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艳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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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小说”
　　比起莫言、苏童等人最好的作品，叶兆言欠缺一种头角峥嵘的特色。但他的小说由言情写到侦探，由拟旧写到新潮，在在可见其人兴趣的宽广。这应是我们看待叶兆言风格的起点。
　　叶兆言的祖父即为五四时期的重要小说家叶绍钧(叶圣陶)。叶绍钧曾是文学研究会的健将。他的作品平易隽永，饶富抒情意味。即使揭发社会的不义与不公，亦能秉持怨而不怒的敬谨姿态。或者得自家传，叶兆言的小说也以平易取胜。但细细读来，内里精神何其不同！叶绍钧一辈作家强调“为人生而艺术”，尽管力求贴近民生疾苦，骨子里不脱精英本色。而半个世纪后叶兆言的创作，更值得注意的反是他作品中强烈的通俗化倾向。叶对市井人间的兴趣，不仅得见于题材的选择上，尤其得见于小说形式的斟酌上。鸳鸯蝴蝶派以迄张爱玲的言情小说，他必有好感；而侦探、狎弄等文类也经常是他仿之效之的对象。这些作品五花八门，不易归类，但也因此显现一种驳杂又包容的世俗情怀。相较于当年叶绍钧悲悯抒情的写实精神，叶兆言的文字实验毋宁更具民间气息。
　　叶兆言曾为他的小说集，取名《艳歌》。“艳”是古代楚方言“歌”的别称，又有杂剧滑稽小戏的含义。所以艳在方言中有噱头和好笑的意思。叶兆言自谓：“我喜欢艳歌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些俗气的好看。当然更喜欢它的来头和含义。”这段自白，值得细思。叶兆言立意避雅趋俗，颇有放下身段，与民同乐的意思。但他的率性也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抱负：旧瓶如何装新酒、俗曲如何表深情，对作家及读者永远是一种挑战。综观叶的作品，他的努力未必总达到水准。但比起激烈求新求变的先锋作家，叶以退为进的手法，仍值得我们的重视。
　　在《中国小说史略》里，鲁迅曾以“人情小说”一词，指称晚明清初描写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的小说。这类作品的人物始于才子佳人，但绝不避讳匹夫匹妇。上焉者成就了如《红楼梦》的绝代悲剧，下焉者也演出了《金瓶梅》这样的警世传奇。而出入种种爱恨痴嗔间，小说的作者(或叙述者)恒以其世故练达的声音，娓娓讲述人情冷暖，世事升沉。道德是非的判断，或许不在话下，但读者更有兴趣发现一个不同社会时空里，有多少家门恩怨、儿女<SPS=0780><SPS=0781>，可以是如此的亲切熟悉。明乎此，看叶兆言写民初风情，或是文革插曲，就更让我们有种似远实近的感觉。叶的小说范围广博，我独以为在描摹世情方面，他秉持了一以贯之的热忱。
　　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包含了四个中篇：《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边营》。《夜泊秦淮》一题自是截自杜牧的名诗，顾名思义，题下四篇小说讲的都是有关南京过去的故事。金陵花雨、六朝烟粉，南京古为帝都，在近现代史上尤多政治扰攘。石头城下，太平军曾暴起暴落，民国政府亦在此成就一番盛衰气运。叶兆言生长于南京，追忆秦淮遗事，必多感喟。但他并未因此重写帝王将相的此起彼落；恰相反的，他以南京四个地名，编织了四个有笑有泪的市井传奇轶事，而民国史一页页的往事，于焉浮现。
　　《状元境》写一二胡琴师与军阀小妾的一段患难姻缘；《十字铺》写革命男女青年间移花接木的爱情悲喜剧；《追月楼》写民国遗老勇拒日伪政权的忠义事迹；而《半边营》则细述抗战胜利后，一个家族败亡的最后一页。这四个中篇情节也许并不新鲜，但经叶兆言细心点染堆砌，读来颇能引人人胜。叶对民国史的种种，想来下了功夫，但若无充分的想象传承，他的“仿古”风格未必如此唯妙唯肖。
