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新闻纪录片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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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中国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相关的影片有新影拍摄的《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1973，摄影解廷勇等）。1974年，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新影拍摄了《邓小平副总理率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1974）。本片摄影师之一解廷勇回忆说：“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走进联合国大厦。当小平同志在我国代表团席位上就座时，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却有非凡魅力，引起了全场的轰动，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平同志被打倒是世人瞩目的，这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大会议，自然要引起各界人士重视。他庄重地坐在中国代表团首席位置上，目光炯炯地不时地向着观看他的人微微点头示意。然而，那时谁也未曾知道他是一位世纪的伟人。”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全面阐述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外交政策。1974年，毛泽东根据当时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指出世界已经分为三个方面：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亚非拉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地宣布：“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忠实朋友。”当邓小平发言结束回到中国代表席位之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长纷纷走过来与他握手，人数之多是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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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非常注意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真诚而无私地援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尽管中国自己还不富裕，甚至需要得到援助。比如，中国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坦桑尼亚政府是在世界银行拒绝贷款和苏联政府拒绝援助的情况下才向中国政府求援的。在坦赞铁路的建设过程中，新影的摄影师王瑜本长期跟随筑路大军拍摄了《坦赞铁路开工典礼》（1971）、《坦赞铁路在建设中（第一、二、三部）》（1972—1976）、《友谊之路》（1977，记录了坦赞铁路建成通车的仪式）等多部纪录片，反映了筑路工作的艰苦，当地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以及中国人民与坦桑尼亚人民和赞比亚人民在共同劳【0262】动中建立的亲密友谊。在此期间，他还拍摄了短纪录片《中国医疗队在坦桑》（1976，编导王瑜本，摄影王瑜本、卢长利、俞乐观，作曲赵鸿声），记录了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救死扶伤的事迹。应坦桑尼亚政府邀请，中国医疗队到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为人民开展防病、治病工作。除了在医院为患者治病，医生们还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热烈。尼雷尔总统会见医疗队时，对中国医疗队表示赞赏。本片在国内上映时很受欢迎，特别是影片中的插曲感情充沛、曲调优美，电影放映后经常在电台播放，同一时期根据这些事件创作的相声等文艺作品也受到广泛欢迎。坦赞铁路只是中国援非工程中的一项，其他工程还有许多，有些工程也被拍成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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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体育事业。乒乓球运动不仅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走上国际，而且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一段“乒乓外交”的佳话。自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取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乒乓球热，乒乓球成了中国的“国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乒乓球运动是最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连毛主席也打起了乒乓球。从第26届世乒赛开始，新影和北京电视台都派摄影队进行拍摄，记录1965年世乒赛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长达180分钟,那次比赛中我国获得男团、女团、男单、女单、混双五项冠军。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有两届世乒赛我国未派选手参加。1971年03月，我国恢复对外体育活动后，派代表团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新影和北京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乒坛盛开友谊花——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次比赛中我国获得四项冠军。更重要的收获是，周恩来利用小球推动大球，取得了乒乓外交的胜利。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比赛期间，球队领导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在名古屋比赛结束立即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新影拍摄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随后，沈阳杂技团和中国体操队访美，这些活动也被拍成纪录片。