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滚蛋大使”司徒雷登的凄凉晚景

66666 · 发表于 2010年3月26日 06:46

“滚蛋大使”司徒雷登的凄凉晚景 被毛泽东称为“滚蛋大使”的司徒雷登，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毛选”时，曾广为中国人所知。那么，司徒雷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结局又是怎样？ 来源：人民网作者：孟昭庚 一 司徒雷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父亲司徒尔是从美国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1875年开始，他担任由他本人兴建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教堂的主持。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11岁时被送回美国，在弗吉尼亚州上学，大学毕业后的1905年又回到中国传教。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后，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那里担任希腊文教授，他在那里工作了11年，自此便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第三年，正好赶上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聘请他担任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9年，美国在华的“教会联合会”将北京汇文大学和北京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小神学院合并，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荐为校长。司徒雷登结合中国的特点和需要，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中外学者来燕大执教。他强调科学，不强迫师生参加宗教活动。在他努力之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的毕生事业，他以校为家，很注意与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关系，时时处处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每当新生入学举行开学典礼时，他总是挨个与新生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姓名。燕大青年教师举行婚礼，他往往去充当他们的主婚人。1929年6月15日，著名女作家冰心与燕大人类学教授吴文藻结婚；1935年，吴文藻的高足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主婚人均为司徒雷登。他通过燕京大学，把美国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培养出不少人材，其中有许多还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在日军占领北平后，他曾设法营救因抗日而被捕的学生，也曾协助学生投奔解放区。司徒雷登总是说，他从小在中国长大，热爱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被日军监禁起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一个月后，司徒雷登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认识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告诉司徒雷登，延安有许多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听了欣然一笑。过了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宴请了他和他的私人秘书、顾问傅泾波。1946年4月，司徒雷登去南京拜访了蒋介石，谈了对时局的印象以及“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办法，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鼓励他去拜访一下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到中国调处国共两党军事争端以解决中国“内乱”问题的特使马歇尔将军。 司徒雷登也想见见这位战功赫赫而又负着独特的赴华使命的人物，便去拜访了马歇尔。马歇尔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司徒雷登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司徒雷登则表示乐意效劳。 二 1946年7月10日，应马歇尔推荐，杜鲁门总统任命年已古稀的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 美国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国既避免内战，也避免革命。这是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所以，司徒雷登说：“自我担任大使之日起，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集中在和平谈判之上。”他又说：“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军事冲突。” 表面上，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都是打着“公正”和“和平”的旗号，来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实际上干的却是遏制和消灭共产党的事。 到了1946年年底，马歇尔宣布他的使命彻底失败，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早上，他问司徒雷登：“和平谈判已经破裂，你看美国今后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司徒雷登答道：“只能采取这样三个方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办法给予支援，希望它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并根据改革情况，逐步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在我们方面，不采取任何有力的对付办法，一切听其发展，相机而行，作‘走着瞧的打算’；第三，完全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接着，他又补充说：“在这些方针中，我完全赞同第一个方针。” 司徒雷登为了遏制和消灭共产党，不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甚至还直接干预具体战役的指挥和管起国民党军队的饷银问题。当他听到济南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后，便立即气急败坏地去找蒋介石，当面要蒋介石停止独自瞎指挥的做法，把指挥作战的事交给经过严格挑选的战略家去做计划并负责指挥；当长春和沈阳被解放军包围时，他多次让蒋介石命令被围的国民党军队在还有可能的情况下向南突围，“杀出一条血路”。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中将其精锐部队消耗殆尽，然而司徒雷登还妄图通过美国直接军事援助，使国民党军队能重新夺回并保住长江以北地区。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的前夕，国民党政府想发点军饷鼓励士气，但士兵拒绝领金圆券而要银元。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司徒雷登不顾年迈体衰，想尽办法给国民党军队筹措饷银。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经济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资金用来支付军饷，将经援变成军援。此举毫无疑问推迟了中国人民解放的进程，延长了千百万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痛苦。 