　　用白描笔法写世俗人生，叶兆言应是汲取了言情小说传统。在这方面，可能的源头有二：一是张恨水、李涵秋等人领衔的鸳鸯蝴蝶说部；一是张爱玲独家炮制的海派传奇。张爱玲当然曾受教于鸳蝴小说，但以她的超绝才情，终能赋予那旧派花月世界一华丽苍凉的视野。然而张的小说，每多浸染一孤峭犬儒的贵族气息，这是她的本命，别的作家模仿不来。叶兆言的《半边营》刻画一个年华老去的华夫人与她三个子女间的怨怼关系，摆明了是向张爱玲《金锁记》的敬礼之作。故事中的华夫人像曹七巧一样的尖酸阴毒，一样的与儿女钩心斗角。但少了曹七巧那样惊心动魄的爱欲及物欲动机，《半边营》仅止好看而已。叶所依恋的，毕竟是个有恩有义的人生，典丽而不华丽，有些凄凉而未必苍凉。是在这些地方，他更趋近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趣味。《状元境》里的琴师与小妾一辈子的啼笑姻缘，即是佳例。
　　而当叶兆言糅合了民国言情小说的这两种传统，并挪为己用时，他才真正令我们眼界一开。《十字铺》颇有些张爱玲《五四遗事》的讽刺趣味，却有一较温馨的结局。故事中的新青年陷入老掉牙的三角关系中，原不足奇。但革命的风暴吹得大家不分东西；一阵阴错阳差、李代桃僵后，才子与佳人，烈士与英雄，居然各就各位，成就了新时代的佳话——及史话。原来“历史的血泪”就是这样形成的，故事里的人物又哭又笑，故事外的读者哭笑不得。作为叙述者，叶兆言游走其间，以莞尔又不无同情的眼光看待一切，确是举重若轻。而他藉此颠覆历史大叙述的用心，犹其余事。
　　但另一作《追月楼》才是《夜泊秦淮》系列中的佼佼者。主人翁年逾七旬的丁老先生，集旧派文人特征于一身。丁老先生书房与卧房两皆得意，除了学富五车外，育有十位千金。叶兆言以正经八百的口气，细述丁家家事，但怎么样也不禁要让我们会心窃笑。这位遗老的迂阔原不足论，但是在抗战的烟火中，他拒下藏书所在追月楼，反成就了一股凛然正气。老先生终于发挥了“学以致用”的能耐，把前朝遗民义民的精神注入乱世。但他到底是走在时代的前端还是后端呢？叶兆言把价值论断轻轻带过，感慨自在其中。如《十字铺》一般，他的写法将历史琐碎化、世俗化了：三十年代以来巴金(《家》)、老舍(《四世同堂》)等示范的家史加国史的演义式小说，因此有了不请自来的插曲。
　　叶兆言另有一系列故事，以文革至当前大陆中低社会为背景。这些作品速写生活中的小悲小喜。如果前述“人情小说”的风格真是叶之所长，这些故事才是验证他本事的地方。剥除了仿古拟旧的外衣，叶如何地揣摩一种人同此心的世故、一种亦嗔亦笑的风情，可为我们阅读的焦点。
　　以《艳歌》为例，此作为一对知识分子夫妇的感情变奏，极其冷隽犀利。男女主角由相识到结婚到交恶，虽曰个性缺憾使然，也有太多偶发因素介入。凡夫俗女的感情其实较才子佳人的韵事，更难掌握。叶学得了钱锺书写《围城》的那种讽刺，却犹多一种包容。比起《围城》中方鸿渐、苏文纨当年的得意或失意，眼前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毕竟要面对更卑微无奈的人生。
　　但像《去影》这样的小说，更能彰显叶的才情。小说写文革中期，下厂劳动的青年迟钦亭一段性启蒙经验。迟爱慕的对象，是大他太多的女师傅张英。张是过来人，为了点化迟，不惜以“身教”代替言教。两人间的暖昧著墨不多，但场场令人莞尔感动。待文革结束，迟复返学校，种种真假风流，仿若春梦了无痕。《去影》乍看十分琐碎，但叶说故事的本领不可小觑。在文革那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岁月里，什么样有血有泪的题材找不着？叶却能在工厂卑微的角落里，发掘了一个少男成长的故事。写青春期的情欲、写母性爱的包容、写周遭世界的嘈杂与变异，皆能丝丝入扣。
　　循着这一线索，其他作品，像《悬挂的绿苹果》、《路边的月亮》等，以叶兆言成长过程中所熟悉的剧团生活为题材，勾勒台上台下的风月好戏，皆以平实取胜。《关于厕所》讲文革时期一个女孩子逛上海找不着厕所尿裤子的故事，暗讽政治、情欲的禁忌、生理的压抑，时有神来之笔，允为杰作。最近出版的《爱情规则》中的三作：《爱情规则》、《人类的起源》、《烛光舞会》，或嘲弄婚外情缘、或暴露混乱情欲关系、或解剖婚姻僵局，其中《人类的起源》，处理一群任职婚姻及性生活杂志的编辑本身婚姻及性生活问题，嬉笑怒骂，最为引人。故事里各已嫁娶的男女主角在情爱游戏中进退失据，终于无功而退，空留无限讪笑与怅惘。这是叶世情小说的魅力——通俗的题材，但是并不媚俗的写法。
