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新闻纪录片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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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影的全体人员忍着悲痛拍摄悼念总理的影片时，“四人帮”却假借中央的名义不断施加压力，千方百计地阻挠拍摄活动。01月08日夜晚，“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打来电话三言两语地交待说：“总理去世了，中央要拍电影，你们办起来吧！”第二天，当新影向他汇报关于准备拍摄一组周总理生前从事过革命活动地区的群众悼念总理的镜【0292】头时，“四人帮”的这个亲信表示不满，再三强调说要按“中央精神”办，还说他们的样板团还照样演戏呢！接着，姚文元传话到新影：“总理的影片不要急嘛！慢慢搞！”然而，各地的群众愤怒地冲破了“四人帮”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等禁令，摄影师们也无畏地记录下了广大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悼与悲愤的感人场面。王映东回忆说：“感人的场面到处都有。大清早在厂院里我被一位同志拦住，他急切地说：王府井新华书店卖周总理彩色标准像，买的人哭，卖的人也哭，店堂像灵堂，还不赶快拍人去拍！等摄影师赶到书店一看，店堂空荡荡。问总理像怎么不卖了？情绪沮丧的售货员回答说卖完了。摄影师李振羽本可以返厂交差了，他却不甘心，跑去找经理，要求到仓库找找看。原来仓库里还有许多，拿到店堂不一会儿，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就再现于摄影机前了。一年后邓大姐看片时告诉我：当时是‘四人帮’下令不准卖了，新华书店的同志是冒了风险的。”说起悼念总理的感人场面，还要提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影的顾问尤里斯·伊文思。中国电影史学家程季华说：“1976年1月8日深夜，当周总理病逝的广播新闻传到巴黎时，伊文思同志悲痛得通夜不能成眠，天刚刚亮，他就乘车赶到我国驻法使馆吊唁，抱住我使馆工作同志，痛哭失声，历数自1938年以来他多次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的情景。当我读到在北京读到伊文思痛哭失声的报导时，我为伊文思同志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真挚热爱深深地感动了。伊文思同志和中国人民真是心心相连！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这种动人心弦的崇高感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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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在为拍摄这部影片尽心尽力，洗印科对拍回来的材料随到随洗，每一次放映样片时放映间总是挤满人，唏嘘声充满放映间。每一组材料交到剪接室时都由几位编辑分段进行编辑以求快捷，屠椿年编辑邓大姐在总理遗体火化前与总理作最后告别的场面，张孟起编辑各界群众代表及外国领导人和国际友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剪辑黄毓芬、李慧仙也参加了编辑工作。解说词作者陈泽人与何钟辛反复切磋和琢磨，词作家乔羽和诗人贺敬之帮助他们修改润色，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和十里长街送灵的解说词，把总理和群众心心相连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许多同志都要求为这部影片出一份力，以表达对总理的沉痛哀思。罗伟伦、高潮、李海晖、李宝树、王立平、张福全、刘为光、肖远、何方等合作完成的【0293】音乐充分表达了人民的哀痛之情，人声哼唱的无字哀乐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歌剧院的合唱队来录音时，许多老歌唱家主动参加录音。最后，这部影片由王映东串连统筹。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日子里，许多人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没有休息过。陈泽人说：“经过二十个日日夜夜心血泪水的工作，到了1976年01月28日，大型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制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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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泽人接着说：“影片完成了，但是更加疯狂的险风恶浪还在后头！01月28日晚上，王映东等同志和我恭恭敬敬地将影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请治丧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审查，片子刚放完毕，许多负责同志还沉浸在哀思之中，‘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便迫不及待地蹦了起来，拿出了一张早就预备好的纸条，抛出了四条意见：‘第一，影片编用了周总理一段生平资料片，好不好？编这么十来分钟也不能概括总理的一生，片子反而被拉长了，还是不用好。第二、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活动是自发的，用了好不好？中央没有规定这项活动，上了电影不就成了正式的吗？第三、长安街群众送灵车的镜头大多了，要剪短。第四，哭得厉害的镜头用多了好不好？最好用不哭的。按姚文元审查电视片的意见办。还有，花圈中有党旗的不能用。’最后，他还说：‘影片太长了，要剪！’当时在座的治丧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只要做一些小的修改，就可以送中央审查。‘四人帮’的那个小爪牙却气急败坏地说：‘那要把我们的意见附上’。话中的‘我们’二字，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他们那一帮丑类的嘴脸。”王映东回忆说：“影片就这样被扼杀后，厂工会把我送进小汤山疗养院治头痛。大家心里明镜，‘四人帮’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打心底感激新影领导和群众对我的厚爱。