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

连环阁主

真相与史书永远不可能一致,真实的写自己的史书不会有,别人写他人的史书要么过分夸大赞扬,要么过分贬低诋毁.

连环阁主

"尽信书不如无书",最不可信的书,就是史书,"吃人";或某方公布的攻击另一方资料.

神雕大虾

fuwch

以下为转帖，作者佚名，本人不完全赞成作者观点。史实未考，来源不明；一家之言，姑妄听之；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文人为虎作伥不是什么新鲜事。参与政治宣传的摇笔杆者，上有周扬郭文忠公之辈，下有孔庆东韩小龄童之流，刘震云夹在中间，绝不显眼。但是，像郭文忠公“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一望即知是免费发行的政治宣传品，像韩小龄童“反革命，爱独裁”，一望即知是披着改良伪装的悔过书(内部消息称，当局收买“公知”的起步价大约是月薪二万，不要求他们明面上做事情，只须暗中通风报信。韩小龄童宁可不要脸皮也要写出三篇找骂的弱智博文，想必报酬在起步价的百倍以上)。老实说，撰文反驳这些破玩意，也只有闲得蛋疼的微博V们和方肘子这种多面孔人士才会干。
比较起来，刘震云“温故1942”的智力程度就高得多了。而且里面牵涉到诸多关键问题，如中原板荡神州陆沉的真正原因，共党之伪造历史，官办纯文学里的假影射，美式民主对全球民主化的负面影响...索尔仁尼琴曾说，文学有力量帮助人们去识破并抵制阴谋家们的谎言，但当这个谎言是由无数个谎言交织而成时，要识破并抵制之，便极具难度了。郭文忠公的颂歌、韩小龄童的逢迎，仅表面的补丁矣，惟刘氏震云的“1942”，因其“温故”，故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倒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可供我们鞭辟剖析，以识破谎言，以还原真实。
这篇号称走遍三省、具有“笨拙的精神”、采访了许多当事人、“没有虚构，基本上是真实的史料”、超越了报告文学的”调查体”作品(刘氏震云不承认它是小说)“温故1942”，讲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1942年底，河南大旱，“水旱蝗汤”肆虐，汤恩伯是坏人，战区司令官蒋鼎文更坏，蒋介石(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尤其坏，不愿意救助灾民，饿死了三百万人。这时日本反而是慈善家，“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发放军粮救助，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老百姓与日本侵略者同心同德，于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策应皇军攻势，“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整连整连地解除了五万国军的武装，三十万国军一触即溃。刘震云还总结道，行将饿死的灾民在“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的问题面前，选择了后者。
这种所谓的卖国主义、殖民主义、汉奸主义的论调对知识青年有相当强的蛊惑性。部分人甚至把“温故”当作政治寓言看，以为“饿死三百万”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影射。从刘震云本人的“故乡”系列作品看，也颇有“饥荒题材”的意思。但当“作家良心”依凭于一堆精心挑选的伪劣资料时，那结果只能是为中共的谣言背书，充当假见证；这颗“良心”也与莫言的“敢言”一样，无异婊子的牌坊。
文艺娼妓撒的第一个谎，就是“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没有人怀疑这两年河南乃至中原发生大旱，随后引发蝗灾和饥荒，但“饿死三百万”这个数字实在太过骇人听闻、出离常识了。
据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所列的数据，河南在大跃进饥荒之前，灾前人口为4805.8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293.9万。这里面包括了重灾区信阳饿死的150万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追随吴芝圃，搞“反瞒产”，用刑讯拷打逼农民交出口粮。为了隐瞒灾情，路宪文命令各县派民兵设关卡封锁村庄，“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丁抒，《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逃到城市的以“流窜罪”抓起来遣回原籍，不肯回去的押送劳改。(顾准日记，信阳以机枪封路阻止农民出逃。)农民失去逃荒讨饭活命之途，这才导致信阳地区825万人里饿死了150万人，占了河南饿死总人数的一半有余。
按照《中国人口史》，河南在国府时代人口总数约为三千万左右(比59年的四千八百万少近两千万)，要饿死十分之一(比大跃进饥荒还多几万)，那除了灾情极其严重之外，还必须日军、中共、国军三方都封锁受灾地区，不让老百姓逃荒。我们知道，情况绝非如此。根据外国左翼记者和中共机关报的报道，当时有大量民众通过爬火车、步行方式进入郑州、洛阳等大城市，或向东逃难到日占区， 或向北闯关东，或向西进入陕西，沿途卖儿鬻女。这种境况固然很惨，但至少大部分人可以靠此活命，不像大跃进时期信阳那样，全体农民只能困在灾区活活饿死。 再者，根据一些回忆资料，逃荒者并不都是手持饭碗沿街行乞，有父亲将女儿送入收容学校后，曾拿出钱对介绍者表示感谢。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报道河南饥荒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发表于1943年2月1日《大公报》重庆版，形容“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吁请政府加大赈灾力度。该通讯并未提及饿死人数。
