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飞等老师的《泪珠项链》

滑铁卢中士

80年代一文一武两大运动：文有精神污染，武有严打，又过10年，就都不是事了

xindashi

泪珠项链

宋飞等

《读库》2007-04

用泪珠儿串成的项链，
在汗水的冲擦中更显得晶莹；
用创伤了的心灵铺垫通往成功之路，
更觉得漫长。


宋飞等，每当读者在查阅连环画绘者署名时，总给人以疑惑：是“宋飞”等人的集体创作吗？我的名字中自有一个酸楚的故事：我祖籍是广东惠阳，出生在广西南宁邕宁县。1940年2月，日本侵略军兵临城下，兵荒马乱，土匪作恶，在逃难的路上，几户人家结伴而行，来到大塘村附近的一个山洞，一位即将临产的孕妇躲入其中，大家正等着这个生不逢时的孩子降临人世。他们既怕时间的拖延，又怕声音太大招来灾祸……好不容易“等”出来了。这就是我名字中“等”字的含义。
一个“等”字，就是旧中国的一段血泪史；一个“等”字，也为我这大半辈子带来了许多奇遇，很多却是苦恼人的笑。
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短缺，一份买配给品的购物证竟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售货员看到“等”字，以为是一个小团体要购物：“要买多少份？”我也不敢多要：“买双份吧！”
我和妻子去民政局领结婚证，办事员拿着我的单位证明，老是迷缝着眼睛望望我俩，又东张西望的，像是等待着什么……好久才搞清楚结婚证明书上“宋飞等同志”的意思，原来他在等我单位另外几对一齐来领证呢。
还有我刚毕业分配到海南岛，随即就被派往宁县参加“四清”工作队。总团通知下面分团，说有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加强力量。因此，分团不敢妥慢，布置了会场，摆上长桌放好杯子，领导亲临迎接。我提着行李来报到，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还问：“还有其它同志呢？”……杯子、椅子马上就都撤了。更糟糕的误会发生在“文艺整风”时。当时把美术学院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白染缸”，要整治那些走“白专道路”的师生。我是版画系学生会主席兼班长，符合重点整治对象，工作组看到我的名字，就臆想为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小团队了。
开放改革之初，作为第二职业（广东叫“炒更”）的稿费收款单，取款时经常遇到麻烦，我经常需要返回单位开证明：“宋飞即是宋飞等。”后来经朋友提议，多设计几个笔名，于是就有了思敏、菲顿（“飞等”谐音）的问世。


《一颗铜钮扣》引发《四国间谍战》
《一颗铜钮扣》和《四国间谍战》，这两本连环画，是根据同一部苏联小说改编；前者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诞生，后者是八十年代问世；她俩的父亲分别是杨逸麟和宋飞等，母亲则是苏联《星火》杂志——这本当年畅销的俄文版文艺杂志的插图很棒，令不少画家为之倾倒，在连环画界里，也就出现了“星火派”，代表人物有杨逸麟、雷德祖、俞晓夫等，而杨先生也是笔者最敬仰的连环画家之一。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惊险、曲折的故事。苏德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夜晚，苏军参谋人员马卡罗夫在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在街头被一个神秘的女人纠缠，接着又被她枪击昏厥；待苏醒后，竟被迫冒名顶替了当地英国间谍机关的头子。陷入敌后并卷入国际间谍包围中的他，将计就计与敌周施，通过机智、勇敢、艰险的生死斗争，取得了重要情报。在突围归队、身陷绝境时，一颗神奇的铜纽扣使他化险为夷。他不但回到了自己人的怀抱，而且俘获了这个女间谍，终于解开了那个不可思议的夜晚之谜……
杨逸麟的《一颗铜钮扣》是在1981年4月重新印刷发行，1983年3月第二次印刷，印数已达365000册。我的《四国间谍战》是1982年3月第一次印刷发行，1983年1月第二次印刷，印数已达1267000册；1986年第三次印刷时未标印数，但已属超百万数目的畅销书了。可见这个题材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
“自从杨逸麟先生创作了《一颗铜钮扣》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个故事不太可能再有画家接手重绘，因为要赶上甚至超越杨先生该作的水平，是极其困难的事。没想到，宋先生毅然绘了《四国间谍战》，以另一番形象塑造和画面处理完成了《一颗铜钮扣》的新版本。将两部作品对比欣赏，是很有意思的事。杨先生的绘画娴熟老到，以造型、场景及笔墨奔放、大气为特色，在浓烈粗厚中展现刀光谍影，而宋先生的处理则严谨精巧细腻，在惊险中蕴蓄着抒情，虽然手法不一，却是异曲同工，各有妙趣。”连环画收藏家、学者王家龙先生在《浅谈宋飞等和他创作的作品》一文中说。
我早就拜读过杨先生的作品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人物造型很有洋味。到了杨先生第二部作品《青春之歌》问世时，仍然保留着这种“洋味”，我倒有点为他担心了。据说杨先生在“文革”当中因此书惹出了不小的麻烦。