我的老岳母感慨地说：你这个‘三反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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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一段引文中提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要求悼念周总理的电影片要“按姚文元审查电视片的意见办”。那么，姚文元审查电视片的意见是什么？我国广播电视史学家郭镇之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76年01月08日，周恩来逝世。处于‘文革’彷徨中的全国人民悲痛万分，‘四人帮’却污蔑人民发自内心的悲痛是‘一股反动思潮’，竭力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姚文元控制下的广播电视对周恩来的治丧活动表现十分冷漠。在讣告播出后的几天里，中央电台、北京电视台都没有反映人民群众自发进行的悼念活动。1976年01月11日傍晚，当周恩来的灵车从北京医院缓缓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时，首都百万群众冒着【0294】严寒，自动伫立十里长街送别人民的总理，群情悲痛，景况感人。北京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以上的动人场面，姚文元却不准在电视上播放。而此时，中央电台照旧播放音乐和‘样板戏’，激起了听众的极大愤慨。对于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姚多次指示‘不要播’、‘不播’。与此同时，‘四人帮’又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进行电视表演，突出宣传他们自己。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张春桥长时间地与邓颖超拉手说话；姚文元则深鞠躬90度，表示他的恭敬。姚逼着电视台加上他和邓颖超握手的镜头，说：‘不要让外国人猜测，谁跟总理亲，谁跟总理远。’在这个场合，只有傲慢的江青不屑于做戏，她既不脱帽，也不鞠躬，心怀恨意，来去匆匆。对此，观看电视的广大群众纷纷来信来电，表示不满和愤怒之情。其实，广播局、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及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编辑、记者、播音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全国听众观众的心情是一样的，既悲痛又愤怒，但因受着‘宣传纪律’的约束，无法通过广播电视表达出来。”[41]在这样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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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之后，新影对这部影片进行了重新编辑，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用不用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场面。1976年12月，新影完成了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有邓小平致悼词的场面，一个版本没有，听候中央政治局审查。王映东在回忆那次审查经过时说：“12月19日夜政治局审查。参加审查的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永贵、纪登奎、陈锡联、吴桂贤。看到纪念碑前群众悼念，汪东兴三次提问有没有清明节的镜头，第三次我回答说01月和04月服装的区别很明显。对各部领导要求用邓小平镜头的意见，汪东兴率先反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试过了，就是不行，出来着什么急？陈永贵针锋相对地说，跟着（‘四人帮’）干的行，对着干的倒不行。华国锋问纪登奎，他哈哈大笑地说吴德同志管文化，住院了。又问陈锡联，他说部队同志问我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事，我说由中央定。华国锋最后讲了很长时间，强调马上让邓小平出来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利的影响，决定不用。临走时汪东兴又训导我们一番，记录不要弄丢了。现在中央开会各抒己见，最后服从华主席。用那么多花圈，那么大，你们就是要过瘾，去掉一些。返回的路上，天已破晓。”1977年01月08日，《敬爱【0295】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终于跟观众见面，产生的影响盛况空前。1978年01月08日，这部影片再次放映，恢复了邓小平致悼词的场面，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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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恩来总理已经逝世多年，但是我国影视新闻纪录片工作者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怀念这位伟人，尤其是他对我国影视新闻纪录片的创建和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从1938年成立延安电影团到1958年成立北京电视台，从建国初期关注新闻纪录电影的创作思想到大跃进时期反对新闻纪录电影的浮夸现象，从1960年代初期为调整新闻纪录电影所做的努力到1970年代中期促成影视新闻合并，有关的怀念文章不断出现。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提到过许多事例，下面重点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在总理身边拍片的新影摄影师舒世俊写作的回忆文章《周总理关心新闻电影》[42]。作者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今天回忆影视事业的成长、壮大过程，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曾经为电影、电视事业的发展付出巨大心血的奠基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影视事业的关怀、支持、帮助，对记者的亲切教诲，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因此我要以这篇回忆录来怀念我们的总理。”