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叛徒原型里唯一活到80年代的人是谁？

6188 · 发表于 2013年6月13日 08:23

本帖最后由 66666 于 2013年6月13日 19:47 编辑

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他晚年总结出的叛徒哲学是“我字当头，活命第一”。

6188 · 发表于 2013年6月13日 08:24

本帖最后由 66666 于 2013年9月21日 05:51 编辑

   本文摘自：《重庆商报》2009年1月6日07版，作者：纪文伶，原题为：《叛徒涂孝文出卖江姐后也遭毒手临刑前悔悟唱国际歌》
   十恶不赦的叛徒并不是一开始就叛变了革命，他们也经历了复杂的心理历程……昨天，红岩联线解密了出卖江姐的叛徒涂孝文、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原型冉益智等8人的档案，披露了当年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出卖江姐的涂孝文
临刑前痛悔叛变革命
  出卖了江姐、张静芳等十多位地下党员的叛徒涂孝文，是特务发现他无利用价值后将他枪杀的。
   专家解密说，涂原本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受党教育多年，但在生死关头他没能经受住考验，从而叛变了革命。他叛变后出卖的革命同志中，就包括当时年轻的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李青林被捕后坚贞不屈，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结果一条腿被老虎凳弄断。特务想不出其它办法，把涂孝文叫去和李青林对质。
   涂孝文虽然背叛了革命，但要他当面去指认自己的同志，他的内心还是很痛苦，看到李青林身受酷刑，他竟不敢与李青林对视，双腿也颤抖起来。
   而机智的李青林却先声夺人地当着特务的面骂起了涂孝文：“你这个家伙简直不是个东西！没追求到我就死缠烂打，挨了我的耳光后竟如此来栽诬报复我！”
   面对李青林的痛骂，涂孝文尴尬得说不出话来，支吾了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涂孝文称，他当时看到李青林受了那么重的伤还那么勇敢，感到很狼狈，根本没勇气反驳她的话。
   据了解，这次对质给涂的刺激很大，他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也不再配合特务的审讯。1949年10月28日，特务将涂孝文连同陈然、王朴等10人押到大坪刑场枪杀，涂孝文和其他人都高唱起了国际歌，也喊了“共产党万岁”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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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流氓型”叛徒刘国定
为保命要求住戴笠公馆
   帮助特务破获了《挺进报》地下党特别党支部、抓捕了陈然等人的叛徒刘国定，是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子”。他被捕后很快制定了自己的行动原则——将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党情况当作保命的资源，以此与特务作利益交换。特务刘德文对他的评价是“显得浮猾，具有充分的流氓意识”。
   据了解，刘国定曾向特务头子徐远举提出，他愿意参加特务工作打击共产党，但自己原来是中共的省级干部，给的地位待遇不能低，起码要当个处长，否则鱼死网破大家都不玩了！他在与特务讨价还价期间，还提出要住在杨家山原戴笠公馆，还要了两个女仆服侍。他对两个佣人随意训斥，每顿没有鸡鸭不上桌，稍不如意就摔杯子砸碗。
   解放后，刘国定在交代材料中写道：“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我请求能在实际工作中赎罪。”
甫志高原型冉益智
解放后冒充脱险志士
   冉益智作为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入狱后表现得非常怕死。他入狱后没好好睡过一晚上觉，曾半夜起床写遗书，白天不停叹气，有时会突然坐下来朝床上打拳。
   重庆解放后，冉益智想蒙混过关，他冒充脱险者跑到“脱险志士联络处”去登记，结果被知道底细的同志轰了出去。后来，他又到组织部门去主动汇报情况，着重说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组织和地下党员，有100多人没有透露给特务，希望立功赎罪。但事实上，他被捕后交待了可能影响他的一批共产党员，没交待的都是对他的生命没有威胁影响的。
   随后，冉益智还心存侥幸，想去上大学，他在交代材料中写道，“不知今后能否准许我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资格去参加去为人民服务——”
唯一老死的叛徒骆安靖
晚年总结“叛徒哲学”
   叛徒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叛徒中唯一一个既未被特务处死，也没有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而得以寿终正寝的人。他写过大量的回忆材料，并这样剖析过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卖组织，也不想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又缺乏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勇气——”
   据专家解密，骆安靖被捕之初，坚强度强于涂孝文。特务给他上了“老虎凳”刑具，在加到第四块砖头时，他的意志才开始崩溃，但当时还是不愿当叛徒，采取“说远不说近，说大不说小，说死不说活，说上不说下”的原则，编了一些说辞，以摆脱面临的皮肉之苦。
   解放前夕，骆安靖充满负罪感，在重庆各界群众收殓歌乐山烈士遗骸期间，当时尚未归案的骆曾悄悄到现场查看，惨烈景象让他受到了强烈刺激，他对自己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悔恨。
   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他晚年总结出的叛徒哲学是“我字当头，活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