创作《四周间谍战》时，我手头还未有杨版。岭南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的孙锦常主任编写该书的文字脚本时，向我约稿。接到脚本后，我找到了几幅《星火》杂志中该小说的插图，就决定以“插图式”的画面处理，待全部连环画面完成之后，按画面修改脚本、影印文字后，再由我逐幅剪贴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受画框限制，采用“一页多画面”的构图，增加了容量，减少了篇幅。
《四周间谍战》第一版发行后，有个读者写了一封信到省委宣传部，投诉这本小人书“黄色”，是“精神污染”。该信转发到出版社，责任美编苏华自己承担了这个责任，瞒着我写了篇检讨。在该书第二次印刷时，那个惹祸的舞女已经换回了另一套衣服了；连她的大腿也遮掩了。（图1－2）这事件还殃及我的另一本已出版的连环画《白盈盈之死》，再版时，女裸背的扉页没了，凡有女裸的画面也修改了。（图3、5、6）。
惹祸的那幅画，我是按脚本提示来画的：“……这里依然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乌烟瘴气。”我相信，小说原著中并没有“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名词，但是要用形象去表达这个名词，就得伤点脑筋了。据我已往看的美国电影，歌舞厅里总有穿着暴露的歌舞伎，在爵士乐下跳艳舞。根据这一印象，我借穿比基尼装的舞女作为“资产阶级”的标签，实在是误导了读者。严格地说，比基尼泳装是1946年7月23日才第一次亮相，我首先是违背了故事的历史背景；其次，把女性胴体的裸露当作“色情”，也是不妥的。从二十世纪初刘海粟先生首创人体模特教学以来，到1964年“文艺整风”取消人体模特作为美术训练，都是因为一些卫道士以禁止女性胴体裸露为理由，实是封建思想在作祟。
现在，我遵照王家龙先生“将两部作品对比欣赏，是很有意思的事”这句话，将自己创作、构思和表现细节向读者交待，并将原作《星火》插图（简称“苏版”）一并介绍。
首先，看看两书的开始与结尾的处理。像电影故事一样，开场时主角进入剧情——杨版是白天，宋版是夜晚。为了表现临战前的紧张气氛，夜空中有探照灯，搜索的光柱。（图7）
故事结尾往往是让观众回味的镜头，杨版结尾是女间谍入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图8）。宋版则采用了
她的一句话：“您回来呀！我爱您……”杨版第48页中，女间谍让马卡罗夫冒名代替贝尔金时，他大声地质问她的意图，“她一点也不激动，若无其事的示意让马卡罗夫坐下。”画面着重表现她的傲慢、妖娆（图9）。而宋版则采用苏版（图10）人物动态，重点刻划女间谍的老谋深算。
在描写场景方面，同样是表现“墓地”这一主题，在三个版本中（图11），我认为苏版最完美，因为其墓地环境真实可信。请注意有一个细节：马卡罗夫的墓碑后，栽着一丛玫瑰花——西方对玫瑰花花语是爱情，而旁边的那块墓地则长满杂草，表现了女间谍细心及柔情的一面。（图12）
为了表现马卡罗夫的老上级鼓励他奋勇战斗，“时时想到祖国是永远同她的忠实儿女在一起的……”我在画面上采用了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宣传画《祖国——母亲在召唤！》（图13），加强了该书的时代特征。
最后，在军事法庭上审判女间谍，我原来画的是由两位男战士监守的（图14），此画稿未采用，最后改为女战士（图15）。这两位佩带着军功章英姿飒爽的女战士，才是苏联人民的英雄儿女，会令女间谍无地自容。同时女犯人用女监守，也是对犯人的人格尊重。


校园生活
我五岁那年随父亲到广州，在街边书摊购得两本用毛边纸印刷的线装连环画，其中一本叫《左宗棠》。
我爱不释手，还抱着它们睡觉。小时候母亲给我的早餐钱，节约出来的大半都装进了街巷小人书摊贩的口袋。
我爱画画是从小受哥哥的启发，解放前，哥哥购得几本美国彩色连环画刊物，其中有米老鼠、唐老鸭、大力水手、泰山及飞人（超人）。特别是《普林斯·瓦里安特》（图18）是我的至爱，人物造型十分美。（图19-20）
我还随着哥哥姐姐们去看电影《绿林好汉罗宾汉》、《泰山历险记》，国产片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等。解放后，我参加了“中苏友协”，内心的目的就是看苏联片可以打折。《团的儿子》、《普通一兵》及《幸福的生活》等苏联片，使我更加热爱和崇尚苏联艺术。
我十岁时第一次创作，竟是画了一幅题为《棍头出好人》的漫画，讽刺母亲的“棍棒主义”；十二岁画漫画讽刺侵朝美军使用细菌战，投稿到《广西日报》；十三岁创作连环画《空军英雄张积慧》、《积崖纵队》，为这种通俗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在鲜花和掌声中，我渡过了青少年时代。1956年，“中南美专附中”在南宁市设中南区考场，五省学子纷纷赴考，最终录取了四名，我是其中一位。初中同学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最美好的祝愿：“愿您成为一位人民的画家！”
“中南美专”和“中南音专”，同在武昌的一所学校，从一个校门口走出来的学生，任何人都可以识别：那些穿“布拉吉”（俄语：连衣裙）、手挽着乐谱或提着小提琴的美丽女孩，和那些不修边幅、头发像雀巢、挎着一个脏兮兮的画夹，赤脚大仙似的男孩，形成武汉的一道风景线。
