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连环画收藏漫谈及赏评汇编（刷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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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条绳索造成的，是旧社会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影片注重运用人物的形体动作和表情刻画人物，以视觉形象为主，简洁明了地揭示人物性格。白杨的表演自然、清新、含蓄、细腻，她准确地把握了祥林嫂的心理发展过程和人物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形体动作特征，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形象。《祝福》的改编体现了夏衍的编剧风格，结构严谨，笔触凝炼，保持了鲁迅作品中冷峻、深沉、凝重的艺术风格和悲剧气氛。该片既完整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风貌，又突出了电影表现特点，如根据银幕再现的需要，增加了祥林嫂砍门槛等戏，为名著改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本片系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曾在1957年第10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特别奖，1958年又在墨西哥国际电影节获银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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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征北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摄制的第一部军事题材故事片。这部影片以其恢宏的气势，众多的人物群像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广大的电影观众非常喜爱这部影片，亲切的把它和《地道战》、《地雷战》一起称为“老三战”。这部影片拍摄时曾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一个有四、五千人的摄制组，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它在把握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和表现战役决策及军事思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演把一个庞大复杂的战争题材表现得明快流畅，显示了处理大题材、大场面的艺术才能，同时也为今后驾驭重大题材积累了经验。《南征北战》是新中国银幕上不朽的战争史诗，大量的经典段落和台词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影片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山东、苏北战场的几个真实战例。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曾得到当年指挥过这些战役的我军高级将领陈毅、粟裕等的关注和支持，陈毅还亲自修改了几段对白。《南征北战》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丰富的战斗生活内容，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正确运用毛主席制定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最后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过程。《南征北战》在战争场面的气势、战役的规模、表现战役决策和军事思想等方面，与同时期其他摄制的战争题材影片相比，都是空前的，堪称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具有战争史诗韵味的影片，尤其是“抢占摩天岭”和“凤凰山总攻”这两场大戏，在当时技术条件很差的情况下，空间纵深镜头运用得相当成功，体现在画面上的战争气势十分壮观，是新中国电影表现战争大场面的经典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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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连藏活动兴起以来，电影连环画得到很多连环画（尤其是电影连环画）爱好者的青睐，他们出版了一些关于收藏电影连环画的资料书。各种各样的图录应时而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只是在这些出版的电影连环画图录中，几乎都只有单纯的连环画封面，少有关于这些影片的赏识评论，对于广大的电影连环画爱好者来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感到有点遗憾的事情。大崽兄的电影连环画点评增添了我们观赏电影连环画的情趣，同时也学习了与这些电影连环画有关的知识，希望这个帖子继续下去，成为连趣论坛上的一篇特色大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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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传说。