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蒋介石的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寒江独钓 · 发表于 2013年10月4日 13:04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寒江独钓 · 发表于 2013年10月4日 13:04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

　　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寒江独钓 · 发表于 2013年10月4日 13:04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 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寒江独钓 · 发表于 2013年10月4日 13:04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