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百花运动”中的文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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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发表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这篇专论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对马林科夫在苏联共十九大上的有关说法提出批评。马林科夫把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归结为“党性”，把“典型问题”归结为“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专论”点名批评说：这是“烦琐哲学的、错误的观点”，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专论”强调，艺术认识与反映现实有其特殊的形式和规律，把典型问题仅仅规定为一定社会力量、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体现，就会脱离艺术创作的生动实践，导致公式化；典型不能等同于党性，典型不能完全归结于政治，否则就会使人们以反历史的态度对待文学艺术；不能企图从任何一个典型中找到党性立场的表现；不能无条件地夸张现实生活中的正面现象，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社会的本质，否则就会抹杀真实的现实。1956年2月，《人民日报》、《文艺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共产党人》专论。随后，作协创作委员会理论批评组就对《共产党人》专论和“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专论”所批评的现象与中国存在的问题如出一辙，很自然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而“专论”发出的“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揭穿内容贫乏的教条和公式”的号召，鼓舞了中国文艺界的批评勇气。4、5月间，《文艺报》第8、9、10号先后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的发言记录或文章。张光年集中抨击了“本质论”，指出，中国的文艺界“流行着一些大同小异的更加简单化的公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以“本质论”为核心的庸俗化的文艺批评造成的。张光年说，文艺要反映社会本质，但完全不同于哲学社会科学，放弃典型的个性化要求，鼓励千篇一律的描写，就使文艺作品变成公式、规律的图解和政治论文。陈涌集中批判了庸俗社会学。他说，庸俗社会学并不比唯心论好一些，“庸俗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否认文艺的特殊的性质和任务”“用一般的社会学的公式生吞活剥地代替文艺的具体生动的实践的研究”。它表面看来“很革命”，“能够迷惑人”。陈涌明确反对“千篇一律”地要求文艺为具体的工作服务，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表现在为国家的根本政策服务，不能像要求一般的宣传教育一样要求文学艺术，文艺应该“唤起人们的美感”，“反映人们美的需要，美的理想”。陈涌还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曾经一直宣传和坚持的“赶任务”、“写政策”的做法。

　　教条主义文艺理论来自于对毛泽东〈讲话〉的偏狭理解。然而这时，还没有人敢于触及这个要害。尽管人们不难发现，“专论”的基本观点与胡风思想相近，讨论会上大家都敏感地避免与胡风联系起来。林默涵的发言不得不几次提到胡风，其用意却是要否认“专论”的观点与胡风的思想有什么联系。会上有人提出，“学习‘专论’要防止胡风反动思想复辟”，担心胡风思想“借尸还魂”。可见，“专论”的发表使中国文艺界领导层陷于被动，他们不得不跟上苏联的脚步，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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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情形出现了重要变化。文艺界领导层的态度也日渐明朗。在中国作协的多次会议上，茅盾、周扬、老舍、冯雪峰、邵莹饿、吴祖湘、感克家、严文井、康溜、秦兆阳等都发表了意见，指出了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弊病：作品题材范围狭窄、单调，创作风格不够多样化，文艺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风气等。他们要求在艺术创作上和学术探讨上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发展。文艺工作者在各种讨论会、座谈会上，在各地各种文学或非文学刊物上，纷纷表达了对庸俗社会学为武器的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的不满甚至于愤怒。他们把文学艺术的落后归罪于这种“刀斧手”式批评家，批评一些批评家“顶着堂而皇之的名义，把本来无罪或罪不至死的作品判成死刑，务求把被批评者一棍子打死。”前几年受到批判的萧也牧也发表文章，诉说对他的不公正对待。侯金镜的文章尖锐指出：教条主义倾向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有很大影响、发生了很大危害性的一种思想潮流”，其表现之一，“就是向简单化、庸俗化的极端上去发展，和武断、粗暴的批评方法相融合，形成一种专横的批评风气，在文坛上高视阔步，四处冲击”。他批评说，“有的文章干脆抛开对作品的分析，直截了当地对作者的立场宣布可怕的判决。”这种风气在全国泛滥成灾，致使作家“无所措手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侯金镜〈也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的文章，点名批评的对象是陈企霞，而陈企霞已经被周扬等人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看来，侯金镜等人选择批评对象是有所考虑的，尽管陈企霞批评小说〈腹地〉的文章的确是开了“战斗性和尖锐批评”的风气之先。