“饿死三百万”这个离奇的数字最早出自美国人白修德笔下。白修德在与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我们以我们认为最可靠的访问和数字为基础，粗粗地估计了一下。河南三千万人民中，逃出了该省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也有两三百万。这是中国战争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世界最大的灾荒之一。”迄今没人知道白修德“两三百万人”数据是如何“粗粗地估计”出来的。难以想像一个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可以自由畅行国统区、匪化区和日占区，仅靠翻译就能了解到河南全境百余县的死亡情况。我们只能猜测，他是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报道摘抄了一遍，再“合理地推算”而得的结论。正如刘震云后来极其不负责任地质问他那早已把五十年前旱灾忘得一干二净的姥娘而得出结论一样------“‘是不是死了很多人?'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当时中共喉舌们比姥娘和刘作家震云要负责任许多，对灾难的报导可谓不遗余力。譬如 1943年7月17日《解放日报》说：“全河南110县，3000万灾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从河南洛阳最近寄来一篇一个青年记者多方调查之后，写成的灾情报告，这里只抄录其中令人不忍卒读的数字：广武县，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饥饿致死者有8，372人，逃亡外出者33，188人，全县各村落，只剩2万多饥民。……灾荒期间，新郑全县逃出者凡47，633人，死亡者1，38.5人，合计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荥阳逃亡人数，要占三分之一强，还有10万多人口，伸着待救的手。远在去年11月上旬，汜水汜济乡一个乡，弃婴的总数是144名，饿死283名。……郑州，这河南大都会，最近3月间两周内饿 死人口1700名”，美国记者白修德大概就是抄了这篇报道中的最大值，一个县既然饿死了八千多人，十个县就是八万多人，一百个县就是八十多万人，再顺手乘以三。这就对了，也就“饿死三百万”了。但，喉舌的报道疑点甚多。所谓“青年记者”无名无姓，究竟确有其人抑或喉舌虚构，不得而知。广武、新郑、郑州属国统区，该“记者”用什么办法查悉准确到个位的死亡人数？难道他单人匹马去当地收尸，或者逐个停尸房去数尸体？至于逃亡人数，连国民政府也只能约略统计，该“记者”却言之凿凿。至于说全河南“3000万灾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更是匪夷所思。这篇缺乏信源、近乎杜撰的喉舌报道，实在不必当真。
查《中国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著)援引“国民政府年鉴”的数据，1944年全河南人口为30805621，只比1939年少一百万人。这少了的一百万人，除了因42、43年灾荒亡故的，还得算上因抗战兵荒马乱而背井离乡的，因灾荒而逃难至于别省的。
《暸望东方周刊》引用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河南灾情实况》“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数据，也称此次旱灾死亡人数300万。国共内战方酣之际，这个“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抗日兵荒难民四逸之中，是不可能准确统计所谓“损失人口”的。再说，这个1946年统计的“300万”，竟然与白修德1943年报道的一模一样，令人怀疑它只不过是照抄了白记者的数字。白记者修德1943年刊于《时代》周刊的《等待收成》一文先说饿死了五百万，后来在《中国的惊雷》里调整为“饿死三百万”，据说晚年又调整为“饿死五百万” ( http://www.lwdf.cn/wwwroot/dfzk/society/256383.shtml )，他要再活几年，该把河南人民全饿死了。
案，根据地下党员《前锋报》记者李蕤的说法，河南人口三千万，沦陷区一千二百万，国统区一千八百万。饿死五百万，接近人口总数三分一(我们不能想象白修德调查了沦陷区的死亡人数，因为日本不会同意交战国记者自由采访)，那就不是旱灾，而是通古斯大爆炸了，杀伤力堪比热核武器。
刘震云在这篇“调查体”作品里，除了不加求证地引用白修德之类共党同路人的谣言外，自己也肆意以小说家手法胡编乱造许多细节。此在钱江晚报的采访中(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10-30 /3423771.shtml )略见一斑：“和刘震云对话的那位老人，就是这几百万灾民中的一个。十多年前(1993年)，刘震云遇见她的时候，老人已经90岁了，她的名字叫刘和平。老太太跟刘震云说了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她说在逃荒的路上，她父亲给她的亲妹妹寻了个买主，她母亲知道之后，急了，举起扁担就抡，人贩子以为要打他，就跑，就躲，实际上万没想到，她的母亲抡起扁担是拍死自己要卖出去的孩子，她宁可把这个孩子拍死，也不能把她卖了。’刘震云说，这段往事让他沉默了好长时间，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到《温故一九四二》里，‘我觉得这些细节非常有力量。’”
一个1993年已经90岁的老太婆，在1943年是40 岁，她的妹妹再小也得30岁了。在那个年代，30岁的女人早就出嫁生孩子了，自己卖孩子还差不多，要卖她，也得她老公卖，如何轮到她父亲把她当小孩卖给人贩子？刘作家之满嘴跑火车如此。要不就是他的调查对象记忆力衰退，误把光绪咸丰年间事挪到民国了。
