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连环画收藏漫谈及赏评汇编（刷新版）

大山田心

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一起并称中国电影三大奖。百花奖是观众奖，金鸡奖是专家奖，华表奖是政府奖。这三个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项常设全国性文艺大奖。三个奖是分别代表我国最高观众认可、最高艺术水准、最高政府鼓励的三大电影奖项。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是由周恩来总理特地指明举办的电影大奖。1963举办第二届之后，一直中断了17年，直到1980年才恢复举办了第三届。此后每年举行一次。之所以用“百花”命名是为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百花奖只代表观众对电影的看法和评价，因此又被称为“观众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于1981年创办的，是中国电影界专业性评选的最高奖。它以奖励优秀影片和表彰成绩卓著的电影工作者为宗旨，对促进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被观众称为“专家奖”。自2005年起，金鸡奖与百花奖隔年评选一次。大众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一起通称这为“中国电影双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它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的我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奖。华表奖创办于1994年。每年评选一次。它的前身是以中国文化部的名义对于优秀影片颁奖。始评于1957年。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由政府出资奖励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属于鼓励性质的电影奖项。体现党和国家对电影事业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扶持。因此华表奖被称中国电影的“政府奖”。

前面已经赏评的影片，均为新中国电影史上拍摄的各种题材的代表作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那些在中国电影历次评选大奖中获得名次的部分优秀作品。

大山田心

在20世纪30年代初，土地革命的飓风席卷中华大地，在琼崖（今海南岛）土地革命中心地区的万泉河两岸，战火中诞生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女青年组成的革命武装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组成部分，女子军特务连坚持“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政治性质，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英勇杀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它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光辉典范。
1930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在听取了冯白驹关于琼崖革命斗争情况汇报后，高度评价了琼崖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他指出：“你们琼崖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琼崖党组织只要继续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参加红军，扛枪上前线杀敌。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表彰和发扬琼崖妇女的革命斗争精神，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3月，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成立。同年5月，经过扩编发展后，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从此，女子军特务连的战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的行列中，琼崖乐会县四区赤赤乡作为女子军的诞生地将永垂史册。1958年中南军区专业创作员梁信去海南岛体验生活，在革命英烈纪念馆，梁信的创作灵感一下子被点燃。他决定写一部关于红色娘子军的作品，于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出笼了。导演谢晋看到这部剧本后很感动，决定把它拍摄成电影。梁信立即赶到上海与谢晋一起对剧本进行商讨，对于这部影片的名字，谢晋觉得“琼岛英雄花”的意思稍显文气，决定将其改名为《红色娘子军》。影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用写实的手法突出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争中成长的典型事例。影片很好的把握了女主人公吴琼花勇敢倔强、深沉善良的性格，塑造了红军干部洪常青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这部影片中，谢晋采用了大量的近景和特写镜头来刻画人物，通过人物的眼神和表情特写来表现人物，用白描的手法来塑造人物，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片中“红莲嫁木头人”、“洪常青两闯椰林寨”、“琼花夜逃”等传奇性情节，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效果。这部影片的格调是沉重刚毅的，但由于这是一部反映女性体裁的影片，谢晋也别具一格地在影片中融进了女性温情的一面。红莲的新婚、洪常青对吴琼花的开导，尤其是影片中那高高的椰子树、欢乐的碟子舞、纯朴动听的《红色娘子军连连歌》都给人予独特的艺术享受。1960年，电影《红色娘子军》拍摄完成，这部影片公映后，举国轰动，洪常青和吴琼花的形象深入人心，《红色娘子军连连歌》唱响了我国的大江南北。1962年，在第一届全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创下了当时八亿人口六亿人观看的盛况，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大山田心