　　《花影》及《花煞》是叶兆言继《夜泊秦淮》系列后，再以民初江南轶事为背景的两部小说创作。怀旧式的小说曾是大陆文坛过去几年的主力之一。在这样一个小传统里，叶兆言的《花影》及《花煞》有什么样的限制或突破？《夜泊秦淮》曾博得好评，因为叶好生地运用了通俗小说传统，戏仿民国春色、重现鸳蝴风月。更重要的，叶的叙事者与他的笔下人事，保持了一亲切而不失嘲讽的距离，一则掌握了今昔的时间差距，一则带出了叙事者本身的世故与矜持。从《夜泊秦淮》到《花影》，不过是几年的时间，文学的生态却已有了剧变。苏童把他颓废的江南家族故事写之再写，格非的虚无历史小说已流为学院诵之念之的“后现代”教材，而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借影像的渲染，更把民初包装成对本国及外国观众两皆相宜的异国情调圣品。叶兆言写《花影》，自不免透露了这种种的流变轨迹。
　　《花影》有个极动人的故事。在二十年代一座江南小城里，大户人家甄府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改变。甄老太爷白昼宣淫，死在性事高潮。少主乃祥前此已神秘中毒，成为一息尚存的活动木乃伊。年届<SPS=0455>梅的女儿好小姐现下是唯一的继承人。好小姐骄纵任性，如今大权在握，更是专断跋扈。生活在这样一所妻妾成群、逸乐淫猥的宅院中，好小姐哪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金瓶梅》是她最热中的枕边读物，抽鸦片是她最大的日常娱乐。然而豪门巨室的“闺训”，断绝了妤小姐“知行合一”的可能性，以致她满脑子的巫山云雨，却竟然保持着处子之身。如今好小姐掌管甄家，各方莫不觊觎。远房兄弟怀甫，嫂嫂的弟弟小云，还有曾经悔婚的查良钟，都在各种动机下，拜倒她的裙边。妤小姐要何去何从呢？
　　《花影》的篇首引用了三十年代著名诗人卞之琳的名作《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小诗，寓意深远。对照《花影》的情节，叶兆言应是意在诗中所投射的人我关系。怀甫深恋好小姐，干冒乱伦之忌，成了她的入幕之宾。好小姐与怀甫初试云雨后，明白小云才是她情之所钟；而小云阴骘忧郁，似乎又别有心事。外加好色好财的查良钟，以及一件骇人听闻的家族阴谋，更使这场风月游戏，益发复杂。这是个层层移情别恋、反致滥情失恋的故事。至于原诗中要传达的那种人我相看、物我两忘的抒情意境，似乎不复得见。
　　叶兆言铺陈没落而颓唐的家族传奇，尽管别出心裁，也不免使我们联想到苏童。苏童善于制造暖昧荒诞却又缛丽阴湿的环境，他的人物像幽灵一般地游走飘动，十足的世纪末风格。叶兆言的拟旧小说其实一向人味远多于鬼气。但这回他的人物局限在一个谊属苏童式的大宅院里，难怪憋也要憋得气体虚浮了。
　　以好小姐来说吧，她的热烈追求情欲，原可以细作，而非仅是大作文章的。卫道者尽可以变态视之，但摆在五四之后的大环境里，好对自我的“解放”，成为一种面对外在世界最诡异的叛逆：她是位最堕落最意外的“新青年”。以好小姐这样畸形的成长背景，以及强烈的自恋加自毁性格，叶兆言希望我们相信即使她早有离开家门的可能，她还是会选择留在甄家宅院内。好小姐的悲剧是身不由己的悲剧，也是故步自封的悲剧。
　　此一造型，堪称张力十足，但叶兆言并未充分发挥。《花影》所欠缺的，正是对世故人情及动机更细腻的想象与描画。我无意说好的色情狂不可尽信；相较于《金瓶梅》，好所表现的无非是小巫见大巫。我要强调的是，叶如果不急于说他的四角恋爱的故事，而让他的人物与甄府内外那个天翻地覆的世界，多有些互动，《花影》应更为可观。