钱江晚报的采访里还提供了这么个令人咋舌的细节，“‘但是实际上我知道，作为一个河南灾民的后代，刘震云对这300万人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也知道震云的母亲，就是他的外祖母在逃荒的路上收养的。震云跟我说过，他的老母亲在饥饿的时候，就不断地舔他外祖母的手腕，一直舔到白骨森森。’因此，冯小刚认为刘震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段历史。”刘作家令堂之舌莫非如狮子鬣狗，长满了倒刺？如若不然，能把人手舔出骨头，难度确乎有点大。
另，刘作家在自己老家河南延津县所作“旱情调查”整个是大笑话。他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竟然不知当时延津是日占区，那些姥娘舅舅口中的“官府”是伪当局。刘作家操起汪精卫和皇军的屎盆子扣到蒋介石头上，把破绽当绝招卖弄不休，当真令人绝倒。
现如今“史料”述及河南大旱，总要提到汤恩伯，说他本人鱼肉百姓，部属军纪败坏，以至于激起民变，助日军将国军缴械。不过，中共的“史料”跟《人民日报》一样，得倒过来读。它说亩产十万斤形势大好时，实际上饿殍遍野；它说共军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实际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同理，它说汤恩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那汤恩伯必然是个好人。
1944年前后中共大肆造汤恩伯的谣。白修德《中国的惊雷》则大帮其腔“(河南农民)他们讥刺道：‘河南有两害：黄河和汤恩伯’。”白记者不谙中文，译文很不如意。原话是“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拿中共资料吃饭的“治史”者一直将“水旱蝗汤”的“汤”与汤恩伯挂钩。
近年此类谤文的代表作是《1942：河南大饥荒》。作者宋致新(当年豫灾的造谣记者之一、左联分子李蕤之女。李蕤后来官至河南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协主席，曾参加“赴朝写作团”，以写《快打美国狼》之类玩意为乐事，极无节操)曾对多位记者言道：“大灾中，汤恩伯大肆扩军，在重灾区拉夫抓丁，横征暴敛，在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叶县大兴土木，驱使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文思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书就更加恶心，可谓集共匪所有谎言之大成。光看目录页“第六章 纵兵扰民 上演‘汤灾’ 汤恩伯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横征暴敛，中原地区民不聊生，时人称此地为‘浆糊汤’，暗指蒋鼎文、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即是诽谤型伪史学的奇葩。内文细列了汤恩伯部种种罪状，曰官兵占住民房、强奸民妇，曰强拉壮丁、谋财害命，曰苛捐杂税加重人民负担，曰吃空额粮饷、贪污腐化，曰不务军备专事投机买卖，曰不顾灾民死活搜刮口粮，曰囤积居奇不发军粮救灾等等，真是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读之让人义愤填膺。
这种由汤部“投诚”的原将官撰写的抹黑文，不但误导了缺乏辨析能力的读者，还误导了不少资深历史编辑。腾讯历史频道做了一个意在批驳刘震云史实错误的《河南老百姓没帮日军打国军——抗战史系列(3)》( http://view.news.qq.com/zt2012/gjbjx/index.htm )专题，竟然也引用了《我所知道的汤恩伯》书中原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的回忆：“5月初在登封作战时...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贵重物品上山躲避，部队搜山时一旦发现，就强行拉走牲口以作军用，并抢走贵重物品。我们行至嵩县以南、内乡以北的山区时，起初还有一些老百姓为部队送开水，以示慰问。我亲眼看到，官兵们喝完水后非但无感谢之意，反而将茶碗摔烂。”
中共文宣部门卵翼下的诽谤者们信口开河，毫无史德，每一字一句都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即使自称“用坚实的史料说话”的学子，若耽于只用共方资料作研究而缺乏敏锐的洞察力，最终也会掉入文宣陷阱不自知，人云亦云地说些“汤恩伯部腐化堕落、一触即溃”等并不坚实的废话。
苏俄为避免两线作战而希望中共协助抗战以牵制日本时，《大公报》名记范长江(当年是深受周恩来赏识的亲共分子，后来官至《人民日报》社长)在1937年写过一篇《南口碟血记》，极口夸赞：“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确是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了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
根据陈宝琦(他于1942年曾投奔汤部参加特种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汤恩伯。后来加入中共，官至贵州省电子局副局长，正厅级待遇)的回忆，“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汤恩伯驭下极严，因为犯有贪污罪，一天就枪毙了一个上校团长和一个少将高参，是我亲眼所见”(《 抗战岁月回顾》，铁岭文史资料第九辑)。
张雪中(前十三军军长，后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曾写道，“相从汤公20余载，在授受与应对之间，觉得他：其严厉处是一位威肃的长官，其慈祥处是一位爱拂的家长，其认真处是一位严格的老师，其随便处是一位至好的朋友”。(朱连法，《民国上将汤恩伯》)
