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朱德——作为隐士的红色拿破仑（修改版）

虎威将军

无疑，笔下的文字总是远比形貌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在本质。那么，这里，就让我们透过朱德的诗句，看一看朱德这个“平平无奇”的形象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个朱德：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1909年）
　　
　　“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1916年）
　　
　　“泸阳境内数名峰，绝顶登临四望空； 立马五峰天地力， 群山俯首拜英雄。”（1916年）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写于1939年,改于1941年）
　　
　　看看这些诗中的气势，看看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自信和气概，这是只有绝世英雄才能写出的诗句，这是只有绝世英雄才会有的气概！“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数千年中，敢说这种话的能有几人？“物色风尘谁作主？”——多么让人容易想起另一位绝世英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请看砥柱正中流”的回答，又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结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朱德和毛泽东，他们都是俯视历史、雄视天下的旷世英雄，他们都是上天安排的在这个风尘中作主、在这个苍茫大地上主宰沉浮的人物，他们都是承载着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命运的中流砥柱！朱、毛之所以能够并称，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在同一个国家，而且在同一个阵营内，两个人能同时享受“万岁”称呼，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差不多已经是绝无仅有了，但更奇的是：这两个人在领导工农武装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竟然能以这种基本并列的地位融洽相处约二十年之久！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是两位伟人的无私品质所共同成就的，但更与朱德的大度、对权力的淡泊，以及在功名上的有意识的自隐紧密相关。
　　1926年朱德在给朋友艾承庥的赠诗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迹：“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强,安危度外不思量。”
　　
　　从这几句诗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对于名利、权位的淡薄，首先根源于他本来就有的隐士性格和思想，所以，诗中抒怀时就有“逃世”的说法；而他终于“羞逃世”，要“力挽狂澜”，要“回天”，乃是因为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使他这个“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的人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完全是无私的，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正如海伦.福斯特所说，“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如果是为了一己之名利，以他当时的名位，又何必投身革命，“安危度外不思量”呢？这也就难怪海伦.福斯特说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就难怪当革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或者取得了一些大的胜利，各方面的颂扬接踵而至的时候，朱德就开始不断地推功。
　　
　　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朱德说道：“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在1948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朱德说：“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斯沫特莱说：“从前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他（朱德）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王安娜说：“要让朱德谈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
　　
　　追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的赵镕（中将）说：“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朱德的女儿朱敏说：“他（朱德）在我们子女面前，从来不谈自己几十年来的革命事迹。有时候，我的孩子们要他讲讲他的经历，他或者摇摇头，或者摆摆手，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你们应该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以毛主席为代表。’”
　　
　　解放前，朱德推功，把功劳推给工农群众和普通士兵，因为大家把功劳放在他的头上；解放后，朱德甚至在亲人面前都从不言功，或者就把功劳推给主席，毋庸置疑，除了本身的谦虚和无私，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和对时代的顺应。
　　
　　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朱德“一天总司令都没有当过”，朱德笑着答道：“那就请你批评好了！”后来，朱德对康克清谈到他当时的想法，说：“说我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这没关系，这对别人一点损害也没有，只是否定了我自己。”