文章接着回忆了周总理在许多方面对我国影视新闻纪录片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通过周总理对影视新闻合并问题的思考，充分反映了这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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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0年代初，周总理就对新闻电影发展前途和新兴的电视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希望新影与电视台早日合并起来，一方面充实刚建立的电视事业人力、物力和宣传效果；另方面为新闻电影的前途开辟道路。当时电视机很少，不多的电视机大多数分布在机关、医院、俱乐部等集体场所，多数家庭还买不起电视机。总理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说：一、新影拍摄的《新闻简报》每期一本只有10分钟，而且一个星期才出一期，内容有限，时效又慢；二、拍摄内容与电视台大致相同，电视播出很久后才能在电影院看到；三、当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两个单位同拍一条新闻，既浪费胶片又浪费人力；四、拍摄现场记者太多，电影电视合并起来可以减少一半人力，还可以避免现场拥挤；五、电视台刚刚成立，设备、人力和物力都缺乏，新影是老厂，创作技术人才充足，从长远看合起来效果更好。“由于周总理高【0296】瞻远瞩，他早就看出了电视事业必将代替新闻电影，所以在很多场合只要看到我们就谈合并问题。特别是在看到大群记者拥挤，在外宾面前拼命抢占摄影角度时，他总是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礼貌，不能互相排挤，要互相照顾，尤其是对女同志更应照顾。’看到我拿着笨重的摄影机和背的电瓶时，问我一共有多少斤，我说有十多公斤，总理还用手掂了掂重量。看到电视台的李华在场时，也问他的摄影机有多重,李华说大约2.5公斤。于是总理说：‘女同志拿那么重的机器抢新闻太辛苦了，你们俩应该换换。’尤其看到我们在一块抢镜头互相拥挤时，总理风趣地说：‘你们都各为其主，本来是一家人嘛，两口子为了抢镜头成了冤家。’接着又说起了电影、电视应该合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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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02月，周总理访问亚非14国，最后一站是斯里兰卡。宋庆龄副主席和总理一同访问，当时舒世俊为宋副主席拍纪录片。访问结束之后，总理的专机起飞不久，总理的卫士长找到舒世俊说，总理要找拍电影和拍电视的同志谈话。当时参加谈话的除了舒世俊，还有新影的摄影师庄唯和北京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李华。三人刚要起身到总理的机舱去，总理已经来到了他们身旁的座位上。总理说：“下飞机我还有事，所以在飞机上抓空和你们谈谈电影、电视合并问题。”他说：“新影尽快改换电视记者用的小型摄影机，这次出国你们都看到了，外国记者都用的是小机器，拍新闻很方便，既轻装，又节约胶片。我们拍电影的机器太笨，响声那么大，很不适合新闻场合，必须换。”他又说：“出来工作人员有限，新影出来两个人，电视台只李华一个人，你们拍的内容一样，由于人力少，都拍的很不完全，如果你们新影换上小机器和电视台合并起来，拍的材料统一使用，这样便能充分发挥宣传作用。电视播出后电影再出纪录片也可以嘛。”总理还说：回国之后一定让国务院办公室召集新影领导开会研究合并的问题。过去总理曾经多次提到电影设备太笨重，要轻装要现代化，新影领导利用这次出国机会交给舒世俊和庄唯两大张进口16毫米设备清单，两人趁机将清单交给总理审批。虽然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但是为了支持电影与电视合并，也为了支持电视事业发展，总理还是批准了这笔20多万美元的款项。回国后，总理办公室张雁同志多次召集文化部、广播局、新影厂、电视台领导同志开会，讨论两个单位的合并问题。当时，两个单位的群众听说总理让合并都非常高兴。但是，有的领导认为不适于合并，技术上一些问题不好解决，特别是16毫米胶片放大成35毫米【0297】质量不好，不愿合并。当时，还存在其他问题。总之，虽然经过多次开会，也没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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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电视机的数量不断增长。根据商业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在1976年对全国电视机数量所作的统计，截至1975年底，全国拥有电视机46.3万台。虽然这个数字无法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但是对于我国的电影新闻片已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这种形势再度提出了新影厂与电视台合并的问题，合并首先要从报道中央领导人活动的新闻片开始。舒世俊回忆说：“进入1970年代，毛主席年事已高，接见外宾比较怕光，也嫌人多太乱，而且非常讨厌电影摄影机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影响他和外宾的讲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总理决定减少记者，减少拍摄时间，并决定由新华社、电视台和新影厂三个单位成立中央外事摄影小组，以便维持拍摄现场的秩序。从此，新影厂和电视台的时政记者、编辑、照明合起来联合办公，并把原宗教局办公楼）地址在虎坊桥15号，现在的电视剧制作中心）批个我们做办公室，同时成立了中央电视台时政部。从此，所有中央时政任务统由时政部负责拍摄。新影厂负责将16毫米胶片放大成35毫米电影片，再在电影院放映。由于电视发展很快，电视机普及率突飞猛进，所以最后决定新影不再担任放大任务。从此，新影厂时政组的几个同志才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今天历史已经证明周总理的预见多么英明，时至今天，他对合并问题等一系列讲话、指示和决定仍在我的脑海里盘旋。”【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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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0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02]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64年07月成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03]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322页。