我们很难相信驭下极严、“不要命的抗日铁汉”汤恩伯居然会纵容官兵奸淫掳掠、强拉壮丁、谋财害命，以至于被河南民众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更难相信他的骨干嫡系十三军会是“民谣”所形容的“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的土匪部队。
“水旱蝗汤”一说，早在三十年代之前便流传甚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曾经提及：“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这个“汤”，乃“蹚匠”的蹚之谐音。“‘蹚匠’是河南当地流动的青年打工农民，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变成了‘汤’字。从蹚匠，到蹚将，再到老汤，无疑显示了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722461.htm ，载《学习时报》2004年12月6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
可见，河南人口中的“水旱蝗汤”指的是洪水、干旱、蝗虫、蹚将，与汤恩伯及其部队无关。那么，是谁硬要把这个“水旱蝗汤”栽赃到汤恩伯头上的呢?答曰中共的造谣机构。陈宝琦先生提示我们，造谣的具体责任人是著名的文棍陈伯达(“陈伯达写本书，说河南人民有四害：水、旱、蝗、汤。把汤恩伯比做洪水蝗虫，为害一方”)。文棍陈伯达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其抹黑国民政府的功业堪称“彪炳”，除了栽赃汤恩伯之外，还受命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将蒋、宋、孔、陈描绘成“掠夺农民的买办、封建奴隶主”。此书 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后即以单行本出版，是内战期间共制造的一枚谣言炸弹。
如果说汤恩伯真的靠吃空饷贪污了几百万斤军粮，还做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那他何至于退台仅仅两年后，就生活困顿，被迫节衣缩食，辞退安保人员，甚至穷到连病都治不起的地步？
汤在1951年3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一班老同事，过去专致力军务，一心为国，向来不曾为本身之生活打算。至台后闲居一年，目前均感生活困难。我此 次迁乡居住，本拟节省开支，不料修理房舍又超越预算，反增许多开支。不知住定后，能节省否。服务党国数十年，至今生活感受威胁，殊为苦闷。自信我能吃苦，谅可随遇而安的。”
国内学者朱连法在其著作“民国上将汤恩伯”中如此记述：“一次，旧友徐复观去三峡镇看汤恩伯，他正在当地的一家小诊所里割治盲肠炎。徐复观问他为何不到中心医院去做手术，在小诊所开刀怎能放心。汤恩伯笑笑说：‘没有关系，这里便宜。’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对部属、朋友常倾以热情与精力，而对他自己的身体却甚为疏慢。由于长期过军旅生活，眠食靡常，早年落下的胃疾时愈时发，一直未能根治；迁居乡下后，胃疾又复发了，且日趋严重。为方便就医，他不得不迁居台北市。但是，治了相当长的时间，病情却不断加剧。请中心医院的外科权威张先林医师检诊后，发现除胃部溃疡外，还有十二指肠肿瘤。...身在美国的夫人王竟白得知病讯，十分着急，电邀汤恩伯赶紧赴美就医，说美国的波士顿对此病手术是世所闻名的。...汤也考虑到，美国医术先进，但赴美费用昂贵，哪里支付得起，向人家言穷告借，又觉脸上无光；而到日本医治，至多七八千元，这还是可以应付的，遂倾向于去日本。” ( http://www.ewen.cc/qikan/bkview.asp?bkid=172280&cid=526574 )结果，汤在日本动了三次手术，于1954年因医疗事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
汤恩伯在日本无力支付医药费，写信向胡宗南求助。胡宗南向蒋介石写报告，获批3000美元。此款未到，汤恩伯已死。被中共肆意诬蔑为国军贪污典型的汤恩伯却死于清廉，死时一穷二白，死前连3000美元都没有，死后还受尽共伪史学家们的嘲笑奚落。不过再怎么样，想来也比毛泽东的笔杆子、江青四人帮集团主犯陈伯达文棍死得光彩。
所谓贪污罪名站不住脚，而所谓河南旱灾中汤部宁可坐视老百姓饿死也不肯发放军粮赈灾的罪名就更其荒诞。这个谣是白记者修德所造。《中国的惊雷》里，他挖空心思抹黑重庆当年的征实收税制度(这个制度是美国顾问兼苏联间谍居里Lauchlin Currie向蒋中正倡议实行的)，还编造了农民每亩地出产二十斤粮食要缴十五斤税，缴不够卖耕牛凑数的谎言。他还不如直接写蒋帮数十万大军武装征粮 逼死三百万河南农民得了。可惜，这种事情他的偶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干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1918年8月20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不少于75人， 配备2、3挺机枪。并用毒气杀害抗粮农民)，中正公没干过。
享受正厅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的共产党员陈宝琦回忆在汤恩伯部经历时说，“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灾民靠野菜度日。抗战官兵为了节约粮食，每天仅吃两顿饭，节余部分粮食，发放给附近居民。我还配合陶干事，到各村大户人家，查看财主们的粮囤，说服动员富人，出卖粮食，救助乡亲。”已经将汤部勒紧裤腰带节省军粮用于救灾的情况说的很明白。当然，要求白修德 和刘震云等法定造谣者们承认真相，比登天更难。
