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吴志宽(十六世)是个雇农,曾祖母讨过饭。曾祖父在40多岁时,跟同乡离开家乡,徒步到湖北武汉。查网上地图,两地的行车距离约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铁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如何用脚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铁只要3个多小时就能到达的距离,他们即使日行10小时,至少也要走上一两个月。 曾祖父在同乡开的旱烟店当绞烟师傅,出卖劳力,有一次绞绳断了,险些把他压死。祖父吴荣发(十七世)12岁就被曾祖父带到湖北云梦,在同乡的锦太杂货店里当学徒。祖母陈冬玉是小池乡人,穷孩子,12、3岁离开娘家到我父亲家做童养媳,跟着曾祖母上山砍柴叫卖。 祖父就在锦太杂货店扫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柜台。几年后,他借同乡店铺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杂货,直到30多岁才攒了点钱,回乡和我祖母成亲,旋即又回云梦,和同乡合伙开了间小杂货铺。父亲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俩像工蜂采蜜,省吃俭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亲出世时,家中总算陆续置了几亩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种。 祖母结婚后留在乡下耕田持家,龙岩妇女都要缠足(这个习俗源自南唐宫廷,有别于客家妇女),祖母却是半大脚,下田的时候打赤脚,走亲戚或者在家里干活的时候,便把脚缠上。我从来没有见过祖母。听说缠足要把脚掌骨折断,我不知道祖母是怎么做到的,只为她感到痛。 祖母里里外外忙活的时候,父亲常常是坐在屋后山坡上“等爸爸”。有个远房寡嫂,住在父亲家,帮祖母下田。祖父60岁以后不去湖北了,不过那时候父亲已经离开家乡,他们父子从此没再见面。 祖母怀孕7次,因为家庭生活拮据,祖母又要承担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体力劳动,种种原因导致小产,先后夭折4个,仅剩下大伯保麒、父亲和三叔香麒(后改名吴海艇、吴立平)三兄弟。还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个孤儿,即父亲的表哥、我的表叔陈锦章,从小便和父亲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年3月14日给母亲的信里说:“表哥父母早亡,母亲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长瘌痢头,母亲天天替他洗头,搽药。后来替他接了两次老婆,第一个有癫疯症,退了婚,后来又接了一个,成家。”1929年,家乡暴动,表叔参加革命,加入中共,一年多后被国民党杀害。 祖父去世后,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云梦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经病逝。我只对三叔印象比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们,住在我家,我也曾去云梦看望他们。我保存了他给父母的好几封信,他在其中详述家庭情况和自己的经历。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里,说他们未分家之前,连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内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时每口分六担谷田,每担谷田以割得120斤谷为标准,那时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够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够生活。” 他写的和我2016年在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的《闽西暴动和红十二军》所载邓子恢[1]和张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则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和自耕农土地多一点的不动”,“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农一样分田。” 据我了解秀东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远近的分别,分田的时候“多提少补”,“动两头留中间”,再按5%的比例划分地主富农。 龙岩如今有毛泽东故居临江楼、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龙岩毛泽东旧居、闽西第一次党代会会址以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古田会议旧址等,作红色旅游之用。如果多了解一点龙岩的历史,所谓红色旅游会变得十分沉重,绝不仅是在旧址前留个影那么简单。
[1]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肖邓厝村,1926年秋任杰坝圩国民党左派区党部常务委员。同年12月,于崇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后田暴动主要领导人,创建闽西共产党组织与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入闽前是闽西苏维埃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分局书记,率部赴苏皖与敌作战。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东局副书记,中原局第三书记,是闽西三年游击战的主要领导人,之后配合南下大军解放闽西全境。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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