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60周年：我们赢得尊严和尊重![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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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中国解不开的死结

自由海涛


尽管60年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无可争辩的表明：朝鲜战争是北朝鲜首先对韩国发动进攻而引起的；是苏联有意挑动中美争斗而蓄谋策划的；联合国军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干预朝鲜战争并越过“三八线”的，是合理合法的正义行动；中国出兵朝鲜是上了苏联的当，既非正义也非必须，更不是胜利之师，而是得不偿失，损失惨重，劳民伤财；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美结下了深仇大恨，使中国与世界隔离了二十多年，成闭关锁国之势，错过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但是，如今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提起朝鲜战争，仍然对中国出兵朝鲜没有后悔惋惜之意，而是对美国耿耿于怀，对朝鲜同情怜悯，对苏联感激大于仇恨。朝鲜战争的影响已成为中国长久解不开的死结 ，至今仍然严重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影响着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朝鲜战争、对朝政策、“朝核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对外交往的严重障碍。分析这解不开的死结的原因，就显的非常必要。


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形态情结。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２１年成立起，就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纲领，一直信奉了９０年。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早已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取消了阶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提法；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由剥削变成了合法利润、经济体制由以国家和集体经济为主变成了以个体经济为主等，就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但是，由于多年的灌输教育，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子，就使中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受这种教育影响很深的高级政府官员，脑子里，始终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存有敌对情绪。一提朝鲜战争，一提朝鲜问题、一提“朝核问题”，这种思想意识的对立便马上作怪起来，成为了打不破的思想意识形态情结，严重制约着中美关系的发展。


二、有仇必报的恩仇情结。朝鲜战争从表面上看，中美打成了平手，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又以“三八线”结束。中国甚至宣传中国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是胜利之师。但实际上，中国吃了大亏，不但人员伤亡比美国多，就是从经济上讲，联合国军的费用由４０多个国家承担，而中朝一方的大部分费用都由中国承担，苏联只是作为军火商从中国身上大捞了一把。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儿子永远的留在了那里。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一个仇，一个恨，是一个表面上光彩骨子里痛苦的深仇大恨。按照中国封建传统的文化观念，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于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多年里，凡是遇到和美国打交道的场合，总是要与其对立，总是要寻机报仇。尽管中国在１９７９年和美国建了交，但这种有仇必报的恩仇情结，却始终潜移默化的在起作用。


三、多年形成的苏联老大哥情结。按道理讲，沙皇俄国和苏联（俄罗斯）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对中国人民伤害最大的国家。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却对俄国有着很深的老大哥情结。追究原因，中国和俄国的友谊在近１００年内有过三次高潮：既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末苏联出兵东北。尽管当时的日本被美国已经打的淹淹一息，但不明整个世界战场形势的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把苏联看作打败日本解放中国的最大英雄；１９５０年的朝鲜战争开始后的整个五十年代，中国对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卖给中国军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苏联是无偿支援中国），及到中国投资建设欢心鼓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又是因为能够买到俄罗斯的大量军火而和俄罗斯打得火热。初了上述三次友谊高潮的原因外，还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创始阶段，共产党的大批领导人都赴苏学习，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教育。建国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不少子女都在苏联学习。建国后至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赴苏留学，而这部分留学生现在不少已成为了中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军方领导。这种多年形成的老大哥情结，就使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时，往往是感情替代了原则，情意模糊了是非。尽管俄罗斯早已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早已不信奉共产主义，早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但中国在与其交往时，甚至宁愿吃亏也要与俄罗斯老大哥更密切一些。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签订的许多边界条约，承认了马克思批判过的，列宁否定过的，毛泽东不承认的，邓小平不接受的《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被沙皇俄国侵略占领的中国土地划给了俄罗斯，就是老大哥情结的典型例证。朝鲜战争把中国和苏联捆绑在了一起，几十年后，又因“朝核问题”中俄又同甘共苦。看来，中国的苏联老大哥情结，还将继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同情弱者的怜悯情结。同情弱者，怜悯小国，帮助邻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只要是弱者，是小国，是邻居，事情做的对错都在其次，作为泱泱一个大国，一定要站在自己的邻居一边，决不能让邻居吃亏。况且，在历史上中国一直都充当对朝鲜保护国的角色，并为此和日本进行了甲午战争，落了个割地赔款的悲惨下场。当年共产党政治局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问题时，毛泽东在无理由反驳坚持不出兵一方时就说，你们讲得都对，但是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被欺负，我们袖手旁观，总觉得过意不去，心里不是滋味，就是对怜悯情结的最好注释。而60年来，这种怜悯情结还始终支配着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朝鲜能源的大部分靠中国供给，粮食的三分之一来源于中国，许多是无偿奉送。如果将从朝鲜战争至今，中国无偿支援朝鲜的经费公布于众，那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一定会让中国的大多数人目瞪口呆，一定会引起广大人民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五、争强好胜的大国情结。重情份，讲义气，为朋友敢两肋插刀，要面子，争高低，环视天下唯我中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这种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自以为是的大国情结，发展到极端时，不但认为中国的国力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甚至认为在地理上，中国也是全世界的中心。中国当然是世界的领导者，全世界当然也应该来朝拜中国。这种争强好胜的大国情结，不但始终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大为流行。那时的中国人民认为，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受压迫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中国）去解放他们，无产阶级（中国）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有苏联老大哥比我们过得好。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经济危机，民不聊生，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行将灭亡的一个集团。中国是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当然也应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既是当不了全世界的领袖，起码也应该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于是先打朝鲜战争，和美帝国主义斗，再和修正主义的苏联斗，又和敢于对中国叫板的印度斗。支持朝鲜，声援古巴，团结“同志加兄弟”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抗美援越，保护西哈努克这个下台的娃娃，还要无偿支援亚非拉。中国这种争强好胜的大国情结，使中国处于被严重孤立的局面，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崩盘的危险。直到邓小平重出江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人民才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才承认中国的落后。于是，邓小平郑重严肃的对中国的高级官员讲，中国在外交上要韬光养晦，永不出头，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了，中国的外交局面打开了。但是刚吃上饭穿上衣的中国人，出人头地的大国情结并没有泯灭。邓小平走后新的中国领导人一上台，想挤身于世界领袖的行列，想让中国在世界上说话算数的心态急剧膨胀。于是我们又看到，在阿富汗、科索沃、伊拉克、等一系列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锋芒毕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勇敢的和美国斗，和联合国斗，坚定地站在了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对立面。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和中国人的意愿相反，塔利班垮台了，米乐舍维奇死了，萨达姆被绞刑了。对此，中国的领导人灰头土脸，一点也没有嚐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滋味。其后在伊朗核危机，“朝核问题”上，中国更新的领导人先是萧规曹随的要与联合国斗，但随后认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于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国际社会逐步合作了，观点也与大多数国家接近了。这是中国摆脱朝鲜战争阴影的征兆，是跳出大国情结的开端，是使中国外交走上正常道路的希望。但是中国要跳出以上五个情结，也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目前在“朝核问题”上的对朝软弱及护犊子的态度，根本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仍然是囿于大国情结的表现。在目前情况下，劝说也好，六方会谈也罢，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中国对朝鲜应采取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仍然在探索之中。中国更千万不要想充当前苏联的角色，担当对美国对抗中的领头羊。