国民政府没有像白修德说的那样拒绝设法赈灾；也没有等到白修德面见蒋介石，痛陈惨况时才迫于压力关注灾情，做做样子稍作救济。(“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估计是白修德这个毫无职业道德的造谣记者自己编的段子。)
《1942~1943 年河南灾荒研究》(王小静，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三章《国统区的赈灾救荒》明确写道：“1942年秋，河南继二麦歉收后，秋收又告绝望。值此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9月份成立了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制定七项救灾方针，六项具体救灾办法。国民党中央旋即将1942年度征实征购粮食由500万石减为280万石，并拨发三次急赈款共三千四百万元，连沦陷区每个县都有至少数万元赈款。又向银行贷款七千余万余元，作工赈工程和水利工程，中央再拨七亿五千余元作疏浚河道，凿井，修塘等用。河南收到各地捐款约三千余万元，均配发各县。第一战区副长官汤恩伯个人捐款二十万元，十万汇发河南省府发放急赈，十万购粮救济灾民。
所谓“工赈”，即以工代赈，召集灾民，给予工薪和粮食，使其疏浚水利，一来控制旱情，二来救助灾民不致饿死。当然，这到了共嘴里，就成了汤恩伯“强拉壮丁鱼肉乡民以逞私欲”的十恶不赦罪状，居然是1944年“民变”的理由之一。奸党的文棍们之擅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由此亦可见一斑。
此外，河南省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临近敌区及灾情严重县份贷出所存仓谷总数五分之三，共125770石(每石约合60公斤)。第二次是1942年秋收歉薄之后，贷出及发放154000市石，谷麦各半。第三次是1942年3月，春荒严重，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749石8斗6升尽数散放饥民用资救济。在第三次开仓时，豫省不遗余力不留存粮，全部积谷用于救人。军队调粮。第一战区长官部借出后方屯粮3万包，汤恩伯部借出160万斤，军队节省口粮共300万斤，又买到陕西存粮2万包，一一贷放。
又办理平粜。设立平粜委员会，由中国农民银行先行贷出一亿元予平粜基金配发，后各县自筹一亿余元，用以平价调拨外省粮食入豫。
老实说，值外寇驰骋国家危亡之际，政府能做到这份上，已是仁至义尽，难能可贵。如果观察者秉持客观立场，就不应对国府予以苛责。不过，白修德只是他老师费正清的一条狗，叫他咬谁就咬谁，显然与客观中立相距甚远。我们在《中国的惊雷》里发现了这么一段：“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这傻逼的数据不但不准确，而且口吻特别白痴。就像我们现在说，2012年全中国灾情严重，政府只供应了大约13亿斤粮食，每人不到一磅。当然，这个例子是不准确的，因为共不会发放粮食，要发也只发别人捐的，而且红十字会还要克扣百分之五十。
河南省在1943年3月前，就给灾民发放了四千万公斤粮食。这还不算查放余粮和贷放军粮的。省府为杜绝囤积居奇，查封大户余粮以贷借灾民，合共88382石。汤恩伯部光是向鲁山县灾民就贷放了120万斤军粮。
而刘震云这条作协豢养的狗，还狺狺吠着国民党不赈灾，“日本人...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根本没有任何日军放粮的纪录资料，连白修德都不敢造这种通敌的谣言。我们只能佩服刘震云的胡柴式臆想性造谣已经远远比白修德高明了。
七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蛊惑者，代代相传地引用着“蒋委员长两膝轻微哆嗦”之类纯属伪造的细节，却无视蒋委员长开粥厂收养灾民等宏观的史实。1943年1月1 日，“豫省遵照蒋委座手令，在陇海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西运灾民”，总经费8，051，000余元，救济灾民共达558，800余人。后因省会鲁山灾民众多，遂在鲁山城关设粥厂，每日收养灾民1，500名，进而每日增至4，000余名。还通饬各县在春荒时期普遍设立粥厂以宏救济，总计各县共设大小粥 厂4，289处，收养灾民l，891，546名。(王小静，《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
换言之，连张高峰、大公报都还没折腾出那篇《豫灾实录》之前，中正公就对灾情了如指掌，并且早已着手救灾。几时轮到白修德跑到中正公面前“大声疾呼”，还扯淡说中正公只管征粮不问灾情，仿佛只有他白修德才是河南人民的大救星。当然，在党管学者们笔下，这个大救星也轮不到白修德来当：“真正成为灾民或移民救星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 权”(夏明方语)。苏联的孝子贤孙，在抗日中最拿手拖后腿的民族叛徒、二等汉奸，居然成了灾民的大救星。历史在这些文棍学霸们眼里，已经是可以意淫笔奸不辍的对象了。
追根究底，最早造谣“河南人民不堪压迫起而缴国军枪械”的人是中共文宣机构和白修德。查1944年7月8 日《解放日报》社论《豫湘桂战役为什么失败?》，堂而皇之造谣谓：“河南连年灾荒，千百万哀黎，草根挖尽，易子而食，而河南省政府对田赋征实，苛捐杂税，丝毫未减，汤恩伯在叶县，无代价地圈占民田四千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了 7000多万，修筑官舍，大兴土木，河南民众，怨声四起。军队视民如草芥，而民视军如寇仇，因此，战争一起，老百姓便起来缴军队的枪。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究竟是谁的贵任，难道还不洞若观火吗?” 同年11月3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说“这次民变，又是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死活的‘政令’的结果 ”。
