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观清口述历史》 01 慈母与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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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歙县金滩村的汪观清祖屋， 祖父在江苏启东经商赚钱所建， 1931年汪观清出生在这里

一、 慈母与游子
      有一个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好吧，我就借用一下，以此开始我的自述。
      我的祖籍是徽州，在安徽的新安江以南。历史上的徽州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徽商徽菜等等，都被称为徽文化，而且随着徽州商人的脚步，影响遍及海内外。这里人才辈出，古有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近有一代宗师胡适，人民教育家、倡导生活教育理论的陶行知。光是清朝，状元就出过十多位。
      徽州山清水秀的自然条件和贾而好儒的人文环境， 为一个画家的成长，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可以说，徽州是我的根，也是我倾注无限情感、终身留恋、引以为傲的地方。 1931年，民国二十年，农历辛未羊年，我出生在那里。祖父为我取名汪仲良。
      年轻的读者可能觉得那是一个岁月久远的年代，如同电影里的画面，遥远而陈旧。然而，对我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我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共和体制，但仍是军阀混战，武夫治国， 1931年还发生了混乱的中原大战；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年，绵延中华大地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但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俗还残留在人们的生活里；五四运动已经逐渐由一场游行，演化成一种思想形态，蔓延开来，它的触角正渐渐渗入到每一个角落。具体到我所生活的歙县金滩村，那是典型的中国江南的一个乡村，其情形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中的描写非常接近。
      我初生时，家里是祖父治家，就从我的祖父谈起。
      徽州男人世代重复着一种固化的人生模式：成家立室—外出谋生—晚年返乡。我的祖父也不例外，但他的外出谋生，相较别人，多了一份传奇色彩，应了世人常说的那句“善有善报”的老话。早几年，我发动乡民写村史时，听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祖父年少时，生活困苦，十二三岁给人当长工以谋生。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贪睡赖床的年龄，可是祖父每天必须天不亮就起床，乘着朦胧的晨色，抑或是稀朗的星光出门，拾捡狗屎，作为主人家土地的肥料。除了起床要早，每天还要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放牛、砍柴，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劳动。日子单调而清苦，但祖父是勤劳和乐观的。
      西方有句格言，大致的意思是说，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勤奋的人。一天，祖父照例重复每天的活计，他在路上捡拾狗屎牛粪。经过路边的一个亭子时，祖父意外地瞥见路亭的石凳子上有一个包裹。一望便知，应是旅途中在此歇息的人不慎遗落的。天光刚刚启亮，祖父看看天色，想，落下包裹的人应该也是天亮赶路，不会走太远。于是，祖父拾起包裹，沿着乡路快步追赶，逐渐赶上一个渐渐清晰的背影。一问，正是包裹的主人。对方感动之余，当即拿钱酬谢祖父，再三请祖父收下，祖父自然拒绝了。双方告别时，那人给祖父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写明联系方法、详细地址，及交通方式。并告诉祖父说，哪一天你想从徽州出来谋生，可以写信给我，会有人安排你怎么走，并给你路费。
如果没有后来祖父离开徽州，这不过是他人生旅程中一件可以被忽略的小事。这件事之后，祖父继续如常地生活。不久，按照徽州的传统，祖父到了外出谋生的年龄。他想起那张名片，尝试着按照上面的地址发出一封信。果然就得到了回讯、路费，以及如何去江苏启东的水、陆交通的指路条子。祖父梳好辫子，背上包袱，在家门口搭上去杭州的木船。雾霭中，我的祖父悄立船头，远离家乡，去了江苏启东青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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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家族中，祖父的故事每个人都知晓，我也常给我的孩子及认识的人讲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相信任何人都希望和有德者共事。诚实为人、信守承诺，成为我一直恪守的行为准则，也是我对周围人的诚恳建议。
　　祖父到启东后，在杂货铺里做伙计。年后，返乡，结婚，成家。之后有了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几年后，祖父的第一位妻子过世。再之后，祖父和本村滩头的方氏寡妇，即我的祖母结婚。结婚时，祖母带来了三个江姓女儿。

　　我的祖父勤勉而恪守本分， 同时也有徽州人与生俱来的敏锐商业意识。几年以后，他开始尝试做一些生意。新安江流域盛产茶叶，渐渐地，祖父将家乡的茶叶等特产，带到启东销售，生意越做越大。及至后来，自己立业，创立茶行，取商号“恒源祥”。生意有了规模之后，祖父的两个女婿和两个孙子（大货、小货）也跟随过去，帮助打理生意，并在当地生根、开枝散叶。我三姑父和大伯父的后代至今还生活在启东。