1958年初，随着工农业生产 "大跃进" 高潮的到来，文艺界也掀起了一股反映 "大跃进" 生活中新人新事的创作热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家李准按照上级指示到河南农村体验生活，被安排住在当地妇女队长家里。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李准却很少见到这位早出晚归忙于生产的妇女队长。令李准感到新鲜的是，他在墙上和窗子上发现许多小纸条，那是妇女队长学文化练字时写的，上面写满了曾是文盲、童养媳的她对学习文化以及新生活的渴望。这给了李准以很大的启发。由于妇女队长在外县开会，李准没有见到他本人，但他听到了很多关于她的故事。除此之外，李准在采风中还接触到了一位农村集体食堂的女炊事员，听她说了村里办食堂的经过，她的爱人原本是炊事员却因不敢得罪人，群众把他选下去而选她当炊事员，她上任后与食堂管理员展开斗争，维护了集体的利益。李准从这些妇女身上看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农村发生的变化，并由此萌发了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农村妇女新生活小说的想法。创作中，李准瞄准这些女性在新旧社会的思想变化，着力把故事焦点放在时代给家庭和夫妻关系带来的变化上，并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歌颂当时正在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围绕"大跃进"中妇女办食堂来进行的，写了喜旺管不好村里食堂，双双接手后将食堂办得有声有色，成了模范炊事员。小说着重刻画了妇女队长李双双爽直、泼辣、敢与自私现象作斗争的精神，成功塑造了一位新时代农村妇女的形象。小说在《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发表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后，根据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转变，1960年8月，李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淡化原初刊本中大跃进的故事背景和情节中的阶级斗争色彩，同时提升了喜旺形象的高度，如把初刊本中李双双发明煎饼灶改成喜旺发明。从此，李准便一头扎进了妇女堆里，在劳动之余与这些 "李双双们" 聊天谈心，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记下她们身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经过两年的积累、打磨，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妇女生活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便宣告完成。导演鲁韧看了喜出望外，觉得这是个拍电影的好材料。他马上找到李准，要他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还给剧本重新起了个名字《喜旺嫂子》（后又改回《李双双》）。李准爽快地答应了，没多久，他便拿出了拍电影的本子。影片《李双双》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塑造出鲜明、生动、具有典型意义的银幕形象，而且创造了一种农村喜剧片的新风格，成为中国农村电影的经典之作。影片根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农民生活为背景，通过凡人小事，如夫妇感情纠葛、评工分、相亲等，展示了解放后的农村新气象。人物的语言造型朴素生动、人物性格突出、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张瑞芳扮演的李双双，在片中演技出色，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泼辣直爽、正义感强、坚持原则的新农村妇女形象，艺术风格独特。仲星火扮演的喜旺，把一个大男子主义又憨厚老实的农民演得活灵活现，具有喜剧色彩。《李双双》是一部展示了中国农村妇女崭新精神风貌的优秀影片，其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 "抓大放小"，即摈弃了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模式，紧紧扣住人物的性格冲突来吸引观众。影片轻喜剧的艺术样式，浓郁的生活气息及生动的性格化语言都在当时的中国银幕上独树一帜，是上世纪60年代电影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影片一上映就获得了各级领导和群众的交口赞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十多家报纸都发表了当时公社社员座谈《李双双》的讨论；而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也有好几十篇，都毫无例外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影片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李双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具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理想主义、乃至乌托邦精神放大了的形象体现，是一种 "人性乌托邦"。同时，李双双的性格也具有强烈的民间传奇性，被强化和放大了的民间文化及其喜剧精神使得影片超越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内容而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