而白修德则在《中国的惊雷》传谣道：“农民等候这个时机已经等了很久。他们身受很久的灾荒以及无情的军方勒索之苦，已经受得太够了。现在他们回过头来，把猎枪，小刀和铁耙武装了自已。他们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后来把整连整连的人缴械。如果华军能支特三个月，那才真的不可思议了。当乡村处在武装暴动的状态之下时，抗战是一无希望的。在三个星期之内，日军夺得了全部目的物；平汉路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大军停止存在了。”
白修德的骗子老师费正清即以此为据，做起了谣言历史化的工作：“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
中共这具史上最庞大的谣言机器，为什么要与美国流氓记者联起手来造出这个弥天大谎呢？难道就为了给几十年之后满嘴跑火车的无节操文人刘震云提供拾人牙慧的机会吗？当然不是。这不但涉及汤恩伯与中共的恩怨，更不止是美国共产主义同路人们的个人行为。究其本质，乃是“全世界民主自由的领头羊”美国，与史上最大的独裁政党中共的一次巨大合谋，目的是颠覆蒋中正及国府的大陆政权。
或曰，此说有危言耸听之嫌。非也。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自大傲慢的山姆大叔从一开始就亲共成性，主张干涉军撤退，陷英法于不义，救列宁独裁政权于水火中，一手扼杀了二月革命，开扶助共产专制的先河。“书生总统”威尔逊诚始作俑者也。
关于豫湘桂战役是否因国府救灾不力、贪污腐化引发民变而失败，我们(包括立志“用坚实史料说话”的天真学子们)别光听解放日报、白修德、刘震云们一脉相承的一面之词，还是多看看国军是怎么说的。两造印证，真相即可了然。
河南第一战区汤恩伯兵团的核心嫡系部队第十三军军长石觉曾经辩白，“暴民妨碍军队作战，不限于某军某师，战地所有国军...豫籍非豫籍，原驻及初到豫西的军队，同样遭受败类捣乱...豫省号称中州，为四战之地，在军阀混战时期，莫不欲逐鹿中原，以致甲去乙来，循环不已。而豫省民性强悍，红枪会遍地皆是，内战中常对失势之一方趁火打劫， 杀人夺械(临汝及嵩县间有两个王寨，截击国民三军岳维峻之后尾部队，岳部回头对两寨扫数焚烧屠杀；十六、七年北伐军某部从洛阳南撤时，亦遇杀人夺械事故)，企图壮大私人势力，称霸一方。殊不知此次为抗日圣战，关系国族存亡，竟仍视为一如以往内战，国家意识淡薄如此，因之对作战发生最大之恶劣影响。更加土劣匪党潜伏其间，捏词煽惑鼓动，成为为虎作伥之一股恶势力，构成妨碍抗战行动之绊脚石，作战部队为恐投鼠忌器，不克作任何反应，徒增官兵无限艰难感伤而已。本军团营级干部及士兵，十之三四为豫籍，对此景况，亦感茫然啼笑不得。中原会战前，本军驻训于登封临汝两县，会战前期激战于登封密县之间，后期转战于临汝嵩县境内，会战终结，竟有三百余封千篇一律叙述相同之控告函，来自豫省未沦陷之县份，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控告本军扰民事件，道路传闻，不堪卒听。我们疲于奔命，与敌人机械化部队竞脚程，竟有人向重庆统帅部虚报第十三军 士兵都牵着一头牛走，在那种急于星火情况下，骑马犹恐赶不到目标，何况牵一头牛，真是荒谬透顶。...至于奸匪，更施其毒辣卑劣手段，专对本军作有组织计划的破坏活动，其情况如后：⑴穿着本军士兵服装、带假护照，散布各地，制造扰民事件。⑵假冒商贾，于本军驻地附近，串演扒窃抢劫等事件，宣称本军士兵所为。⑶在本军行军经过 之处，待部队通过之后，扮装本军落伍兵，将民众供应茶水用具恣意破坏；或冒充本军采买，强买强卖，为非作歹。以上跟踪本军之破坏者达三十人以上，在滦川朱阳关之间业经发现，直到通过郧阳之后，才告肃清。上述事件假本军之名，通过串演制造后，加以运用，广为传播，以破坏本军军誉，挑拨军民间感情，同时散布控告函件，使上级对本军疑心。前者确有某种程度之成功，后者则引起上级之警觉，总政治部陈部长于西坪主持中原会战检讨会议时向我面告：‘有关控告函情况，大多数来函县份贵军从未到过，控函遍及全省，显然别有来源及作用。’其后本军奉令调华南战场，经豫西、鄂西、川东长途行军到达重庆，地方政府沿途查看，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先生，为军界耆宿，曾亲临鄂西山地，费时多日，沿途从头到尾对本军行军纵队暗中检阅，见我全军部队，虽经长途跋涉，依然整齐严肃，秩序至为良好。虽行李及伙夫担亦无例外，且无眷属随军，中原所风传之谣言，毫无踪影，沿途各县所见所报皆同，本军快过鄂西兴山县境时，王东原主席才由树林中出来与我见面，向我道贺，告以所见部队情形，由衷表示赞佩，认为我在中原背了大黑锅。我到达重庆后，陈部长向我说：‘贵军长途行军，纪律良好，证明中原谣言乃 系恶意中伤，我一定转报委员长，希望你好好努力。’本军到达贵阳后，军事委员会颁我一座勋章，以赏登封战捷之功，然而我最大之收获，不在勋章，乃系此永生难忘于枪炮作战以外之最大经验教训，而最后终于揭开黑锅还我清白，这比获得勋章更为重要。”(《石觉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86年，台北)
他在答问部分又对“有关汤集团军纪问题，流传颇广，对谣言来源，有无说明？”的问题再度澄清：
“有一个传播广泛的口语是：‘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这句合韵顺口易被记忆传播的口头语，完全是政治性的中伤破坏，用以离间军民合作感情的。它不需要任何事实根据，只要给你戴上这顶黑帽子，就达到目的了。尽管你有辉煌的战胜纪录，替国家立过多少功劳；尽管你走遍数十行省，都受到民众欢迎；尽管你有过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民众帮助你警戒、封锁、带路、侦察、运输、救伤等军民良好合作的记录，也轻易的给这句话摧毁无余，变成为十恶不赦的了。...请您想想，即使是甘作日寇的走狗汉奸群，最多也不过贪图一个利字，那有宁愿伸长颈子任异族屠杀，而不愿自己国军驻扎的道理?这非常明白，良善的民众不会说，官僚土劣也不会说，日寇自己说不出口，只有站在战线后方专门扯后腿的奸匪才有这份天才捏造得出来。戡乱期间也有一个部队在此区遭受 同样的诬蔑情形。