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三国演义》中渗透的接受美学原理(转贴)

66666 · 发表于 2009年9月11日 19:36

<table width="72%" bgcolor="#ffffff" border="0"><tbody><tr><td align="left" width="97%"><table class="wr"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0"><tbody><tr><td class="gray14">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三国演义》可谓在此之中的较为典型的文学产物。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同时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而这种所谓的“美学理想”，其实与后来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有许多暗合之处。换言之，《三国演义》的创作在点滴之间渗透着接受美学的原理。  　　 首先，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意图是憧憬性的形象化生活信念”。这就是说，创作者（即作者）的意图，必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演义”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就较为直接地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用一种自认为理想的“义”，泾渭分明地去褒贬人物，重塑历史，评价是非。在西方美学体系中，这种创作心理动机被理解是创作者本人所持有的，同时希望接受者（即读者）与以认同的一种“生活信念”。这种“生活信念”可以被解释为创作者所要倾注给接受者的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在通读完《三国演义》之后，读者不难发现，“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著述的《丙辰札记》中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这正是说明了罗贯中是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创作这部历史演义小说的。就这个方面而言，《三国演义》与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可谓大相径庭。简言之，作为“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的客观性较强，作者是以冷静平和的心态，较为真实准确地记录（或叙述）了三国的历史，而基本上没有将自身的思想情感贯注到作品之中。虽然《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各有千秋，但不可否认，大多数读者还是倾爱于前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在文学价值关系中，读者才是其主体方面。“文学价值不仅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客体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主体需要性。离开了读者的特定需求，作品就只能是还没有价值化的纯客体，或者说，只能是文学的潜在价值。”读者在《三国演义》中需求什么？需求的就是如孟子所精心设计出的那套“民为帮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渴求正义精神而反对奸恶行径。作者恰恰把握住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并使自己的创作倾向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需求心理，将作品的文学价值较为完整地诠释了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三国演义》对读者的吸引力是广泛而持久的，因而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获得了成功。  　　 当然，这种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不仅仅停留在主旨为读者接受的基础上。著名美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永远采取直观的方式”。这种“直观的方式”即文字语言。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真正物质载体是文字语言。读者正是接受了文学作品的语言，才真正接近了文学作品，接近了作者本人。《三国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语言，既保留了历史的韵味，又使读者“易观易入”，可谓一举两得。其叙述语言以粗线条勾勒为鲜明特色，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豪放稳健的阳刚之气。而这样的语言也最为适合塑造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塑造栩栩如生的形象是文学作品的首要任务”。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上百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他们”构成了系列化的历史人物的艺术长廊。由作者的思想情感出发，以文字语言的形式来加工塑造艺术形象，在接受美学中被称为“意象——语符思维”的两个阶段。关于意象化与语符化交织的情况，高尔基有一段经验之谈颇有价值：“总之，要找到确切的语句，把它们这样地排列起来，使得能用很少的话表现出很多的意思，好像‘言简意赅’，使得语言能表现出一副生动的图画，简洁地描绘出人物的主要特点，和立即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坚刻着一个被描写的人物的动作，讲话的过程和语气，这是极端困难的。用语句来为人和事物‘着色’，这是一回事。而要把他们描绘得‘像浮雕似的’，生动的，正像托尔斯泰时常感触到《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一样而能将描写出的东西用手去抚摸，那却是另一回事。”可赞叹的是，《三国演义》这部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篇之作同时做到了高尔基所言的“两回事”，作者用形神兼备的精细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突出甚至略带夸张地放大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了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刘备的仁、关羽的义、诸葛亮的智、赵云的勇、曹操的奸、司马懿的诈都跃然纸上，这样容易留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与此同时，将这些不同艺术形象的千差万别的性格展示在一起，也毫无雕饰之感地呈现了一种和谐之美。这种美感，是读者可以用心灵去触摸、去感受的真实实在。  <cc></cc></td></tr></tbody></table></td></tr><tr><td height="17"></td></tr></tbody></table>