　　
　　文革时期，“朱德的扁担”被改编成“林彪的扁担”，朱德听到后笑道：“扁担可以先借给他用几天，迟早还是要还的嘛。”
　　
　　看看朱德对待个人功劳和名誉的态度，没有无我的精神，没有非同一般的善良，没有“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的度量，没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内在的力量和智慧，如何能做到这样的豁达呢？ 动物中，最有力量的大象、狮子、老虎等，平时都显得迟钝而温和，而兔子、老鼠等弱小动物则非常机灵，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产生剧烈反应，力量并不很强的狼或者狗，则动不动就嚎叫或者狂吠不停。所以，外部的温和和貌似愚钝常常是内在自信和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康克清在延安对海伦.斯诺谈到朱德时说“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
　　
　　老八路刘玉珠回忆说，在延安时，他记忆最深刻的是经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捡粪的朱德，“当大官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1942年，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到延安考察，当他见到仰慕已久、威名远播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不胜惊讶。他万万想不到作为总司令的朱德，竟然穿着跟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衣衫，跟普通农民一样地锄地种菜、担尿挑粪，举止形象跟一个老农完全没什么区别！续范亭大为感动，挥毫赋诗曰：“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朱德农民情结之谜》中说：“在老家马鞍公社，他（朱德）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回忆说：“爷爷喜欢在别墅一层那宽大的围廊里下棋。棋盘一摆,便围满了观战的人,连邻院的孩子也跑过来。观战者里面没一个守规矩的,这个喊“拱卒”,那个喊“跳马”,还有的嚷嚷“出车”,全都嗷嗷叫着支招,更有甚者,还把手都伸到了棋盘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动子了。可爷爷和他的对手置嘈杂的喊声于不顾,还是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动着棋子。在北戴河,只有我家的小楼里,才会不断传出这种热闹的欢笑,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周恩来住处在国务院部门的区域)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朱德！这就是那个有着显著的隐士色彩和普通人特征的朱德！正是因为有这个不喜欢出风头，不与人争名夺利，没有官架子，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的朱德，才有了那个形象上看起来也很普通的朱德。
　　
　　跟朱德有较深接触的著名军旅作家刘白羽曾动情地描写朱德说：“你面对他时，你无法想象他竟是那样一个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统帅。是的，他尽了一个统帅的责任，他从血流成河、荆榛遍地之中杀出一个新世界，但他丝毫没有沾染统帅的威风凛凛、盛气逼人的习气，他创造了那样多丰功伟绩，好像都与他无份无缘似的。”
　　1940年9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篇题目为《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读到看到了不少气焰万丈煊赫一时的将军人物，但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袖，象这样‘平淡见英雄’的伟人，却只有朱德将军一人！”是啊，纵览世界历史，还能找到第二位象朱德这样从衣着到言行如此普通，为人如此平淡，与士兵和群众如此亲近的总司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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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仆妾眼中无英雄”。这是因为仆妾离英雄太近了，英雄的一切与他人无异的平凡之处甚至缺点，都在仆妾面前暴露无疑了。所以，有些人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杰出，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便总是会在言谈举止上、行为上、服饰上，处处将自己表现或者打扮得非同一般，一有机会就会摆摆架子，耍耍威风，让别人感到难以接近。而朱德却不同，他将自己一切普通的地方完全表现在别人的面前，朴朴素素、平平常常，从不摆架子吓唬人、装样子糊弄人，从不让人感觉难以接近。
　　
　　“仆妾眼中无英雄”，这句话还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仆妾终究是仆妾，他们的智力无法辨别英雄与凡人的区别。许多人往往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以为那阳气外露，动不动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就是勇敢，以为那聪明使尽，事事精明的就是智慧，以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是杰出。所以，他们根据朱德的形象和处事行为，便认为朱德既不威猛，也不聪明，甚至什么能力都没有。殊不知太阳升到最高的地方便会下落，麦子成熟之后麦穗就会下垂，一个人的智慧、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不再求上，而是趋下，不再是逞强，而是示弱，不再事事精明，而是在许多事情上能糊涂就糊涂，不再是追求突出，而是趋向普通，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个人内在高明到极致的时候，行为处事便会只求恰如其分，平平常常。所以老子也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朱德的淡泊自隐，不与人争，使他在世的时候未能得到他本应当得到的更大的荣誉，使直到现在的人依然对他存有轻视，但他的淡泊自隐，也使他非常幸运地相对平安地度过了晚年，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才能、他的功绩，也不断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但所有这些生时死后之名，在他，应当并不是多么看重的吧！