60年来，朝鲜战争的阴影在中国大地上挥不去抹不掉，因诸多因素形成的牵扯到朝鲜战争的五大情结解不开扯不散。中国经常因为朝鲜问题而在外交上处于尴尬困难的境地，严重妨碍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因而，正确认识朝鲜战争，摆脱朝鲜战争的阴影，解开上述五大情结，是中国外交走健康发展道路的必然。中国的领导人，能够如人民所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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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朝鲜战争的十点反思zt

一、对二战后的世界战略格局没有清醒的认识

朝鲜战争的本质是美苏争霸，爆发的起因是斯大林及其关门弟子金日成头脑发热，怀着占便宜的心理进行政治和军事冒险。斯大林扶持金日成建立北朝鲜政权后，金日成有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装备了150辆坦克，实力超过韩国军队。握着这支小小的武装，金日成满以为能够解放南朝鲜，斯大林也觉得有利可图，于是起因据说是不清不楚，实际上是清清楚楚的朝鲜内战爆发了。在朝鲜半岛上金日成的武装占优势，但美军却用强大的海军和陆战部队控制着整个西太平洋,在这样的战略态势下金日成的风光注定不能长久,开战后不到4个月, 金日成已经准备到中国当流亡首相了.

在美苏争霸中苏联本来没有资格冒险，因为它的综合实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二战中失血过多，这是美军仁川登陆后苏联不敢直接出兵的原因，也是中国参战初期苏联不敢派空军的原因。基于朝鲜战争的这种政治本质，中国是否参战就应十分审慎，应该从一种明智的外交战略出发作出抉择。遗憾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国的最高层就选择了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战略对抗的苏联一方，这是一年后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前奏。美军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开始溃败，苏联对中国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中国接纳北朝鲜的流亡政府，苏联自知在朝鲜问题上失算，没能进一步只好退一步，让出朝鲜半岛。出乎苏联意料的是中国替它出了头，帮它维持了战略对抗的均势，因此，苏联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唯一的受益者，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但是由于专制政体的愚蠢本性，苏联10年后疏远了中国这个重要的政治盟友，20年后，美国开始和中国亲近，三大国聚散离合的历史经历表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并不是最佳的选择。

1949年建国时,一些民主人士建议新中国的外交路线是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张治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为张治中是军界的元老，最高领袖宴请他并讨论外交路线问题,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领袖大度地说“可以辨论100年”。何须100年，10年就见结果了。60年代末伟大领袖让几个老帅研讨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利害，结论是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这是对出兵朝鲜决策的一个讽刺性结论。

如果新中国走的是中立外交路线，就不会有出兵朝鲜。美苏都会看到中国在两强争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争相拉拢。利用这种拉拢，中国可以在相当宽松的环境中发展自强，并且很有可能在60年代中期使台湾回归，在国家战略的内外两方面达到双赢。

二、中国是否受到直接威胁

接到准备参战的动员令，部队基层是不大情愿的，以前在本国为土地革命牺牲，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积极性很高，去外国为别的国家打仗就没有动力了。国内刚刚结束长期的战争，人民也有厌战心理。最高领袖提出了一个很有鼓动力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前半句是真，后半句为虚。美国当时既没有入侵中国的实际计划，也没有入侵中国的远景规划. 意图进攻中国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如果属实会有很多迹象表现出来,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点依据也看不到.

中国出兵时，美国飞机对鸭绿江对岸的目标肆意轰炸，却唯独不炸江上的桥梁，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点予以提及。事实上美国严格遵循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把它作为美苏对抗的一场热身赛，美国决不希望有第三国参与这场热身赛。

三、战争决策的作出缺乏民主

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前中国领导层召开了几次会议，1950年10月1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存在不同意见；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主要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亲历者师哲回忆“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但到了10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统一意见了。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当时会议上反对出兵的话很多人都说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彪和高岗的话，因为他们后来成了反面人物。当年会议上的那些政治人物和将帅都是历经几十年磨砺的，哪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怎么会三、四天就改变主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后，领导层出现了一种“权威”现象，即只要是领袖主张的最后总能通过,有没有反对意见都一样。出兵朝鲜是这样，后来的经济冒进、大练钢铁也是这样。出兵朝鲜20年后，中美开始外交亲近，对此林彪说了句“大好局面被耽误了20年”。

出兵朝鲜得以实现，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最初周恩来是反对出兵的，后来同意了，并且在会议上发言支持，以后方方面面的事也得这位大管家操办。而彭德怀则是当时唯一可选的的出征统帅。几个年龄较小、有打大仗经验的将帅粟裕、徐向前、林彪是比较合适的，偏偏都是伤病缠身，无法承担指挥任务；朱德、贺龙没打过大仗，且多年没有指挥作战了；叶、聂、陈、罗四帅长期搞政工，不能考虑；刘伯承有挂帅的能力，但人家从红军时期起就看腻了权力人物在军事上乱指挥，因跃进大别山的失误对权力层很有意见，当时埋头搞教学去了，对是否出兵朝鲜，军事才学深厚的刘帅也不会没有自己的见解，估计权力层不好向人家开口。彭德怀在4日的会议上一句话也没说,会后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彭总说：“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得知高层已内定他挂帅，出于党性原则，彭总接受了任务，并且在5日的会议上发豪言力挺出兵。

重大战争决策的作出就是这么一种模式：最高领袖下决心，有必不可少的两个人支持，其它人就只剩下一致同意的份了。

四、战争目标定错及外交失误。

二次战役后英法领着一些国家斡旋和谈，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谈判条件，涉及中国利益是两条：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美军退出台湾海峡。二次战役虽然推进到了三八级附近，但美军主力未损，这时提出美国在近乎战败情况下才能接受的条件，无疑是太高了。

第三次战役后，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由印度、伊朗、加拿大代表组成）提出了和平方案，其中包括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以及台湾地位问题，符合之前中国所提条件，是中国名利双收的最佳时机。对此和平提案美国同意，中国政府却复电联合国表示很不满意。为什么还不满意呢？这就涉及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了。

中国出兵的战争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冒险空想达成实现，统一朝鲜半岛。在第四次战役时，最高领袖还讲：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反映出领袖对朝鲜战争的实质仍无清醒的认识，对美军的实力与长处仍无切实了解，在战略上仍然盲目乐观。主导领袖思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中国的红色统一在朝鲜同样能够实现。

英法等国家从中斡旋，和平提案对中国十分有利，简直就是自愿和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中国的决策层却把统一战线拱手送给了美国。之后联合国大会以44票对7票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数月后联合国又通过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拒绝对自己有利的和平提案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地位。