　　祖父在启东做生意期间，祖母像所有的徽州女人一样，在家侍奉长辈，料理家务，照顾子女。祖父也像所有的徽州男人一样，将生意上赚来的钱寄回家，买田置地，盖起了大房子，一家人逐渐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期间祖父和祖母有了五个孩子，二子三女。我父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祖父在九十五岁过世，一个月后，小他十岁的祖母也离世了。祖母死于脑溢血，在所有的子孙里，她最疼爱我。弥留中，祖母一直坚持等到我回去。看到我，笑了，随即驾鹤西去。

　　我祖父的堂屋命名为“耕莘堂”，有一块木匾悬挂在中堂厅上，是“农耕莘莘学子”的意思。这也是我后来取名号“耕莘堂主”的缘由。

　　尊奉徽州传统， 我父亲在十六岁时娶我母亲为妻。母亲比父亲大三岁，我婶婶比叔父也大四岁，这样的结合在徽州很常见。在以农耕为主的徽州乡下，组建家庭时，夫妇的年龄一般都很小，如果女方的年龄稍长些，就能更早地承担更多的家务。

　　我母亲是缠过足的小脚女人，认识几个字，娘家在我们村的河对岸，以方姓为主的瀹滩村。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家族经济状况在祖父的经营下，已经相对殷实。父亲这一辈不再需要像祖父当年那样，因为生存的压力而盲目地出去讨生活了。婚后不久，父亲和叔父一同到上海当了学徒。我童年的时候，记得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母亲在操持，父亲偶尔会回乡，从上海带回些新鲜玩意儿。

　　我的母亲有着一切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她坚韧、勤劳、善良、宽厚。母亲每天在晨曦微露时起床，开始劳作的一天。她为全家人准备早饭，侍奉公婆起床，喂鸡喂猪，照料田园，然后带着当午餐的玉米馃子，扛着农具，步行上山，去料理山上的几亩山田。有时逢上农忙，她踩着小脚，每天十里山路，往返于家与田地之间，一忙就是整整一天。天黑了，地里看不见东西了，才肩背一捆柴草下山回家，真正的两头见星星。而家里，还有一堆的家务在等着她。当年，母亲是家里十个人中唯一的壮年劳动力。

　　对于一个徽州女人来说，似乎生来就要操持家务，辛勤劳作。当辛苦成为常态，在岁月的流逝中，体力的付出就逐渐成为一种适应和习惯。但是，我的母亲却在内心承受了比常人更多的仁忍和辛酸，那就是与子女的生离和死别。

　　我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几年后，陆续又有了弟弟和两个妹妹。姐姐秀莲生下不久，我母亲生病。祖父就请人来占卜，占卜的人说，姐姐属牛，母亲属牛，母女属相相克。祖父本就重男轻女，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姐姐幼年就被送给同村的族人家，做了养女。姐姐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被送走后，母亲再也不能对女儿悉心疼爱、嘘寒问暖。这种骨肉的生生分离，让我的母亲万分痛苦。

　　姐姐的养父母一直务农，家境不如我家，她在生活上就难免受苦。母亲惦记女儿，但也只能在路边遇到的时候，多几声询问和叮咛。回家后，心疼，只会默默垂泪。我们几个兄妹后来都读了书，在各自的领域有了不同的成就，只姐姐因被送人而无法接受教育，和我们的人生境遇产生了巨大落差。每念及此，母亲总有深深的同情和遗憾。



图2：母亲与五个孩子在祖屋前合影。哥哥和弟弟过世后， 汪观清成为家中唯一的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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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汪观清与父亲，晚年的汪父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生活