其中，梁祝传说是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惟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故事在民间流传已有1460多年，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1945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初演《梁祝哀史》。1951年，华东越剧实验剧团重排该剧，增尾“化蝶”，剧本由袁雪芬、范瑞娟口述，徐进等执笔，黄沙导演，陈捷、薛岩音乐整理。范瑞娟饰梁山伯、傅全香饰祝英台、张桂凤饰祝公远、吕瑞英饰银心、魏小云饰四九、金艳芳饰师母。1952年该剧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舞美设计奖，主演范瑞娟和傅全香获演员一等奖、张桂凤获演员二等奖、吕瑞英获演员三等奖。1953年，这个剧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我国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艺术片，由徐进、桑弧编剧，桑弧、黄沙导演，袁雪芬和范瑞娟主演。该剧通过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会、化蝶等几段戏的串连，将这个民间流传已久的爱情故事，表现得了淋漓尽致，是越剧舞台上的经典剧目。有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在这草长莺飞、万物都带着勃勃生机的春天，他们相遇了。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春天、年轻、带着憧憬和期待、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巍巍兮高山，汤汤兮流水，爱情中的阳春白雪。高远的意境下，飘飘缈缈的几句吟颂，这样清风朗月般的少年，叫人如何不爱；可惜山伯太憨直，虽然发现了英台的耳环痕，却从未做过任何联想。“十八相送” 延续着前半部分明快轻松的基调。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送君千里终需别，此时一个已是情苗深植，而另一个却还蒙在鼓中，只为兄弟告别而感伤。最终师母道破天机，山伯才恍然大悟，联想起过去的种种，欣喜无法抑制，激动之余，对着四九大叫：你知道吗？祝公子是个女的！山道上，手挽手送走的贤弟转眼间就成了将执手到老的红颜知已。三年的相处，已经深切了解了彼此，而这三年，二人间也只隔着一碗清水的距离。那种幸福感、满满的、满满的填满了胸襟，多得要溢出来，这就是爱情永恒的魅力。心心念念的 “九妹” 终于婷婷站在眼前，一声 “贤妹”，一样熟悉的蹙眉，一样的深情款款，听到心里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再定睛，两人间已是咫尺天涯。而山伯没有多问、没有狂风暴雨般地宣泄，在面对事实后，他静静对他的心上人诉说了思念，然后藏起满心的失落，换回了信物，打算就此告别。英台也从少不经事的女孩子一夜间长大，默默地相送爱人离去。骤然二人看到了折扇上一样的题诗，心潮的大堤轰然决口。分易分，聚难聚，人生有太多的无奈，爱与难爱的千古一叹。山伯最后的心曲在一片凄凉清冷中委委道来，若大的空间只一榻一人一扇，形影相吊。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还忍不住为英台作为女子身不由已的命运而痛惜，为曾经的相识相知而感恩。至真至诚的梁山伯，用自己的一片坦荡无私的爱，诠释了爱情的真谛。也正因为此，祝英台对已经生死两隔的恋人宣告：生死永随梁山伯，才会成为爱情的咏叹，也为这段绝美的爱情故事画上了一个最令人心悸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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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们祝福》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儿童题材故事片。这部影片通过一个穷苦小学生的遭遇，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新旧两种教育制度本质上的不同；旧社会不让穷孩子受到教育，并且灌输给学生的也是一些自私的、轻视劳动的，和崇拜帝国主义的奴隶思想和剥削思想；新社会的学校，不仅给工农子弟敞开了大门，还采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它所培养出来的都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好儿童。张化国是一个纺织女工的孩子，解放前在学校里受尽歧视，因为他家里贫穷，同学们如果丢了东西，校长就不分青红皂白硬说是他偷的，由于他在精神上受到各方面的迫害和压制，使他变成一个孤独、沉默、反应迟缓的孩子，完全失去了一个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解放后，学校在各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位新来的老师帮助他、启发他，还给他洗清了长期以来蒙受的“不白之冤”，使他又重新振奋起来茁壮成长，在心理和身体两方面都得到健康发展，最后成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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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聂耳，读过聂耳的人都知道他是在1933年至1935年间写了很多革命歌曲的伟大音乐家，大家都熟知他的名字叫聂耳，却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叫聂守信。他有很好的音乐天分，也很具有表演的才能，善于模仿各种人的声音和表情，而且他还有一个本领，就是能表演二只耳朵一前一后动，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正是因为他有这种特点，经常得到别人的赞赏，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聂耳也觉得这个外号很幽默，于是就干脆用四个耳朵组成了自己的名字 —— 聂耳。后来大家老叫他这个名字，倒把他原来的真名字给忘记了。聂耳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