66666 · 发表于 2009年9月11日 19:37

<table width="72%" bgcolor="#ffffff" border="0"><tbody><tr><td align="left" width="97%"><table class="wr"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0"><tbody><tr><td class="gray14"> 在作品语言之中，也体现了一种道德情感上的“召唤”。这与《三国演义》的主旨是相互呼应的。文学作品中有一种从属价值，即道德价值。这在接受美学中有重要的意义，“就因为文学通过感性化、感情化的审美意向意境来潜移默化地向读者灌输一定的道德倾向，比之耳提面命的伦理说教要有效得多。”作者通过形象化的文学语言将刘备及其跟随辅佐的将士们“英雄化”——要么有万夫不挡之勇，要么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与此相对，作者将曹操一方的英勇气质“模糊化”，或者说是“弱化”了。为何？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崇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作者正是基于此，对比刘、曹两家，将叙述一步步递进、深入展开的。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尧斯认为，文学的能打破读者旧视界的作用，“能将自身在感觉领域内具体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这就是说，作品语言在给读者审美感觉刺激的同时，也能在道德领域内向读者发出召唤，对读者原有的道德观念发起冲击。虽然在《三国演义》诞生之前，在民间流传的有关故事中已经存在“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但在历史上，刘、曹孰为正统的问题，历代专家权威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如陈寿、裴松之和司马光等学者文人仍尊魏为正统。所以，《三国演义》的意义在于真正从文本上确立了光明与正义的审美道德观，符合了广大民众的善良愿望，从而给读者内心的道德观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的作用，在思想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精神烙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自始至终将这种艺术和道德之美混融加工，使读者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作者的历史观和美学思想，并加以肯定、甚至褒扬这种文学价值取向。罗贯中虽早尧斯约六百年，却已通晓接受美学之奥义矣！ 　　综上，浅谈了《三国演义》中所渗透的一些接受美学原理。对于这部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的感悟与探索，从古至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愿有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它、接受它，并从中开掘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让《三国演义》的艺术魅力和学术精神能够永葆长青。 <cc></cc></td></tr></tbody></table></td></tr><tr><td height="17"></td><td class="p14"></td></tr><tr><td height="17"></td><td class="au" id="autonym" align="left" name="autonym" userid="3c13c1f9d4c25f5261696e5203"><div class="uname"> </div></td></tr></tbody></table>

66666 · 发表于 2009年9月11日 19:38

到目前为止，《三国演义》我们已经看了四，五遍。除了它，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值得我们再看一次的。每次翻阅《三国演义》，我们都会有意外的收获，这倒有点像一座无底的矿山，每次都能挖出金子来。同样是一件事，有的人讲起来平凡无奇，有的人讲起来却能引人入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艺术搞的鬼！《三国演义》之所以吸引读者正是因为此，《三国志》少有人问津便是一个反例。《三国演义》的创作是相当成功的，不管是主题的酝酿或者是情节的选择都是无可挑剔的，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非使作品锦上添花以趋于完美。《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史都有其崇高的地位。当初作者创作的动机可能是仕途不济而求作书以自娱，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它的影响是如此广泛而深远，诸葛亮、曹操、关羽在《三国演义》的宣传下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深刻的社会影响得益于艺术创作的成功。《三国演义》立足于三国这段历史，以三国为小说的背景，历史是为小说服务的而不是小说服务历史，因此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和创作需要在自己的小说中更改这一段历史甚至歪曲史实，使作品的戏剧性更强，人物更丰满，情节更加精彩，这便是《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最大的不同。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能秉着史学家那样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品的成功与否受作者主观态度的影响很大，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三国世界的缔造者不是曹操，孙权，也不是刘备，而是罗贯中，三国世界将何去何从都在他的一念之间，别忘了小说中人、事并不是真人真事，只是现实的影子，所以缔造怎样一个三国世界将是作品成功的第一个关键。罗贯中立足于三国历史，凌驾于它之上，按自己的意图塑造历史便是艺术上的第一缕春光。<span style="font-size:10pt;font-family:宋体;letter-spacing:0.6pt;mso-bidi-font-size:10.0pt;mso-ascii-font-family:&quot:;times new roman&amp:;quot:;mso-hansi-font-family:&quot:;times new roman&amp:;quot:;mso-font-kerning:1.0pt;mso-bidi-font-family:&quot:;times new roman&amp:;quo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人物与环境息息相关，怎样的典型环境便有怎样的典型人物。所以作者在缔造三国世界的同时也必定在缔造人物。《三国演义》涉及人物

66666 · 发表于 2009年9月11日 19:39

多达一千多个，怎样使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并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确是一件宏大的工程。并且这一千多人必有主次之分，哪些为主，也必定要经过筛选，要根据创作的意图、出场时间的先后以及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等等，这牵扯到的东西是相当多的，给创作带来了困难。像《三国演义》这样涉及人物如此多的小说，在中外古今是没有的。可事实上，像这样一部长篇巨著，涉及这么多人物，我们能记住的大概只有七八十个,而印象鲜明的恐怕只有十多个。由此可见，罗贯中塑造人物主次是清晰的，层次是分明的。我们不能否认，罗贯中根据自己的意图进行创作的时候，的确是美化了关羽，艺术夸大了诸葛亮，却丑化了曹操。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智慧和忠诚的结晶，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作者已经把他理想化了，完美化了，甚至是他的过失，那也是美的点缀。而曹操，却是历史上一切乱臣贼子的缩影，喜欢玩弄权术，凶残是他的本质属性。在史界，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的政治生涯为中国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以及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是居功至伟的。在文学界，以他父子三人为代表的建安诗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艺术成就是最高的，对诗歌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可是出于自身需要或是个人的偏爱，罗贯中绝口不提此事。对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态度是否定的。否定归否定，在作者眼里他同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形象是否鲜明直接关系到整部作品的成败。我想，正是作者敢于否定，才使曹操这个重中之重的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才足以领导小说中这个三国世界向前走。尽管罗贯中对曹操并不认同,但也没有全盘否定，依稀间我们通过曹操在赤壁赋诗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从他任人唯能的少得可怜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猜想他必定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这样的创作无非使曹操的形象更丰满。失去曹操，《三国演义》会失去它一半的光彩。谈到人物，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情节。情节是用来表现人物的，人物也只有在具体的情节中才能展现其个性。情节表现的成功直接影响到人物塑造的成败。<span style="font-size:10pt;font-family:宋体;letter-spacing:0.6pt;mso-bidi-font-size:10.0pt;mso-ascii-font-family:&quot:;times new roman&amp:;quot:;mso-hansi-font-family:&quot:;times new roman&amp:;quot:;mso-font-kerning:1.0pt;mso-bidi-font-family:&quot:;times new roman&amp:;quot:;mso-ans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时，喜欢把人物放在特定的情节中，这正好应证了文学理论的那一句话：“在典型环境中表现典型人物。”为了达