我在东北，也听到把‘新一军’改称为‘新日军’，及‘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的类似口语，这些都是奸匪所造出来的玩意。汤集团在中原地区，捉到潜匪数以千计，妨碍了奸匪的生存发展，因之非要将之撵走不可。汤集团原始部队是十三军，所以匪矛头也对准十三军，即使是由第十三军分出之第八十五军，也遭恶意中伤，当他们毁谤十三军成功之后，立即加上一句——‘八五也是十三’。...可见匪党编造民谣利用耳语毁谤伎俩，相当成功。 ... 二、河南红枪会攻击零星国军抢夺枪械，请问贵军曾否与其发生冲突？答：我的部队没有和红枪会冲突 ...我看到一份杂志说：“三十三年春日军进犯中原时，汤部两个集团军撤退之际，屡遭豫西民众拦截……”这是荒唐不过的话，慢说是两个集团军，即使是一个战斗的班，也根本吃不动，拦不住。我曾见在远方担任警戒的班，暴民四五十人逼 近，意图夺械，班长警告之后，发射两枚枪榴弹，该等暴民即行鸟兽散；附近村民连忙送茶送水前来，连连好话，表示亲热。只是对离散的官兵有杀人夺械的不少报导，尤其敌军猛攻之下或空袭之时，暴民对离散人马趁火打击的行为，层出不穷而已。该杂志又说：“对失散官兵，被民众缴械资遣。”民众有资格资遣国军官兵吗?这是黑心瞎说，所谓资遣云者，乃为遣至地府之饰词耳。又说：“民团全是自卫，决无为非作歹者。”请问对抗日国军，敢于杀人劫械，此非为非作歹而何？而对敌军纵横窜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反无任何阻碍，“自卫”云乎哉？该杂志既吹嘘了民团能拦截两个集团军(在豫西作战是五个集团军及若干独立师旅，是日寇动员了大量兵力击退的，你们只会剪径的小毛贼，没有这能力)，同时一口咬定战场地区没有共匪活动(单是交付感化的潜匪就有两千多，南召以北山地几成匪化区)，这真是天真到了家，胡涂透了顶。”
台湾在两蒋治下，无论国计民生还是历史研究，都比共产大陆正道，而且严谨。据说六几年给白崇禧做口述史，三年间登门二百余次。从石觉将军的回忆，我们可以确认几件事：
一、“暴民”对抗日国军“缴械”，确有其事。但暴民不是用“猎枪，小刀和铁耙武装了自已”的农民，而是由义和拳转变而来的会道门武装红枪会，在豫、鲁、陕三省有数十万人马，他们掌握着大量的新式武器。中共早在二十年代就对其庞大组织及影响力十分感兴趣，陈独秀、李大钊视其为对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农民运 动”，下令政宣人员要尽快下乡，将红枪会收编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大钊文集(下)《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1151/4843801.html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到的“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指的就是红枪会。当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北方区委，尽一切力量争取红枪会，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的武装组织。并要求联合各地红枪会建立一个统一联络机关，然后召集各地红枪会领袖开代表会，拟订共同行动政纲。中共北方区委于1926年冬和1927年春，曾派“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深入红枪会作争取教育工作，加强了对红枪会的领导”(河北政府网，《红枪会》 http://www.hebei.gov.cn/article/20061211/26450.htm )。杨靖宇等人对红枪会改造成功后，在河南确山县召开农协成立大会，并于1927年率领红枪会员攻克确山县城，建立河南第一个中共县级政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死灰复燃，马上又想到团结争取红枪会，进行政治斗争。周恩来、彭真对此颇为重视，彭真还写了《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进入河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严格遵照这个方针行事。彭雪枫不惜折节与夏邑县红枪会首领结拜为兄弟(吴宏亮，《中国共产党与河南红枪会》)。基于这个历史渊源，红枪会在豫湘桂会战中攻击、缴械、“资遣”(实为杀害)国军抗日官兵，其幕后指使者便呼之欲出了。是时石觉尚未掌握中共秘密策动红枪会之资料，故有“暴民”之叹，而不知暴民拳民身后有奸党的幢幢鬼影。
中共武装自己同时也按照“内战内行”的指导思想趁机起而发国难财。腾讯坚实的历史编辑们查到了《登封县志》的记载：“驻防登封的国民党十三军平时欺压百姓，战时一触即溃，军长石觉带领一部溃军，狼狈逃向临汝。原于河北抗过日的孙华永率领青年武装，在马峪川上口缴获溃兵步枪30多支。中共地下党员甄德宽和蔺大林组织的游击队，在颖阳九龙口缴获溃兵长枪五支、子弹五箱，骡子两匹、布五捆。”
二、中共抹黑汤恩伯部及十三军其来有自。汤部是最铁心反共的国军部队之一，与那些平素惯于眉来眼去勾结共匪的墙头草们作风迥异，驻扎河南战区时“捉到潜匪数以千计”，“单是交付感化的潜匪就有两千多”。中共恨之入骨，但汤部兵力雄厚，不像韩德勤那样不经打，土八路徒呼奈何，只好使用各种舆论唱衰手段，污蔑汤部军纪败坏，汤恩伯贪污腐化云云，企图以栽赃陷害之手段将其赶走。
三、豫湘桂会战前后，中共冒充河南民众向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寄去三百多封函件，诬告十三军扰民，竟至于捏词称石觉部士兵每人都牵着一头牛走。日军此次大迂回运动战旨在捕捉汤部主力，若十三军敢于如此行进，恐怕早被消灭三百多次了，焉有登封战斗之短促胜绩。好在军委总政治部部长陈诚发现“大多数来函县份贵军从未到过”之疑点，又有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东原为其辩诬，否则必陷于奸匪狡计中也。石觉明白无误地说，“将民众供应茶水用具恣意破坏”者，实为共匪所遣跟踪破坏者，坚实的腾讯编辑们可再加斟酌，免得继续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至于“宁愿日本人杀，不愿十三军扎”、“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之类的顺口溜，就跟“水旱蝗汤、河南四荒”一样，想来都是土八路的师爷陈伯达及其高足们的杰作。