两年多之后的停战协定既没有谈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也没有谈台湾地位问题，可以说，后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是不谈中国政治利益的抗美援朝。

就原和平方案扯皮时中方主张不恢复38线，到后来正式谈判扯皮时中方又主张恢复38线，原因是攻守之势已经易位。最后停战停在了实际控制线，控制线突出38线以北5000多平方公里，突出38线以南20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两年多寸土必争的结果，是东西方阵营实力差距的表现。

合理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恢复三八线，二次战役结束时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对中国而言战争的脚步应该到此为止。“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是抗战时期创造出的一项很好的政治军事策略，统一国家之后，应该发展成大的国家政治军事策略。如果在第二次战役后止兵，朝鲜战事结束，中国获得的政治利益已经足够，付出的伤亡不到最后实际结局的四分之一，物质上的消耗也不大，尤其是在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将获得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五、三八线的实质和第三次战役

三八线表面上是美苏对抗的分界线，实质是一条战略平衡线。中国能够把苏联失掉的这条战略平衡线恢复过来，已属难得，而要逾越这条线就超出了自身力量所能达到的范畴。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错误就在于没有遵循节制原则，想再进一步，独占朝鲜半岛，在战略对抗中压苏联一头。如果它恢复三八线后止兵，在政治上、道义上收获已经很大了，军事上因为歼灭了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也很安全。

13国和平提案由联大通过后，出于保持并扩大对美军的军事优势这一目的, 中国政府声明反对，最高领袖改变了原定的志愿军休整2个月的计划，决定打一场废除三八线的政治仗，此即第三次战役。这在战略上、政治上都不明智，看不清三八线的实质表明最高领袖看不清世界战略格局。

第二次战役是一场胜仗，但只是收复失地的胜仗，并没有大量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的表现无可挑剔，如果作战对象是内战时期的蒋军，肯定是场大歼灭战，打美军却打不成歼灭战，说明美军是与蒋军截然不同的作战对象。第一、二次战役后志愿军减员9万人，约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收复失地的同时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大大拉长，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进攻很不明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但在战争状态中军事上的得失又左右着政治的天平，不顾军事上的可行性硬让它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第三次战役时间很短，只有一周，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基本上是志愿军向前推进，美军主动后撤，土地占了不少，但没消灭多少敌人。第三次战役占领的土地在第四次战役中大部分得而复失，重城地得失而没有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注定保不住到手的城地，第三次战役违背了内战时期宝贵的作战原则。第三次战役招惹来的第四次战役还使美军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与志愿军作战的信心

第三次战役引来东方阵营的一片叫好，其实在军事上并不实惠，在政治上则是一场败仗，它强化了盲目乐观心理，促使中国决策层拒绝了宝贵的和平方案。第三次战役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得势，结果却是在政治上失势, 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决策层在战略上很不清醒，在政治上也很糊涂。

六、对朝鲜战争是局部战争的定位缺乏认识。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对是否介入战争，尤其是介入的程度应该老成持重。在战争消耗越来越大之后，兵力上要轮番作战，经济上要一切为了前线，还动员人民捐献，以卫国战争的消耗来打一场局部战争，很不明智。想当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急令中共全军北上牵制日军，中共领导层抗命不从，因为服从就会打光手中的武装力量，一贫如洗了。如今苏联并不奢望中国出兵，中国不仅出兵，而且要以举国之力大打，当了家忘了苦日子，有资格挥霍人力物力了，是为忘本。

中国1951的全年预算较1950增加了60％，总预算中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争，苏联的军事贷款尚未计算在内，中国为朝鲜战争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朝鲜战争中，中方共消耗各种物资560万吨，其中弹药25万吨，美军共消耗作战物资7500余万吨，弹药330万吨，均为中国军队的13倍。而当时美中经济实力的差距又何止是13倍，只看决定战争潜力的钢产量、发电量，美国分别是中国的146倍、86倍。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的开销超出了一个穷国所能支付的范畴，1952年中国财政负担已经达到可忍耐的极限,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七、对自身短处和敌方长处认识缓慢

　对于中国军队的优点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军队都有所赞誉，本文既为反思，则只谈短处。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中国军队的弱势主要表现为三点：打击能力弱、机动能力慢、后勤补给不足。第二次战役中国军队对美军基本达成战役合围，却不能大建制地吃掉美军，原因就在于已经咬住的不能尽快吃掉，相距不远的无法追上咬住，前两项弱点尽显。第三次战役时中国军队距后方基地已远，后勤补给贫乏的弱点也显现出来，部队只能打7天，7天后则呈强弩之末。而中国军队后勤补给上的弱点被里奇微查觉到，中国军队被动地投入到事实上由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第四次战役中的砥平里作战，中国军队打击能力弱更加突显，8个团围攻六千人的美法联军，付出不小的伤亡仍不能吃掉对手。砥平里作战表明中国军队不可能大建制地消灭美军，而这一点最高领袖和参战的主要军事将领在第五次战役后才认识到。

　至于美军的长处则正好相反：打击能力强、机动能力强、后勤补给充足。第五次战役中美军反攻，志愿军有的军打阻击几天就撑不住撤下来，能撑下来的军战后要补两万新兵，伤亡之大可想而知；美军一旦形势不利，跑得很快，步行的中国军队追不上，一部美军如果被困，临近美军救援迅速，中国军队无法致敌于死地。面对经常缺乏粮弹的中国士兵，美军却可以使用5倍于作战规定的弹药量。

　回顾国内战争，那句总结语“小米加步枪胜过飞机加大炮”非常不妥，国民党军那几百架飞机、几百辆坦克散布在广阔的国土上，每个战区能有多少？每次战役能有多少？国民党军说白了也是小米加步枪，而且到了三大战役米也不够吃了。面对新的对手，老的经验不灵是很自然的，只有尽快认识新对手的特点，才能在新的战争中少损失，多受益。

八、轮番作战问题

轮番作战是对伤亡过大的因应，原有部队因伤亡无法继续作战，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需要投入比原有更多的兵力，于是不得不持续派兵。国内战争时期不可能轮番作战，条件不允许，也没打过消耗那么大的仗。朝鲜战争中伤亡过大说明战争消耗超出了本国对局部战争的负担能力，轮番作战的本质是国家以全面战争的投入来参与一场局部战争。

轮番作战的最大弊端是新部队不熟悉对手的特点，不熟悉现代化战争的特点，在作战中导致无谓的损失。第五次战役后彭总在致各军的电报中说“有些部队不讲战术，队形密集，伤亡特别惊人”，“各级指挥员不善于组织指挥，这是血的教训”。

九、第五次战役问题

第五次战役是一场败仗，一次生搬硬套内战经验的战役，一次不该发动的战役,其实质是错误战略思想和战役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战役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歼灭美军几个整师”，目标就定错的战役结果可想而知。最高领袖决定发起战役时周恩来曾建议等一段时间再打，但最高领袖怕美军在三八线永久筑垒,导致长期相持于三八线,阻碍解放朝鲜全境, 未予采纳；洪学智曾三次向彭总建议把美军往北放一段距离再打，也未被采纳。如按周、洪的建议的时间和空间发起战役，战术角度上好一些，不会败得那么惨，可能打成互有胜负的平手.但在战略上仍会是一个失误,因为当时对志愿军而言最好的选择恰恰是相持于三八线,而不是再打什么运动进攻战。

战役的经过几乎是第三次战役加第四次战役的翻版，战役的第一阶段主动进攻，结果和第三次战役一样，占了城地，没歼灭对方多少兵力。第二阶段是再次进攻后转入防御，这回又吃了第四次战役那样的苦头，面对具有优势火力和机动力的美军反攻，损失大大超过了第四次战役。美军在第五次战役中表现很精明，先以迅速的撤退消耗志愿军的粮弹，再以快速有力的反击杀伤对手.利用空间的伸缩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 这是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自己忘记了,却让美军用上了.