很多人把高等艺术学校看得像个圣坛。而我从美院附中到学院这九年的经历，被投入“无产阶级的革命熔炉”饱受修炼，又掉进“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弄个“黑锅”背了一辈子。
1957年寒冬，一场和风细雨的“向党交心”活动，却变成暴风骤雨的反右斗争。附中班虽然不允许参加大字报、大辩论的活动，但受政治热潮的影响，也自发地在班上写小字报向党交心。作为班长的我，自然要积极带头地写，还要自戴“高帽”，“自小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爱唱周璇的《夜上海》靡靡之音”……把自己的脸抹黑才算是忠心。
然后就是停课，整天价开会要大家“交心”。班上开展“一帮一”活动，就是一个团员帮一个群众，私下谈心，会上揭发。我和“对象”傍晚在校园的湖畔小桥上晒月光，他问我：“是做了才想呢？亦或是想了才做？”我思量良久，无言回答，待到次日开会时，也就没有什么材料“帮助”别人。
类似这样情况，在“四清”运动中又发生了。美院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第一期农村“四清”工作，当工作队的助手。有一晚，工作队开批斗大会，工作队长让我拉一个小队出纳，要他交待“四不清”问题。我和这位淳朴的农民双双来到晒谷场，躺在禾杆堆上，他诚惶诚恐地望着我，我却望着满天繁屋，闻着阵阵稻香，听着远处青蛙的鸣叫……规定时间一到，我和他又默默无闻地回到战火硝烟的会场上。
我没有整人的勇气，却老是被人整。1958年，中南美专从武昌迁到广州晓港新村落户，挂上“广州美术学院”的牌子后，就投身到“大跃进”的洪流中。全校师生分两队下乡：一大队到揭西、一队到番禺，我随后一队到番禺县大石镇金钟公社。我们拿起画笔当武器，配合宣传到处“放壁画卫星”，看谁画得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这些“大跃进”的民谣成为壁画的主题。
公社饭堂刚刚竣工，洁白的四壁正是大展拳脚的好地方，我在一面十多米长的墙上，即兴创作《各族人民欢庆人民公社成立》，视觉效果甚佳，又打破了壁画长度的纪录。院长办公室主任将其拍照，送到总部报喜。因此，我又奉命在公社饭堂正门两边，画上一对门画，表现公社社员欢天喜地收工归来。为了表现青年农民的健美，我把学到的人体解剖结构都用上了。大作完成后，自我陶醉了好几天，某日，那位办公室主任召开了全体队员，宣读了最新一期的美院《内部通知》：“在革命的洪流中，各地下乡同学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当地如火如荼的公社化运动中，磨炼自己的人生观、审美观；画了不少的壁画，很有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学院领导视察后，普遍以为是好的、健康的。但是，有个别人的形式主义抬了头，追求资产阶级所谓的‘美’，把劳动人民丑化，例如某某大队某分队的宋飞等同学，将女队员画得妖里妖气！……”此刻，大家的目光都投向我，令我像小丑一样无地自容。
为了作好附中毕业创作的准备，我们回校休整一段时间。课程安排上，有油画课、国画课、版画课、雕塑课及工艺美术课，目的就是让大家为上学院选系作准备。我选了版画——这是最具有战斗性传统的画种，版画是由自己刻制印刷出作品，可以过出版瘾。我特别喜欢比利时黑白版画大师麦绥莱勒的作品，他的《一个人的受难》、《光明者的追求》和《我的忏悔》三套连环故事木刻画，我几乎全部临摹过。还有德国最伟大的民众艺术家珂勒惠支，她的铜版画《织工的反抗》，也是用六幅组画构成的连环图，这两位版画家激发了我对木刻、钢笔画的热爱。
为毕业创作，我们奔赴广东省最南端的赤贫地带——电白县水东镇和博贺渔巷去体验生活。首先，全班同学要上罗坑水库和青年运河工地参加劳动。那里的劳动量极大，日夜都跟民工推着运土的“公鸡车”（独轮车），两人一部车前拉后推。推那独轮车可要技巧了，车子要保持平衡，又不能停下来，就像骑单车的原理。工地坑坑洼洼，推上坡更要命，后面的车子就像贴着你的屁股，仅仅是一条木板铺的上坡路，你能歇吗？收工回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似的。别说我们这些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学生哥怕苦，连农民也受不了，我们睡在大队指挥部的工棚内，每天都有民兵捉到一两个“逃兵”，捆绑在一旁。吃的又是一天两顿稀粥，根本无法充饥，加上传染痢疾……
总算熬过来了，劳动半个月后，咱们就分两队，一队到博贺渔港，另一队到牛屎坡大队（听这个地名就知道是何等贫困），与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选择“三同户”当然得是贫下中农，班主任把我安排到全村最贫苦的一户，他一家几口挤在一间几平方的破茅屋，因此我就只能在猪栏上铺上一块床板，每日劳动回来，躺在猪屎味、泔水味弥漫的猪栏上，下面“嗷嗷”叫着的猪猡们，把我的“龙床”摇得像地震一样，我不断祷告自己别掉进下面的猪屎潭。实在太累了，我就当作在火车的硬卧铺上，昏昏沉沉地挨过一夜。天刚朦朦亮，又跟着村民去插秧，行十几里到城镇去挑大粪啦……回来就喝几口米渣水（因为农民把煮好的粥水先喂猪，再舀几壳生水进锅里给人吃），咬几口蕉芋（美人蕉的根）。当农民工间歇晌抽“大碌竹”（竹筒做的水烟筒），我们就抓紧时间画速写。