　　
　　1958年7月初，朱德来到兰州，兴致勃勃地攀登兰州的五泉山，非要鸟瞰市容不可。前往干佛阁的半路上，一座横在山道上的牌坊出现在朱德一行的视野。抬头望去，只见牌坊正面横书七个大字：“高处何如低处好。”
　　
　　朱德反复琢磨：“这七个字意味深长啊！”
　　
　　“后面还有七个字呢！”有人在一旁介绍。
　　
　　“我们快去看看写着什么？”朱德兴致盎然。穿过牌坊，背面七个大字映入眼帘：“下去还比上来难。”
　　
　　朱德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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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济世的红色“隐士”
　　
　　 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史沫特莱记录了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长、抗战时到中国考察军事情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
　　
　　 认为朱德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看法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真对待。不过，仔细想想，朱德身上最明显的那些特征，如谦卑、宽容、仁慈、诚敬、自我牺牲、力行平等、俭朴自律等，难道不是跟基督教历史上的那些圣徒惊人地相似么？朱德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跟《圣经》中耶稣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诲惊人地符合么？林肯也不是基督徒，但美国人还不是把林肯当作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来看待?显然，朱德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但这对于他作为“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又有什么妨碍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卡尔逊是如何阐述他的理由的：
　　
　　 “我指的不是那些专唱赞歌、专说主恩的基督徒！我指的是那种献身于解放和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1937年12月24日，卡尔逊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的信中還这样谈到朱德：“朱德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他忠厚、直率，让人感到可以信赖。他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十分谦和，不尚浮华，但在作战中却勇往直前。他坚持原则，却绝不诿过于人。”后来，卡尔逊在他的《中国的双星》中更这样评价朱德：“他具有一种崇高的性格。他绝对地无私、善良、耐心而又判断深刻。”
　　
　　 当然，卡尔逊将朱德和基督徒联系起来也并非偶然。朱德在山西洪洞指挥抗战的时候，附近一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特鲁丁格在朱德的要求下，曾托当时在八路军中考察军事的卡尔逊给朱德捎去了一本中文版《圣经》。朱德收到《圣经》后，竟然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使卡尔逊大感意外。
　　
　　 有句话叫做“万教归一”，世界上的宗教，种类繁多，但不管表面上差别多大，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相对于基督教，朱德跟佛教的渊源其实要深得多。
　　
　　 1919年，朱德曾避难四川昭觉寺一个多月，与住持了尘法师结下深厚友谊，后每次回川，必去昭觉寺，并多次赠兰花等物予该寺。昭觉寺“应世人间”牌匾即朱德在滇军时与另一同事合赠。1921年到1922年间，朱德常去云南昆明昙花寺赏花下棋，与昙花寺住持映空结成莫逆之交。其间曾赋诗文赠映空和尚。映空对该文十分喜欢，将其刻在寺中石碑上。由此诗文，可知朱德对于佛理甚有通悟，绝非一般的了解。朱德有一些诗文，其中就包含着相当浓厚的佛教思想。北京广济寺能海法师曾是朱德在讲武堂的老师，五十年代，朱德曾拜会法师，畅谈往事，待以师礼。1936年长征路过藏民居住之地，朱德与五世格达活佛、七世诺那活佛都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1950年，格达活佛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自愿请缨去做达赖喇嘛的说服工作，不幸被英国特务毒死。解放后朱德去各地视察，往往喜欢抽空去名寺一游。成都文殊院的住持宽霖和尚是朱德的兰友。朱德视察成都时，只要有空，就到文殊院看望宽霖和尚。福州涌泉寺有一个“兰花圃”，其来历也与朱德有关。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见过朱德之后，班禅曾对达赖说：“起初我以为朱总司令是位非常厉害的人，一见面才知道，他不像一位统帅几百万大军的将军，倒像一位慈祥的老活佛。”朱德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左路军长征路过四川甘孜时，在朱德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红军战士帮藏民收种庄稼、打扫院子，被藏民称为“菩萨一样的兵”，朱德也被称为“菩萨一样的司令”。海伦.福斯特曾说朱德“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在党内，朱德也有“大肚弥勒”之称。
　　
