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时曾被逼上街卖小报

66666

<p style="text-align:left">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爸妈携手相扶走过一个个激流险滩。妈妈的支持对父亲来说是不可缺失的，妈妈去世之后，爸爸不仅失去了伴侣，也失去了和他一路搀扶走过来的战友和主心骨，他又遇到了新的风浪。1982年中央为他做了明确的结论，恢复了他的名誉。</p><p>爸妈当时都是陈毅同志领导下的部党委成员。运动初始，部党委在陈毅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关门整风，每个人都做了自我批评。此后外交部有三名老干部率先被批判。</p><p>不久，在外交部街30号的旧礼堂里（当时只有档案室、翻译室和机要局少数单位留在老部旧址），陈老总接见了外院的两派学生。一派要打倒陈毅，一派要保陈毅。学生们递上了一个又一个条子，要求陈老总答复。当时，部党委的几位主要成员都站在台下的最前排，父亲也在其中。陈毅外长不客气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犯错误的！会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就在这时，爸爸悄悄从侧门轻轻走了出去。三五分钟以后，他又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爸爸手里拿了一个纸条直接递给陈老总，大声说：这是总理办公室转达给你的！陈老总打开纸条念道：周总理通知马上去参加接见罗马尼亚外宾的活动！会议到此结束，陈老总很快离开了喧闹的会场。</p><p>在另一次批斗会上，爸爸和陈家康被拉到台上，他们两人各自站在讲台的两边，幽默地回答着群众的各种问题。然而，这样的场景并不多，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形势越来越严峻了。</p><p>1967年是“文革”进展最激烈的一年。爸妈和许多部级、司局级干部转眼间都成了“三反分子”和“走资派”。当初那样自由出入会场的机会是没有了。在部里，爸爸和几位部领导一边批文件，一边轮流接受“造反派”的大批判。专用车取消了，看病外出都要自己想办法，为了准时参加批判会，父亲就坐三轮车去东交民巷。</p><p>一天深夜，爸爸正在台灯下独自修改稿件，妈妈出差不在家，哥哥也到学校去了。老阿姨忽听有人敲门，以为是通讯员取文件，便急忙爬起来打开了门。四五个年轻人直接走进了爸爸的书房，他们与爸爸说话的口气十分激烈，而且越说声调越高。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只听一个年轻人高声质问爸爸批的是什么文件？爸爸说，这是中央布置的任务，写完以后马上要送到周总理那里批阅。听了这话他们恼怒地问道：你说的是哪个司令部的中央？爸爸不慌不忙地说，是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那几个人哑口无言。此时已是夜深人静，环顾四周，除爸爸亲手压在手底下的那份外交文稿之外，桌上还有一杯喝了一半的浓茶。在这间简朴的书房里一时寻找不到什么罪状，他们草草收兵，临走前匆匆喊了几句口号。</p><p>很显然，这些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p><p>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之后，陈毅外长因为在“二月抗争”中受到批判而被剥夺了运动领导权。</p><p>1967年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了“批陈联络站”。狂潮越来越升级。5月份，外交部造反派提出了“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上。在几次批判陈毅的大会上，姬鹏飞（时任常务副部长）和爸爸都被拉上台一起陪斗。夜幕降临的时候，妈妈在台灯下一字一句地为爸爸修改检查。</p><p>有一次，“造反派”一大早就追杀到院子里，在他们还没有上楼的时候，爸爸来到了我们上一层的楼道里。隔壁的老大使王伯伯看到这情景，立即打开家门让父亲躲进来，来人扑了个空。</p><p>不久，“造反派”罚爸爸到王府井萃华楼附近卖“造反小报”。哥哥骑着自行车悄悄去看望了他，爸爸还是比较机灵的，“造反派”不看管他的时候，他干脆就坐在附近店铺的台阶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他就把报纸丢弃在小胡同里，然后把自己的钱换成一张张毛票如数上交。是周总理出来制止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在街上卖小报对外影响不好，结束了爸爸的“卖报经历”。　　</p><p>几个月后，“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揪走了爸爸和姬鹏飞伯伯，爸爸胸部被打后当场吐了血，从此他的肺脏落下了病根。为了爸爸的健康，妈妈心急如焚，四处求医问药。那一阵子我和妈妈每天都为爸爸送去一小罐儿加了中药的老鸡汤。哥哥每天傍晚都陪着爸爸散步。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也是一段温馨的日子，我们一家四口紧紧相依在一起。（凤凰网历史频道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8日标题为《乔冠华与龚澎》文章，以飨读者。）</p>

88djl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