      图 3：汪观清与父亲，晚年的汪父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生活

      更为不幸的是，我的哥哥，家中的长子，十岁那年得了病，在多方医治无效后过世；第二年，弟弟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离世。母亲为此悲痛难抑，痛不欲生，在地上打滚哭唤。当时父亲远在上海，虽然也悲痛，却无法花很多时间来陪伴母亲，给予安慰。对于我的母亲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光。
      母亲独自面对这些苦楚，一直很少向人倾诉，但我有时会试着去体会和理解她的心境。母亲后来对我说起过弟弟过世的经过。她说，家人见弟弟下午玩耍后睡在床上，初时，以为是玩累了，在休息，不以为意。晚饭时久叫不醒，用手触摸，才发现已经没了呼吸。现在想来，应该是得了脑膜炎之类的急症。
      因为有这部自述，我想提一下我哥哥和弟弟的名字，算是对离去几十年的手足的怀悼。我哥哥的名字是汪仲书，弟弟汪仲富。我母亲一生的一部分时间是用来思念儿女的。她会充满愧疚和怜惜地谈起姐姐，无限思念地忆起哥哥和弟弟。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几十年来，我每次回乡，总是乘船到河对岸去探望姐姐，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今，我们都已到耄耋之年，愈发姐弟情深。2014年清明，我回乡，适逢姐姐九十岁寿诞。我请来近亲五十余人同贺，并特意作《牛羊松图》，题款“仁义值千金，击角歌有情”送给姐姐。姐姐属牛，我属羊，松树寓意我们身体的健朗和精神的蓬勃。
      哥哥和弟弟离世后，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家人生怕再出事，都特别疼爱我，祖父再次请人卜卦。占卜的人说，要将我过继给山上庙宇里的观世音菩萨才能活命。为保住汪氏这一支唯一的血脉，家里人丝毫不敢怠慢，带我到了村后山的杨梅坎寺院。
      寺院里仅有一个和尚，德宝师傅，村民们都叫他“德宝师”。行过拜师礼后，师傅给我穿上小和尚衣服、披上香袋，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改了名字。师傅说，就叫观清吧。于是，我从汪仲良正式更名为汪观清，那一年我七岁。
成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事业，但每次回去，都会上山去探望德宝师傅。五十年代，政府动员僧人还俗。德宝师傅就地还了俗，就在庙里结婚，成家，转变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三十岁那年，回乡探望父母，德宝师傅闻讯，也赶到我家。师傅来得匆忙，进门后，既不落座，也不饮茶。只是反复催促，叫我快给他画一幅像。我请师傅坐在竹椅上，自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在他的一再催促声中，我用十分钟时间完成了一张他的速写画像。师傅急切而又喜悦地拿着画像催我快签上名字，然后风一般，笑吟吟地快步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渐渐有了成就之后，在家乡也算名人了。德宝师傅下山，到村里小卖部买东西。听人说，我的画难求，他就和人打赌，说可以立即轻易拿到，赌资是三两酒。那天，得到画像后，师傅一边将我画的画像示人，一边骄傲地向众人解说：“你们不知道，我是他师傅，他的名字都是我给取的呢！”这正是师傅乐观、谐趣的地方。
      德宝师傅八十多岁过世，生前有爱吸旱烟的习惯。一杆九寸十三节虎头蛇尾的三色铜镶竹烟筒伴随他多年，从不离身。材料是师傅自己到竹林中选来的，烟筒取自细竹，必须趁着新竹笋的时候精心加工裁制。这支烟筒因使用的年头久了，已经呈现出厚重的紫红色，是他的心爱之物。师傅过世之前，特意将烟筒托人转赠予我，以做留念。这支沉淀着德宝师傅情谊的烟筒，我珍藏至今。
      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别人的生命里留下痕迹，德宝师傅给予我的最大的印记，是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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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母亲的感情是一种深深交融的亲情。母亲第一次来上海，是在我的哥哥弟弟去世，我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后。因为异常宝贝，母亲决定把我送到父亲身边，过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她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离开徽州，去往上海。
　　
　　那一次，我们从金滩村前的新安江乘船，顺流而下，行了七天，先到达杭州，再从杭州转乘，坐火车来到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家乡。伴随着蒸汽的汽笛，飞驰的火车，沿途的景观，都让我觉得新奇、兴奋。母亲在上海呆了两个月，带着小妹妹秀云返回徽州，留我和大妹妹秀英与父亲在上海一起生活。
　　
　　此后，母亲一直生活在徽州。很多年，为了看望她、照顾她，我便不停地往返于上海和徽州之间。特别是母亲晚年，身患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经常突发心绞痛。那时，只要家乡一有电话打来，一听到母亲身体不适的消息，无论我在做什么，都会立即向单位请假，回去陪伴。当然，顺便带上创作任务。
　　
　　五十年代，从上海到徽州，虽然已经不像第一次和母亲出行那样，要水路交替，舟车劳顿，但仍需要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后来路修好了，减少了些颠簸。当时，也有安徽练江牧场的车，往返于上海和歙县之间运送奶制品，我便常搭乘牧场的运输车，或者随车托送些东西给母亲。再后来，“文革”之后，我所工作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不再要求创作人员坐班，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乡下照顾母亲。
　　
　　我总是竭尽所能给母亲最好的药品和照顾，我稿酬的一部分都用在了母亲身上。早年生活条件受限的时候，我曾经为了给母亲治病，卖掉过自己心爱的一块金表。对母亲的关心和照顾既是我们的母子情深，也是徽州文化中传统孝道在我身上的体现。
　　
　　1988年，母亲病危，我赶回去照顾，母亲很快就好起来了。村里人都说我母亲命好，说她每次生病，生的是想儿子的病，儿子一回来，病就好了。
　　
　　但是母亲的身体仍然虚弱，我每天陪伴着她，她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我坐在边上和她说话。午后的风静静地从堂前穿过，乡间的燕子在檐下进进出出。那一年，正赶上我在日本要开画展，再过三天，画展就要开幕了，我人还在徽州。为了不耽搁远在国外的画展，我尽量温和地、缓慢地对母亲说，县里的领导让我去画幅画，就去几天，很快就回来，有事可以叫人到县里找我。母亲答允后，我立即回到上海，奔赴机场，赶去日本。出发前，考虑到母亲病愈不久，为免她挂念，我事先安排，特意买了许多食用的东西，请村里邻居每隔三四天，带着东西去看望她，就说是儿子捎来的。
　　
　　日本画展甫一结束，我即刻回到上海，第一时间转道回到母亲身边。
　　
　　见面后， 母亲疑惑地问： “不是说就去几天吗？怎么去了十一天， 这么久啊！你是不是回上海了？”我又温和地、缓慢地向她解释： “我去日本了，因为有一个画展在那里，画展一结束，马上回来陪你了。”母亲听后，很是心疼，说： “你去那么远，不要这样急急忙忙地赶回，太辛苦！”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和照顾母亲，我有时会在家乡完成部分创作。
　　
　　我住在祖屋的楼上，偶尔晚上工作到十一二点钟。万籁俱寂中，总能听到楼梯上响起细碎的脚步声，我的患有眼疾的母亲手扶楼梯，借着微弱的灯光沿阶而上。或为我送来烤火的竹火笼， 或是一碗覆着毛巾的红枣莲子汤。她并不打扰我的工作，总是轻声开门，把东西放下，在我的搀扶下悄然下楼，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
　　
　　母亲一生热爱劳动，也习惯了劳动。只要身体稍好就去劳动，有时身体不好也去，她去挖河滩边的沙地，出一身汗，病就好些。母亲那时已经患了青光眼，视力很不好，严重时看不清人。一次，没有事前通知母亲，我从上海回去。找她，见她在河边沙地劳动，我示意边上的村人不要作声，我也不说话，接过她手里的锄头，在边上帮忙干活。她感觉身边有人，却不知道是谁，就说： “你这个哑巴，人真好，经常来帮我做事。”逗得村人忍俊不禁。
　　
　　母亲为人节俭， 总是省吃俭用， 对他人却很豁达大方。遇有困难的乡邻借钱， 她总是有求必应， 每次亲戚朋友人情往来， 母亲也总是在用度和馈赠上毫不吝惜。母亲的这种可贵的品德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在乡下陪伴她的时候， 偶尔会找些借口， 或生日， 或节日， 往县里打一个电话， 出钱包场电影来村播放， 或请剧团来演戏， 乡民们看得都很开心。每次演出的背后布景都由我来手绘， 有人开玩笑说， 这是最昂贵奢华的布景。