这一切煎熬，并没有击垮我的精神，因为我是一名共青团员；“保尔精神”在鼓励着我！
我附中的毕业作就是描绘罗坑水库的建设者《修坝工》，在十分劳累及饥饿状态下创作的艺术，也是干瘪瘪的。林语堂曾说：“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大跃进”之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令全国陷入经济困难时期。那年学院招生生源不足，附中毕业班与低一级的班一齐上学院，不用考试。我选读了版画系。
1960年暑假，全院留校师生都奔赴附近县参加抗洪救灾。每当洪水泛滥时，决堤的锣声抽心地响，我们像消防队员一样从地铺上一跃而起，午夜风狂雨骤，飞沙走石，看不清堤坝上的路，为了防止有人跌倒滑入波涛汹涌的江水，大家手挽手一脚高一脚低地到达决堤口。江水像瀑布一样涌出来，那里已聚集了百多人忙着铲泥、扛沙包，我们加入抗洪的人群中奋战一宵。寒冷及害怕令我上牙撞击下牙，身子抖个不停。版画系一年级的创作，我画的《猪场欢歌》竟然刊登在《求是》杂志上。那是一本理论性较强的政治读物，很少有美术作品刊登。现在想来，那是顺应了当时的思潮，让饥民们吃了一个“开心果”，却与现实的生活无关。
实际上，我们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二十来斤（居民是十多斤，并配搭番薯干）。为了解决食粮的不足，学院号召用“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在校口前一片乱葬岗上，开荒种红薯，因此便设有劳动课，班干部中增选两名“劳动部长”。这两位同学附中毕业后，一位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他就是后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馆馆长杨新。另一位同学因家境困难，申请回湖南老家务劳。那时候，附中与学院的劳动课，与下乡干农活、修水利等强劳动相比，就轻松多了，大家挥锄开垦，欢歌笑语其乐融融。学校饭堂发明了一种“双蒸饭”，即第一次蒸熟后，再加水蒸多一次；一钵二两米可蒸发成四两饭，视觉效果十分好，但吃起来却暗淡无味。早餐煮些番薯叶，配上“太空宇航员食品”小球藻（由学院专门派教师养殖的藻类植物）。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到学院操场与晓港公园的蓠芭外，摘些“狗爪豆”（有微毒的野生豆）煮来吃。那时，很多同学因营养不良患上水肿病，全校便停课一周，严重的进入疗养院，加倍服用小球藻。每月还配给两块“十字饼”（点心），每晚下完自修课后，大家分头钻进自己床铺上，落下蚊帐，掰一小块十字饼，慢慢品赏它的美味……有人舍不得吃，就用手帕包起来，待到星期日，偷偷跑到广州市内“摆地摊”，用赚来的钱，再去买高价番薯，填饱肚子。这事让学校领导知道了，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召开全体学生，让他上台检讨……后来，这位同学在改革开放之初，以其商业头脑，最早创办了广州名牌广告公司，业绩显赫。
每到暑假，经济困难的同学便参加“勤工俭学”，为新建的操场铺草皮，每天的报酬是一元二角，工间免费供应稀饭。我也参加在内，许多当年参加“勤工俭学”的人，现在已经是名画家了，腰缠万贯，豪宅别墅。
1959年暑假，我班“勤工俭学部”与湖南人民出版社联系，要到了一本连环画文字脚本《何妈妈》。因为其它同学都回家去了，我就把它承接下来，用《星火》杂志插图的画法，表现红军用革命精神培养后代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图30）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从广州市内乘公共汽车返校。车票是八分钱，我把车票钱留好，其余在市里都花掉了。待到挤上车，才发现兜里少了一分钱。向售票员买车票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低声下气地说：“我少了一分钱。”话音未落，售票员瞪大双眼开始呵斥我，在旁的一位老婆婆给了我一分钱，帮我
解了围。
第二天，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九十元稿费，马上到系办公室表示自动放弃该学期给我的丙等助学金（伙食补助十二元），中午也不用去饭堂吃双蒸饭了，立即邀请两位同窗知已，奔向广州老字号的西餐馆吃高价点心去。到了西餐馆，我们摆开阵势大干一场，每人的桌面上，都堆满了盆盆碟碟。那狼吞虎咽的样子，招惹来三条大汉（餐馆厨房内的操刀手），我们每人身后站着一个，虎视眈眈地准备把我们当作“白食”来抓。看这阵势，我与同窗交换了眼色，暗自发笑。结帐时，我财大气粗地命令这三条大汉去
找钱。这是我第一次领到稿费的时刻。
1961年4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第二本连环画《水》，描绘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艰苦奋斗的故事。1963年1月，出版了第三本连环画《粮食》，反映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随长征队伍经过草地时，因粮食缺乏，全体同志发扬了伟大的阶级友爱，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地走过了草地。（图31、32）
