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卫生》老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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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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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转载）
作者 闲鹤居主人
我是1972年受我村的贫下中农之重托，在贫下中农推荐之下,担任我村的合作医疗站医生的，那时最时髦的称呼叫"赤脚医生"。前后三年，主持和经历了文革时期我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全过程。想想我曾经走过的路，不由思绪万千，感慨颇深。
一、我村合作医疗的产生背景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直接催生了农村半农半医(之前叫"保健员"，1968年后改称"赤脚医生")培训制度，据说当年全国培训人数达23万余人，均充实到县以下的医疗机构，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的迅速普及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那时的科技、通讯、宣传、交通等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完全靠的是传统的一套，标语贴、喇叭喊及大会小会的宣传。因为当时毛主席的"6·26指示"具有前所未有的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干部、好工人、好农民……是全国人民高度一致的行动准则。所以，上级医院主动联系并派医生到下级医院帮助工作和培训医生，下级医院向上级医院求援也是天经地义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一句话，只要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最高知识，那一切的一切就都是绿灯。故此，一时间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成了全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农村农业的卫生现状及伊万农民的健康状况重视程度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如此高的礼遇。
1968年底，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制度因具有"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等四大好处。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从而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此后，在中共中央大力倡导下，合作医疗制度迅速实现了全国"一片红"。所以，合作医疗制度起于文革，是毛主席号召，中共中央重视的结果，它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由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办医疗的集体医疗有效尝试和保健制度。尽管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由于种种的原因而在十年后消失了，但无论从哪个层面说，这在贫穷和落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能如此的以最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群为保健对象，从而实现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目标，以惠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为前提的卫生工作方针，是非常鼓舞和振奋人心的，直到现在也不失去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所在的村子，是一个只有不足六百人的小自然行政村，也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与全公社七十二个大队一样相继实行了全民农村合作医疗。
二、我村合作医疗机构设置及基本状况
我所在的村子是明时的移民村庄，六百年多来除民间的私营中医堂号外，从无官方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与人员的记载。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位名叫张凌云的女性青年，响应号召当起了我村唯一也是最早的一名村医生，那时称之为"保健员"，全部家当只一个棕色带有红十字的皮保健箱和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阿司匹林等退烧药是最常见常用的药品。后张凌云结婚远行，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就被耽搁了下来。我所在的台子公社七十二个大队是1969年6月开始先后成立合作医疗站的，我村籍的退伍军人（部队卫生员）、公社卫生院医生、共产党员苏建村因政策原因回村工作，借此我村办起了名操一时的合作医疗，也有了一名真正的医生。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与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是有明显区别的。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大队公益金投资为每位社员（农民）每年缴纳5元左右，社员个人每人每年缴纳1元左右。