66666 · 发表于 2009年9月11日 19:39

到这个目的，罗贯中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设计了许多引人入胜而又很特殊的情节。事实证明这是对的。为了表现诸葛亮的智慧，作者设计了“空城计”、“七擒孟获”。在这两个情节中，人物以其行动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个人。又如为了表现曹操的奸诈，他把曹操放在“磨刀与献刀”和“借头”之中。又如为了表现关羽的忠义，他又把关羽放在“千里走单骑”等情节之中。这也是《三国演义》艺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演义》不仅喜欢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而且它善于情节的布置和气氛的安排。例如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地把书中的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又如“草船借箭”的写箭，“借东风”的写风，一步逼一步地扣得极紧。这是《三国演义》情节表现的一大特点。不管是人物的塑造或者是情节的表现都必须使用各种艺术手法。《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读者，其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在此。《三国演义》采用艺术手法之多，表现方式的多样是不胜枚举的，同时这些手法也很难说有什么共性，因此无论任何一个人想将其整理归类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只能是举例说明而已。关羽斩华雄这个情节的描写被许多人认为是《三国演义》的经典之一。为了表现关羽的神勇，作者采用侧面描写的的手法。首先是多层次的渲染，几位大将被诛，诸侯大惊失色，这的确有欲扬先抑的效果。战斗的惨烈也是通过咚、咚的鼓声反映出来。关羽出阵之前的一系列描写无非有衬托的作用，最后，以酒尚温来说明时间的短暂。这可是一大绝笔，以书中人物的行动来说话这又显得很细腻。曹操败走华容这是它的又一个经典。曹操战败逃亡，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奔命，居然有闲情逸志笑“周瑜少智，诸葛亮无谋”，这是出人意料之笔，一连几次，反复描写。最后脱离虎口，转危为安，曹操却放声大哭，这刚好与前面形成反差、对比。一系列的大笑只是为大哭伏笔，妙哉！这样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具有形式的美感，具有艺术上的强烈表现效果。与此同时，《三国演义》描写人物也具有自己的一套手法。不直接叙述其内心，单凭语言、动作，人物的精神自出。这是戏剧的手法，它不仅使语言更加简洁，也使人物形象更加清晰……但有人认为《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与艺术创作上存在矛盾，他们认为《三国演义》夸张地塑造人物，使人物的某一方面显得很突出，而忽视了其它的各方面。曹操的方方面面都紧紧围绕一个“奸”字，对于诸葛亮的叙述描写都是为了表现他的忠贞和智慧。许多人认为罗贯中夸张地绝对化了人物，好的就好到骨子里去，坏的就坏到了极点。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没有《水浒传》的丰满，人物个性没有《水浒传》的复杂。我们认为这是很武断的。艺术创作必须典型。我们知道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他也参加了《水浒传》的创作，或许他认为《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存在局限，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不愿像《水浒传》那样。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作者这样塑造人物才使人物更加典型。每当说起曹操，我们会立即反应他是奸雄；谈起诸葛亮，我们自然地想起他的忠心和智慧。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作者不这样做，能有这样的效果吗？那么这种手法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或是功过参半呢？因人而异吧。总的来说《三国演义》是成功的。各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是使《三国演义》艺术创作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以上，我们谈了背景、人物、情节以及艺术手法。在作者罗贯中看来这些东西是息息相关的，它们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怎样的背景便有怎样的人物，三国这个世界造就了三国的精英，这些人物反过来影响故事的趋势。情节用来表现人物，人物在其中显示个性，一定的情节又必须以背景为基础。这些方方面面的描写又需要艺术手法来典型化，艺术手法渗入方方面面之中。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必须对这些东西进行深刻研究，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对于《三国演义》的创作艺术，我们就讨论这些。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愿透过这一小部分，我们能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希望我们能像一位作家所说的：“我们无需吞下一头牛，只需吃一小块肉便能说出它的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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