历史上，秦桧雍正之流因专权需要而篡改册籍文过饰非的奸臣暴君不少，但像中共那样大规模地罗织谎言、赝造史实，几乎泯灭真相的例子却着实不多。或曰刘少奇尚存些许书生意气，尚存“人吃人是要上书的”的丁点历史敬畏感。以毛为代表的赝造历史派是连这丁点敬畏也不感。人吃人，对他们来说，不及“三面红旗”重要，救济饥荒就是要砍红旗，所以就假装饥荒不存在。抗日，民族大义，对他们来说，不及武力夺权大事之万一，所以就躲在窑洞里与蓝萍吴莉莉史沫特莱们夜夜笙歌，好整以暇地派出游而不击的匪部帮日本人打国军，尽量削弱黄埔嫡系，为战后发动叛乱踢开绊脚石。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一边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边还把一个个自己的屎盆子扣到蒋和国府头上，谓之不抗日假抗日，谓之汉奸，谓之贪腐，谓之不救灾民，谓之涂炭生灵，谓之不民主，谓之独裁，滑天下之大稽莫此为甚。
还有一点，汤恩伯兵团在河南做生意、吃空饷，确有其事。做生意是在国穷财尽军费不继之下勉强维持大兵团的存在，是得到国府批准的，绝非匪共瞎掰的“大发国难财”。当时国军一个师的编制约为一万二三千人，但不仅汤部，全国没有一个部队足额，最理想的状况也只有七八千人。这是因为管粮饷者从不把抗战的通货膨胀考虑进军费发放里，“于是士兵的月饷只等于战前的几毛钱，甚至降到几分钱。一切的副食费、办公费，都同样的无形减少，减少到官长如若不吃空额，不仅他本人会饿死，全军全师都会饿死，更不能打仗”(黎东方《细说抗战》)。这个问题固然是制度之弊，另一方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也与苏联跟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切断对中国的物资运输通道(“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而美国人又对蒋公卡脖子不给援助脱不了关系。美国通共人士白修德、费正清之流不但不退思己过自惭形秽，反而喋喋不休说蒋公“腐败无能”，其无耻程度与匪共互相辉映。
最后必须说明，豫中会战溃败，与饥荒无关，红枪会在中共指使下对国军杀人夺械也只占次要因素。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蓄意提供假情报，说日军只是例行演习，还汇报罗斯福“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美国’的援助物资”。史迪威坚持华军应该“以静制动”，并抽调五分之四的华军精锐入缅作战。他还命令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不许支援洛阳守军，并迟迟不向中国战区发放后勤物资。
事实上，日军一号作战是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空军储备了半年的燃油、两年的弹药，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储备半年以上使用量，每个师团作战兵力提升到三万两千人，还出动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豫中会战的前敌指挥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辖四个师团、四个旅团，一个战车师团，总兵力至少十五万人(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刘震云和大陆“军史家”们硬说日军进攻河南兵力为五万人，显然罔顾事实。
另一个“居功至伟”者是潜伏已久的共谍刘斐。他好不容易钻营到军令部次长要职，得蒋公信任，为这次终于可以逮住机会搞垮国军有生力量而窃窃自喜。刘斐伪造蒋公命令，要国军不得主动出击，“未奉上峰命令以前，不许移动”，以汤恩伯部29个师分别死守29个县，不相往来，不许呼应，不准机动，任由日军长驱直入、分割包围、逐个歼灭。好在汤部知机，如石觉部在日战车师团合围前退入嵩山；如蒋公令刘茂恩部坚守洛阳7日，刘斐却变其令为“守至最后一人”，刘部守了12 天，伤亡惨重(汤兵团豫中会战死伤达五万之众)不得已撤退，却被刘斐告以“不战而逃”。与此同时，刘斐心领神会配合史迪威，将国军五个集团军共三十余万精锐美械部队留驻云南，不让回援。(黎东方，《细说抗战》；钱文军，《卧底刘斐》http://wenjunq.blogchina.com /799479.html)
日本华北方面军之所以毫无后顾之忧发动豫中会战，还因为“共军在山西、河北、江苏与山东进行‘放水’行动，乐意袖手旁观日军痛击蒋介石的部队，而拒绝发动大规模的敌后全面游击战，来牵制日军”(郑浪平，《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由此可见，一部《温故1942》，所温故的不止是从1942到2012整整七十年的一系列文史谎言，还暗含着一系列中共玩寇自重、为武力夺权部署后手的大阴谋。宁可当亡国奴、不愿当中国人的并非河南农民，而是中共。这是我温故《温故1942》，所得出的最后结论。
神州陆沉中共篡权之后，就开始“连根拔起”式地毁灭文化、赝造历史。《温故1942》和《一九四二》，其实是《地道战》、《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之流文宣片的徒孙，只不过刘冯们浸淫“市场化”久矣，深谙涂上“人道主义灾难”的政治正确伪装色以鱼目混珠之道。鸡巴支那国文化匪们既能祭出洒满福克纳马尔克斯春药的莫言肥肉奇葩让瑞典皇家学院一干左棍老逼们春情勃发为十八大献礼，也能摘下歪嘴文痞刘震云冯小刚浊溷中的谎言粪果熏得愚夫愚妇们五迷三道自掏腰包贡献票房，不可谓不多财善贾长袖善舞。如此以往，不知伊于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