　　7、8月间的讨论，开始广泛触及文艺理论和文艺方针中的教条主义，焦点是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在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会议上都触及到这个问题。冯雪峰等人指出，造成大部分文艺作品题材狭窄、风格单调，文艺评论缺少自由讨论风气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解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片面性，以致使文艺创作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而作协武汉分会一些作家的意见最为鲜明。他们认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根源。主要表现在“忽视文学的特殊功能，机械地强调文艺为中心任务服务”；“由于片面地简单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作品写社会重大题材，写工农兵生活，片面要求作品的主人公只能是先进的工人或农民，只能写他们的先进事迹，他们的生活又仅仅限制在劳动和生产活动的狭窄范围，排斥其他的题材，甚至是工人农民劳动生产以外生活题材。同时也片面简单地要求作品的政治教育意义，而忽视文学反映生活的丰富复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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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以后，讨论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典型的问题，形象思维问题，美学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贯彻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如何认识文艺的特征，按艺术规律办事，如何促进文艺作品的体裁、题材、风格、手法的多样化，如何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等问题，都提出来讨论。其中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劲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陈涌(杨恩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刘绍棠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等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秦兆阳、周勃、陈涌的文章都是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其中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最有代表性。文章的尖锐之处在于：它对中共主流文艺理论的两个基石都提出了质疑：一个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一个是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此前人们只是批评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神圣化，而秦的文章则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的必要性，文章认为，坚持现实主义的总原则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现实主义的道路应当是广阔的。文章进而指出，中国文艺界特有的教条主义，是两种“庸俗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成的庸俗思想，一是中国特有的庸俗思想，这“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这又“主要表现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他肯定文艺应当为政治服务，但是反对要求所有作家和文学形式都为当前的每一个政治任务服务，反对“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他认为，用艺术去图解政治只会产生概念化的东西。联系到胡风事件刚刚过去，秦兆阳对权威理论提出的批评是相当大胆的。刘绍棠和《探水者》文学月刊一批青年作家则提出，要“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突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钱谷融、巴人、王淑明等人对文学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阐发，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文艺的中心对象是“人是生活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他们批评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就是不通过普通人的‘人情’。”或者认为作品“有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他们认为，“不通人情而能……实行自己的理想的事是不会有的”。钟惦裴的文章主要从故事片的不景气提出问题，批评“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

　　1956年下半年，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的教条主义的声讨此伏彼起，越来越激烈。正如茅盾所说：“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最近几个月来相当活跃，活跃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不同意见，在于企图对那些已经被认为作了结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精仲是可贵的，这标志了向前迈进一步的开始。”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要求个性化和独创性，争取独立话语权的一种曲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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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干预生活”：一批揭露和抨击社会问题作品的出现

　　“双百”方针不仅引发了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上的争鸣，也召唤出文学创作的繁荣。一年之内，新办的文艺刊物近20种之多，包括有全国影响的《诗刊》、《收获》、《剧本》、《文学研究》等，《文艺报》也改为大型周报。“双百”方针使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再次受到鼓舞。许多早已搁笔的跨时代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徐玉诺、饶孟侃、陈梦家、孙大雨、穆旦、梁宗岱等人又相继发表文章或作品，出版部门出版了(或计划出版)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和废名等作家的作品选。最能显示“双百”效应的，也许是一批揭露和抨击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的出现。这批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新生代作家来承担的。如青年作家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和青年诗人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他们大都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年轻幼稚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两种对现实的批判话语传统：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另一种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批判话语。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可以视作革命理想主义的批判话语。理想化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理想化的目光，他们用这种目光看待革命成功之后的现实，发现它并不象过去向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于是，从理想主义出发，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大胆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批评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其价值取向不是否定这种理想，而是努力于美好理想的实现。邵燕祥、公刘等对现实的批判就更多一些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贾桂香》等作品中所批判的官僚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热情衰退或者满足于上传下达，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观念对人的幸福生活的破坏。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

　　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部作品。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9 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王蒙时年才22岁，却是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左翼文化是王蒙的基本思想倾向，但他对现实生活有敏锐的感觉，对刚刚展现魅力的新社会投出怀疑的目光。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刻画了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新老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典型形象，同时，又企图通过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林震的形象，展示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作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积极干预生活的一个尝试。多年之后作者回顾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从1956年12月起，《文艺学习》编辑部先后收到有关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连续四期发了25篇，《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也先后发表讨论文章。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只有思想倾向一致的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宾雁、唐挚、王愚等人支持王蒙。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不过起初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接下来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了。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据郭小川保留的纪录稿记载：对王蒙小说“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歌颂者主要是大学生和年青作家。在与会者中，侯金镜、张光年对作品有肯定有批评，而林默涵、艾青、张天翼、康濯等人对王蒙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54[54]在公开的批评中，李希凡、马寒冰的文章具有代表性。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撰文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马的出发点是为中共组织辩护的，不承认中共内部特别是北京市不存在这种官僚主义，即使有也不能写成小说。这些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一次毛站在王蒙一边。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1956年底至1957年春，毛泽东多次讲话表态支持王蒙。最早是在1956年1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就表态不赞成批评王蒙的人的观点。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要谈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的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毛泽东批评了李希凡，说他的文章不能说服人。毛泽东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谈话时又说：“我看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么。”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王蒙小说给予肯定。说：“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这时，毛泽东正企图借知识分子的批评冲击党内官僚主义。可是，不久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王蒙的这篇小说却被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的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划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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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偃武

之前是打草惊蛇，只好引蛇出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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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偃武 发表于 2013年9月29日 08:29
之前是打草惊蛇，只好引蛇出洞了

阳谋[em207]

cnshchl

我以前单位的一个老工程师曾讲给我听他当年的经历。

双百方针时，一次单位组织座谈会，大伙都踊跃发言。
受此氛围影响他也心痒欲发言。忽感内急不适，急忙如厕。
待归来会已结束。
时隔不久，那天在会上发言的都被打成了右派，而他因没有发言躲过一劫。

老工程师讲到这里，忽深情地道：多亏了那一坨屎啊[em202]，救了我一命

把我笑喷。{:1_725:}

bo_xu_canada

看黑色幽默小说，发现现实有时更幽默[em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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