西藏的新闻纪录片《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1976）记录了中央代表团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访问拉萨和参加群众集会的情况。《团结战斗的新疆》（1975）是为纪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摄制的一部长纪录片，反映了新疆20年来的发展变化。解放前新疆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工【0248】业，解放后尤其是自治区成立以来，天山南北建起了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纺织等一系列现代化工矿企业，农业和牧业也有很大发展。影片中可以看到建设中的克拉玛依油田，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大规模的防风林带等。总体来说，“文革”时期拍摄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新闻纪录片非常少，人类学纪录片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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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受到文革影响，但是在文革的不同时期，这场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有些“左”的东西在各地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1970年09月，经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一面推进农业生产新高潮，一面开始纠正前一时期违反政策和群众意愿、任意改变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收社员自留地等错误。1975年09月，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此次会议之后,全国各地组织了160万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工作。1976年12月，毛泽东去世后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革中后期，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农业学大寨运动又逐渐回到促进农业生产方面。但是，发展农业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农村改变了人民公社体制，推行了适合我国当时国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很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才有了很大的进步。由于六七十年代国家的发展重点是国防工业，对农业的投入非常有限，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重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64年05月10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三五”计划设想时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5年0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三五”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你给他钱，他搞的不好；你不给他钱，反而搞得好一些。农业靠大寨，工业靠大庆。”[13]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经济基础，水利是农业命脉。从解放初期的治理淮河到大跃进时期的兴修水利到六七十年代的水利工程，每个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关于水利工程的优秀纪录片。《红旗渠》（1971，编导姜云川、段洪，摄影沙钟科、赵化、雷可、刘浪【0249】等）记录了河南省林县人民为了改变山区缺水的面貌而修建红旗渠的英雄事迹，对这个宏伟工程的表现既有宏观描述又有细节描写。开始，影片描述了林县缺水的状况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矛盾，以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不便。由于缺水，土地干裂，禾苗枯死，在井边等待打水的人和水桶排成长长的行列，几十个人拉着一条上百米的长绳从深井里汲水，成队的人马到几十里外去驮水、抬水、担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林县人民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引来漳河水。通过多年的努力，林县人民终于修起了一个个水利工程，改变了过去严重缺水的面貌。影片详细地描写了共产党员任羊成等人飞崖除险的英雄事迹，铁姑娘队在井下打钎放炮的动人场面。当几百里外的漳河水通过红旗渠引到林县时，老人们开心地笑了，孩子们在水中尽情地嬉戏。随着红旗渠及配套工程完成，不少村庄变成了江南水乡，一个个中小型水库像明珠一样串接在红旗渠上，一座座水电站在红旗渠畔建成，各种工业也发展起来。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变了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大大促进了林县的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代末，当红旗渠刚刚开始兴建时，编导郝玉生、段洪以及摄影韩浩然、赵化就曾拍过一部影片和许多资料，这些影片资料也被用在《红旗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