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司徒雷登主张同共产党争夺农民群众，幻想在农村建立起“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共产党人的问题”。他想来想去，认为那个倡导“平民教育促进会”（司徒雷登一直是该促进会的顾问委员会委员——笔者注）的晏阳初博士是一个不二的人选。于是，他拉了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联名给晏阳初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他到南京来开会商议，让那些受过训练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人员到被国民党军队攻下的解放区去，把那里的居民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他还极其谨慎地挑选了3个中国人和2个美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可是，这个委员会还未真正开展工作，南京就被解放了，留下了一个让人讪笑的话柄。 三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隆隆炮声中渡过长江。4月23日午夜，解放军攻下古城南京。4月24日拂晓，解放军先头部队开始进城，队伍像滚滚的铁流沿中山路自北向南列队行进，一眼望不到头，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市民们兴奋地拥在大街两旁观看，欢迎解放军进城。 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却没有走，这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的安排，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变化。周恩来闻报后，遂当即决定将已在天津工作的黄华调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侨事务处（简称南京外事处）处长，克日赴任。周恩来指示黄华，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黄华，原名王汝梅，是1932年——1936年燕京大学经济系学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作为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对他很熟悉，黄华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时，也和司徒雷登见过面。 毛泽东对此事也极其关注，就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亲拟电报稿发电给中共南京市委：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的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秘书）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电文所说的“李涛声明”是指194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一事。 5月初，黄华到任后，以燕京大学老校友的身份，拜访了他的老校长司徒雷登。 据黄华回忆，当年五六月间，他在南京与司徒雷登有过3次接触。两人见面以后，除谈一些具体事务外，谈话的中心内容主要是关于建立新的中美关系的问题。黄华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造成中国人民重大损失，创痛极深，中美要建立新的关系，美国首先要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承认新的人民政府。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现在所运来的，是国会1948年通过而未运的部分，所余无几，今后再无援助。至于承认的问题，目前尚未成立新政府，没有承认的对象，待新政府成立后，如果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或至少为他们所接受，同时证明它愿意并且能按国际惯例同别的国家保持关系，自然就会讨论有关承认的事，但在这之前，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的态度，似乎表明美国政府并不急于建立新的中美关系，这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的局面显然是不相称的。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对情况和进展的不明朗似乎又颇为着急，便由副国务卿魏伯给司徒雷登发来电报，要他赴北平求见周恩来，直接了解中共中央的态度。 6月8日，司徒雷登通过其秘书傅泾波向黄华提出，按惯例，作为老校长想去北平参加这年燕京大学毕业典礼，并想与周恩来会面一次。黄华乃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对此，中共中央考虑还是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根据过去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争取回燕京大学过生日的惯例，便委托燕京大学现任校长陆志韦出面，写信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陆志韦在其给司徒雷登的英文信中说，司徒雷登先生如要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并转达周恩来对他的问候。 6月28日,黄华第三次会见司徒雷登，面告他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去燕京大学一行。他希望与周恩来晤谈之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亦表示，获此消息，极为高兴。 正当司徒雷登即将启程赴北平之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7月1日发来电报，称：“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且你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 四 1949年8月2日，充当了3年“内战大使”的73岁的司徒雷登，怀着悲凉的心情，默默地登上开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了他生活和工作了整整55年的中国。 没有跟司徒雷登在北平见面的毛泽东，送给司徒雷登的礼物就是那篇措辞十分辛辣的《别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评论。这篇评论，令全国人民把司徒雷登当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8月5日，在司徒雷登已经离开中国而尚未到达华盛顿之际，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1949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正文前面有国务卿艾奇逊为说明编写该书的经过和宗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白皮书”是颇堪玩味的，显然是为了既不影响司徒雷登撤离、又避开了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之后对“白皮书”的发表可能产生的阻力。因为，“白皮书”把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头上，说失败完全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军队的不中用，不承认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错误。“白皮书”还直接引用了美驻华大使馆发给国务院的许多绝密报告，这更使司徒雷登十分恼火和惊骇不安。因为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使他非常尴尬和被动。 8月10日，司徒雷登到达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被直接送往国务院，由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思出面同他谈话，劝他闭门不出，还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后来，他虽被允许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和新泽西州拉韦斯中央长老会作了两次演讲。