[0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新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64年07月成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05]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06]方方《中国纪录电影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274页。
[07]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08]黄峥《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09]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18页。
[10]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7页。
[12]李秉宽《我在虎头山上纪录大寨人》，参见张建珍主编《我们的足迹（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3]周德中《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和结束》，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14]姜云川《神奇的柴达木——〈黄河万里行〉拍摄散记》，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450—452页。
[15]陈清《工业学大庆运动始末》，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298页。
[16]王映东《在成昆铁路工地上》，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453—462页；沈杰《我的足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21页。
[17]孙东升《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268页。
[18]封永迎《乌苏里江回眸》，张建珍主编《我们的足迹(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0页。
[19]托拉克《要记住那个年代——大型文献纪录片〈东方巨响〉观后》，载《当代电影》1999年06期。
[20]谢廷勇《永恒的怀念——随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追记》，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308页。
[21]刘永恩《拍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390页。
[22]沈杰《我的足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页。
[23]李则翔《凭感觉在运动中摄影》，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办《纪录电影》1984年07期。
[24]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228页。
[25]周家驷《邢台地震拍片追记》，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218—221页。
[26]高小健《中国戏曲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240页。
[27]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329页。
[28]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29]高小健《中国戏曲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30]李良《拍摄泥克松访华随感》，见张建珍主编《我们的足迹(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59页。
[31]史实《蜗牛事件始末》，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8—431页。
[32]方方《中国纪录电影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282页。
[33]参见[意大利]温贝尔托·艾柯《难为马可·波罗——谈安东尼奥尼的有关中国的影片》，英文原载美国《电影季刊》杂志1977年夏季号，后来被收录在[美国]阿兰·罗森萨尔主编《纪录电影面临新挑战》文集，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34]阚民《“文革”中的郭沫若》，载《党史博览》杂志2000年第10期。
[35]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1972》第43章，引自网络。
[36]参见[加拿大]托马斯·吴沃《拍摄文化大革命》，英文原载美国《跳切》杂志1976年12／13期，后来被收录在阿兰·罗森萨尔主编《纪录电影面临新挑战》，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文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37]本节主要资料来源：[荷兰]罗贝尔·戴斯唐克、[法国]尤里斯·伊文思《尤里斯·伊文思，或一种目光的记忆》；[加拿大]托马斯·吴沃《拍摄文化大革命》，英文载美国《跳切》杂志1976年12／13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办《纪录视影》杂志1998年07期《纪念尤里斯·伊文思诞辰一百周年专辑》；单万里《伊文思与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
[38]陈泽人《难忘的洗礼》，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284—293页。
[39]参见王映东《人民的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见郝玉生、关明国主编《我们的足迹（续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98年印制，第275—283页。
[40]程季华《缅怀伊文思同志》，载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纪录影视》杂志1998年07期纪念尤里斯·伊文思诞辰一百周年专辑，第10页。
[41]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253页。
[42]参见舒世俊《周总理关心新闻电影》，参见张建珍主编《我们的足迹(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61—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