三兵团180师的折损是发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恶果，折损180师的战场责任在三兵团指挥部。三兵团是轮番作战的新部队，兵团司令王近山对朝鲜战争的特点没有切身感受，拿着国内战争时的经验来指挥作战，尤其要命的是骄傲自满，战前满不在乎地说：就美军那点兵力，还不够一场淮海战役打的。180师的厄运是撤退命令晚下了24小时造成的，在战场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三兵团的指挥层对美军反击的快速性缺乏心理准备，在收拢部队问题上紧迫意识不足，如果保全部队的弦绷紧点就能早下命令让180师回撤。另外命令180师掩护兵团伤员撤退的命令语焉不详，也有渎职之过，命令“就地”停下掩护，毫无军事专业性可言，180师一“就地”就蹲在了汉江南岸，后来渡江北撤时江水上涨，仅被急流冲走的就有600人之多，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对三兵团的这一命令也加以提及。

第二个后果是志愿军被俘1.7万人,占战争期间中方被俘人数的80%,让美军拣了个大便宜，为美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压中方一头提供了机会,说难听点, 第五次战役就是给美军送俘虏的战役.

第五次战役的第三个后果是战线被美军北推，战役停止线在战役发起线北面一段距离处。

第五次战役的后果上上下下都有责任,责任最大的还是最高领袖,“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如此结局的责任不得不由最高统帅来负. 第五次战役是朝鲜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从此攻守之势易位,志愿军在战略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次战役也使中国的决策层放弃了解放全朝鲜的战争目标,改之以维持三八线,并且正式开始和谈,但和谈的内容已经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利益了.第五次战役后的朝鲜战况基本上是南攻北守,其后的两年中志愿军将士拼死作战的目标就是保住最高领袖曾经不屑一顾的三八线.

十、运动战、阵地战问题。

在国内战争中在一条作战原则是多打运动战，少打阵地战，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解放军的火力处于弱势，而机动性处于优势。而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打运动战却显得吃力，原因就在于美军机动性强于志愿军，在第二、第三、第五次战役里中国军队抓不住美军主力，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运动战不好打，阵地战就成了好一些的选择。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供给力作战三要素中，打运动战志愿军三个弱点全占了，而打阵地战机动力差的弱点就隐藏了，后勤供给差的弱点因为省去了无谓的进退消耗，也有所隐藏。人是有能动性的，能够想出办法在敌方优势火力下减少伤亡，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就是很有效的发明，坑道战术使志愿军在上甘岭挡住了美军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

如果第四次战役后，以增加后的兵力打阵地战，损失会小些，消耗美军的兵力会多些，还会在三八线以南多保有一些土地。

总结：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四个层次解析朝鲜战争

伐谋：有人著长文论述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受益最大，锻炼了军队，改善了装备，赢得了苏联的援助，提高了国际声望。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

中国是兵法的故乡，军队已经锻炼了20多年，美军对八路军的战术也高看一眼，斯大林对中国的将领也佩服之至，这样的军队少参与一次战争就不能担负国防了？如果中国接纳金日成的流亡政府，苏联在退后一步的情况下能不倚重中国？156个工业项目能少一个？一批批的军事装备苏联会不舍得？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反而让苏联有所顾忌，在海军装备的输送上颇显吝啬，肖劲光去苏联商议海军军购，给周恩来发电“他们给我们的是破烂”，周恩来复电“破烂也要”。苏联给中国的破烂岂止是舰艇，在北朝鲜已经安全的情况下，苏联供应中国的T34坦克是二战中用过的，上面弹痕明显。如果中国像印度学习中立外交政策，不但苏联忙着给东西，西方国家也会来示好，国际声望想不提高都难。朝鲜战争中印度在东西方集团中奔走调停，颇受器重，也为日后印度两头吃打下伏笔，这个好角色中国更适合担任，只是由于中国积极参战而让印度拣了便宜。

宣扬出兵观点的人常说两个具体理由.一是东北的重工业受影响,这种具体问题和国家的长期外交战略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把156个工业项目全建在关内, 东北的重工业受不受影响又算什么?二是金日成在东北搞流亡政府对东北边境不利,不利是有的,但这种小不利无碍国家在大战略格局上的长远利益.

伐交：第二次战役后的外交斡旋非常重要，如果伐交成功，中国就能在政治、军事上达到利益最大化。可惜中国的领导层，尤其是最高领袖犯了左倾幼稚病，错失了这一伐交良机。

伐兵：如果在第四次战役后遵循局部战争原则，放弃运动战，选择阵地战，在军事上将多得而少失。

攻城：第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是典型的攻城。事实上指挥层还策划了第六次战役，由于对手的防御日益坚固，再发动进攻会导致更大的伤亡，所以未付诸实施。是无法承受的伤亡让决策层改变了参加朝鲜战争的初始目标，作出了现实的选择。

对朝鲜战争“胜利”的宣扬已经持续了50多年，而目标定错的战争是不能奢谈胜利的。最高领袖在内部曾说过一句实在话：朝鲜战争和美国打了个平手。胜利的唯一标准就是实现既定的战争目标,解放全朝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相应的超额代价一点也没少付，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帮了苏联大忙，付出了很大牺牲，自身却没取得什么政治利益，中国的决策层不能不深刻反思。周恩来于1953年底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与印度和缅甸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久，毛泽东又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发出和苏联不一样的外交声音，这是总结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想再搭乘苏联争霸的战车。中国在争霸问题上不与苏联一条心了，是后来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在50多年后的今天，还因朝鲜战争的“胜利”而沉迷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应该多想想那些无谓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是战争最基本的承受者。

bo_xu_canada

不是说不谈国是了吗？

跟往事干杯

      让历史去证明吧！

闲云野鹤

[em127]

紫气东来

19591960 发表于 2010年10月26日 01:24
[转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低级战略错误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的胜利。。。。。伟人一出四海暗然。。。。

美国[付出那么大损失]又为何出兵朝鲜呢？美国是阿白。。。。

中国就算是保家为国。。。。那美国又是为什么呢。。

美国与朝鲜又有何干。。。。为何又要远渡重洋。。。。

kkkk2002

"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三年内战中早已介入。"