　　 上面的事实似乎让人觉得朱德更像一个佛教徒。其实，相对于基督教、佛教，朱德与道家本质上更为接近，不过，这种接近，倒不是朱德看过多少老庄的书，也不是朱德与多少道人有过亲密交往，而是因为朱德的性格与传说中的老子的性格惊人地相似，朱德的行为与老子的思想惊人地符合。
　　
　　 朱德曾有一首《和叶剑英同志〈过五台山〉》诗，诗曰：“五台高耸白云飞，天朗气清路不迷。世人觉醒何须佛，来自西天去自西。”这首诗，既是对佛教思想的体悟，也包含了老子顺应自然的思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宗教。朱德作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抛开信仰的差别，其一生的作为，不但让人看不到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些宗教有什么特别相悖的地方，反而让人感到与这些宗教有太多的一致，这似乎非常奇怪，其实，这也许是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万教归一”说法的实践的肯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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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管是基督教、佛教，还是道教，都有浓重的出世思想，而且在它们的信仰者中间，总是会产生大量的隐士，或者说，一般的隐士，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些宗教的信徒。而在朱德身上，也有明显的隐士的影子。
　　
　　 隐士的第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一个“隐”字。人们所说的隐士，一般都独居于深山野林，或者其他比较偏僻的地方，其结果就是人们很难注意到他。隐居行为的一个实质，就是表现欲的极度弱化。人们生活在尘世中，一个根本的动力就是表现自己，在各个方面显示自己高于别人或者强于别人，从而获取人们的赞美，而一个人一旦隐居（指的是真正的隐士），就意味着这个人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了多少欲望。朱德性格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极少虚荣心，他一反一般人追求突出的做法，总是努力要让自己跟大家一样，没有一点架子。虽然共产党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要论真正在行为上体现这种思想的，在中国的共产党员中，有谁能比朱德做得更好呢？所以，朱德在性格上的朴实以及有意识地追求普通，本身就是一种“隐”。有许多关于朱德的有趣故事，讲的都是由于朱德没有任何架子，打扮上也跟一般战士完全无二，还经常做一些只有地位低下的人才做的事情，而被人错认或者认不出来，这些故事就是朱德成功隐身的最好证明。朱德虽然没有隐居，但隐居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质和结果都跟朱德的自求普通没有二致。
　　
　　 隐士的第二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这个“士”字。士在这里指的是有一定的学识或者比较突出的才能的人。如果一个非常一般的人隐居起来，人们或者会认为他不太正常，或者会认为他因为无能而致人生失意，总之不会去关注他，更少可能去赞美他。而一个有一定学识和才能的人隐居起来，人们就会认为他可能有高人一处的地方，因为他完全有能力享受足以让很多人羡慕的名利地位。所以，隐士的“士”的特征，指明了隐士的另一个实质就是：有资本获取或享受相当不错的、或者更好的名利地位，而放弃获取和享受。同理，一个普通人挑粮、纺线、种菜，挖野菜、捡粪，人们是不会去注意他的，而朱德作为一个总司令做这些事情，那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是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都难看到的奇事啊！延安时，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跟朱德接触了不多的时间，就惊叹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美国军官卡尔逊则说他“不抓钱抓权”。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赞美其他的领导人不抓权、没有野心呢？显然，朱德的地位有一定的特殊！那是在战争年代，朱德手握兵权，实力是在那里明摆着的，但是他却能甘居下位，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这难道不让人惊叹么？朱德在这里所显示的对于权力，对于名利的淡薄，跟那些隐居的隐士是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的。
　　
　　 隐士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外求，而致力于内求。既然隐士对于名利地位这些外部的东西都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这些方面的追求，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不外求，那自然就剩下内求了。朱德很早就对人的品德非常重视，年轻时在看《三国志》时就曾评价曹操道：“尚才不尚德，功成而民无生气矣。”“尚才不尚德，乱平而人心丧尽。”“功则有之，德则未也。”朱德最早由父母起的名字叫“朱代珍”，1906年20岁时，朱德自取名字“朱建德”，1909年又改名“朱德”。不管是“朱建德”还是“朱德”，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朱德实际上很早就把道德的完美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而追求道德的完美，本身就是一个内修的过程。1943年，朱德在一次对部队的讲话中指出：“练兵必先练心”，便有类似之意。1947年，朱德在和杨成武谈工作时，对于为人处世也说了一些告诫的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静坐当思己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戒，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这话朱德是告诫杨成武的，其实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生都在实行的人生箴言呢？肖克怀念朱德的文章说：“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对不恰当的批评，甚至恶意诽谤，他都泰然处之。”朱德晚年经常对儿女和孙辈们说：“要想立身做人，首先要‘内无妄想，才能外无妄动’。”内是外之根，朱德的品德人所共仰，这也是他一生致力于内求或者内修的结果。那些隐居的隐士，通过远离人群来静心，来寻求道德的完善，不能说没有逃避人世苦难的意味，而朱德则是在人世的奋斗中，通过内修以达到道德的完善，反而无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