这部影片在1963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

两方水土

石破天惊，十年难遇的好帖子。

隔层相望

收藏，欣赏，加研究，真正的连友。

竞争小兔子

篇篇精彩，意犹未尽。请继续。

大山田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以拍摄军事题材电影为主的电影厂，一般不拍摄与军事无关的故事片。但是，在过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反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活动，八一厂也会拍摄一些由军队作家编剧创作的与军事题材没有直接关联的故事片，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一类电影中，有一部影片让人难以忘却，它就是拍摄于1963年的《槐树庄》。这部影片通过槐树庄的政治风云变幻，体现了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的几次重大变革，并以郭大娘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为中心，多层次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不同思想风貌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槐树庄》原是剧作家胡可于1959年写成的一个话剧剧本，若论创作起因，则可追溯到作者自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与“子弟兵母亲” 戎冠秀的结识与交往。1944年春节过后，在八路军晋察冀北岳军区召开的首次“群英会”上，作为创作人员列席的胡可第一次见到了戎冠秀。为了鼓舞斗志表彰英模，会议开得很隆重，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在那些英模中间，安详地坐着一位来自偏僻山区的老大娘，她穿着打了补钉的粗布棉袄，总是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最后一天，她走上讲台，把两只大手搭在一起，像拉家常那样叙述了自己掩护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经过，全场的人都鸦雀无声地听着，被她那母亲般的对于子弟兵的疼爱深深打动了。。。就在这次会上，戎冠秀作为拥军模范获得了“子弟兵母亲”的光荣称号，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给她授了旗。领导交给胡可把戎冠秀的拥军事迹编为戏剧的任务。于是他在会议结束后，陪伴戎冠秀回到了她的家乡 —— 河北省平山县一个名叫下盘松的小山村。在和戎冠秀相处的日子里，胡可了解到她的辛酸过去和成长历史，开始懂得为什么她对人民军队有着深沉的感情。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多幕话剧《戎冠秀》，很快由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演出了。在胡可看来，“戏写得像一篇松散的报道，自然是不成功的”，但却 “倾注了我这个年青战士对子弟兵母亲的敬爱的感情”。全国解放以后，戎冠秀被选为人大代表，每次进京开会，胡可必去看望，其间他还曾专程到她的家乡做客。在这些接触中，胡可了解到戎冠秀一直在不断刷新着自己的纪录：在解放战争时期，她成为送子参军的模范军属；在全国解放以后，她又成为办农业社的领头人。她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正是她刚办起的农业社受人们奚落的日子，但是这一切困难和不幸，都没有消磨掉她的革命锐气。胡可一次次地记下她的言行，对她的敬爱也一次次地增长。终于由此产生了新的写作构思，这就是以农村先进妇女形象代表郭大娘为主人公的《槐树庄》。1958年秋天，胡可接到上级下达的任务，要他尽快放一颗戏剧舞台上的“卫星”，参加建国十周年演出，于是他立即投入五幕话剧《槐树庄》的创作。在构思过程中，胡可比照戎冠秀的所作所为，采用编年史式的结构，通过几个集中概括的场面，在舞台上形象地展现了从土地改革、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我国农村所经历的历史发展道路。为了赶上1959年7月第二届全军文艺会演，胡可写一幕，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就排一幕，结果一举成功获得好评；随后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把它精心改编为电影剧本。对于将《槐树庄》搬上银幕，八一厂极为重视，决定把它作为重点片推上去。1961年9月底，《槐树庄》正式开机拍摄。影片拍完已是1962年底，正逢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评了党内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要求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虽然当初从创作剧本到影片拍摄，并没想到要跟什么潮流，但完成之时正赶上全党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影片描写的恰好就是郭大娘带领全村人从搞土改、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的故事，其中地主不甘心财产被没收偷记 “变天账” 的情节，恰好符合了阶级斗争没有结束的观点，个别党员干部反对集体化，后来在事实教育下终于认识到错误的内容，也都是全会所强调的。因而作为一部普通影片的《槐树庄》，却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在一次宴会上，周总理特意举杯走向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祝贺八一厂拍出了好电影。影片《槐树庄》以极高的评价迅速通过审查，发行放映后更是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各级单位层层组织集体观看，大小报刊广为评介，一片喝彩之声。一位农村放映员还创造了一种鲜见的放映方式：在放映前领学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有关论述，介绍影片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思想特征，放映中又针对反面人物的活动，不时加入倾向性评价；譬如地主躲在后门偷看的镜头一出现，他即插话说：“这就是槐树庄的地主崔老昆，他像一只被打伤的狼一样，躲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当银幕上郭大娘的大车超过了落后分子时，他又插话说：“富裕中农李满仓想同合作社赛赛，看吧，就像这次赛车一样，他迟早要认输的。。。” 以此引导观众的思维和理解，强化影片的主题表达。由于这部电影是在当时的政治路线和文艺创作方针指导下构思的故事情节和刻划的人物性格，突出了阶级斗争和反右的主线，渲染了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惟一正确性，因此难以避免地留有当时的时代痕迹。今天看来，电影《槐树庄》的人物形象塑造较为丰满，故事情节也算流畅，语言朴素大方有代表性，不失为把一个年代较长、事件复杂、人物众多的题材处理得疏密相间，脉络清晰，不同时期的转换衔接自然，起伏得当，用洗炼的语言表达了特定的社会政治内容一个恻面的优秀影片。
影片《槐树庄》荣获于1963年第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誉奖、最佳导演奖。总政治部 "优秀影片奖"。