当然，大队和大队还有不同，经济条件好、集体经济富裕的大队，就全部为社员缴纳，并大额足额缴纳，甚之直至全部承担医疗费用。条件差的大队，就只能象征性的组织，所以那时的合作医疗为社员承担的医疗费用程度也是多种多样的。赤脚医生则是由大队选派一贫下中农信得过的社员到乡级或县级医疗机构进行短期的培训或集中培训后即可从医，叫做"赤脚医生"。我所在大队的合作医疗属于中等，医生只有我自己，也只能承担一些如感冒、发烧、腹泻、痢疾等最常见病多发病小病小灾的治疗，治疗手段既有常用药物,也可输液点滴。同时承担像现在的疾病预防和小儿预防接种等。对于慢性病及大病报销只能按比例承担一部分，年底结余留作来年，年底亏空有大队公益金结算。
三、我害了一场疟疾，当上了赤脚医生
我是1969年冬天，因大哥参军,家无劳力而辍学在家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的，那年的我15岁。次年16岁的时候，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产队劳动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生产队记工员，义务承担本生产队社员劳动价值的工分计算。再次年，17岁的时候，被社员推选担任生产队副队长。那时的生产队队长是年初选，年底卸任，一年一选，一年一任，所以有句顺口溜叫作"打了棉花柴，干部就下台"。由于干活卖力，工作泼辣，以社为公，不计私利,口碑良好,故次年得以连选连任。三年的接受再教育中间，我为生产队的牛割过草；义务当过生产队的记工员；从事过远近兴修水利的大小工程，无棣县呈口公社牛栏村附近的章卫新河段曾留下了我年青时酸涩的汗水；任生产队的副队长期间，更是勇挑重担，颇受好评。1972年秋，在我18岁的时候，突发寒战高烧，连续三天寒热往来，大汗淋漓，虽经治疗，病不见愈，苦不堪言。再请赤脚医生苏建村往诊，视之疑为疟疾，遂自行前往公社卫生院为我取来治疗疟疾的全民免费特效药物"奎宁"，共三天的药，吃一次后病未再发作，连服三日，至现在病也没再复发过。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赤脚医生苏建村先生的服务态度，而是国家免费治疗疟疾的政策。三十五年了，仍不能忘怀。需要说明的是，在患病期间我时常到合作医疗站去测体温和检查病情，才开始了解医生的辛苦，我的好学善问也感动了这位当时在村里担任支部副书记兼赤脚医生的苏建村先生，故而在他1972年奉命调回公社卫生院工作时，以根红叶正（家庭成份贫农），善学好问，与贫下中农感情深等为理由，极力向大队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推荐了我，从此我便成了邹平县台子公社苏家大队的一名赤脚医生。凡事都有缘，这段往事为我之后被推荐学中医而长期从事医学教育与临床的教学研究与管理工作打下了基础。
四、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学中干，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色
说起我那个时侯的学习经历，现在的许多人可能都不信。我真的是在干中学学中干，边干边学的实践当中完成了赤脚医生学习任务的。1972年秋天，我拿着大队开具的申请学习赤脚医生的介绍信，来到了公社卫生院，找到了院长张化伦，他便热情的接待了我并一手拿着信和我到了最前排的门诊，和治疗室的郭振刚老师接了头，随后又到了中间一排病房办公室和著名内科专家于维珍老师接了头，之后又和我到了后排的伙房、办公区，安排了就餐须带粮票和购买饭票等事宜，还发给了我一件崭新的白大褂（免费，离开时再交回），并要求我次日就来上班。
在我之前就已经在此学习的是本公社小卢村的赤脚医生卢乃吉，他比我大一岁，患过中耳炎，耳朵有点背，我们两人都是早晨上班时已经到了医院，下午处理完病人，即回家开门从事自己大队的工作。说句实在话,那时的邹平县台子公社卫生院的整体水平比现在还要高的多，于维珍老师毕业于青岛医学院，是邹平县的名医，抢救和治疗过无数的疑难病人，在当时的高青、邹平、章丘、惠民、济阳县一带颇有盛誉，每年的征兵查体、招生查体她都是必然参加的；还有潘医生、单医生等等，都为那时的台子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去手术不做外，透视、化验，口腔及内外妇儿各科无不涉猎。卫生院外车水马龙，院内是大夫病人出出进进，颇有生气。平日如此，若是逢五逢十的大集就更热闹了，整个医院内外忙得不可开交。那时的医生是真正的全科医生，多数是一专多能，往往即是西医，又学中医，即会用药又会针灸，即会内科又会封闭，即会治脚鸡眼又会拔牙，即会取药又会输液操作，即是医生又是护理，即是放射又兼化验等。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和卢乃吉是逢大集在门诊，因为门诊这天上午是特别的忙，打针的换药的也特别得多，老病人多，新病人也多，治疗室忙不过来。其他时间多是在病房，闲暇时间就抱着自己买的《赤脚医生综合手册》和病号对号入座。我们初始只是抱病历夹，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长了就学着写药方，写病历，量血压、打肌肉针，打静脉针、换药、缝合、冲洗针具器械、高压消毒等无所不做了。我的护理技能操作如肌肉注射、静脉注射、清疮缝合等技术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针灸也是在那个时候迈进门槛的，这些基本的技能陪伴了我一生。我是那时比较受宠的学生之一，查房过后便是治疗的过程。天天如此，前后半年左右的时间，便自己开始为病人开药或做治疗了。先后担任赤脚医生三年的过程中，凡是遇到诊断不清或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人，便领到公社卫生院找老师高诊。那个时代的赤脚医生，除去极少数接受过正规医学学历教育之外，多数就是这样边干边学，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的完善和丰富自己。我因还兼任着公社设在我村代购代销店的代购代销员工作，承担着为本村社员日常百货、生活日用品的供应与调济任务，故我不用上坡下地干活。劳动待遇,年底有全村社员监督评比而定,一年下来，以每日每人最高工分的百分之九十五计算（全年按实际天数计），因身兼两职，也相符合于当时的半农半医、不脱离群众的政策要求。
