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新闻纪录片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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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水利工程的纪录片还有：《征服黄河的战斗》(1972)，《战海河》(1972)与《海河战歌》(1973)，《韶山银河》（1973）等。其中，《战海河》与《海河战歌》反映的是治理海河的工程。海河流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系，北起燕山山脉，西北接内蒙高原，西跨太行，南倚黄河，东临渤海，行洪能力上大下小，源短流急，排泄不畅。解放后兴建的一些水利工程对防止水患起了一定作用，但是1963年河北省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许多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表达了海河流域人民千百年来的心愿。几年来，已经治理的河道的排洪能力比治理前提高了七倍以上，基本免除了这些河道流经地区的洪涝灾害威胁，进一步保障了天津市以及津浦和京山铁路的安全。1973年，海河流域不少地区出现暴雨，由于海河得到治理，部分洪水流入水库，顺着新开的河道安全下泄。《韶山银河》（1973，编导李堃，摄影盛玉增、朱振权等）介绍了韶山灌区的建设情况。韶山灌区位于湖南韶山一带的丘陵地区，1965年灌区工程动工，十万大军在丘陵地带摆开战场。在施工过程中，碰到了满山岩石象尖刀的猫形山，地形多变、严重塌方的隧道工地，以及粘性很强的“狗皮泥”。但是，建设者顽强战斗，保证了工程顺【0250】利进展。安装渡槽时，两台5吨重的卷扬机成功地吊装了125吨的渡槽。1966年，总干渠和北干渠连成通水。灌区人民还把水库、山矿、港坝和大小渠道串连起来，形成蓄水、提水相结合的灌溉网。灌区内可以发电，可以通航，可以养鱼，全灌区83万亩农田获得好收成。
    影片《黄河万里行》（1974，编导姜云川，摄影阿尔吐沁、杨永松、范厚勤、吉光华、方振久等）并非反映水利建设的纪录片，而是具有风光片性质的纪录片。本片的摄影师首次探寻了黄河的源头，然后从源头一直拍到入海口，带领观众沿着黄河作了一次旅行。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由涓涓细流逐渐地形成滚滚东流的大河，最后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黄河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现存的古代建筑无不闪烁着中华民族的灿烂光辉。这部大型彩色纪录片赞颂了年轻的共和国取得的伟大建设成就，在建国25周年之际发行放映。本片的编导姜云川对黄河上游的柴达木盆地尤其感兴趣：“为拍摄此片，我在‘黄委会’的指导帮助下，曾先后两次上至青海省的黄河源、下到山东省的入海口进行采访和拍摄。在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和长达一万里的地区，活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看到了不少美丽神奇的景色和了解了不少动人的事件及人物。不过，最使我不能忘怀的：还是青海省的‘柴达木’。”在描述了这个地方的迷人魅力以及回顾了它的悠久历史之后，作者接着写到：“而今的柴达木，不仅是个正待开发的聚宝盆，而且是一块充满生机、蓬勃建设的基地。我们在拍摄柴达木时，柴达木不但有了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和能起落大中型飞机的机场等交通工具，还有了香日德、都兰、格尔木等中小城市和各种各样的矿山、工厂。人民正股足干劲，开发柴达木的无尽宝藏，为建设青海，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巨大的力量。为了把美丽神奇的柴达木及人们的新生活介绍给广大观众，我们把这些都摄入了镜头，给柴达木和柴达木人留下新生的一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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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庆红旗。大庆是60年代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正如大寨是当时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1964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广大庆经【0251】验，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对我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虽然“文革”时期在推广大庆经验时出现过“左”的倾向，但是大庆精神是无法否定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它的全部开发过程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的，没有任何洋人插手，而且水平达到一流。大庆油田的建成，使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我们的企图遭到失败，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60年代初的大庆石油大会战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仗、志气仗、经济仗和科技仗。
    早在1960年代大庆创建之初，长影就拍摄过一些影片纪录了大庆的诞生，后来新影也不断地报道了大庆的发展。1963年，大庆油田建成投产后，我国基本实现石油自给。新影的编导和摄影在大庆进行长期采访和拍摄，摄制了《敢想敢干的大庆人》（1965，编导王永宏）。1964年01月07日，毛泽东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时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大庆在建设过程中学习了解放军的经验和作风）、学习石油部，并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0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弃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01月0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指出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此后，一大批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知名人士来到大庆深入生活，创作了许多讴歌大庆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创造性的劳动，电影《大庆战歌》、话剧《初升的太阳》、歌曲《大庆家属闹革命》以及后来的电影《创业》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中央文件的传达和新闻工具、文艺作品的广泛宣传，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等先后来到大庆视察工作，或赞扬或肯定或指示或题词，对大庆油田生产和工业学大庆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各地职工的干劲。当然，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难免出现一些偏差：有的流于形式，停流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搬硬【0252】套大庆的做法。