　　1985年， 牛年。我的画展要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这之前， 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在县医院开刀做了手术。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我一直在照顾术后的父亲。画展开幕的前三天， 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按照我的想法，计划将父亲转去一家中医院，调理一段时间再回乡，我认为这样比较妥当，也比较放心。但父亲认为手术成功，自己身体已经无恙，执意出院，说回家后继续休养。考虑到有姐妹和外甥照顾，我虽然犹豫着，但也略略安心。于是，用车将父亲送至渡口附近，他们乘船十里，就到了金滩渡口。下船后，离家剩下很短的距离，是一段坡路。父亲不以为意，拒绝外甥抱他上坡，且因为出院，内心高兴，身体动作大了一点，刚一进家门就感觉不妙。

　　其时，我刚准备动身去合肥，得到消息，立即掉头回乡，却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父亲突发心梗过世，我未及见到他最后一面。第二天上午，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便匆忙赶往合肥，以便赶上次日上午在安徽省博物馆的画展开幕。父亲是八十三岁那年过世的，三年后，我的八十九岁的母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母亲弥留之际，我家里所有的人都赶回去了。见到两个重孙辈，母亲非常高兴，但终是回天无力，母亲还是去了。为母亲办理丧事时，自发来了很多吊唁和帮忙的人。社会上常说用脚投票。这么多人的到来，就是对我母亲一生最好的评价。

　　为母亲送葬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的船把别人的船碰坏了。对方听说是汪观清的母亲办丧事，也没计较。二十五年后，我偶然听说那位大度的船民病重住院，便画了一幅画托乡友代赠，以表慰问，也是了却了我一直惦记的情。

刘志刚

厚德载物

pwq737

很动人[em207]

连迷乖乖

好文章，拜读了。

盟员

汪观清同志不仅画，绘得好，文章，也文彩飞扬，真只是画章双绝。

盟员

趁着脑子还能记忆，撰写回忆录，这点很好。