五、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一切为了病人，是那个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文革时期的电影《春苗》基本上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卫生现状中缺医少药的现实，大队成立保健室（也称卫生室），负责农村社员的急病防治，继而建立合作医疗，这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建立的，这在当时那种经济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那时赤脚医生的选拔条件，非常讲究一个"红"字，那就是思想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面貌，一心一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信心和决心，认为这样的人贫下中农才能信得过。只有在这个"红"字的前提下，再强调"专"字。"专"，即是指的医疗技术相对要精，医生要有服务于病人的真本事。那个时代对人才的衡量标准是"又红又专"，所以你的工分待遇高低，是由贫下中农评定出来的，我们那个时候的思想状态即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培养起来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落足在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下雨还是下雪，无论吃饭还是睡觉，不用管你手里干着什么，不用管脑子里想着什么，只要听到有人叫出诊或来了病人，都必须是立即起身出诊或处理病人。这是那个时代对赤脚医生的要求，那个时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不用管水平高低，心却都始终是火热的。
正因为如此，我全身心的投入了本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几乎成了我们那个地方十里八里没有不知道的小人物，邻村的病人也经常邀去出诊。可以说，在我们村里的大街小巷，坡南地北，都留下了我的脚印，谁家的门朝哪，有几间房子，有几口人，谁家有什么样的病人，甚至谁家院子里种有什么果树，我都清楚得很，我和全村的社员、大人、小孩都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村的合作医疗站在村中的一个大路旁，有三间北房，一间卧室，两间做诊室，可输液，也可去病人家治疗。一个带有红十字的皮保健箱（村中最早保健员张凌云用过的）伴我走遍全村。生产队分什么好吃的，我都不缺，经常是我外出归来时，甜瓜、稍瓜留在了窗台上。学校打防疫针的时候，我身背药箱，义务免费逐个为孩子们打针或发放药丸，现在想起来，还是甜乐无比。不收一分钱，坚持一个多月为年过七旬的田荣翠老人针灸治疗中风偏瘫，一月后病人拄着拐杖走了起来；患癔病的许夫人哭笑无常，时常发作，用针灸治疗一周而痊愈不再发；高烧惊厥的患儿苏某某，用针灸治疗即苏醒；患痢疾高烧的三岁小病人，静脉输液在家长紧张的注视中"一针见血"；邻村的一小儿掉到井里溺水身亡，我感到时已是心跳停止，在家长的恳求下，即行人工呼吸，随病儿不能复生，但从此却落下了一个我和贫下中农心贴心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直到我后来被推荐上学都产生着作用。故尔，1975年邹平县召开第一届全县赤脚医生代表大会时，我有幸作为台子公社的赤脚医生代表参会。那时的大会虽不如现在的一般会议吃的好住的好，住着免费的县招待所十余人的大房间，吃着免费的馒头米饭，坐在电影院里聆听领导讲话和先进代表讲授经验，真就比现在到了北京城一样感到光荣和自豪。故尔，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已是非常的珍贵了，可惜奖状已经没有了，只有一张照片还留到现在。可以说，三年的赤脚医生生涯，艰苦而贫困，丰富而多彩，早已成了我人生的一笔重要财富，并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4年我被推荐上学，所在的公社一共有4人上大学学医，因种种原因我未能如愿。到了1975年，在基层推荐时便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是去年推荐了我没去成，今年再推荐我如还去不成，就白瞎了这个名额。另一种意见是认为我的人品好，对大队里老少爷们有贡献，如果送出去了对大队里的将来也可能是有益的，故应该再给一次机会试试看。当推荐过大队、过管区到公社时，一名了解我的贫下中农代表在讨论中说，这个青年人和我们贫下中农是心连心的，他亲自趴在死孩子的嘴上做人工呼吸，别的谁作过？据说，这句话在当时是非常有份量的一句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当时上学就等于有工作的年代，其吸引力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谢我的父老乡亲，是他们相信我，把我送到了外面学习医学，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这也是我几十年来热心服务于乡邻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