隐瞒50年的志愿军伤亡内幕

　韩战进行中，禁大陆记者报道志愿军伤亡，更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战争结束也不向中国人民作任何交待，彷佛没有惨重牺牲这回事。至今内部资料：美军死亡五万，志愿军死亡70万到一百万（韩、朝双方军民不计）。
　　
　　（一）内部承认数字，历来不确，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
　　
　　1．投入兵力：从1950年夏投入的朝鲜族解放军4个师，到秋末投入6个军到30个军，直到双方对峙，把朝鲜战场当成解放军「全军实战大学校，全军练兵场」搞车轮大战，轮流大换班：一个军基本上打光撤下休整补充，换上补充兵员休整过后的生力军。所谓中国志愿军其实是全国解放军；
　　
　　2．当时全国解放军300万到500万，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三千里狭长战场足够用了，但从1951年起全国发起参军热潮，鼓动起大量16、7岁的少年，隐瞒年龄，开赴朝鲜战场，这很能说明牺牲数量之巨大，致使战场兵员不足；
　　
　　3．中朝方面无制空权，任由联合国飞机尽情搜索轰炸，破坏朝鲜后方运输，形成到处是前线，无所谓后方，包括汽车团、人力运输队（小推车师、团）兵站、山野仓库、医院、防空部队在内百万后勤士兵，天天在美军飞机全面封锁下拚死向前线送弹药、食粮、接运伤员，三年积累无计量士兵死亡；
　　
　　4．从动员抢救力量的范围看：解放军全国各大军区的医院都开赴前线还不够！除各军区军医大学外，还动员了全国各大城市医院的大夫、护士，各地医科大学在校学生志愿到朝鲜支援，连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许多大夫都到了朝鲜，我就曾被远在西南边陲的贵阳医学院男女学生验血。可见抢救任务繁重：大量伤员在运输途中，在战地医院里因条件恶劣而死亡。
　　
　　5．从全国接收前线伤员之众，地域之广，可见伤亡巨大，军队医院全部饱和，各大城市医院也任务繁重，如大连把海关对外繁忙的检疫所都装满伤员，北京的协和医院，以及没有外科手术条件，不适合接收伤员的北京中医医院都住满了伤员。
　　
　　6．不怕死人多，当时是四亿七千五百万都显不出来，现在是十三亿，如果象美国那样，连60年前死在云南荒山的抗日美军士兵也挖掘尸骨装上棺材覆上国旗运回美国，朝鲜当有近百万棺材运回，一切隐瞒都会穿帮露底！
　　

　　（二）至于双方牺牲士兵，为何如此悬殊，14:1或20:1：
　　
　　1．火力悬殊：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突然进攻，美军来援韩国时兵力很少，至志愿军迟迟参战，联合国军海陆空立体作战布局已成，志愿军只有步兵手持轻武器平面作战，火力对比也大约20:1。
　　
　　2．运力悬殊：志愿军弹药粮食全靠自背：枪支、子弹、手榴弹、军用铁锹、铁镐、雨衣、棉被要背40公斤左右，只能再背五天炒面（干炒杂粮面粉）五天吃光，再挨两天饿就得后撤往回跑，联合国军追击，再七天节节败退，不战死也得饿死。长期吃炒面，缺维他命，普遍夜盲，山涧失足又增加死亡。
　　
　　联合国军汽车运输，飞机空投，咖啡、乳酪、蔬菜罐头应有尽有，胡萝卜、土豆切成细丁烘干，黄油牛肉充分供应，按营养价值计算热量及纤维，节日还有盛宴，如果供应不上，士兵挨饿，军官有权放弃阵地，或无弹药，或不能守均可按条令撤退，从来没有"与阵地共存亡"之说，只贵士兵生命，不争一地得失，以歼敌为胜。与中共信仰不同，对生命估价也相反。
　　
　　美空军空投补给
　　
　　3．装备悬殊：美国四季被服分类：T恤、衬衣、绒衣、毛衣夹克、皮猴、鸭绒被外加防湿尼龙套；军官领带四条装一绿色木箱，毫无皱褶，军衣仿照便服，力求实用美观，在战场上也保持人的尊严。我方则鞭打快马越能打仗就越当刀尖用，尤其金日成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把志愿军当不花钱的苦力，拼死往死亡线上送，直到榨干最后一点使用价值，大雪天能征惯战的勇士光着脚在雪地行军，阵地上战士只穿着裤衩，因为在汽油弹、火焰喷射器攻击下，棉衣、靴鞋早已甩掉，不然早已没命。
　　
　　而美军士兵只抱怨冻手，手套马上运往前线，长官认为士兵也是人，更有权享受美国普遍的生活水准。中共笑话美军睡帐篷、铺毛毯、钻鸭绒被、穿避弹衣，米饭罐头自动加热是少爷兵，而志愿军衣衫褴褛，看自己也象乞丐，这涉及生命价值观的不同。
　　
　　防寒措施齐全的美国"少爷兵"
　　
　　4．战术悬殊：美军人命珍贵，希望是零牺牲，是人操控机器作战，盼着都用无人驾驶最好，上世纪五十年代，炮火准备力求把敌人炸光，因此志愿军防御时，肉体就要与炸弹、炮弹斗智，除非钻进石缝，只好与阵地共存亡。志愿军冲锋时，遭遇的是躲在坦克铁与火的钢墙环形圈里的对手的各种火器配合良好的火力网，志愿军人海战术，但也攻不进去，白天完全暴露，黑夜可以掩护，但美军如点天灯，小伞悬挂照明弹，一排排照如白昼，让美军准确射击；冲锋战士如割草般排排倒下。
　　
　　美军被围，坦克开路仍可以冲出堵口，即使堵死，士兵向山上逃亡，不以逃跑为耻，俘虏被放回，照样欢迎，故只能打散不能歼灭，志愿军视被俘为奇耻大辱。成千上万集体被俘的，停战后遣送回来，个个审/查，送入监狱，被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死？"
　　
　　被送到台湾的志愿军战俘
　　
　　而一万五千名志愿去台湾的志愿军被俘官兵，被当成「反/共义士」在台湾受到妥善照顾，事业有成，大陆改革开放后，回大陆探望，给当年老首长送来厚礼，反而受到欢迎，与当年选择回大陆者被关、管成为鲜明对比。
　　
　　我的一位战友，干部助理员张连发，1946年14岁时参军，跑得慢，在东北锦州被中央军抓住，看他是小孩子，当时放了，被俘只几秒钟，一生被没完没了地审查，让他交待事实经过，材料写过无数次，总要找出点纰漏以定罪名，弄得他一生不得摆脱，烦恼至极。