大山田心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出生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3年，18岁的他逃离当学徒的杂货行后，到漯河郾城冯玉祥部投军。入伍后，他吃苦耐劳，作战勇猛，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被冯玉祥看中，并于1917年调入手枪队当连长。1921年7月，冯玉祥部队被改编为陆军第11师时，吉鸿昌升任营长。历任旅长、师长、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2路军总指挥。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组建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曾率部收复康保城、宝昌城、沽源县、多伦城。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被捕，11月24日遇难。1945年，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吉鸿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长春电影制片厂1979年摄制的彩色故事片《吉鸿昌》，是一部人物传记片。它塑造的是我国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个真实英雄。这一形象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是和这部影片作者善于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进行严密的艺术概括分不开的。人物传记片不同于一般历史片，它容易对观众产生一种特殊的教育作用和鼓舞力量。它也并非只要把人物本身事迹照搬就行了。它在制作中同样需要集中、剪裁、概括和必要的虚构。电影《吉鸿昌》从吉鸿昌战斗的一生中撷取了他从1931年到牺牲时的经历，这就有助于事件的集中和人物的塑造。根据人物性格、情节发展需要而作的改动和虚构，使吉鸿昌这一人物形象既符合历史真实而又比真实的历史人物更加感人，更加典型。其次，影片在塑造吉鸿昌形象时抛弃了那种亦步亦趋地单纯追随历史事件进程的写法，而是选择几个典型情节，细致地表现了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释放逃兵”这场戏，一开始就把主人公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之中，二十几个“逃兵”马上就要枪决了，突然，其中一个站了出来向吉鸿昌发出了一连串的责问，这些责问正是吉鸿昌日夜思考而不得解决的问题，他经过痛苦的思索和激烈的斗争，终于发出命令“放开他们！” 这场戏生动地展现了吉鸿昌嫉恶如仇、刚正无私、从善如流的个性。“化装私访苏区”是吉鸿昌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通过这次私访，他终于找到光明和真理，走上了跟着共产党英勇抗战的道路。“慷慨就义”这场戏，是吉鸿昌思想性格发展的最高峰。影片满怀激情浓墨重彩地抒写吉鸿昌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他面对敌人的枪口，大义凛然的说：“我是为抗战而死的，不能跪着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我要坐着。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影片《吉鸿昌》在刻画这个人物时，始终把握住人物的个性，既写了他勇敢、机智、果断的一面，同时也写了他轻信、粗暴、固执的一面。影片结尾的时候，作者并没有让他象其他烈士那样，在牺牲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而是让他喊出“灾难深重的祖国，你快强大起来吧。” 这一切，显示了影片作者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当然，影片在塑造吉鸿昌这一英雄形象上也有不足之处。如对他内心世界的刻画不够充分，对他个人家庭生活的表现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但，总的说来，吉鸿昌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他将走进电影园地光辉人物的画廊，我国人民也必将从他身上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中国大众电影第三届百花奖评选中，影片《吉鸿昌》荣获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编剧奖。

大山田心

“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用生命的泉水，把他灌溉栽培。。。” 电影《泪痕》是由北京电影制片于1979年摄制的社会生活类彩色故事片。李文化导演。描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克实针对县里存在的严峻现实和复杂的历史问题，顶住“四人帮”余党设置的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过程。这部影片以“疯女人”孔妮娜为主线，围绕着被迫害致死的前县委书记的历史疑案，以及现实中大干快上、劳民伤财的“土石岭工程”，把70年代末期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浓缩到了一个基层县，是当时描写拨乱反正题材影片的代表作品。
电影《泪痕》在全剧中塑造了众多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银幕人物形象，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的优秀影片。它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物入木三分的艺术刻画，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度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发人深省；影片通过对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刻画，展现了他们在一个相同的大环境下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褒贬之义不言而明，为我们清晰地勾划出了做人的榜样。电影《泪痕》在向观众讲述了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余，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比如说水泉社员章洛林的宽宏大度、与人为善；县剧团老艺人陶陶乐的乐观开朗、质朴善良；水泉大队党支部书记邹小山的直率豁达、敢作敢当；县委组织部长何诚的沉稳老练、顾全大局；县公安局长吕明远同志的不卑不亢、恪尽职守等等都值得大家去细细品味。同时，这部影片的艺术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影片以“泪痕”为名可谓画龙点睛。县医院外科医生苏婉无意间遗落在曹毅死亡鉴定书上的泪痕，是故事中最直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案件侦破线索。这个泪痕是苏婉当时在写曹毅的死亡鉴定书时复杂心情的最直观体现，观众从她的这滴泪痕中，看到了苏婉当时被压抑的情感和复杂的心理矛盾，这滴泪痕是她对现实的控诉、对“天晴”的企盼，是对县委副书记许飞雄与县委常委、木村公社书记喻少康丑陋政治面孔的高度浓缩。苏婉的这滴泪痕在影片中寓意深刻，它既是狭义的“泪痕”同时也是一个广义的“泪痕”。狭义的泪痕是苏婉个人性格的表露，是打开曹毅死亡谜团的一柄钥匙。这个广义的泪痕就是在“文革”中蒙冤受屈者心中的泪痕，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文革”中遭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所留下的泪痕，是近现代这段难忘的历史留给后人的泪痕。
“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为文艺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电影《泪痕》中的艺术加工成份，如：县委书记在走马上任的当天就在大街上遇到了以退为进、装疯卖傻的原县农机厂技术员、曹毅的爱人孔妮娜；出具曹毅死亡鉴定书的县医院外科医生苏婉，正好就是在曹毅生前主持修建的重点水利工程 —— 水泉水库工程技术员魏新的爱人；水泉村村民章洛林、县剧团老艺人陶陶乐和原县公安局局长吕明远在一块下棋等情节显然不乏艺术处理的痕迹。影片中尤其以1972年元宵节的那天晚上县委朱书记在去找木村公社会计戚念慈的路上，正好就遇到了社员金大牛在雪地上祭奠曹毅这段情节的艺术处理最为出色，其中尤其是贯串着这组镜头始终的戚念慈所拉的那段哀怨忧伤、辛酸压抑的二胡曲更加增添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这段乐曲看似剧中的一个情节展现，却同时又是烘托影片主题的一段幕外音，它将整个剧情推向了一个艺术的高潮；另外，影片结尾曹毅被平反昭雪后孔妮娜母子团圆、热泪滚滚中县委朱书记站在旁边神色刚毅，语气沉稳凝重地劝慰孔妮娜的那段话“曹毅同志的精神是不死的，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党的忠诚，会永远激励着我们。。。”这既是对经过了长期精神磨难后，重新迎来了光明的孔妮娜的劝慰，也是对广大观众的表白。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泪痕》这部影片的艺术效果！电影《泪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电影，虽然时代改变了，历史在前进着，但是它所留给观众的印象是深刻的，对人们的教育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对我们心灵的影响是深远的，给大家的启迪是无穷无尽的。