然而，这些偏向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和江青集团对大庆的污蔑并非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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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林彪、江青一伙将矛头对准大庆，污蔑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把大庆的基本经验统统攻击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把“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生产工人岗位责任制》污蔑为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叫喊要“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竟然鼓吹“不搞科研照样出油”，制造了油田管理上的混乱。与此同时，他们不准宣传大庆，不许学大庆，把电影《大庆战歌》扣押了十年之久，给电影《创业》安上的罪名达十条之多，并反对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刮起反大庆的歪风。林江集团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大庆是周恩来等领导人树立的典型，他们反对大庆实际上是反对周恩来等领导人。1967年，周恩来在关于大庆军管会的文件开头亲自加上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并说明这是按毛主席批示办的。1970年，周恩来在《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特别强调大庆不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周恩来保护大庆的举动震慑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给处在困境中的大庆油田广大职工以巨大的鼓舞和支持。1975年，毛泽东也对电影《创业》作了如下批示：“此片无大过，加以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这些批示不胫而走，四处流传，大庆人奔走相告，从中获得了力量。不少基层干部白天挨了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很多老工人把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个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庆油田仍然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1976年原油产量达5030万吨，对于维持大动乱中的国民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影拍摄的有关大庆油田的新闻纪录片反映了上述情况，如《大庆红旗》（1971，编导王相武，摄影李则翔等）、《大庆人》（1976，编导肖淑琴，摄影张贻彤等）。1976年，由上影著名导演张骏样在十年前领衔编导的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终于上映了，本片通过补拍等手段生动地再现了大庆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英雄事迹。新影在文革时期拍摄的《胜利油田》（1975，编导王永宏，摄影龙庆云等）记录了我国又一个大型油田的勘探和开发过程。胜利油田是我国继大庆油田之后开发的又一个重要的石油产地。经过十年的大会战，一座规划宏伟、成【0253】就辉煌的大油田出现在我国渤海之滨。此外，胜利油田还建成了长距离输油管道。胜利油田的建成投产，是中国工人阶级高举大庆红旗、学习铁人精神、以革命加拼命的干劲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影片记录了他们战海潮、止井喷的英勇壮观场面，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工人们勤劳勇敢的品质，“三老四严”的作风，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华北油田巡礼》（1977，编导白国柱，摄影任福棠、范厚勤等）记录了1976年开始建设的华北油田的情况。反映工业战线的纪录片还有一些，比如，关于开滦煤矿的《沸腾的开滦》（1974），关于广州、上海、大连等地造船工业的《百舸争流》（1976）。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04月20日至0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终于得以召开。这次会议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肯定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作用和意义。但是同时，会议又在学大庆运动上表现出浮夸和冒进的倾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峰在会上讲话，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有1／3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还要求石油部门要创建十来个大庆而奋斗。这个要求脱离了国情，是不切实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全国工业战线涌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在改革开放方面成绩卓越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大庆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同时，与全国其他各行各业一起，走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改革开放之路，继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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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三线建设。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到1080年代初期，我国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根据当时从战略角度进行的划分，这些地区属于全国战略布局的第三线（第一线是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一线与三线之间称二线），亦称“大三线”。与此同时，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第三线称为“小三线”。大、小三线的集中建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史称“三线建设”。这场建设运动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投资之集中、地域之广大、持续时间之长都为新中国建设史上仅有。为了反映这场轰轰烈烈而又神神秘秘的建设运动，新闻纪录片工作者拍摄了一批相关的影片，有些已经公开放映，更多作为资料保存。三线建设实施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0254】段是“三五”期间（1966至1970年）,投资560多亿元，重在打基础，主要用于建设成昆、滇黔、川黔三条铁路，以及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第二阶段是“四五”和“五五”期间（1970至1980年），投资149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6.4%，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部分地形成了生产能力，使三线地区基本上成为了部门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大后方。