文革中后期，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中国杂技代表团访问了许多国家，成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影片《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1975）记录了我国登山运动员再次登上世界屋脊的伟大壮举，以及对珠峰进行科学考察的资料。摄影师沈杰在1959年攀登珠峰时冻残了脚，这次主动要求再上珠峰担任拍片的组织工作，史学增也是第二次攀登珠峰。彭岭带病坚持攀【0263】登拍摄，一直爬到7600米。刘永恩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背着摄影机登上8200米，创造了当时中国专业电影摄影师登山最高纪录。刘永恩回忆说：“按照预订的计划我登上了8200米营地，在8200米处要拍摄几个重要场面，我担心记不清，容易忘事，所以我一路向上攀登一路拍摄，一路反复念着，岩石标本、心电图、入党仪式、云海、队员生活和其他活动的镜头。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缺氧越严重，到了8200米我首先拍下了藏族女队员拉桑在鲜红的党旗前入党宣誓的感人场面，以及云海和高山俯瞰群峰的镜头。在拍摄过程中由于缺氧、疲劳，感觉也不灵，我常常边拍边问身边的同志摄影机还转不转动。有时手指失去知觉我就搓一会儿或在岩石上重重地敲打几下，直到有了疼的感觉又立即开始拍摄工作。”[21]在这次登山摄影活动中，摄影师石明纪在一次试登时突然倒下，战友们虽然多方努力，最终没能保住他的生命。第一摄影组组长邬宗岳登到8500米时不幸牺牲，给登山队员们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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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队员和摄影队队员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然而他们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1975年05月27日北京时间14点30分，再次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们是：副队长潘多（女），男队员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嗄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这次攀登得到邓小平、周恩来大力支持。沈杰回忆说：“1959年在7200米的慕士塔格峰我因公被送回北京治疗后，心中一直惦念着那些生死与共的登山队员们……机会终于来了，1974年11月，我率领‘珠峰’摄制组进藏。事隔16年埋藏在我心中的夙愿就要实现了。临行前，全厂职工为我们送行，邓小平同志在首都体育馆接见登‘珠峰’负责人和部分记者，邓小平说：“不管南坡北坡，要白天登上去，一定要有女队员，把电影照片拍下来，还有作好科学考察工作……’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这次登山的任务是十分光荣、艰巨的，摄制组的主要成员必须登上新的高度，拍到生动的镜头，让世界第一次看见珠峰顶上的真实面目和我国运动员的英姿。……在我们日夜紧张地编片时，从国家体委传来了周总理的指示：‘九位登顶峰的队员，一定要有近景镜头，让观众看清楚。’”[22]《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完成后，周总理在病床上【0264】分三次看完这部纪录片。为了拍摄这部影片，12名摄影师和14台摄影机投入了工作。影片在上海放映不到一个月观众就超过30万，在法国戛纳电影节放映达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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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文化艺术。在文革时期荒芜的文化园地里，仅能找到几朵朴素的小花，而且有些还受到了文革空气的污染。文革早期几乎没有拍摄过反映文化艺术生活的新闻纪录片，从现存的影片目录来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上海市少年儿童革命歌舞选辑》（1966，伍伦编导）可能算是一部，前面提到的《红太阳照亮了京剧舞台》（1967）和《红太阳照亮了芭蕾舞台》（1967）可能跟后来的样板戏有关。直到文革中期以后，反映文化艺术生活的新闻纪录片才相对多起来。记录我国杂技代表团出访的纪录片，如同记录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的纪录片一样，给当时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国对外交往方面扮演了友好使者的角色。
    1972年12月16日，沈阳杂技团应邀抵达美国芝加哥，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约斯特、沈阳杂技团团长张映吾分别致词。在纽约，杂技团举行招待演出，美中友协主席、美籍中国学者李政道、杨振宁等出席观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为杂技团访美举行招待会。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观看了杂技团的演出，并由翻译宣读了尼克松总统的贺信，美国民主党领袖曼斯费尔德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尼克松总统和夫人接见了杂技团成员并致贺词。在美期间，杂技团的团员们参观了白宫、美国天文馆、印第安纳州的农场，以及美国国家动物园。以上是《中国沈阳杂技团访问美国》（1973）的主要内容。1972年以后，沈阳杂技团、北京杂技团、广州杂技团、天津杂技团等到几十个国家访问演出，几乎每次访问演出都拍成了纪录片，内容与《中国沈阳杂技团访问美国》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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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东方之花”美誉的东方歌舞团是1963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成立的，该团在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亚非拉人民的友谊方面中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艺术团在拉美三国》（1976，编导、摄影李则翔）记录了中国歌舞艺术家到拉美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进行访问演出的情况。