但他的讲话多是祈求世界和人类平安无事的内容，就连这些内容也都必须经过国务院审阅、删改和认可，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讲话。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都要受其监控和盘查。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国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麦卡锡经常传司徒雷登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甚至要司徒雷登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搅得司徒雷登在美国上流社会颜面扫地。 五 司徒雷登孑然一生，晚景凄凉。他虽是美国人，但他在美国却没有房产。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司徒雷登当了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又担任3年美国驻华大使，怎么说也该算个有钱人。但殊不知，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得全要靠司徒雷登在美国和中国募集，司徒雷登在筹款方面长袖善舞，他不仅使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军政大员慷慨解囊为燕大捐款，而且还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将募集的一笔笔款项全部用来办学，而他个人的薪金却极为有限，生活也非常简朴。当大使时，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之用，确实素无积蓄。回到美国后，因为他长期在中国，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所以没有社会保险，而且年老体衰，工作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司徒雷登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中国北京，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当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幸好，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一所房子。傅泾波知道，此时，老病缠身的司徒雷登已离不开自己的照应了，便请他一起搬来居住。从此，司徒雷登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傅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处处给他以温暖。傅泾波夫妇一直视司徒雷登为父亲，他们的子女用英文叫他爷爷，而后来子女们的孩子则又用中文亲热地叫他“太爷爷”。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找到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陪着司徒雷登，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1954年，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50年》的英文回忆录，出版此书的蓝登书屋给了点稿费，但由于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傅泾波夫人刘卓汉女士在中国时是个优秀的数学教师。随夫到美国后，刘卓汉完全成了家庭主妇，做饭、收拾屋子、打理草坪都是她的活。司徒雷登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得是北京味。刘女士就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样的北京中餐。为了给一家人换口味，她还专门坐公共汽车去上免费的西餐厨艺课。刘女士做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大的乐趣，他十分感谢他的这位中国的儿媳，往往在吃完饭后，拄着拐杖向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风后偏瘫了13年，因经济窘迫，请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泾波帮助。待傅泾波体力不支、气力不济时，便叫自己的儿子傅履仁来帮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86岁。追悼会在纽约举行，会后，骨灰由傅泾波捧回华盛顿，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的案头，没有送去安葬。 司徒雷登在临终之前曾立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然而，此时燕京大学已不复存在。1952年，中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这所著名教会大学被撤销，其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园也归入北京大学校园。司徒雷登虽然在1954年对此事表达过怨言，但后来在他的遗嘱中，仍然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到他一手创办的校园入土为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关闭了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重新打开。次年，傅泾波应周恩来之邀，回到阔别24年的祖国，住了10个月之久。1983年，他再度回来探亲访友，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傅泾波表示希望能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和两岸的统一做些事情。傅泾波前后两次回国时，都曾向中共高层人士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事宜，但却没有得到明确答复。1986年3月，应傅泾波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员赴美国记录傅泾波口述的历史，并帮助整理他的文件和收藏，历时3个月完成。也就在这一年，傅泾波再次托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一信给邓小平，其中提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8年5月，病中的傅泾波自感来日无多，便派他的女儿傅海澜专程将当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明代彩绘花瓶送回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同年8月，傅泾波在华盛顿病逝。 在傅泾波逝世整20年之后，经中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回到了他生前魂牵梦绕的中国。 2008年11月17日上午10点多，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半山水洪庙安贤园文星苑举行。 出席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仪式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康碧翠，以及中国外交部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官员，还有专程从北京和上海赶来的当年燕京大学的老校友。 骨灰安葬仪式开始后，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和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蒋彦振两人亲手把骨灰放进事先挖好的墓穴，随即便由工人用泥土掩埋，竖起黑色的墓碑。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　1876年—1962年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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