    说起反映三线建设的纪录片，首先要提到《成昆铁路》（1974）。参加拍摄三线建设纪录片的编导王映东回忆说：“1965年冬天，新影奉命组成有五个摄影队的摄制组，负责拍摄云贵川大西南三省的三线建设，用电影向毛主席建设汇报，同时也是积累历史资料，等到不需要保密时制作出来公映。国家建委副主任顾明同志负责指导拍摄工作。根据西南三线建委的意见，我们分头进行采访拍摄，春节在攀枝花集中拍摄攀钢，然后回厂汇报。编出《攀钢在建设中》六本，《成昆铁路在建设中》四本，和其他一些厂矿的建设工程。厂领导决定：先集中力量拍成昆铁路和攀钢，完成两部长片。攀钢增派了一名编导，我和三位摄影师及摄影助理等拍《成昆铁路》。”影片《成昆铁路》的摄影师沈杰回忆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去的‘成昆铁路要快修’的号召，1965年，我作为一名新闻电影摄影师，奉上级的命令率领摄制组奔赴西南地区，随40万铁道兵和铁路工人，在千里成昆上战斗了六个春秋，以新闻纪录电影的形势，定期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建设情况。当时，我们摄制组有一个口号：‘哪里最艰苦、工程最艰巨，我们就到哪里去工作、去战斗。”他接着说到：“六年中，我在铁路编导上往返五万余公里，三次负伤，全线所有的桥梁、隧道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军民战斗在成昆线上》以及《成昆铁路》三部影片，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国内外观众的好评，这也是我一生中拍摄时间最长、工作得最辛苦的影片。”[16]”
    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到云南昆明，1964年08月开始施工，1970年07月01日建成通车。成昆铁路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罕见的工程。铁路全长1085公里，穿越桥梁653座，隧道427座，桥隧总长度400多公里,平均每2.5公里一座隧道，平均每1.7公里一座桥梁。修建这条铁路的艰难程度可【0255】想而知。王映东说：“工地医院人满为患，大部分伤员是石头砸的碰的。七处领导感慨地说，比在朝鲜保卫钢铁运输线时伤员还多。”沈杰说：“千里成昆线，每一公里要牺牲一名铁道兵或筑路工人，负伤者多达数千，是这种血与汗的代价促使我投入忘我的工作，要把影片早日拍成奉献给他们。”1970年，沈杰将自己与谢华基等摄影师拍的大量资料带回北京，编成纪录片《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和《军民战斗在成昆线上》内部放映。1974年，王映东将这些资料重新编成纪录片《成昆铁路》公开发行。本片上映时正值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进行全面整顿，在客观上起到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支持整顿的积极作用。反映三线建设的新闻纪录片还有：新影的系列纪录片《西南铁路简报》（李则翔等摄影），八一厂的反映成昆铁路建设的《战斗在万水千山》（1971，杨振亚编导，张炎平、潘锦元摄影），反映襄渝铁路建设的《襄渝铁路》（1974，编导向前，摄影向前、冉征超、曹世群），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襄黔铁路》（1974）等。《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中》（1970）介绍了建设中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热闹景象：勘探队员克服艰险寻找稀有矿石，筑路工人登山修路，空中索道运送着各种物品，工人们抬着机器上山架设高压线。工人们修公路，汽车运输队把大件设备运到攀枝花。铁道兵铺铁轨，火车把大件设备运到攀枝花。选矿场安装分离器。高炉夜战，焦化厂夜战，金沙江日出。高炉出铁，工人欢呼。万人誓师大会，住在席棚里的工人学习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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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运动有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大致情况可以概述如下：1964年04月，国家计委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品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研事业。在这个设想中,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20%，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这个被简称为“吃穿用计划”的设想，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
    然而，当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令人不安。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0256】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1964年08月05日，美国悍然轰炸越南北方，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与此同时，中国边境的其他地区也非常不平静。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爆发之后中印双方的战争状态尚并未完全解除。在东北方向，美国驻扎南朝鲜和日本，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出于国防与战备的考虑，结合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战略调整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试图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工业的70%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由于交通闭塞等原因，近现代工业十分薄弱。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我国在集中力量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同时，对内地建设的过多关注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使其原有的优势得不到更好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出：在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十年或更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时期内，“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当时虽然也准备应付战争，但是更多的注意力是发展工业，国家投资的重点也转向了见效快效益高的沿海地区。1964年，战争的气氛增加，毛泽东原来制定的方针不得不被重新考虑：一旦沿海工业被摧毁，我们的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瘫痪状态，而有限的内地工业根本难以为继。