　　肉体组成战争机器
　　
　　原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战术灵活，可以人自为战，长于夜战偷袭，穿插分割，埋伏包抄。彭德怀指挥以四野为主的部队在极特殊情况下，乘敌不备取得的初战胜利。但由于双方武器装备悬殊，这个胜利也是靠悬殊的人员伤亡为代价的，半年后老兵都已打光。
　　
　　以人的肉体组成战争机器，但人体组成的战争机器另一方面又是宣传机器，它既能鼓动起民众盲从，又往往误导自己狂热失误，连自己也欺骗在内。初战的胜利被夸大，美军被渲染成纸老虎。后续入朝部队摩拳擦掌，准备一口气把联合国军撵下海。
　　
　　然而，一打才知纸老虎的厉害。进攻，在十倍以上火力下攻不动；撤退，跑不掉，两条腿赛不过装甲车、坦克，美军炮兵有飞机校正目标，逃到那里，炮弹追到那里，在部队前面组成火墙加以拦截，后退则落人各种火器严密织成的火力网内。干粮没吃尽时，美军车轮跑得快，难以超前拦截，五天干粮吃尽挨饿时，联合国军马上追击，双腿跑不过车轮，我方弹尽粮绝，任人屠杀，渡江过河，负伤冲走无数。美军三人乘一辆吉普车，支着天线，天上飞机，海岸边军舰与自动火炮及时联络配合，志愿军靠通讯员爬大山，淌江河送信。1951年春，一次四个军在大江南岸，接不到撤退命令，6万多人挤在狭小地带在追击敌军漫天炮火下，全部死难，我的军政大学同学色希浩躺下等死，被飞落的残肢断体活埋，九死一生，拣了条人命。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金日成要占领韩国，结果反而从分界后退而停火，志愿军与美军伤亡悬殊，是军事上的惨败。
　　志愿军保卫了金家政权，留下全球祸水与北朝鲜人间地狱，对不起纯朴的北朝鲜人民，更遗祸人类。又替斯大林与金日成的野心与妄想去"解放"半岛南部韩国，倾全国之力、军民之命，作了无益牺牲。
　　
　　1950年秋林彪当年称病拒绝入朝时曾判断："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三年内战中早已介入。"
　　朝鲜战争，保住了金家，卫护了俄国，当年"保家卫国"的宣传，误导了几代青年。

kkkk2002

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遭遇——诉说不尽的委屈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敌集中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回国后的坎坷经历和令人心酸的遭遇。贺明将军通过调查，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１０月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向我们披露了这段历史及他们的经历。

初到归管处

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奉命接管这６０００余归来人员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是总部委托东北军区（即现沈阳军区）组建并代管的。

初 到归管处的３个月，主要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归来者在归管处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 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政审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８月， 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原五四○团文化教员赵国玺在《日 记》里记述了所传达讲解的毛主席２０字方针如下：热情关怀――党和祖国人民，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被俘的同志们，在谈判中首先是这个问题，深知大家受的迫害 和摧残。因此，归来后，在物质上照顾，精神上安慰。总之，是热情的，温暖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关怀照顾，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耐心教育 ――提高思想，关心前途。前途是光明的。被俘主观客观都有原因，不能埋怨、悲观、怀疑。领导上是相信的，是会妥善处理的，帮助卸下包袱。敌人的欺骗宣传教 育影响是深刻的，肃清这些影响，提高觉悟水平。领导上是认真的，切实负责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急躁，应付；应相信政策， 端正态度，积极解决自己的问题。

弄清问题――被俘情节，被俘后情形，原部队和旁证证实，群众通过，组织鉴定，主要靠自己。要有一定时间，不急 躁。功绩不会抹杀，问题交代了轻快，顾虑隐瞒没有好处。慎重处理――这里指的是对军籍、党籍问题，病残问题。根据错误性质包括投敌、叛变，以及刺字等实际 情况的处理上要慎重、适当。

要全面地看问题。对斗争功绩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认识模糊、动摇，犯过轻微罪过，但对敌斗争坚决，回国后学习积极，已经觉悟，组织是谅解的；犯过错误或罪过的更应安心学习；罪责个人要担负，根源在于美帝。只要觉悟，认识过错，相信组织，学习积极，党是从宽处理的。

妥 善安置――每个人的工作前途，组织是关心的负责的，组织将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妥善安置。单纯考虑自己问题，表现急躁、悲观、顾虑、怀疑，是不对的，应该相 信组织。大家听了这２０字方针后，心情是坦然平静的，等于吃了“定心丸”或“镇静剂”，大家打心眼里欢迎、拥护，愿同归管处领导一起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１１月１８日宏政委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又进一步动员。着重讲“为什么要交代？”他说道：“组织上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才能“慎重处理和妥善安置”。 “敌人的摧残、迫害、欺骗宣传，同志们的坚持斗争，坚定不移，少数同志一度动摇，都应很好的作个交代，好的承认，表扬；有过错的，领导上帮助卸下包袱。” “在座的同志大多数斗争比较坚决，回国学习积极，作了很多工作，领导上是信任的，不要急躁，先卸包袱。” “交代问题，要打消顾虑，消除对党的误解，正确认识党的政策，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应积极、主动、自觉的讲清问题。交代时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扩大不 缩小。交代中所提疑问，我们要认真、虚心耐心的探讨，对别人应热情关怀、帮助。”

大家对宏政委“为什么要交代”的动员，也是舒畅坦然的。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所以特别入耳，特别赞成，记得也最牢。

交 代什么？怎样交代等问题，１１月２０日，二团三营邵教导员接着就被俘前后情绪思想活动，在战俘营受审讯受迫害，当时的表现、证明以及参加对敌斗争的情况等 作了进一步动员。邵教导员所讲的交代内容，是很系统全面的，主要是失节、失密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列入了“参加过或领导过什么斗争、立过什么功”等内容，这 是符合党在处理一切复杂问题时所一贯遵循的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原则。

面对祖国我说些什么

追悼大会之后，很快进 入交代问题阶段，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从１９５４年１月６日开始至２月底结束。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 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 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同志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 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战俘营分委书记南阳珍回忆道： “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 ‘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也有一些头脑打转转的同志，在写交代材料时问我（这时我兼该连副连长）说：‘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我反映到连领导后，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 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 ” 关于这一段，李炽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想到应该把被俘后的情况及经过，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可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我“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我产生怀疑，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连长、指导员都找我谈话，反复向我告诫说：“你们应该严格要 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 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

正在这 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复学习，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是“XX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我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在战俘营内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我还是“共团会”的分委成员之一，那时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参加的，现在交代问题也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 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 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可是反过来一想，这是我们的形象吗？这不成了“叛徒”、“反 革命”了吗？哪里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呢！交代问题，一个一个地过关，一人交代，大家“帮助”，仔细追查。追问的人，全凭想象，抓住一点，顺蔓摸瓜，谁提得越 “尖锐”显得谁的觉悟越高，越有水平；谁提得问题多，谁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凡按领导要求讲自己的问题，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 花，否则就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交代。有的同志在被俘初期，由于没有公开和敌人斗争，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有“变节行为”而得到了组织上的“通过”！ 有的同志只是解释了一下情况，就被认为是“对抗”，说要“加重处分”。由于我给自己提到原则高度交代问题，终于首先通过了。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把暴露部队番号，说成是暴露“军事机密”；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上的字，自己也说成是失掉立场，向敌人屈服，以致把负了重伤，因部队撤退后被俘，也说成是“投降”了敌人。

