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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血红》出版风波（军旅作者刘家驹）
1989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张正隆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该书颂扬了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从弱到强的巨大胜利，由于真实地表现了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军内外以及部分领导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阳军区的作者张正隆来京找我，说：“总政批准撰写解放战争回忆录的长卷,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沈阳军区分工撰写辽沈战役，军区文化部研究决定，让我来担负这一写作任务。”我说：“有冠冕堂皇的官方出面，您的采访绝对通行无阻，不需要来找我。”张说：“是我们部长的主意，说你能打通关节。”
沈阳军区文化部部长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采写林彪传受挫，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线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阳军区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文化人，革命战争的征文都参加过，笔下功夫也深厚，他们上马岂不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偏偏选个没闻过火药味的张正隆？我和老战友部长通了话，问他，写战史为什么不用“老枪”？部长解释说，我挨家挨户去求过，没人愿意出山。部长要我相信，这支“新枪”保证能完成军区给他的任务。
从这天开始，我带张正隆访问了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老将和林彪女儿林豆豆，还有一大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张正隆如鱼得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刘老，我像进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再也不想出来了。”
当时，张正隆采访没有录音器，全凭耳闻手记，晚上就整理笔记，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正是他没有战争阅历，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打听，连只言片语都会刻进心碑。我看过他的笔记，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研究人，判断人。
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收，有人说他是在用脚写作。他确实走了大半个中国，访谈200多人，挨冻、受饿、冷遇都经历过。最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走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档案馆，那里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你来我往的（不少是林毛相互争执的）全部绝密电报（报头上有＋＋＋＋）。构思《雪白血红》时，他几乎是用电报串成了全书的主轴。
张正隆走南闯北地采访，看到整个社会十多年来批判林彪的余烬未消，连战争中林彪应有的战功都给以否定，说他刚进入东北战场就畏葸不前，当了个逃跑将军；打四平，毛泽东要他打成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请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锦州有三次动摇，是政委罗荣桓严厉地批评了他，才被迫打的。……污水全泼在林彪身上。
但张正隆也说到，“四野的干部战士一谈起他们的林总，没一个说他不好，有的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我天天在受感动，能不记下吗？下笔的时候，我省了又省，删了又删，生怕给编辑部带来麻烦，才留下这些。”
我算了一下，写林彪的文字全书至少要15%的篇幅，在这个还在清算林彪老账的共和国，书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别以为改革开放了，政治关口是无论如何不会给你松动的。”
“我已经尽力了，再删再砍，就伤筋动骨了，编辑部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了。”
我赶紧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伟，我告诫他：“张正隆的书危险系数高，定会遭到官方的和社会的乱棍齐下，你怎么办?”王伟说,“我考虑过，先到外地发行三个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杀了，我们也不会蚀本。”
王伟很天真。《雪白血红》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册。书在外地卖势很好，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王伟眼热了，忙不迭地向北京各个书店投售。
仅几天工夫，厄运来了。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
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刚退下来的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写信给军委，指责这本书是在为林秃子翻案，要军委马上当头棒喝。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中将，给“雪”书列出31条罪状，无论哪一条都能把张正隆定为反革命。
总政宣传部有人给我透了个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看了，致信刚上任的军委主要领导，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军委必须作出严肃处理。
高层的震怒，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已非同小可。王伟主任心急如焚，他邀来《解放军报》文化处的编辑商量对策。我闯去了。军报同仁的意见是，由军报发出篇评论文章，肯定《雪白血红》是一部军事文学难得的好书，它生动地、准确地、客观地揭示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写战争回忆录，不甚了解我军革命文化的传统，缺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敌我，和平民主提得过头了，过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过当地记述了林彪的指挥艺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插话：若从学术上说，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争议，还可能挫伤读者的认知。是不是找几个辽沈战役的当事人，如胡奇才(纵队司令)，贾若瑜（纵队政委），蒲锡文(司令部地图科长)等写些回忆文章，他们都曾在战斗的第一线，所处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对广大读者更具有亲和的说服力。军报的两位表示不同意，认为会挑起一场内战，后患难抑。
军报评论文章未出炉，沈阳军区三个老红军的指控信送到了军委，总政宣传部已放风要批“雪”书。王伟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杀，还有可能对编辑部进行组织处理。
正好，陈沂从上海来京，他是总政第一任文化部长，1957年被总政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了22年，复职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在电话里召我去见他。
他每次来京，都要从我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传闻。我立即到北海边上海驻京办事处见他，并把《雪白血红》犯了天条的事给他作了详细的汇报。陈沂说，“明天迟浩田（时任总参谋长）请我全家吃饭，我给迟老总说说，要军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陈沂又说：“你为什么不让张正隆来上海找我？我事先应该给他写个序就好办多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抵挡一阵子。”
我说：“现在真的要靠您了，杨白冰是你的部下，他至少要听听你的说法。”我说的杨白冰，已是总政主任，解放初期，他还是个西南军区下属的师副政委。
第二天，我带张正隆去见陈沂。陈老说：“我写的《白山黑水》是在劳改农场零下40度写成的。我把林彪写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东北战场的统帅，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给了江泽民审查，由中宣部下文后出版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或军委。”
一天夜间，陈沂从迟浩田那里赴宴归来就和我通了话，说他在饭桌子上刚和迟浩田说了个开头，老伴马楠就干扰他，不让他说下去。马楠在1950年初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时，当了《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陈沂从右派复职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她出任上海市的文化局长。陈对自己部下可以说一不二，对自己夫人总是敬畏三分。陈沂告诉我，他有另一条思路，马上去找新任军委领导，让他来为《雪白血红》说话。前些年这位领导在上海时，对他很尊重，他俩关系非常密切。
大约五天后的清晨，陈沂要我马上去，说已见过军委领导，满意他的表态中肯。我高兴地去了。一进门，见原总政文化部长徐怀中在座，他也是来听陈传达军委领导的态度的。陈说：“他看了杨尚昆给他的信，认为，如何表现我军的重大战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问题就挖一锹土把它埋了。这是历史，总政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只让一个作者来负责吧？对作者只是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要保护作者。”徐怀中说：“这本书，编辑在处理上有责任，他们老想去冲撞禁区。只要删除书中对林彪的描写，只需去掉250多个字，恐怕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不过，还是出事了。分管文宣口的总政副主任与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后来小马告诉我，他被关在总政警卫连的楼上。我大惑不解的是，小马是被指派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对战争生活也是一知半解。他虽是责任编辑，只是给书稿做了些文字修饰。按规定，这部书必须经过“三堂会审”，主任看过，社长看过，都署有“同意”的批示，为什么单单的只抓一个小编辑？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总政治部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济南军区的政委正在青岛警备区检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红》，跑遍全城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说，谁转让他一本，愿出300元的代价；武汉军区请示总政，说市面已没有此书出售，望能批准自己印刷发给部队；南京军区报来印数需5万册，干部人手一册，连队一个班一册；北京军区认为这是在扩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级干部中进行……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最后，军委领导审时度势，又作出了改弦更张的决定。总政主任杨白冰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借机宣布：“《雪白血红》一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我们还是准备解除对作者张正隆、编辑马成翼的监禁。”杨白冰点着在座的64军政委说：“我们把张正隆放了，你们64军不要对他有任何歧视。”当时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口头宣布，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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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7年10月3日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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