　　继《花影》后推出的《花煞》，才算是叶兆言怀旧神话的又一高峰。小说依然以叶所擅的江南小城——梅城——风光为背景，这回叶兆言走出了《花影》划地自限的藩篱，呈现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清末民初浮世绘。不仅此也，他久违了的说书人声音重又出现，绘影形声地为我们追述一段段可笑可怪的事迹。叶必定仔细地经营这一说书人声音，“他”不只有传统话本的渊源，也更有十八世纪欧洲小说全知叙述者的影子。《花煞》每章章首的情节简介，堪为例证。小说写胡姓家族的胡大少是出身大户的纨<SPS=1575>子弟，时势使然，成了火烧教堂的“暴民”领袖。胡大少后被捕判处死刑，地方为了感念他的英勇，安排少女到牢房“度种”，以求胡门有后。这一开场饶有江湖演义趣味，已令人啧啧称奇，而后名妓矮脚虎自愿荐身，果真一举得子，但胡大少其实早已另有所欢，并留下风流孽种。他死后，两个儿子，胡天与胡地，分别出世，注定要兴风作浪，把梅城推向现代历史舞台。
　　《花煞》与《花影》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叶兆言放弃对男女性欲的猎奇写法，也避免刻意故作微言大义的“深度”。《花煞》的世界原本无奇不有，说故事者及他的听众也必得抱持见怪不怪的态度，但观其变。叶再次掌握了通俗小说的练达与圆滑；他的人物尽管殊少内心挣扎或言行自觉，却在相互来往间，演出幕幕活色生香的悲喜闹剧。
　　《花煞》的故事采集锦写法，胡天胡地的英雄劣迹，情场丑闻，自是重点。但小说如果仅写了清末民初新旧人物的百态，将不过是重复了晚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的谴责加黑幕传统。叶显然别有野心。书中让一群洋人登上舞台，扮演吃重角色，使我们大开眼界。其中重要人物包括英国流氓冒险家老鲍恩，梅城教堂的浦鲁修神父，还有半吊子的中国问题专家哈莫斯等。随着清末洋枪洋炮的侵入，西洋神职人员、无赖商人及冒险混混一齐涌向中国。叶兆言真心诚意要描写这群二等洋人的起落，而且颇有所得。老鲍恩在梅城上下其手，征敛资财。他的儿子小鲍恩虽然持续累积财产，却没能继承父亲对女人的能耐。小鲍恩的妻子竟成了胡地唯一的洋人情妇。相对于此，浦鲁修神父简直成了洋圣人，普渡众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没有一个洋人比得上哈莫斯。这一角色应可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中最令人回味的洋鬼子之一。哈莫斯最初露面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远东记者，志大才疏，满脑子的殖民主义思想。但在梅城待了一段时日，哈莫斯居然逐渐“变心”了。古怪的中国印证(或反证)他的幻想后，却也掳获了他没有止境的异国情怀。哈莫斯终被《泰晤士报》解聘，数年后却摇身一变，以《梅城的传奇》一书轰动英伦；他成了中国问题专家。日后哈莫斯著作等身，成了梅城一景。他的众多出版中，以考据《中国妓女的生活》及小说《忏悔》最受欢迎，实则这两本书性质不妨互调，充满了臆想及伪说。但这又何妨？哈莫斯成了我们讨论“东方主义”现成的教材。
　　近几年来西方后殖民理论大为风行，两岸学者也纷纷追逐热潮。如响斯应，亦为奇观。倒是像叶兆言这类作者，自顾自地写出一本有关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社会的奇书。哈莫斯的不中不西，诚为笑柄。梅城的中国人在处理他的存在上，也未必高明。他们又何尝不依赖另一套成见，把哈莫斯看作怪胎呢？但叶兆言没有刻意夸张这些冲突。世纪初的怪现状何止千百，哈莫斯的伪中国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就在中国人对自己的家国前途都闹不明白时，哈莫斯现象也可思过半矣。
　　哈莫斯最后死在他所爱恋的中国。他的奇行劣迹，终将为人淡忘；他的书却会继续流传。“存在的将是一段不断被修改的历史，是一系列误会和歪曲。存在的将是梅城这座被人虚构出来的城市。存在的将是那些不存在。”叶兆言这一结语讲的是哈莫斯写中国，但也不无夫子自道的意思。由世纪末看世纪初，叶兆言不妨自膺为一中国籍的哈莫斯，为那古老的清末民初，勾勒出又真又假、啼笑皆非的风俗画。叶以世情小说见长，在《花煞》的高潮，他不只幽了笔下人物一默，也幽了自己一默。这样的通达圆融姿态，代表了他写作最重要的心得。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