《聂耳》这部影片描述了聂耳从1930年7月到1935年4月东渡日本前的事迹。电影一开始，那把握在聂耳手里的月琴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暗示了聂耳的一生将与音乐、革命分不开。电影的前半部分在他还没有离开明月歌舞社前他的音乐和音乐创作差不多是为谋生而作的。怀着对音乐的喜爱和执着，1931年，他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了黎锦辉的明月歌舞社。在这里面他替演员伴奏，一度醉心于个人成就和幸福生活的幻想。在那恐怖的“9.18”、“1.28”的炮火年代里，黎锦辉歌舞社所唱的《毛毛雨》 、《桃花江》是与现实社会相驳的，在这里还有一个人影响了聂耳，那就是电影中的郑雷电。他批评聂耳在快要亡国的时候还在为一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人伴奏，这句话提醒了聂耳。他也曾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内容中他尖锐而又善意的批评黎锦辉及歌舞社，试图能改变他的思想，但他的善意批评却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劝其不成功，只能自己愤然离开。1933年，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为革命创作的生涯也由此开始。如果说前半部分的聂耳是为音乐而生的话，他的后半部分那就是为革命而生的。他借用音乐的力量，用他的创作来转化成革命的力量。从1934年到1935年间，他写了有关描述工人的《码头工人》 、《苦力歌》 ，写了关于女性的《铁蹄下的歌女》 、《塞外村女》 ，写了关于儿童的《卖报歌》 ，还有影响力巨大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很多有影响的作品。电影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两个资产阶级音乐家批评聂耳的音乐创作 “在对位、和声、旋律、作曲技巧上简直是坏透了，我们都是闭门读书，不问外事的”。确实，聂耳的音乐在创作技巧上并不是很成熟，但他的创作也并不是凭空编造出的，他每写一部作品都会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体验和了解，就像电影中他在写《码头工人》的时候，他就到黄浦江边的码头，观察和了解搬运工人的劳动情景，倾听他们的苦难，认真记录下劳动的节奏和音调，从而写出了激励工人的歌曲。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5年，抗日战争日益高涨，怀有急切爱国热情的聂耳也发出了自己的怒吼，写下了这首沿用至今、影响深远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他用音乐当作语言，发出了劳动人民痛苦的声音；他用音乐当作武器，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猛烈开火；他以音乐为号角，号召被压迫的人民能站起来。他写的音乐时刻都在激励着人民，勇敢前进。他在短短的一生中，虽然创作的作品题材单一，但其作品却几乎都很有影响力，震慑人心。《聂耳》是新中国摄制的第一部音乐人物传记片。聂耳的饰演者赵丹以精湛的演技，将这位人民音乐家的思想、情操、艺术才华予以充分的表现，使这个不朽的形象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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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女篮五号》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摄制，该片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也是谢晋导演的成名作。由潇洒倜傥的刘琼和美丽动人的秦怡、曹其玮主演。
“洁：来不及向你告别，我们就出发到北京去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我们这一次意外的会见，那天我们真是经历了一个残酷的考验，我们真像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这些日子，当然我也在回忆我们过去那段永远忘怀不了的青春的日子。。。" 这是上海女子篮球队指导田振华写给他解放前的情人林洁的一封信。十八年来，经过了多少悲痛的岁月，痛苦的怀念和追忆一直啃噬着他的心，他终于又遇到了她。这部影片，可能观众喜欢它的原因有一半是冲着秦怡去的。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如果有人说秦怡是当时中国第一美人，恐怕没有人会有异议的，就如同说王心刚是中国第一帅哥一样。秦怡的美丽源于一种特殊的气质，无法形容，只可意会。拍摄这部电影时，她34岁，正是女性最具成熟美的年龄，这部电影把她美丽的容貌和高贵的气质充分的表现了出来。曹其玮长得也很漂亮，表演的也很好，很可爱，很有表演天赋。但她当时是上海女排队员，后来进国家队当主攻手，再没演过电影，表演才能被埋没了，殊为可惜。这部电影通过田振华和林洁的遭遇，反映了新旧社会的不同，讴歌了新社会的美好，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主题是好的，基本轮廓也不错，只是在情节设置上有些过于简单化、漫画化。格调积极向上、人物充满激情、宗旨抑恶扬善，但表现方法过于直白露、缺乏深度，这是那个时代文艺作品的普遍特征。影片描写了一对恋人、同时也是篮球员的故事：他们曾经倾心相爱，因为环境的阻挠，被人拆散，各奔天涯。直到十八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一对恋人之间久经压抑的感情，才得以重生。