尤其是1950年代新建的一些国防工厂大部分在东北、华北一带，内地很少，这种局面对我国的安全是不利的。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在总体战略布局上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变：这就是提出先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建设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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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形势的估计和对发展经济战略的深入研究，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思想逐渐明朗化。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初步而系统地提出要加快三线建设的思想。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是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碳、电力建设起来。毛泽东说，建设要快，但又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他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他的这个讲话，激起了与【0257】会者的强烈共鸣。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组织领导，1965年0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03月29日，中央又宣布西南三线的总指挥部人员组成：李井泉任总指挥，程子华、阎秀峰任副总指挥，后来又增派彭德怀任第三副总指挥。同时，还组成以刘谰涛为首的西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04月，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决定成立国家建委，由谷牧任主任。国家建委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切实抓好西南、西北战略基地和一、二线后方基地的建设及重点项目的建设。09月02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修改、国家计委拟订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三线建设的最大功绩，正在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使我国的战略后方在交通、能源、国防科技、机械轻纺电子工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三线建设，总体来说有利于改变工业建设在内地和沿海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状况，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功绩是主要的。同时，三线建设的不足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感作了过分的估计；二、关于片面地强调“（靠）山、（分）散、洞（隐蔽）的方针；三、投资效益差，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年到1972年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而在底子比较厚、本来能够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却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加上政治动乱等因素，造成国民经济一度出现严重迟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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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防战线。1969年初，中苏两党关于意识形态的大辩论正在争得不可开交，两国的关系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苏联边防军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争端，我国新闻纪录片工作者发扬战争年代的传统，与驻守中苏边界的中国部队一起，从乌苏里江到黑龙江边，从吴八老岛到珍宝岛，不断地用摄影机记录下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各种挑畔行为。02月初，中央领导调看了这些影片素材，并责令新影以最快的速度【0258】编出一部纪录片。经过5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新影编出了纪录片《新沙皇反华暴行——苏修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上的挑衅》（编导郝玉生、应小英，摄影封永迎、张家渊、任福棠、陈凯初、温炳林、李连祥、吴余华、李学明等新影和八一的20多位摄影师）。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新影的摄影师温炳林和八一的摄影师李连祥在同我国边防战士一起巡逻时因遭到苏联边防军的突然袭击而英勇牺牲。不久，新影和八一又联合摄制了《珍宝岛不容侵犯》（编导郝玉生、王程帆，摄影封永迎、苏德福、吴金华、刘锡喜、王锡朝等）。
    与珍宝岛战役有关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八一拍摄的《打倒新沙皇》（1969，记录了首都广大军民游行抗议沙皇入侵珍宝岛的场面），以及新影拍摄的《向珍宝岛十英雄学习》（1969）。新影驻黑龙江摄影站的记者封永迎介绍说：“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饶河县）虎头镇和饶河镇之间，也是独木河汇入乌苏里江处，原与我江岸陆地相连，1915年被洪水冲成浅沟后渐成内江。过去岛上渔民多为老人，当地称为‘翁岛’。因岛形与元宝相似，故取名珍宝岛。该岛在主航道两侧，距我岸约100米，距俄岸约300米，岛长2300米,岛宽500米。这个仅有0.74平方公里的江中小岛，曾在1969年冬，因苏联霸权主义者妄图以武力将其掠为己有，遂发生举世周知的珍宝岛之战。为此新影厂先后派出20多名摄影师拍摄了《新沙皇反华暴行》和《珍宝岛不容侵犯》长短纪录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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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文革时期的国防，不能不提到民兵的作用。八一拍摄的《民兵赞》（1973）记录了江苏角斜民兵团与山东瞳獐子岛及新疆拜城民兵劳武结合的事迹。八一拍摄的《快艇女民兵》（1976）表现了旅大市四八二零工厂与旅大一中的女民兵在海军旅顺基地帮助下锻炼成长为能驾驶快艇的女民兵队伍的事迹。但是，文革时期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关于民兵生活的影片并非纪录片，而是一部名为故事片《海霞》（1975，北影，编剧谢铁骊，导演钱江、陈怀皑、王好为，主演吴海燕）。按照创作者的说法，这是一部“普通的影片”，讲述了渔岛上一群普通的渔家姑娘劳武结合、保卫家乡的故事。表现方式以海霞的自述贯穿首尾，以她的生活经历作为故事主线，同时描写她身边的几个女民兵的不同性格和成长道路。在当时样【0259】板戏统治天下与“三突出”原则笼罩影坛的氛围中，这部影片的艺术追求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四人帮”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讨伐，甚至准备在1976年10月20日召开文化部系统大会，对抵制围剿《海霞》的创作人员进行批斗后实施逮捕。