　　
　　 所以，朱德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隐士。这个隐士，虽然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隐居的隐士，但实在地说，他在许多方面比那些隐居的隐士更具有隐士的本质。许多人，当他们远离人群时，可以保持心灵的相对清净和行为上的相对纯正，然而，一旦当各种尘世的诱惑蜂拥而至时，他们可能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对于朱德来说，处在他那个地位，权力、声誉、物质享受等方面的诱惑无疑比一般人要强大的多，但想想朱德的作为，难道我们不觉得老子所谓“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正是他的写照么？难道我们不觉得“大隐隐于市”正是对他的赞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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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朱德对于名利地位这些一般人努力追求的东西都不看重，那么，促使他投笔从戎，后来又抛弃一切参加革命的动力，难道仅仅是追求道德的完善么？追求道德的完善，难道非得投笔从戎和参加革命么？显然，在追求道德的完善之外，还有其他更根本的动力，那就是使命感！
　　
　　 让我们先看看朱德1906年离开顺庆府中学堂时赠同窗好友诗中的一句诗：“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再看看朱德1909年辞去教职准备从军时所写的《赠诸友》：“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还有1916年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纳溪之战时留下的诗句：“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砥柱正中流。”另有1919年驻守泸州时所作的诗句：“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逶迤；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最后再看看1926年朱德留学回国后不久赠好友的诗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强,安危度外不思量。”
　　
　　 这些诗句非常明白地表明了朱德在参加革命战争之前，就已经具有了急济天下、救民水火、刷新旧国风的冲天壮志，以及在国家危难时力挽狂澜，乃至作主风尘、万古留名的惊人自信。后来，朱德在回忆讲武堂学习生活时也曾说：“我一心一意地钻进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腹热忱，觉得中国青年可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
　　
　　 也许，人在年轻时都有一点狂妄，都有一点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冲动。但是，看看朱德，二十岁刚刚出头，不用说没有任何功业，就连准备就学的云南讲武堂还都没有考取的时候，就敢在公开示人的诗句中宣称要“刷新旧国风”；在已过而立之年，仅仅是一个团长或者旅长的时候，就敢公开自许为国家民族的中流砥柱，甚至宣称要作主风尘，乃至万古留名；在已过不惑之年，手无一兵的时候，竟公开表示有回天之力，要力挽狂澜，救民水火；更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公开宣称“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这样的志向，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口气，举国之内，甚至举世之内，能有几人？大凡伟大人物，在他们还很年轻甚至很小的时候，往往就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将会成就的事业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伴随这种预感的，就是释放自己的能力和不顾一切为这种事业而奋斗的冲动，这种冲动之强烈，以至于让拥有它的人感觉它仿佛就是来自上天的命令，而自己则是上天派到人间执行这个命令的使者。这就是使命感！
　　
　　 在朱德身上，这种使命感是和道德感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在上面所举那些表现使命感的诗句中，也同样包含着强烈的道德感，譬如：“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等。这类诗句，在朱德的诗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对于朱德来说，假如事业中缺少了道德的支撑，那么，这种事业也就没有了多少意义。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朱德为什么会在奉命驻守四川泸州期间情绪颓唐、牢骚满腹，甚至有“幸赋归来避市朝”的归隐之心了，也就不难理解朱德为什么此间在对一些古书的批注中，特别强调战争中“义”的重要性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朱德为什么后来会彻底弃绝众人艳羡的军阀生活，而走上出国求学的道路了。在朱德身上，这种融合了浓厚道德因素的使命感，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使命感”。