它把这对恋人的经历和悲欢离合与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结合在一起，不但题材新颖，角度也有独到之处，已经显露出后来谢晋电影中一贯的“个人命运和大时代背景”紧密结合的特点。在艺术上，影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充沛的青春的气息。在主要演员中，除刘琼、秦怡是有丰富经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外，其他多是新人。片中饰演“女篮五号”的曹其纬及其余队员都是生活中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在水银灯下演习。她们素朴而真实的表演，使影片增添了清新的色彩。影片的拍摄手法清新，镜头语言简练，节奏明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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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东北建立了第一个国营农场；195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解放军大批转业官兵进入北大荒；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万转业官兵进入北大荒；现在，北大荒有100多个农场，近100万人口。。。《老兵新传》这部五十年代的作品，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影片，首先在技术层面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并为新中国影片在1958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争得了高度技术成就奖，这在建国初期的确是难得可贵的。这部影片是一部符合时代旋律的影片。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一部与政治宣传搭上关系的影片，其情节是绝对不能与生产建设脱钩的。不过，虽然影片反映了北大荒人如火的生产热情，但其中几个片段也表达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思考。北大荒开荒第一年，革命老战士、农场场长战长河（崔嵬饰）要求马上播种以求满足前线部队对粮食的需求，急迫地想为新中国做出贡献，却遭到了植物学家、副场长赵松筠的强烈反对，并据理力争，不料战长河急功近利，固执己见，以致大片小麦遭受病虫害，并与赵松筠关系闹僵。令人庆幸的是，李主任及时的出现了，利用他多年的工作经验调解了两人的矛盾，同时也让战长河克服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第二年生产前景光明，会议上众人讨论播种小麦的数量，从几千吨一直到四万吨，这个情节充分暴露了“大跃进”运动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愿，脱离实际，看问题不从现实角度出发的缺陷。这些片段在今天看来都是很可笑的，但在笑过后也应有相应的反思。另外，顾也鲁在片中饰演的周清和一角也有精彩的表现，这是一个反派小角色，他害怕困难，自私自利，贪污受贿，影射了当时存在于新社会中的少数害群之马。顾也鲁在表现角色方面十分细腻，表情和语气拿捏得当，使观众能够看的懂这一人物，传达了影片的意思。这部影片根据开发北大荒的真实历史改编，在叙事手法上贴近真实生活，成功塑造了一个迎难而上、勇于自我批评的老兵形象，崔嵬的出色表演，使战长河的鲜明个性与形象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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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郎斯公司合拍的电影《风筝》，是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拍片，也是西方电影工作者首次介入中国电影创作。主创人员由双方共同组成，分别由中方编导王家乙和法方编导共同摄制，摄影也是中法双方共同持镜。影片讲的是一段以“中法友谊”为主题的浪漫故事：一只绘有孙悟空形象的风筝，由北京随风飘到了巴黎。巴黎的儿童比埃罗和他的妹妹尼高尔以及小伙伴贝贝尔等拾到了这个美丽的风筝，在这个孙悟空风筝上他们发现了附于其上的一封信。比埃罗找到人翻译后，知道了写信和放风筝的人是北京的一个小朋友宋小清。信中希望收到风筝的人回信做他的朋友。影片通过三个法国儿童的目光，展示了北京的风情与中国文化的魅力：故宫的太和殿；街上的有轨电车；看的节目是木偶戏猪八戒背媳妇。。。他们的所见所闻，因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兴趣，激起了两国儿童观众的浓厚兴味。这部影片是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策划出来的，同时又有西方电影创作人员的介入，在新的电影创作观念指导下，打破了此前中国儿童片的说教传统的创作框框，中法两方的创作人员都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合作起来也非常愉快。由著名的京剧演员张春华扮演的助人为乐的孙悟空形象，非常出彩，这也成为影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是寻找友谊，探求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儿童故事片。正如评论界普遍认同的那样：在整个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寻找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表现出了一种美好的意愿，就像温情脉脉的一朵闲云。