然而，就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六天，“四人帮”已经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国防科技的发展是保卫国防的根本保证，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国防科技方面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成就。继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1966）、《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我国成功的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1968）、《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等反映了有关情况。“两弹一星”的研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行动，从决策层到数不清的直接参与者都曾承受了难以形容的艰辛与坎坷。原子弹、氢弹的巨大破坏力，决定了研制者们必须开赴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域。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官兵，刚刚撤出血腥的朝鲜战场，便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荒凉而气候恶劣的沙漠腹地。在当时的中国，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再加上苏联索债和西方霸权的封锁，堪称难上加难。然而，就是这些连肚子也吃不饱的人们，为了粉碎核威胁与核讹诈而呕心沥血地默默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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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几十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1999）大量运用了当年拍摄的新闻纪录片资料，同时也披露了一些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很难表现的事情。比如，1962年春节，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一千多名科学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请他们吃顿肉，补充点营养，坐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就是肩负“两弹一星”研制重任的钱学森和钱三强。“这确是不堪回首、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一幕，但影片很诚实地告诉我们：作为历史事实，我们的‘两弹一星’就是在这样的泥泞中，在这样的奋争不息的困苦中飞向苍穹的。这，便是‘两弹一星’的精神，中国人的精神；为了‘不挨打’，为了不受人欺负，恰如张爱萍将军所言：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当年，陈毅元首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早一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腰杆就硬了。邓小平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如果19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对1970年代中国的外交成功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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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外交成就。进入1970年代，我国外交战线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最有影响的可以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及中国恢复合法联合国席位。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新闻纪录片有新影拍摄的纪录片《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1972）以及北京电视台的大量新闻片。尼克松访华期间及前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大量工作，多次穿梭于中美之间，新影摄制的四辑新闻纪录片《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问北京》（1971—1973）、《毛泽东主席会见基辛格博士》（1973）等记录了有关情况。关于田中角荣访华的纪录片有《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访华》（1972）。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我国周恩来总理邀请，前来访问并解决中日外交正常化问题。由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陪同，于1972年09月25日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并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贵宾。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角荣等。两国总理经过四次会谈后，09月29日举行了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周总理陪同日本客人到上海访问。09月30日，田中角荣等一行离上海回国。
    197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领导人访问我国，每次访问都被拍成新闻片，在1970年代上半期的新闻纪录片中这类影片特别多，而且题目大致都是《毛泽东主席接见某国元首》。这类影片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毛泽东主席会见蓬皮杜总统》（1973）。早在1964年0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顾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法国成为第一个个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但是，这位总统生前未能实现访问中国以及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愿望，他的继任蓬皮杜实现了将军生前的愿望。1973年09月12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会见。蓬【0261】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毛主席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毛主席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周恩来总理、王海蓉、齐宗华等会见时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