这种道德使命感，在朱德早期的一句诗中表露无遗，即“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一方面，成就伟大事业的使命感，使朱德对于一般人所重视的那些名利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强烈的道德感更需要他减少和抑制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此外再加上天性上的朴实，朱德对于名利的淡薄就显得异常突出。所以，朱德的隐士特征，即使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也不时地会显现出来。当然，对于“名”，朱德也是追求的，他曾在1919年写诗说，要“博得勋名万古垂”，不过，这种“名”，乃是为国家、为人类所建立的历史功勋的副产品，是后人赋予的，它不同于没有实际能力和贡献作支撑的虚荣或者“面子”，它不依赖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评价，它是依附于实际贡献和道德上的正确性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朱德曾对彭德怀说过这样的话：“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可见，朱德这里所指的“名”，是与正确性，与“义”，与道德紧密相关的，为了这个“名”，他可以义无反顾地舍弃没有道德做支撑的个人事业以及建立在这个事业之上的个人之名，譬如作为军阀的事业和名声。所以，1926年朱德在赠友诗中又说：“力挽狂澜岂为名”。从“力挽狂澜岂为名”这句诗，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诗句以及后来的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朱德所追求的事业，根本上并不是追求个人功名的事业，而是拯救天下、救济苍生的事业，虽然这个事业也会给自己带来功名。所以，共产主义所包含的道德理想，正是他为之献身的一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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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朱德解放后一直身居高位，却没有多少作为，有明哲保身之嫌，如何能谈得上救济天下呢？
　　
　　 说朱德“明哲保身”，显然是对朱德的误解。
　　
　　 解放初，作为在功勋、威望上与毛泽东基本并列的朱德，他应该怎么做呢？解放后曾任朱德警卫的管开智说：“他(朱德)还多次在一些重要场合讲，‘我们党只能以毛主席为核心，不能搞多中心！’”事实上，解放前，两个“万岁”的口号、“两个领袖”的说法、两像并挂的事实，难免会让人产生党内两个“中心”的认识。当然，两个领袖是历史形成的，是战时军、政之分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当战争结束，全国解放之后，“两个领袖”的状况显然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这样，在两个领袖之中，必然有一个必须向后隐退。朱德多次强调“只能以毛主席为核心”，便是自己主动隐退的表示，这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遵从“党领导军队”原则的必然结果。开国大典上，当许多摄影机的镜头紧紧对准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毛泽东的时候，离毛泽东较近的朱德从站立的前排人群中向后退了一步，使毛泽东处在了一个更突出的位置。——在建国后的政治舞台上，朱德也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
　　
　　 如果说，朱德愿意享受清闲的生活而不愿意多在工作上操劳，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毕竟，建更大的功、立更大的业，或者说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是所有人的梦想。但朱德要在政治上淡化自己的形象，突出毛泽东这“一个中心”，那他必须做的就是减少工作，因为工作往往就意味着使用权力，因为工作带来的一般总是威望和影响的增加。而且，如果他负责的重要工作过多，对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比较年轻的同事施展手脚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妨碍。无疑，朱德在政坛上的隐淡，包含着明显的有意识的因素，特别是在建国初期，从他开始所任的职位、从他请辞国家主席唯一候选人资格，都能明显地看得出来。事实上，朱德的这种有意识地淡出政坛，既包含着隐士式的自隐无名、乐天顺命，也包含着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兼济天下的自我牺牲，因为他的“隐”， 就是对年轻同事实现自我价值的贡献，就是对党内团结的贡献，从而也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虎威将军

但是，后来情况的发展超出了朱德的预料。有时候心一热想多说几句话，多做点事情，却往往动辄得疚。于是，为了这个集体的团结，他只能一步步地后退。据1949年后曾任朱德警卫的余许卫回忆，刚解放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就经常对朱德说，“老总啊，可以不看的文件就不用看啰，可以不参加的会就不用参加啦！注意身体。”当然，朱德在感谢主席对自己的关心之余，也不能不意识到这话背后的深意！解放后，朱德一直都是政治局常委，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不少政治局会议，朱德却没有参加。这是朱德独享的“特权”，这也是朱德独享的无奈!1956年，在毛泽东做了那个他和朱老总“只能跑跑龙套”的讲话之后，朱德只能越来越少说话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朱德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大却基本上成了“橡皮图章”(注：庐山会议时，朱德的权力已经相当有限，毛泽东仍然说“总司令可能闹乱子”，所以，庐山会议后，人大更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实权了！)；文革开始，朱德自己都成了被冲击的对象，至于干预，就更没有那个能量了；从文革爆发后直到197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都没有召开,作为委员长,朱德即使想做事,也不好做了!