关 于这一段，门培英回忆说：交代时的要求，多揭错误，少说功；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检查从严，处理从宽。这 时领导上动员时常说的话是：“被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啦；“功绩不会抹煞”啦； “斗争功绩，组织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听不见了，代之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 揭发从严”。

南阳珍还说：不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对营领导反映说，在白色恐怖的集中营，别人在点名时跟着败类喊打倒XX党，我喊打倒国民党，但领导不相信，说：“你那么勇敢怎么还被俘了？一句话就把嗓门噎住了！


被俘与右倾保命的分歧

本阶段是落实“２０字方针”中“弄清问题”，也即是对回归者交代的被俘期间表现及 “问题”做结论。“鉴定”实际是组织结论，同样是经过动员、起草、通过等步骤。

具 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陈吉庆回忆是这样：第一步：个人根据在班务会上所交代的和大家补充揭发的内容，先写成初稿，主要写“过错”、写“问题”，少写 “功”；第二步：拿到班里评议、补充和修正，再拿回去改写，一次不成再次，直到通过为止；送交支部作鉴定（这叫群众评议支部鉴定）。第三步：逐级上送。战 士（含班长）经营审批，排级干部经团审批；连级干部经归管处审批；营以上送“东北军区”审批。审查出问题者退回重新检查修改，批准的就是正式的“组织结 论”。

做结论的政策界限，据张城垣回忆，分为三个类型：一类上，被俘期间立场坚定，忠贞不屈，并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有重大贡献 者，恢复党（团）籍，恢复军籍，并予表扬。一类下，被俘期间曾一度消沉或虽犯有错误，但其情节轻微，并旋即改正，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恢复军籍；党 （团）籍给以处分。二类，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后来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三类，战场投敌分子，自首叛变分 子，为敌服务分子，一律开除军籍，是党（团）员者开除党（团）籍。

政策界限是交给大家掌握的，也是要个人给自己提出是属于哪一个范围 之依据。进入写个人鉴定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的情况更加严重。写什么？斗争事迹和功绩不让写，即使写上又功过不能相抵。不写吧，又实在觉得于理不 通，心理不能平衡。实事求是的写吧？通不过，弄不好还会被误会，说“觉悟不高”，“态度不正”，甚至还得加重处分。只好违心地不写斗争事迹、功绩、贡献， 只写过错，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但写后又觉得不像实际上的自己，又后悔，左右为难。以致在政审进入“结论”阶段后，大多数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 况，比“交代”阶段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虽然政策界限那么严格，但其结果，划归一、二类的人占８０％。到２月下旬，已经有一大批同志的“结论”确定了。“恢复军籍”的，“恢复党籍、团籍”的还是占大多数， “开除军籍”特别是双开除的只是个别人。同伤病归来人员大体相同，排以上转业。

３ 月上旬，不知何故，突然由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要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大变，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把“恢复军籍”者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 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改为“开除党籍”，由８０％保留党籍突然成了９１．８％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

关于这一重 大变化，原五三八团教育干事马有钧回忆得较为具体。他说：根据我交代的情况，组织结论为：“有轻微错误，恢复军籍、党籍，党内给予警告处分。”同时归管处 派下来的林干事也在一次会上说：“不久就要正式宣布处理‘结论’了，在座同志的党籍都是保留的。”但是两天后，发生了“高饶事件”。归管处组织大家学习七 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文件，其间就传出：处理方案要改变，标准要从严。说什么高饶事件是目前形势下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美帝国主义是我 们主要的敌人等等。

因此，我当时想“高饶事件和我们有何相干？”即使加重，顶多也不过“留党察看”也就罢了，没有想到，我和原先许多准备“恢复党籍、军籍”的同志一样，都改成“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


这一重大变化，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也是不敢想象的！当然是极端痛苦的！再看大家，都一样，普遍的陷入由悲观而痛苦的深渊之中。为什么要作这样“严格”的处 理呢？是难以使人理解的。更与２０字方针“慎重处理”的精神不相符。为此，我曾向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林同志口头申诉过。他回答说：“你还年轻，党籍以后还 可以争取嘛！”

他的好意我是领会的，但这是遥远的、渺茫的，它不能解决我的深重痛苦。若干个不眠之夜，老是翻腾着一个问题，不应该开 除我的党籍，也不该开除跟我相同的，甚至比我更坚强更有贡献的如马兴旺、侯光甫等这些同志的党籍。如果这一情况让劫持大批难友的王顺清之流知道了，怎么 看，怎么说？如果这一情况让　淹　谭兴东知道了又怎么看，又怎么说！

张城垣回忆说：我亲自看到连支部、营党委、团党委对我的结论是恢 复军籍、恢复党籍，建议表扬。但到６月份，归管处批下来是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而且在结论上还写着：张城垣受敌严刑拷打过多，在受刑期间是否有失节行为， 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为此我去找郭主任，郭说以前处理对你的结论和团相同，但来了新精神都从严了。归管处把我们的政治生命任意升降。

在 结论形成、通过、特别是审查过程中，由于归来者和鉴定者认识上存在着差距和分歧，反映思想上和感情上就有些对立。曹学良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 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曹：“罪在何处？”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 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这时，我想着，“啊！不该 活着回到祖国，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成了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人了！”结论是：“在战场产生右倾保命而被 俘，恢复军籍，开除团籍。”从此思想悲观，整天唉声叹气，觉得： “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从此渺茫。”讨论“结论”中，教导二团一营一位指导员给段生信做思想工作时的对话，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两人认识上分歧的严重程 度。

指导员：“段生信同志，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共产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他巴眨着眼睛再也无话可说，但内心仍然不服。

陈吉庆在通过结论时，也同领导发生了一场激烈地争辩：陈吉庆：“指导员：开除我的党籍， 不符合实际呀，把事情搞颠倒了，我应该是功臣。你宣布的这几条叫做原则性的错误，有的不该那样看，有的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在白色统治下战俘营‘唱反动歌’ ‘看反动电影’、‘参加宗教活动’，都是集体的；在敌营的战俘，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听敌台广播，更是没法说，那个广播喇叭就安装在铁丝网边的电线杆上， 定时的播放，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但听了我们需要的情况，还用来鼓舞自己战友的斗志，用来同敌斗‘法’，使它为我所用。至于派两个人打入‘警备队’， 是为了了解敌情，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古今中外都有的。

我派的这两个人―――张发奇与李小元都向我汇报过多次重要 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是代表组织派去的，怎么能说是‘增加敌人声势，削弱自己力量’，更谈不上‘是陷害了那两个同志，使他们受到冤枉处分’。 你不处分他们，并且表扬他们‘敢入虎穴，且得虎子’，不就完了吗？”但是林指导员不同意，一再说“这是政策，是上边的精神。”