这两本我是用白描画法，由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和模特，故造型不可能准确。尽管《粮食》的线条疏密有所进步，带有模仿贺友直《山乡巨变》的影子，但回顾起来，还是幼稚得很。那是一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中苏交恶、古巴革命、苏伊士运河事件、越南战争、拉美反战热浪高涨……每逢国际上发生新的事件，我和班上几位同学就积极创作版画，表达反帝反修的意愿，显示版画艺术的战斗性。通宵达旦刻制出来的版画，油墨未干，就由我踏着自行车，赶送至省美协。他们立即钉在宣传橱窗上，供上班、饮早茶的市民欣赏。（图33）
学院每学期都设有创作课，要下乡体验生活，与农民“三同”，搜集创作素材。二年级时，我们到珠江三角洲一带，那是广东最富裕的地方。那儿的农妇服饰很有地方特色：包黑头巾，露出一张淳朴的脸，胸前系一条有刺绣花边的黑围裙，黑衣黑袄花腰带。我们兴奋不已，物色到一位形象较好的村姑，大家围着画头像。后来，村干部偷偷地告诉领队老师：“那是一个富农女！”我们大惑不解：“为什么长得漂亮的都是成分不好的子女？”村干部答：“因为有钱人家讨的都是靓老婆啦。”“咦，真是龙生龙，凤生凤。”
到了观摹草图时，我仍然找不着北。苦苦构思了几张草图，又被老师“枪毙”了。急中生智，我将一幅带有装饰性的收甘蔗速写，和一幅用船运甘蔗的场景组合起来，将岭南大地及珠三角的特色融为一体，创作了一幅题为《南国田野不知冬》的木刻。由于三年的经济困难后期，经济开始复苏，社会充满生机，媒体十分需要那些把握时代派博、应顺社会潮流的作品，因此这幅作品一问世，各报刊就纷纷发表，登载上《人民日报》之后，又选刊在《人民日报黑白版画选》上，并由中国对外文委选送给波兰政府……直到现在，该作还获得了广东美协五十周年经典作品提名奖。（图34）
1964年，“小四清”在全国农村试点展开，我又创作了一幅题为《村史》（图35）的木刻。画面上一位贫下中农代表正在忆苦思甜，背景是展示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画卷。这幅应景之作又在诸多报刊刊登出来。

苦果
苦果是在不经意之中结出来的。
有次我到外文书店，看到俄文版小说《第四十一》，封面是用简洁的版画形色构成，十分醒目（图36）。我买了下来，取其封面作绘画资料收藏，内页编绘成连环画。
《第四十一》是鲁迅先生早年介绍苏俄文艺时作过译文序的。它讲述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白匪邓尼金率部在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一带作乱，红军某部奉命去镇压。红军中有位女神枪手，百发百中，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在一次遭遇战中，政委命令她将骑在马背上的军官射下来……他应声抛下马来，却奇迹地活着。从俘获的军官身上，搜索出邓尼金将军给临时政府的密件，原来这是个传令官。政委交给女红军看管这名要犯，并吩咐不准留活口给白匪。为了把这名俘虏押解到司令部，政委还派了数名陪同。他们越过无人迹的沙漠，乘船越过黑海……在一次风暴中，他们沉船遇难，其余战士失踪，唯独女红军与白匪军官爬上一座孤岛，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相依为命。
某日，他俩在沙滩上晒太阳，远处出现一艘军舰，那军官欣喜若狂，点燃篝火，大声呼救。舰上放下一艘舢板渐渐靠近，军官雀跃着跳下海游过去。女红军鸣枪警告无效，就一枪击毙了他，成为她的第四十一个死亡名单。她痛哭流涕，歇斯底里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同名电影本已排期上映，但被禁止了，因为批判她是修正主义文艺，女红军丧失了阶级立场，被“资产阶级的人性”俘虏了。我作为构图练习而画的《第四十一》，为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当年，新华电影院首映苏联宽银幕彩色片《两姐妹》，它是根据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改编的，描写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那天是星期六，我下午约了同班六位同学，准备外出看这部盼望已久的名著。可这天恰恰又是团组织过例会，我向支部书记请假，他不同意。
毕业前，我班掀起一股临摹外国资料的热潮。班上有位工人学员，见我正在临摹苏联《造型艺术》杂志上的一幅插图（图38），当时正值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这本刊物无疑是“修正主义艺术”了。
在1964年的“文艺整风”中，省委派工作组进驻，将美术学院定性为“资产阶级大染缸”，对各系学生的政治思想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进行摸底。同时，人体模特课停了，收缴所有的人体画册，我把自己临摹的资料藏在皮箱的夹层内，以为逃过此劫。