除了为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城市观众进行演出，艺术团还到工矿为工人进行了专场演出。在圭亚那，朱逢博演唱的圭亚那歌曲《美丽的圭亚那》受到热烈欢迎。本片的摄影艺术【0265】颇具特色，经常采用一气呵成的长镜头，以保持场面的完整性，李则翔将之称为“凭感觉在运动中摄影”。他在回忆本片的摄影经过时说：“我在拍摄影片《中国艺术团访拉美三国》时注意到，每当朱逢博唱圭亚那歌曲时，都会在圭亚那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为了使演员同观众的声音和感情交熔在一起，产生热烈的友好气氛，我是这样拍摄的：在演员出场前，摄影师就肩扛装有10倍变焦距镜头和一只电瓶灯的低噪音同步摄影机，站在四尺高的梯子上（舞台高达一米，站在梯子上可减低仰摄角度），利用演员出场在话筒前站定位置的短暂时间，校正镜头（画面起幅）的焦点,此镜头以100毫米焦距拍摄演员的近景为起幅，由于演员占了镜头内画幅的三分之二，很难掌握乐队起奏（过门）的时间和动作，只能在右眼控制画幅内活动的同时，以左眼观察镜头（画幅）以外的活动。当意识到乐队将要起奏时，及时开动摄影机。演员（近景）唱完第一小节，镜头便由近景稳稳地拉成了全景，此时画幅包括的范围已是大半个舞台了（演员居中）。三秒钟以后，即在视觉尚未感到全景停留时间太长的时候，手持机走下梯阶，接地后，镜头开始（以音乐的节奏）慢慢地向右摇摄，此时从镜头中清楚地看到群情欢快的情景，为了使摄影机的移动速度同音乐和观众的情绪相吻合，摄影机紧接着就开始了‘横扫剧场’的全景移动，烘托了此镜头所要表达的主题，在移动中，发现一位黑人观众特别聚精会神，就像着了迷一样，因此我又立即从全景推近到这个观众的特写，并以他的头部为中心转（圆移）了180度。此时,唱词正在接近尾声，为使此镜头有一个完整的结尾，镜头由黑人的特写拉出，在边拉边斜移动中走到众多观众的背后，透过观众（全景）拍台上的演员唱完歌词的最后一句，直到全场欢呼鼓掌，演员谢幕完毕才停止拍摄。这个镜头在编辑时用了3分20秒，仅在开头和结尾各剪去3尺左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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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纪录片还有一些，如《木偶小歌舞》（1972）记录了北京市木偶剧团在深入工农兵和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认真创作【0266】了一批为工农兵和少年儿童欢迎的新节目，如器乐合奏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长大我也扛起枪》、《北京有个金太阳》。《百花迎春》（1972）记录了云南、吉林、内蒙古等九省、自治区的文艺宣传队以不同形式深入农村、牧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哨所、海边渔村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去歌舞、杂技和样板戏等节目。多集纪录片《杂技》（1973）记录了我国各地杂技团表演的精彩节目。其他电影厂拍摄的反映文艺活动的纪录片有：上影的《凯歌震云天——上海市群众歌咏大会》（1974），峨嵋的《背篓剧团》（1976），珠影的《鄢陵县豫剧团》（1976）等。文化大革命对于大多数成人们来说是“阴云密布的天空”，只有对孩子们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在杂技表演中还是在歌舞表演中，只有他们孩子们的出场才给人们带来了欢乐的笑声。
    反映美术活动的纪录片包括：《工艺美术》（1973）记录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工艺美术展览，这个展览展示了当时被认为是我国工艺美术精华的作品：如石雕“油田早晨”、“高梁”、“花果篮”、“群鸡”，木雕“韶山”、“牧笛”、“满载而归”、“非洲战鼓”，泥塑“我爱北京天安门”、“哈达献给毛主席”，玉雕作品“翡翠三秋瓶”，玛瑙“龙盘”、“蟹盘”，牙雕“揭竿起义”、“嫦娥奔月”、“放鹅”、“象牙船”等等。《美术园地新图画》（1974）介绍了在北京举办的两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这些作品有的塑造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如《毛主席去安源》、《古田会议》，有的刻画了我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如《洪炉炼精钢》。此外，当时的版画不断发展和普及，农民画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连环画涌现了许多好作品，受到亿万青少年的喜爱。《喜看革命的小人书》（1974）反映了连环画创作的情况。《新时代的画卷》（1975）反映了为庆祝建国25周年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以及《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览》，展出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特色，如《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我为祖国放骏马》、《海上巡诊》、《南京长江大桥》、《凉山在前进》、《长城脚下幸福渠》，此外这部影片还拍摄了老画家关山月以及广东年青画家深入生活写生作画的情况。影片《户县农民画》（1975）反映了陕西户县农民业余美术队伍的创作情况及其作品，李凤兰十几年如一日业余作画，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农民女画家，《春锄》是她的代表作。户县农民画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深受群众喜爱，在国外也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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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影片记录了文革时期我国的考古工作。长沙马王堆一号【0267】汉墓的发掘为研究我国汉代的纺织、漆器制造、绘画、音乐以及服饰制度特别是尸体的防腐等问题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1971年01月，湖南省博物馆派人对一号汉墓进行了发掘。根据考证，此墓距当时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是一座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大型木椁墓。棺内女尸肢体完好，身高1.54米，估计死时约为50岁。考古专家介绍说，女尸皮下组织疏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楚，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动脉相似，注射防腐剂时，软组织随时鼓起。根据推测，墓主人是汉代初期一个“车大侯“的妻子，车大侯在当时领有七百户百姓，是不显赫的小侯。