该片获得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0年第3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及最佳男演员奖。

大山田心

1979年，张铮和黄健中合导的电影《小花》是十七年向新时期电影转变过渡的作品。也是文艺史发展转变过渡的标志之一。影片凭借崭新的形式和温情的内容在上映后获得空前的反响，并在次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荣获多项大奖。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小花》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与“叛逆”意识使得当时看惯了传统故事片的观众耳目一新。值得注意的是以《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为标志的创新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在那个逐渐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代，观众涌进电影院，重新燃起了对电影的热情。这部影片取材于前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它把战争推到后景，把战争年代里人民的生离死别作为主线，在人民革命的背景上，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兄妹情、母女情。然而，影片中所表达的“情”并不是狭隘的局限于亲情的范围，而是一种无私宽广的无产阶级感情，也正是靠着这种感情的凝聚，我们的人民战争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影片较早地在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进行了尝试，以新颖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广大观众。它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法和时空概念，不按情节的逻辑叙事，而是将兄妹三人的情感以及他们意识中的闪念和回忆相互交织、穿插，以表现剧情。它表达了创作者对生活独到的认识，不拘泥于实际生活，注重从情感和意境人手，追求更深刻的真实。它采用黑自片和彩色片互映互衬、以“意识流”的手法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利用电影声画对立和对位的关系来组接情节等手段，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小花》的成功在于其艺术上的可贵探索，追寻艺术表达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把战争设置为人物命运展开的背景，最终展现的是在战争中人物命运与战争的关系，渲染的是人情和人性层面的内容，这在发生于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讨论之前，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影片巧妙的故事设置，堪称独具匠心。在故事的叙述中，充满了巧合、误会和暗示，从而把故事讲述得既曲折又离奇，很具有故事性和传奇色彩。深得观众喜爱。影片运用了多种电影艺术技巧，多处运用象征性镜头，影片还在叙述中穿插很多写景场面，使得电影叙事张弛有度的同时也提升了影片的视觉美感。《小花》的音乐作为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作用非常明显。影片的主题音乐在片中重复出现，或是在不同场合变奏发展，始终都围绕着一个“情”字，着重抒发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变化，而一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又把观众的情绪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李谷一亲切、深沉、充满感情的演唱，把一次平常的叙述，变成了炽热的、充满感染力的渲染。影片《小花》是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一部力作，就是从现在来看，也是绽放的灿烂。它以浓郁的亲情、创新的电影语言和优美感人的音乐震动了中国影坛，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朵名副其实的“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