开检查会时，我被靠边站了，由团支书主持。那时个个自危，人人检查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有的是精神空虚吸烟啦，有的是谈三角恋爱啦，有的是爱好花草虫鱼啦……都要挨批评。轮到我就不是“小菜”一碟了，要我从人生观、艺术观、政治立场这几方面检查，并揭发我画《第四十一》修正主义的连环画，宁要《两姐妹》不要团组织，更嚣张到宣传“帝国主义好”的言论……
我站起来申辩：“如果把艺术问题上纲到政治立场，把生活问题当作风败坏，如此类推，谁在吃饭时掉了一粒饭，就是对农民劳动的蔑视，就是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就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我敢问在座，有哪一位没有掉过一粒米？”会场一片寂静，主持人把锋芒一转，呵斥我态度恶劣。
最后，学院行政科公布一批犯有“错误”的黑名单，有四个被“劝告退团”，我是其中之一。事隔十二年后，我在海南岛想要调返大陆时，《广东青年》（后改为《黄金时代》）杂志正要物色一位美编，当时，美院有一位管团工作的教师（他也是我的同届同学）到编辑室交稿，主编向他了解我在校的表现，并表示有意调我来任职，可是那位同学却说：“他是被开除团籍的，调来团委机关工作，合适吗？”
1964年8月，“四清”运动在全国农村铺开。我们毕业班最后一年的学业停了，全部到“四清”前线。班主任王莉莎老师带队，将我这名“问题学生”分配到工作队长蹲点的那个队上。该队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队员，于是我俩又被人怀疑有恋情。临到我们收队集中去搞毕业创作时，工作队长不准我走。他约了班主任带着我到他那里，一脸严峻地问我和那位女队员是什么关系。我答道：“同志关系。”他又问：“还会有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他慈父般地劝我：“哎哟，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那么扭扭捏捏，是男女关系就直说了呗！”我回敬道：“难道你和所有的女同志都会发生关系吗？”
最终，工作队给我的鉴定是，在“四清”工作中谈恋爱，违反了纪律，建议学院不准我毕业。

动荡岁月
1965年中秋，广州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开始各奔前程。我是唯一分配到海南行署报到的毕业生。公布毕业方案第三天，学校就购买了往海南岛的水陆联运票给我，所以我是最早离开母校的。
一声汽笛长鸣，海轮渐渐离开大陆，驶向琼州海峡的彼岸……我倚在船栏旁，望着故土渐渐远去，想到将步苏东坡的后尘，便念着贾岛的诗句：“壮士不曾悲，悲即回无回期。”
踏上海南岛的第一眼，看到椰子树呆呆地像拖把倒竖在地上一样，一点都不美。我在电影中、画册里看到的椰林，像少女的短裙，婀娜多姿又风情万种啊！难怪心理学说：“没有心情，就会面目全非”。
到海南行署报到后，就分配我到第一个“四清”试点县澄迈县去“加强力量”。到了县委组织部，才知道这儿还有两位美院附中毕业生，分别在文化馆、电影院工作，我就到电影站任职。
行李还未打开，又要参加全县机关干部民兵的拉练。因为越南战争升级，美机空袭河内，北部湾局势紧张，已经闻到火药味了，县委书记在拉练动员会上宣称：美机在岘港起飞，十多分钟就会飞到海南。若美军入侵海南，中央会放敌人进来，实行关门等狗，所以海南岛是最先失陷、又是最后才解放的，“所以在职干部都拉上五指山打游击，不准当逃兵！”
紧接着又被派到万宁县参加第二批“四清”工作队。除了在分团政治部搞宣传、办展览外，还到下面大队蹲点参加劳动。1966年10月金秋，我从蹲点回到分团政治部，看到工作组在紧张地烧文件，我正想向部长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他递来几张海南日报：“你自己瞧瞧吧！”一个醒目的大标题显赫地摆在我的眼前：《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署名是毛泽东。
回到澄迈县金江镇，那里已是一片“破四旧，立四新”“打倒牛鬼蛟神”的红卫兵标语，口号满天飞，政府机关全部瘫痪，墙上贴满揭发“当权派”的大字报：“造反有理！”11月，我奉命到海口市参加“
红卫兵战果展览”的筹备工作。那儿集中了全岛的美术工作者，美院分配来的同学相聚一堂，十分热闹。我是负责版面连环画制作的，有一次分到两套连环画文字脚本，一套是表扬一位盲人学毛著积极分子，在过桥的时候，不小心把毛著掉到河里，他奋不顾身跳入河中去捞了回来。另一个故事是说：海南进出口公司发生一件离奇命案，一只会讲“毛主席万岁”的海南鹩哥，被外国商人高价收购后，在出国前夕被人毒死了，最终红卫兵抓到了落毒的反革命分子。
动笔画这两套画时，我自然会构思、联想，便想：那位盲人若视毛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当初怎么会发生“不小心”呢？他跳下河去捞回，充其量是“亡羊补牢”而已。至于第二个故事更离谱，“毛主席万岁”是发自人内心肺腑的心声，这样一个严肃的政治口号，却由一只禽鸟的嘴里吐出来，那不是很滑稽，若是它到了国外，被反华分子利用当作政治笑话，那可是国际声誉受损的大问题了。负责人听了我的意见，点头称是，立即撤下这两套材料。待到后来展览成功开幕后，红卫兵开始大串联，“中央文革小组”下达文件曰：六五届毕业生可以回校参加“文革”运动，那位展览负责人乐意开出介绍信，让我去办手续参加大串联，还借了一套新的棉衣给我北上时穿。