陈吉庆向我述说时，激动得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并且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在那个情况下，到哪里同谁去说理呀！”门培英说，政审人员同归来人员在事实的认识 和政策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通过连里送交的个人交代的材料时，我们在营里帮助工作的原“共团会”的领导人员原来福、王金贵等被吸收参加会议，也常 常发生分歧和争执！我们听了既符合事实，又入情入理的交代就能通过，而管理政审的干部便提出非议而反对；他们所反对的理由常常是用活命哲学的观点来推论： “你们被俘了，在敌人管制那么森严的集中营，又手无寸铁，怎么能，又怎么敢，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斗争？” 身临其境的、甚至仍带斗争时伤疤的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们这种不符事实的论断；当然也不会在这种给同志做政治结论的场合，违心地闭口不言，或附和苟同。我 们就摆事实、举例证、讲过程，和他们争辩，打起了嘴舌官司，有时竟争执得面红耳赤，使鉴定进行不下去。我向他们提出设问道：“如果你在战斗中不幸被俘了， 难道就因为是被关在铁丝网里而束手无策？就因为‘手无寸铁’不敢斗争，任敌摆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６０００多被俘者是回不到祖国来的！也就是说，我们 之所以能回来，是流了多少鲜血，献出了多少条命，才争到了‘直接遣返’的权利，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才有了今天 ……”

这些设问是火 辣辣的，是被迫提出的！对方虽然不服，却无言反驳。但关于政审的“结论”仍然坚持：“政审是审查问题，即使斗争、功劳是事实，也不能写。至少不能多写。” 对报来的材料，仍然无限上纲。负责做结论的人对很多概念名词都不清楚，一些小问题、小错误，都上升到大原则上定性。什么“右倾保命被俘”，在战俘营当了几 天班长就是“为敌服务”、“暴露军事机密”、“丧失气节”，党员身份暴露的写上“投降叛变”……几乎每个人都有其中一二条，而斗争事迹、贡献功绩，除极个 别的外，不许写。即使写了，也很难通过，最后还给抹去。

轮到通过我“交代”的材料时，有人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一味地坚持其主观臆断。总算通过了，这就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还附有“在群众通不过时，表现不耐烦”的批评语句。

于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不公正的、影响了多半生的政治结论――“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就这样硬性地压在了我的头上，而这一套上就是２８年之久呀！

１９９１ 年８月，我在太原访问原五三九团一营教导员、“共团会”总委委员兼第二分委书记李明（张志强）时，他说：二团交代时，领导说：“你们斗争情况领导上是知道 的，不要讲了，主要是交代问题。”“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却怎么活着回来了！要比的话，要同烈士比。”在这种不该活着回来，要同狼牙山五壮士比的高标准 要求下，经过检查、交代、评议、批评之后，我的结论通过了――“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我接受不了，同我一起受同样处分的张福庆、李全有也接受不 了。但又仔细一想，结论上所写的这些错误，大都是自己检查交代的，不谈斗争事迹，不谈功绩贡献，各连都一样，自己怎么能特别？想来想去，只好同意。

这 时忽又想起自己的历史――１３岁就偷跑出来参加抗日游击队，随部队南征北战；由不懂事的孩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当了营教导员，可谁料想在五次战役中会被 俘，现在落到了这步田地――开除党籍，不要说恢复原职，连完整的军籍都没有了！说到这里，这位已６０余岁的老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诉说不尽的委屈

５月下旬，连以下人员的结论开始正式宣布了，营以上干部的结论到９月份才批回来。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 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２９００多名共产党员，９１．８％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１２０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６０６４名归来人 员中约７００人被开除军籍，４６００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一）原师级干部吴成德：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党籍；

（二）原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正副书记们：恢复军籍、党籍，未受处分者２人；恢复军籍、党籍，受党内警告者３人；恢复军籍、留党察看者２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者３人；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者３人；军籍、党籍双开除者１人。

（三）原“共团会”委员共２０人：恢复军籍、党籍，未受处分者１人；恢复军籍、党内受警告处分者３人；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者２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者４人；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者１０人。

在 安置处理时，吴成德按营级干部转业，３０余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４００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这些干部不少是抗日战争时 参军的，他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好多年，又要回到他们参军时的黄土地上，每个人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的材料，而他们当时还不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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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军的确遵守了《日内瓦战俘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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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儿女》主角“王成”澄清了美军强迫志愿军去台的说法

今年，《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2期）刊登了《英雄儿女》呼叫向我开炮的“王成”原型---蒋庆泉的采访文章。

出生于1928年的蒋庆泉是在他表兄蒋庆云介绍下当兵的。蒋庆云去了台湾，后来“衣锦还乡”。蒋庆泉回到了大陆，却成了叛徒。不会种地的他被迫当了一辈子的农民，还让子女继承了农民身份。

蒋庆泉详细回忆并细述了他战斗和被俘的经过，以及回国后被定为叛徒的悲惨经历。

结合历史资料，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是4个美军将重伤的他抬下山的。而且不像志愿军常让战俘抬着伤俘那样强行军，而是用卡车把蒋庆泉运送到后方。

美军先送他去汉城医院疗伤，当伤情稳定后，转到釜山战俘医院（即伤俘营，蒋庆泉笼统地称为釜山战俘营，实际上当时的釜山已经没有普通战俘营了）。

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美军在第一时间询问了他的去留意向。


当美军得知他想回中国大陆的时候，不是像一些爱国学者常所描述的那样强迫他刺字反共，或者送他到由坚决要求去台湾的志愿军所主导的营区去接受“再教育”，而是送他去了由共产党控制的营区。当蒋庆泉的战伤痊愈后，又送他到志愿军英雄战俘营---第八战俘营。

从 他简短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扒光他这个战俘衣服的不是美军，而是志愿军地下党战俘组织。由共产党控制的战俘营的斗争意识非常强，像他这样的杀美国鬼子 的英雄也被怀疑。幸运的是，蒋庆泉肚皮上留有刺刀伤。这是短兵相接才能留下的伤痕。那些炸伤，枪伤不能证明蒋庆泉不是投降叛变者。

第八战俘营，的确是个志愿军英雄战俘营。这个营里的地下党曾经把一个在绝食斗争中要求吃饭的志愿军战俘埋在了用来召开党支部会议的土桌下，并反诬这名志愿军战俘逃跑后被美军打死了，将残忍的帐算到了美军头上。

很难想象，假如英雄“王成”----蒋庆泉的肚子上恰好没有多了个眼，他的历史是否会改写？如果他过不了地下党组织的无数次“考验”，会不会被处理掉。如果他忍受不了激烈的革命斗争，会不会一改初衷要求去台湾呢？

从蒋庆泉的经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军的确遵守了《日内瓦战俘条约》。蒋庆泉是4月18日被俘的，到5月份的时候，志愿军方面已经收到了由国际红十字会转交的战俘蒋庆泉的资料。不像志愿军方面，美军战俘是7200，还是3700，按需要说，反正口说无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