影片《考古新发现——马王堆一号汉墓》（1972，编导叶同荷，摄影徐彬）记录了这次考古成果。1975年，新闻纪录片工作者陆续拍摄了马王堆二号汉墓、三号汉墓的挖掘和考古情况。记录这类活动的纪录片还有：《满城汉墓》（编导、摄影费龙），《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1972，编导李则翔，摄影李则翔、王文华），《上海市出土文物展览》（1973，上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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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抗震救灾。文化大革命时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除了人祸还有天灾。在文革末期，最大的天灾莫过于唐山大地震。1976年0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仅仅在几秒种的时间内，这场灾难就夺去了20多万人的生命。唐山市委的负责人脱险后，立即组成抗震救灾指挥部，河北省委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当天中午赶到唐山，在第一线指挥救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奔赴唐山，大批救灾物资和医务人员陆续到达灾区，重伤员被送往外地治疗。人民子弟兵日夜抢救伤员，给群众送粮送水，灾区人民也组织起来进行自救。与此同时，新影和八一的大批摄影师和编导们也立即赶赴现场，记录下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共同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唐山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商店开始营业了，自来水接通了，铁路通车了，煤矿出煤了，钢铁厂出钢了……不久，新影完成了纪录片《英雄战震灾》（1976，编辑吴均、高仲明，摄影梁唯尊、吉光华、王朴、王久文、李明国、杨之举、蒋祖武、孙永田、李学明、武葆华等），八一完成了纪录片《军民团结抗震灾》（1976，编辑黄宝善，摄影张世鸿、张培泽、谢庆坤等）。
    唐山大地震一个多月后，在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唐山、天津、北京抗震救灾第一线的3500名优秀代表来到北京，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部门如工人、青【0268】年、妇联组织、中共北京市委、解放军北京部队负责人以及首都工农兵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09月01日，唐山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开始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和他们一起照像。为此，摄影师拍摄了《向抗震救灾的英雄们致敬》（1976）。在新闻纪录片工作者们拍摄《向抗震救灾的英雄们致敬》时，我们也要向新闻纪录片工作者们致敬：“在自然灾害面前，常常是别人从灾区往外撤出，而新闻摄影师却迎着困难不畏艰险地到灾害最严重的地地方去及时拍摄灾区人民抗御灾害的斗争。甘孜地震时如此，云南地震、海城地震时如此，武汉特大洪水、广州洪水、河北洪水时也如此，唐山大地震又是如此。摄影师梁唯尊等在地震的当天即来到现场，冒着余震的危险抢拍政府关怀受灾人民，解放军抢救灾民生命、财产的战斗。唐山大地震是罕见的灾害，全城几乎变成瓦砾堆。许多群众被压在瓦砾堆下，矿工被埋在矿井里。多少人家全家被埋葬。摄影师和抢险队一起深入矿井中拍摄抢救被埋数日的矿工。记录对幸存的孤老和儿童的救治和安置。解放军是他们的亲人，党是他们的亲人。摄影师记录下那些惨绝人表的悲惨景象，也纪录下亲人的救援和温暖，记录下军队和人民的鱼水深情。摄影人员在记录这一切的过程中，思想受到锻炼，灵魂也得到净化。及时报道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是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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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那一年，也发生过一场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不久就赶赴现场拍片的新影摄影师周家驷回忆说：“1966年03月0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3强烈地震。我厂闻讯即由丁峤同志带队，任福棠、张建华、姜英杰、武保华、刘景义……和我连夜赶往灾区，到达震中隆尧县时天还没亮，当地同志介绍周总理已于一天以前来此，曾在县委大院冒着不断的余震，听取汇报、做指示，还到受灾最严重的村子——白家庄看灾情……我们摄制组听后非常感动，立即分成小组（有的组只有一个人）到白家庄、毛几庄、大疙瘩等村落工作。在灾区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拍摄了解放军和灾区人民奋起抗震救灾的大量生动感人的珍贵资料，记录下共和国成立后战胜这一重大自然灾害的史实。就在摄制组即将返回之际，发生了一次6.8级的强烈余震,灾害波及面较广，最严重的地区是河北宁晋一带，因此摄制组【0269】临时决定我留下来立即去宁晋采访。”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只见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东汪村边的田野上，螺旋桨还在不停地旋转中就见一位长者身着黑呢子大衣走下飞机——原来是周总理——这是周总理第二次来到抗震灾区。迎着曙光，我看见飞机螺旋桨的光影一闪一闪地落在总理高大的身躯上，表现出总理亲赴地震一线风尘仆仆的英姿，我手持‘包莱克斯’摄影机迅速奔上前去，唰唰唰地拍下了这一独具风采的镜头。一个场院里坐在地上满都是人。人群对面早准备下两张并在一起的小学校的课桌，桌子上自然没有麦克风，总理就站在课桌后面深情招手，高声讲话：‘灾区的父老乡亲们，同志们，你们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代表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慰问……’。大人、小孩、妇女们伴着轻轻的抽泣声哗哗地鼓掌。总理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发表讲话非同一般，我开动摄影机，可惜没有同期声，只能保留一个影像。总理在那次讲话中坚定地说灾害不可怕，我们军民团结起来战胜它！这次讲话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向灾区人民发出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口号。这个口号自那以后就成为我国克服一切自然灾害的主要指导思想。”[25]后来，上述资料编入纪录片《战胜地震灾害》（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