回到美院，向“红卫兵六五届返校兵团广州高等院校美院分团”报到后，我被安排先去参观校内的大字报，我当然先去看版画系的大字报。不料，有一张是应届毕业生写的大字报，揭发版画系历届培养了“白专道路的典型分子”，名单中就有我的大名。我立即向版画系“造反兵团”的头头抗议：我是“文艺整风”当中的受害者。他安慰我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队伍首先要分清的界线。你能回来参加革命队伍，我们是欢迎的……”云云。
安顿下来之后，我四处溜达，碰到我系铜版画家陈晓南老先生。他面色慌张，把我拉到一边申诉：“宋飞等，您是知道我在北航（北京航空学院）还有一个儿子！他是‘北航’红卫兵。若是我有问题的话，他就不能参加了……”因为，当时正流行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混蛋儿滚蛋！”我就安慰这位老人家：“您放心，我心中有数的。”
我没有留在学校闹革命，而是跟随回校“造反”的同窗温尚光，与他的妹妹、表弟一块挤上开往广西南宁的列车。车箱内全是串联的红卫兵，连行李架上、凳子下面都躺满了人。
待到中央号召红卫兵返回原地闹革命时，我们才乘上最后一趟“免费”列车回到广州。此刻，我才有机会与那位“四清”时朝夕相处了两个月的女队员联系上，各自倾诉离别后的衷情，“深于情者约于言”，定了终身。
江青一句“文攻武卫”掀起了“文革”狂飙，广州地区的两派“工联”与“红旗”斗上了：各自先是武装游行示威，“联派”乘坐解放牌大卡车，头戴藤编安全帽，手持磨尖的水管；“旗派”全是学生，乘
坐杂七杂八的校车，手持各式棍棒，两派各自印刷了小报，展开“语录战”。当黄埔船厂燃起第一把火、总工会响起了枪声，真正的武斗才揭开了序幕。小报传出某地监狱的犯人逃窜到广州，大街小巷便筑起栏栅进入“联防”紧急状态。广西“四·二二派”的文艺家都逃到广州来避难。我的学兄、珠影美工师邓崇龙与他在的弟弟邓二龙（广西著名连环画家，《刘三姐》作者）及广西粤剧团的演员等六人，来到我在广州的住处躲避。
武斗过后，为了控制已失控的局面，开始实行军管，“三友二军”接踵而来。“抓革命、促生产”，串联在外地的人员一律返回原地。那时候，“最高指示”也来得特别频繁，三天两夜就来那么一下，让大家乐于上街庆祝游行，我则主动熬夜赶制宣传画：一群红卫兵跳着“忠”字舞，解放军殿后，工农群众扛着写有“最新指示”的语录牌，载歌载舞。此画贴上街，第二天一早，就有两个解放军上门找我质问：“为什么把我们画在红小兵的屁股后面？”我答：“因为解放军是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在电影院大厅中间，我奉命画上巨幅油画《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又有军代表来质问：“为什么你画的是白太阳？”我答：“东方红，太阳升，和夕阳红一样，太阳是早晚才会红，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像如日中天的太阳，是最耀眼的白光，发出光芒万丈，才能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照亮革命人民胜利的道路呀。”这些军代表听了我的解释，满意地走了。
1976年，为了庆祝“文革”十周年，准备举办一次全国美展，我到省美协参加版画创作班。我画了几张草图，其中有一幅描绘海南的潜海姑娘，骑在一只大海龟的背上，大有“降龙伏虎”的气魄。省委宣传部审阅后，认为有“资产阶级审美观”的倾向。我吃惊不少，从那以后，就准备离开这是非之地，不再搞木刻创作了，还是“返璞归真”画我的连环画去。
我曾在美协填写的艺术档案上，说明使我改变艺术道路的原因：由于“文革”期间，一切文艺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历届全国及省美展，均无不是以重大题材为重点，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把创作当作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好机会，在创作中无不体现政治的领导与干预。
历史绝不会忘记中国的1976年。这一年，为了庆祝“文革”十周年而举办的全国美展被“四人帮”控制。自从三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全国政治动荡不安，“四人帮”搞了个“批邓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我违心地创作了一幅木刻《老西沙批邓》——这是我最失败的一幅作品，亦是我最后的一张木刻，使我感到现实受政治干预太犀利，再不能面对现实和政治随波逐流；今后我再不搞这“战斗性的艺术”了……

画我的连环画
1978年10月，我踌躇满志地调返广州。在广东省环保局属下的《环境》杂志社任美编。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开放之际，全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同行们向我约稿，我的稿费单也逐渐多了起来。由于广东与香港毗邻，受政策优惠而引人注目，故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之说。香港电视节目也长驱直入，当时，探亲访友的港人带进大批日本产的全频道电视机，一时间，广州市触目皆是可以接受香港电视节目的“鱼骨天线”。有亲朋在港的都被称为“南风窗”。