因为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现在看来《风筝》是少有意识形态痕迹的，所以这部温馨而又敢于幻想的儿童片一举获得捷克卡罗维 · 发利电影节上的特别奖以及威尼斯电影节上的圣 · 乔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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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一部名叫《农奴》的电影，在西藏历史上非常经典。《农奴》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西藏拍摄的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员出演的影片。这部影片真实再现了旧西藏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生活，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农奴》电影剧本的作者是黄宗江，由李俊执导，旺堆等主演的故事片，影片讲述了藏族农奴强巴的故事。在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之前，黄宗江就因创作《柳堡的故事》、《海魂》而扬名影坛。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后，黄宗江便开始酝酿《农奴》剧本。他先后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最长时间达半年，采访了许多翻身农奴。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报纸上有条消息：一个农奴被农奴主砍伤了，解放军立刻用飞机送他到北京抢救。黄宗江被深深地感动了，直觉告诉他这是个好素材，他立即去医院采访。采访过程中，这个觉醒的农奴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 开始黄宗江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个农奴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在他是生平第一次。黄宗江震撼了，在农奴制下，农奴连自己的手和脚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农奴的手脚才成了自己的手脚。《农奴》就要表达这种变化，旧社会使农奴成了哑巴，新社会让农奴开口说话。基本线索定下来后，黄宗江前后共写了五稿，光是剧本名字就有《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等三四个。最后，才定名为《农奴》。应该说，黄宗江创作的文学剧本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出色的基础。导演李俊被黄宗江的剧本感动，产生了创作的意愿。李俊和黄宗江经过多次交流，最后他们定下《农奴》的影片基调是 “于无声处听惊雷”。也就是尽量不让强巴说话，嘴越堵得紧，就越能凸现强巴的性格，说话分量就越重，也越具有震撼力。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正式成立。1963年4月，几路人马全部会师拉萨，《农奴》的拍摄工作正式开始。摄制组首先和西藏工委宣传部接上头，开始在西藏物色《农奴》演员。男一号（强巴）演员旺堆的人生中经历过三次逃亡，从领主家的一名农奴逃到寺庙当僧人，再脱掉袈裟在一个农场过市井生活，最后逃到内地，他逃离的是如同人间地狱般的农奴制旧西藏。影片中的强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出家当过喇嘛，旺堆也在色拉寺、哲蚌寺当过喇嘛；强巴是解放军扶他上马，共产党让他开口说话，旺堆也是共产党新社会送他到西藏公学、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翻身做了主人，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把影片拍摄得更加真实可信，剧组还组织摄制组全体演员参观访问农奴家庭、贵族庄园。在罗布林卡的仓库里，大家看到了农奴主对待农奴的残忍刑具，有打嘴、割舌、挖眼、剜心、锯腿、断筋等几十种。还有人头、人皮、风干了的人手、人脚，用人大腿骨刻成的花纹佛像，用人头盖骨制成的茶碗，人皮蒙成的手鼓等，看后令人毛骨悚然。农奴主不但从肉体上任意宰杀农奴，从精神上也严格控制农奴。据说，在旧西藏铁匠不能用别人的碗喝水，不能用人家的锅做饭，不能踏入别人家的门。甚至在阳光下，铁匠也不能把自己的影子和别人的影子重叠起来，否则会使别人“倒霉”。通过参观和深入生活，摄制组获得了许多感性认识，对于把握《农奴》的情感基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10月1日前夕，《农奴》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片隆重上映，在全国轰动一时，观众好评如潮。夏衍给予《农奴》高度评价它 “不仅在题材内容上，而且在整体艺术水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中国影协主席蔡楚生看完《农奴》后则对强巴的表演大加赞赏，他说：“哎呀，强巴的表演真深刻，深得没有底了。” 电影《农奴》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了旧西藏农奴制度的本质。影片中人物对话极少，主要靠画面和音乐来说话，造型及画面极富雕塑感。李俊导演追求的 “于无声处听惊雷” 的艺术手法，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奴》还作为重要电影样本被专家学者解读分析，其拍摄手法也被新的导演不断学习。周晓文导演曾说过，他最喜欢的中国影片只有一部，那就是《农奴》。中国人没有忘记《农奴》，世界也没有忘记《农奴》。1981年，《农奴》捧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1994年，《农奴》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少数民族“腾龙奖”纪念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