　　
　　 其实，所谓超脱世事，所谓自隐无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多做点有益的事情，谁不愿意呢？况且这个国家的建立，有多少自己的血汗在里面呵！所以，虽然解放后基本上已经退居二线，朱德仍然辛勤工作，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然后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特别是每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年事已高，朱德也不比任何一个人操心更少。譬如大跃进，从1958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朱德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调查。在庐山会议之前及庐山会议上，朱德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讲话，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对大食堂、大炼钢铁表示怀疑以至否定，甚至说“大食堂即使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庐山会议前更直接要求某些地方的党团员带头从公共食堂中“退出去”。这在当时，在政治局七大常委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朱德当时对于大跃进的一些批判和有关言辞在当时看来可能比较过激，不过那都是因为对国计民生操心过切啊！庐山会议后，虽然朱德主持的人大几乎成了橡皮图章，难以产生什么重要的决议，难以发挥其本应当发挥的作用，但朱德仍然不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据《朱德年谱》记载，从1959年到1965年期间，朱德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年几乎都有一半左右时间在外地视察，除西藏、云南、宁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周恩来逝世后，当再一次需要人出头的时候，已经90高龄的朱德又开始拚命工作起来，即使在病危住院的那天，在医院的病床上还惦记着会见外宾，在去世（朱德1976年7月6日去世）前几天的八一建军节，还对秘书说：“我还可以批阅文件，你们可以到医院来找我。”据女儿朱敏的简单统计，从1976年２月到6月26日住进医院，4个多月中，朱德仅仅会见外宾就有18次！去世前40多天，90岁高龄的朱德还亲自登门拜访中央党校的成仿吾，跟他谈论《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希望这个新译本的问世，能够帮助解决国内让他揪心的许多政治问题。去世的前几天，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病危在床的朱德还叮嘱来看望他的李先念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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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朱德53岁生日之际，康克清给朱德写了一封洋溢着真挚情感的生日贺信，其中写道：“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
　　
　　 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组长、从事朱德研究数十年的吴殿尧感慨地说：“我参加编写近150万字的《朱德年谱》新编本，对朱德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有所了解，感想很多。我感觉朱老总诸多高贵的品德中突出的一点是：在别人不干的时候，他决不退缩；在别人能干的时候，他决不争先。”
　　
　　 康克清和吴殿尧都表达了一个相似的意思：当需要他向前冲的时候，朱德最热情最无畏；当需要他后退的时候，他最淡泊最能忍。这正是济世的英雄热情与淡泊的隐士品性的奇妙结合！是啊，每当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譬如南昌起义失败后、长征时期（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中央之后）、抗战中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哪一次不是朱德象擎天巨柱一样将队伍或者解放区政权撑起来的？而在革命形势比较顺利的时候，譬如抗战后期、解放战争、解放后，当别人也可以胜任他一直从事的工作时，朱德便悄悄地隐身在了别人的后面。朱德的脸色是紫铜色的。紫色是最热的红色与最冷的蓝色的融合，朱德的性格、朱德的一生，也正是最火热的一面与最清凉的一面的奇妙融合。这种融合，使他在头脑最容易发热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使他在情绪最容易消沉的时候能够保持热情和信心；这种融合，使他在最容易发火的时候能够保持冷静，使他在最容易懈怠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上进的心；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每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都能以坚固的自信和热情带领部队度过艰难，转危为安，也使朱德每在党和军队出现分裂可能的时候，都能以冷静的态度使这种分裂尽可能地弥合无间；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总是能以一个温和的态度或者一个笑脸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大家头脑发热时给大家泼点冷水，在大家情绪低落时给大家鼓点干劲；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在作为世界关注的军队总司令的同时，又是普通一兵；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在被需要的时候，能成为最无畏的英雄，而在不被需要的时候，又能成为最淡泊的隐士；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作为英雄却最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作为隐士却“从没有失败情绪”！
　　
　　 朱德身上的这种冷热相融的特殊品质，使朱德具有一种非凡的可靠性和稳固性，使他在任何时候，都象一座巍峨大山，或者一个中流砥柱，稳定着人心，稳定着革命队伍。
　　
　　 朱德，是一个一生淡泊的蓝色英雄！
　　
　　 朱德，又是一个一生济世的红色“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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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脊梁的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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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太长了，终于看完了，充分说明了朱德在中国革命当中的历史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