我利用晚上“炒更”画画，得了些稿费，托亲戚在港买了一台二十一寸的“日立”牌彩电、一部“皇冠”牌收录机，在单位的宿舍楼顶上竖起了鱼骨天线。令人羡慕不已。我夫人怕“露富”，凡有人来访，就用棉被将电视机、收录机掩盖起来。
别人都戏称我为“万元户”，时间一长，领导就怀疑我搞“副业”。有一次，有人将寄给我的九百元稿费单压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二十六元，这不能不让人眼红。有了这些证据，党组四位成员为我开了个“帮助会”，批评我“屁股没有坐正”、“搞副业影响了主业”、“白天上班构思自己的画，晚上回家画”，有位副主编推心置腹地说：“以前你被蛇咬过，所以一见绳就惊。我们不是整你，向你开刀，而是希望你将收到多少稿费列个清单作个交待！人家林塘将稿费当党费交的……”最后，要我在下次全体员工会上作交待。
在全体员工“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体会”上，我首先发言，检讨了一番后，我提出个建议：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来个“劳动竞赛”，具体竞赛条件是：文编为本刊写一千字的稿，我美编就为本刊画多一幅画，看谁的“产品”多，就是对本社的贡献大。
最后，主编不得不自我圆场：今天不是对某人开刀，大家不要讨论收稿费合不合法的问题了，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领导也有责任……
现在回过头看看，我在1978年为《周末画报》画《古玩店里的黑影》，至1997年最后一套黑白连环画《聪明误》为止，共发表了约九十套（册），这是我在连环画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绘画风格日臻成熟时期。其中在1980年5月为岭南美术出版社《笑话》系列（图46），与其它作者一道，荣获全国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二等奖；《女职员的罗曼史》获《中国连环画》1988年度十佳优秀绘画奖。由于我也是山口百惠的“粉丝”，所以编绘了她的传记连环画《山口百惠》（1986年3月新世纪出版社）（图55、56），这是我唯一一部完全过把瘾的连环画。我认为：一位全能的连环画家，应该是位编绘者，相当于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及摄影师集于一身。
科幻题材的连环画也是我的至爱。最早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图57）；《星球大战》和《帝国反击战》（1980年12月及1981年8月广东科普出版社）（图58、59）也是应顺了当时社会的“科学之春”。
为了应顺市场经济，岭南美术出版社在1991年出了一套连环画系列《中华豪侠》（图63），从内容到形式、从制作到出版，都是模仿香港漫画家黄玉郎的模式，专门成立一个工作坊，召集一班“流水作业”画工，由我策划主笔。那真是辛苦至极，由于画工技术良莠不齐，往往勾坏我的铅笔稿，要重画、要赶时，又要临场指导，我深深体会到香港的漫画作坊之可怕。
我绘画作文，找好腹稿之后，就下笔直取，临场发挥，这样才能声情并茂。若每幅都要画草图，那多花一倍时间和精力，而且上正稿时，就没有激情了。这就是用“多快好省”的办法。
艺术形式及画家风格必须与其题材内容相适应，但形式反过来也会影响内容的表达。正如连环画家王弘力先生所说：“过去仅仅相信内容决定形式，而不相信形式也能影响内容。”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作者的风格与个性爱好，擅长表现哪些题材。我爱画靓女，因此从《金凤》直到《美人的烦恼》，（图71、72）我都画得很顺。
就在我连环画创作的鼎盛之日，也是中国连环画突然败落之时。据出版部门透露，我国连环画1985年上半年发行量为八亿册，到1987年一下子就跌到不到八千万册。短短的两年内，为何连环画遭到灭顶之灾？有了电影与电视，人们不再看皮影戏与“拉洋片”；有了电脑和网络，孩子们再也不会看那些老的小人书。这是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连环画消失了，却有它的的变种——动漫艺术的诞生，它是艺术与科技结合而成的新品种，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人应该起码每天听一首小歌，读一首小诗，看一幅好画，如有可能，说几句合情合理的话。往往有人问我：“你创作的连环画仅是你创作生涯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你的版画、漫画和插图，加上职务上所要画的任务。又有多少呢？”
迄今，我已画了一百二十多套连环画，计五千八百七十余幅画页。
我无法回答。如今，我退休后画风嬗变，主要是用宣纸来画彩墨。

                                                                                     2007年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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